龙年刚过，就在癌友们短暂忘记病痛，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医生和官员们却偷偷攒了一波「大招」，给广大肺癌患友们送上了一份「龙年大礼」：   2024年2月16日，美国食药监局（FDA）批准第三代EGFR靶向药物奥希替尼联合含铂化疗用于治疗携带EGFR19缺失或EGFR21 L858R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这样的消息，对肺癌患者们来说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联用方案的两种药物都很重磅： ● 奥希替尼可谓肺癌患友们的「梦中情药」，作为近年来最重要的肺癌靶向药物之一，它直接帮助肺癌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跨越了一年，在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中，最高达到19.4个月，直接让EGFR突变的肺癌患者体会到了「慢性病」的管理体验； ● 而含铂化疗自不用多说，作为肺癌治疗的基石疗法，它几乎可以让所有肺癌患者均能获益，中位生存期也能接近一年。 如今，随着我们临床的不断推进，两种重磅疗法终于获批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强强联合的组合疗效也超乎了大家的预期：中位生存期达25.5个月，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数据都非常亮眼。 但这样的联合，是否真的有益于患者，医生们却吵起来了：争议的核心，在于一股脑将所有的「王炸」都打出去，一旦后续治疗耐药后，患者们很有可能面临“无药可用”的窘境。 那么，这组强效联合方案是否能真正给患者们带来帮助？接下来我们详解它的疗效数据。 强效组合获益明显，不良反应却更多 此次奥希替尼与含铂化疗的获批是基于其临床FLAURA 2研究的最新数据。这一研究共纳入557名未经治疗的EGFR基因突变（19del或L858R）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按1:1随机分配接受奥希替尼联合化疗（培美曲塞和铂类）治疗，或奥希替尼单药治疗。 数据截止时，联合治疗组患者客观缓解率（ORR）83%，中位PFS 25.5个月，2年无进展生存率57%；而单药治疗组患者ORR 76%，中位PFS 16.7个月，2年无进展生存率41%。奥希替尼联合化疗较奥希替尼单药治疗，让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降低了38%。 奥希替尼联合化疗延长患者PFS 在各亚组中，联合治疗也是全面占优，尤其是在L858R突变亚组和脑转移亚组中优势更大： ● 19del亚组中，联合治疗组中位PFS 27.9个月，单药治疗组19.4个月； ● L858R亚组中，联合治疗组中位PFS 24.7个月，单药治疗组13.9个月； ● 基线时有中枢神经系统转移亚组中，联合治疗组中位PFS 24.9个月，单药治疗组13.8个月； ● 基线时无中枢神经系统转移亚组中，联合治疗组中位PFS 27.6个月，单药治疗组21.0个月。   对于肺癌EGFR突变的患者来说，这确实是相当牛的治疗数据，堪称目前的「最强方案」。但同时，化疗的加入也带来了更多的不良反应。研究中联合治疗组64%的患者报告了≥3级的不良事件，38%的患者报告了严重不良事件，5名患者因不良事件死亡；而单药治疗组中≥3级不良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的报告率分别为27%和19%，1名患者因不良事件死亡。   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组不良反应更多   总生存期获益不明，研究结果备受争议 抛开副作用不谈，这个联合方案也存在不小的争议：目前对于EGFR突变NSCLC的治疗方案主要有两类： 01 第一种是逐次升级。一线使用一代、二代EGFR抑制剂，耐药后换成奥希替尼等三代抑制剂，再次耐药后改用化疗。 02 第二种是一步到位。一线直接使用奥希替尼，但奥希替尼耐药后通常没有合适的靶向药可继续使用，只能使用化疗。 通常来说，临床医生大多偏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奥希替尼副作用小，疾病控制时间长，对脑转移患者也有较好的疗效。   但日本一项回顾性研究却显示，采用第一种方案治疗的患者，总生存期要比第二种方案长接近1年。这两种方案哪个更好，或许还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证明。   而FLAURA 2研究中，一线直接使用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的方案，甚至比以上“一步到位”的方案更直接！一次性用光所有重磅武器，如果患者耐药，届时可能只能选择一些更为后线，疗效更不明确的化疗方案。相比奥希替尼，一线直接联用奥希替尼和化疗能否带来总生存期的获益仍未可知。   在另一方面，一线使用奥希替尼联合化疗获得更长PFS的代价也很沉重。在既往的一些评论文章中，国内肺癌治疗的权威吴一龙教授强调，联合治疗组≥3级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54%，接近单药治疗组（11%）的5倍；而且联合治疗组患者需要每3周前往医院注射化疗药物，持续两年，在生活上也会给患者带来很多不便。   也就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在中华医学会胸部肿瘤学组的一项调查中，在明知联合治疗可以将复发延迟9个月的情况下，无论是患者、家属，还是医生，均有7成以上表示会选择单药治疗。   患者、家属和医生均有7成以上选择单药治疗 肺癌患者还有更多潜在选择 除了本身总生存期获益不明，副作用多，治疗不便外，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案还面临许多更为先进的疗法的竞争，比如抗体偶联药物、双特异性抗体、MET抑制剂等，特别是奥希替尼耐药的一个主要机制就是MET扩增。 在去年的ESMO大会上，就有一项三代EGFR抑制剂拉泽替尼联合amivantamab（靶向EGFR和MET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NSCLC的研究，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相比奥希替尼单药治疗降低30%，OS也有获益的趋势。另外，奥希替尼和MET抑制剂赛沃替尼联合一线治疗NSCLC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

癌症治疗，患者们本应该遵从正规的医学治疗，但在我们身边，却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癌症治疗「怪现象」，让癌友们在抗癌过程中面临各式困局，严重妨碍了正常的抗癌治疗，甚至于影响到患者们的生存期！   这些怪现象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做个大起底揭秘，让患者们擦亮双眼，远离这些骗局！ 三天两头一次「治愈谣言」 夸大宣传太骗人 细数去年2023年中出现的「癌症治愈」新闻，一大堆夸张的新闻就能塞满我们的手机： 120万/针的天价抗癌药可以治愈癌症！ 一天一滴大麻油，癌细胞全被杀死！ 癌症疫苗即将问世，一针即可清除癌细胞！ …… 诸如此类的消息不断充斥着我们的社交媒体中，三天两头就需要辟谣一次。 究其根源，就在于网络时代自媒体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标题党出没，希望吸引无良流量，炮制出一篇篇“耸人听闻”的消息来，这和前几年流行的「震惊体」别无二致。 以刚刚的新闻举例，120万/针的疗法是已经在国内获批上市的CAR-T治疗，它确实对诸如淋巴瘤、部分白血病患者有着神奇的效果，有机会实现临床治愈的目标，但对绝大多数实体瘤（例如肺癌、肝癌等）而言都疗效一般，更是远远达不到“治愈所有癌症”的标准。 而癌症疫苗同样如此，只是在临床试验中的一些初步进展，在无良自媒体中就被神话为“一针清除癌细胞”，太过夸张。 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谣言的杀手锏多是“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将一些临床阶段的数据过分解读，制造攻克癌症的噱头。大家一定要加强分辨能力，切莫在这些谣言中花费大量时间甚至金钱。 坊间传闻太多 五花八门的偏方都能治愈癌症？ 这样的故事，在你周围一定发生过： 它们可能是： “前年，我大姨夫就是得的肺癌，晚期了，医院都不给治了，后来跋山涉水、踏破铁鞋，来到某某村/某某寺/某某道观/甚至是某某大桥下，找了某某大师，开了一副抗癌药。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成分，但是效果挺好，现在癌症都治好啦！要不要试一试？”一位要好的同事，在办公室里与一位癌友家属闲聊。 又或是： “前两个月，我做完放化疗感觉免疫力低，乏力、没有精神，于是加入了辟谷班/吃了灵芝孢子粉/吃癞蛤蟆肉炖鸡蛋，感觉效果很好……”病友A，漫不经心地在癌友群里分享道。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别人漫不经心的一句谣言，很有可能就是“害死”癌友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他们都不是专科医生，他们没有能力为你提供真正靠谱的治疗方案。但是，他们有一副人畜无害、平易近人的外表，让你亲近、让你安心、让你容易相信。 那个向你推荐某某大师的同事，他真的是病人吗？他真的了解病友的治疗情况吗？——没准，大师的治疗根本就没治好；没准，那位病人根本没吃大师的“神药”，接受的还是正规的治疗呢；没准，同事只是随口一说，压根没有这么一回事呢…… 那个说自己吃了癞蛤蟆肉炖鸡蛋的病友，或许他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他忘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使不吃这些东西，在放化疗结束一两个月后，各种副作用和不适本就会逐步缓解直到消失，怎么就归功于那碗癞蛤蟆肉炖鸡蛋了呢！ 至于各种电视、网络、广播、以及各种自媒体上，充斥着的夸大宣传、虚假宣传，他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利用癌友的求生心切，赚取眼球、博取利益，更是做着人性最大的“恶”。 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各位癌友们一定要睁大自己的“火眼金睛”，分辨好民间良莠不齐的各类抗癌谣言，避免上当受骗。 信奉「食疗主义」 吃什么东西都要管的过宽 偏信“酸碱学说”，信奉“食疗主义”，甚至要干涉癌症患者的正常饮食，也是我们目前抗癌过程中的一大怪现象。 肿瘤病人到底该如何“吃”，中国人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民间智慧”，虽然不乏闪光之处（比如通过大量摄入“花生衣”来“补血”，一定程度地升白细胞），但其中误区更多。 首先，是基于传统医学和民间传说的各种忌口——羊肉大葱是“发物”不能吃，姜蒜辣椒吃多了容易“上火”不能吃，鸭肉、螃蟹甚至冬瓜都是“寒性食物”不能吃…… 少数较真的病人把所有潜在的不能吃的忌口食物清单一列，剩下能吃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要严格执行全部的戒律，估计除了饿死，别无他法。 事实上，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除了极少数疾病（比如对特定食物过敏）和特殊病情（比如食管癌患者、肿瘤浸润深度很深，马上要食管穿孔的病人，此时不宜进食辛辣刺激性食物，也不建议摄入质硬、带尖刺的东西），单纯从营养学上讲，并不存在所谓的忌口。只要食材安全、烹饪合理，均可以食用，而且鼓励“海纳百川”、均衡膳食。 其次，是受各种民间习俗和厂家商业营销的洗脑，给肿瘤病人推荐各类“补品”，不仅浪费钱财，毫无作用，有时候反而加重了肝肾负担，得不偿失。 冬虫夏草、灵芝孢子粉、铁皮石斛、白黎芦醇、海参、人参……中国人的“补品”清单越列越长，可这些健康人平时并不会大量服用的“保健品”、“营养品”，到底功效几何，甚至安全性如何，依然有待商榷。预处理、存储不规范的虫草甚至时不时被揭露重金属超标，从而可能导致本来就器官功能不全的肿瘤病友雪上加霜。 因此，对于癌症患者的饮食，请各位癌友及家属们一定要相信科学，做好积极的营养支持治疗，才能最大限度的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 还在鼓吹放化疗“有害无益”？ 这些人不是蠢就是坏！ 从癌症的规范治疗在中国逐渐普及后，化疗作为癌症最基础的治疗手段一直承受了不少“非议”。 相信在所有患者治疗的第一步，一定会有一场家庭会议，来决定患者是否接受化疗治疗，并且一定会有一位亲戚跳出来或直接或拐弯抹角的提出意见：化疗会让患者死得更快。（更有些极端的，全盘否定所谓的“西医”，认定一旦接受癌症的规范治疗，患者就“死定了”） 先给这部分人下个定义：2024年了，还这么认为的亲戚朋友，不是蠢，就是坏！ 首先说蠢的那一波，一定是信了刚刚我们提到过的各种“民间谣言”，又或者被某位披着神秘外衣的大师给忽悠了，认定了患者做了化疗就会“命不久矣”，而医院里所谓的癌症“正规治疗”，都是用来骗取病人钱财的。 拜托，如今就连爷爷奶奶们都会刷抖音了，你还坚信这些上个世纪的谣言，不是蠢是什么？ 化疗作为癌症治疗的基石治疗手段，在一百多年的癌症治疗发展史中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如今，我们对于各类化疗药物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它可以大幅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这些临床数据都是建立在现代医学中数千甚至上万位癌症患者的临床实验中得出来的，是一代代肿瘤研究者与医生们耗费了无数精力得出的瑰宝。用一个不恰当的形容词叫做“铁证如山”。（针对某些癌症，例如血液肿瘤等，化疗甚至可以直接治愈癌症） 而如果你问那些反对化疗的人这么说的依据在哪，他们可能会支支吾吾半天：“隔壁老王说的。” 个例永远是个例，更何况这些道听途说的个例真假参半。如果真的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奇迹的发生，那只能认为这是一个不合格的赌徒。 至于坏的那一波，明知道化疗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却反对患者进行治疗，存的又是什么心思？ 还有人劝你放弃治疗避免白白遭罪？“躺平式抗癌思想”也是怪现象！ 与那些不认可化疗的人们相比，还有一类人披着“佛系”的外衣，却做着类似的事。 这类人可能会告诉你：得了癌症很痛苦，花了大钱却治不好，不如好好享受生活，少受点罪，潇洒洒脱。 对于这类人来说，最适合回敬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是你自己患癌，你还会这么想吗？ 事实上，人们对于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希望去理解和共情，但我们永远无法真实的体会到他人的感受，特别是事关生命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盲目给出的建议，反而可能给患者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

2024年2月16日，美国生物技术公司Iovance Biotherapeutics的AMTAGVI™（lifileucel, LN-144）被FDA加速批准用于PD-1耐药的晚期黑色素瘤患者[1]，成为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TIL疗法。   据悉，lifileucel的定价将高达51.5万美元，比广为人知的天价抗癌药CAR-T还要略贵一些。 什么是TIL？和CAR-T有何不同？   TIL疗法全称叫做肿瘤浸润T细胞疗法，与CAR-T类似，也是一种治疗癌症的细胞疗法。 在血液肿瘤中，针对CD19、BCMA等肿瘤抗原的CAR-T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绝大多数的实体瘤却缺乏这样统一的肿瘤抗原，取而代之的则是由基因突变产生的、个性化的肿瘤新抗原，阻碍了CAR-T疗法在实体瘤中的应用。 不过，在实体瘤里浸润的淋巴细胞（TIL）天生就能识别肿瘤新抗原，只不过被肿瘤微环境抑制了功能，戴上了枷锁。而解开TIL身上枷锁的方法有两种： ● 一是用药物阻断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信号，如PD-1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 ● 二是让TIL细胞脱离肿瘤微环境，在体外扩增激活，这就是TIL疗法。   以本次获批的lifileucel为例，接受治疗的患者需要先通过手术切下一小块肿瘤组织，之后分离培养其中浸润的T细胞，最终输回患者体内，发挥抗癌作用。 TIL的疗效怎么样？ 本次lifileucel的获批主要依据II期临床研究C-144-01的数据[2]。这一研究共纳入153名晚期黑色素瘤患者，全部接受过PD-1治疗，其中81.7%还接受过CTLA-4治疗。在lifileucel治疗后，这些患者中8人完全缓解，40人部分缓解，ORR 31.4%，中位PFS和OS分别为4.1个月和13.9个月。 153名患者中8人完全缓解，40人部分缓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TIL疗法和其它免疫疗法一样，也具有长期获益的特点。在中位随访27.6个月后，lifileucel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仍未达到，已有41.7%的患者持续缓解超18个月。 获得缓解的患者复发很少 TIL还可以用于哪些癌症？ 目前TIL疗法的临床试验中最常见的肿瘤类型是黑色素瘤，其次是非小细胞肺癌、卵巢癌、头颈癌、宫颈癌等，与PD-1抑制剂适用的癌症类型较为相似。 来自同一家公司的另一种TIL疗法产品LN-145已经在PD-1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获得FDA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FDA也表示可能会加速批准LN-145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3]。 另一方面，TIL疗法也具有进军前线治疗和与PD-1联用的潜力。C-144-01研究中就存在肿瘤负担较小的患者疗效较好的现象。而在另一项研究中，lifileucel与K药联合一线治疗，ORR能达到60%，完全缓解率也达到30%。 将来，TIL疗法或许也能像PD-1一样广泛用于各种癌症、各个阶段的治疗。但在TIL广泛应用之前，它高昂的价格必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https://www.fda.gov/drugs/resources-information-approved-drugs/fda-grants-accelerated-approval-lifileucel-unresectable-or-metastatic-melanoma [2]. Chesney J, Lewis K D, Kluger H,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fileucel, a one-time autologous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 (TIL) cell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

对癌症患者来说，“能手术”一直以来都称得上是不幸中的万幸，毕竟能做手术往往意味着尚有治愈的机会。   不过大家也明白，肿瘤的状态不是非黑即白的，在“切完就痊愈”和“无法手术”之间，其实还有一段中间态——这一部分患者虽然有手术机会，但却面临很多问题：或是肿瘤体积太大，不好切；或是肿瘤位置不佳，手术风险大；或是有纵隔、淋巴结等处的转移，术后复发风险高…总之就是，手术能做，但效果无法保证。 为解决这个问题，医疗工作者们提出了围手术期治疗的概念。今天，我们就以非小细胞肺癌为例，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关患者生存的大事。 围手术期治疗的目标： 提升手术效果，降低降复发概率 围术期治疗按应用的时间大体分为两类——新辅助治疗和辅助治疗。新辅助治疗指手术前的治疗，目的是让肿瘤组织坏死、缩小，以提升手术的效果；辅助治疗则是指术后的治疗，可以扫除术后残余的微小病灶，以降低复发概率。 早在化疗时代，新辅助化疗和辅助化疗就已经应用到了早中期肺癌的治疗之中，但疗效较为有限，5年生存率的提升只有5%左右。 而免疫治疗的出现让早中期肺癌的治疗格局发生了巨变，CheckMate-816和IMpower-010两项研究的成功，让肺癌正式开启了新辅助和辅助的免疫治疗时代。免疫治疗高效低毒的特点，也让治疗得以从术前贯穿到术后，真正实现了“围”手术期治疗。 到如今，多个免疫治疗药物在肺癌围术期的数据陆续发表，今天我们就挑选其中的优秀代表：替雷利珠单抗，来看看它在围术期的表现带给患者朋友们多少惊喜。 助力手术，超四成患者 手术切除组织中没有活肿瘤细胞！ 替雷利珠单抗RATIONALE-315研究纳入了453例可切除Ⅱ-ⅢA期NSCLC患者，旨在评估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含铂双药化疗“新辅助+辅助”围术期免疫全程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2023 ESMO大会期间，我们就曾报道过研究初步结果的亮眼数据（早中期肺癌能否根治？这个数据你必须了解！），咱们先回顾一下其中的关键点： 一句话概括——pCR率（病理完全缓解率）、MPR率（主要病理缓解率）、手术率均创下同类研究历史最高纪录。 高达41%（对照组仅6%）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CR率），较同类研究20%左右的pCR率直接翻倍。这意味着，41%的患者经过替雷利珠单抗新辅助治疗后，其所有切除的原发灶和淋巴结中均没有残余的活肿瘤细胞！预示着更多患者有更高的治愈可能性。 84.1%的患者完成手术，为同类研究最高，避免患者错失手术机会。   以上数据，真切地说明了替雷利珠单抗新辅助治疗对于手术效果的提升，超高的pCR率也预示着良好的预后，留给我们很大期待。   减少复发 EFS公布为围手术期治疗获益再添力证 在最近的2024 ESMO Virtual Plenary上，我们迎来了RATIONALE-315研究的EFS（无事件生存期）数据公布：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显著延长EFS，相较对照组将疾病进展/复发/死亡风险降低了44%！1年EFS率达80%，2年EFS率达68.3%，替雷利珠单抗让超过三分之二的患者在2年时没有出现疾病复发！ RATIONALE-315研究的EFS数据 并且，EFS的显著获益在各患者亚组中均一致，无论II期和III期、鳞癌和非鳞癌患者，无论患者的PD-L1表达情况，均全面受益于替雷利珠单抗围术期治疗。RATIONALE-315研究作为首个成功且最大规模针对中国II-III期肺癌患者围术期免疫治疗的III期研究，这也意味着我们拥有了一个应用人群更广、疗效更优、获益更全面的围术期免疫治疗方案。 很多患者可能对EFS的概念还比较陌生，EFS全称叫做“无事件生存期”，这里面的事件包括肿瘤进展、复发、无法手术、因副作用终止治疗等等，这些事件对于患者来说都是坏消息。因此，延长EFS对患者来说意味着提高长期生存乃至治愈的可能性。这也在此次公布的OS（总生存期）数据中得到了验证，虽然数据尚不成熟，但首次OS分析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已显示出良好的延长趋势（HR：0.62，95% CI: 0.39-0.98），也让我们期待更长时间的随访结果。 如果说pCR数据还只是预示着患者获得治愈的几率，那本次公布的EFS数据可就实打实的证明了替雷利珠单抗能给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的显著临床获益。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患者朋友们关注，RATIONALE-315研究在术后免疫辅助治疗阶段创新性地采用了替雷利珠单抗400mg Q6W（每6周使用一次）8周期方案，相较于免疫治疗常规的200mg Q3W（每3周使用一次），400mg Q6W方案让患者仅需返院8次就能完成辅助治疗阶段。在兼顾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既减少了每次患者入院治疗的麻烦，也降低了家属需要陪护的时间和成本，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面世，以替雷利珠单抗为代表的免疫治疗药物会在肺癌围术期治疗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造福更多患者。 一贯优秀，免疫治疗优等生 替雷利珠单抗在围术期治疗中的优秀表现，只是它“生而优秀”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仅在肺癌领域，替雷利珠单抗就实现了非小细胞肺癌围术期治疗、鳞癌一线治疗、非鳞癌一线治疗、经治非小细胞肺癌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5大III期临床试验的全部报阳，可谓步步生花。 如此优异的疗效，源于它独特的药学优势。替雷利珠单抗的Fc段经过了特殊改造，不会引起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吞噬作用（ADCP），避免了对T细胞的消耗。同时，替雷利珠单抗还具有亲和力高、半衰期长、抗肿瘤活性高等特点，为它在临床上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基础。 归功于广泛的临床研究布局和优秀的疗效，目前替雷利珠单抗已有11项适应症纳入医保，为同类最多，其中包含3项晚期肺癌适应症（鳞癌一线治疗、非鳞癌一线治疗、经治非小细胞肺癌治疗），大大减轻了肺癌患者的经济负担。 近期，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用于可切除II~III期非小细胞肺癌围术期治疗新适应症的申请也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受理，我们期待这一适应症可以早日获批，尽快惠及中国患者！  

在各种武侠、修仙小说中，主角往往都要离开自己门派下山历练一遍，然后才能神功大成。而在癌症中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同样也是要到肝脏历练过后，才能成为真正的“癌中之王”。 不过最近，罗切斯特大学找到了在历练中截杀胰腺癌的方法[1]。他们发现在转移到肝脏之前，胰腺癌会先释放携带信号分子Netrin-1的外泌体改造肝脏中的环境，为转移做好准备。在小鼠胰腺癌模型中，使用Netrin-1抗体治疗不但延长中位生存期，更是让1/3的小鼠实现了长期存活。 目前，人类的Netrin-1抗体NP137治疗胰腺癌的临床试验已经开启，在2023年3月完成了首位患者的给药[2]。 胰腺癌产生的外泌体携带Netrin-1分子，改造肝脏微环境，促进肝转移 胰腺癌可以说是最难以治疗的癌症，没有之一。造成胰腺癌难以治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起病隐匿，85%左右的胰腺癌患者发现时就是IV期；二是容易转移复发，即使发现较早可以手术的患者，也有80%左右会转移复发。 更关键的是，胰腺癌的转移过程就像门派弟子历练一样，还会习得很多原本没有的能力。研究显示在转移过程中，胰腺癌细胞的合成代谢、葡萄糖代谢等诸多同路会发生广泛的代谢重编程，提高胰腺癌细胞的生存能力，让其更加难以治疗。 不过对癌细胞来说，外出游历之路也很艰难，但作为“癌王”的胰腺癌为外出游历的癌细胞贴心的准备了一个“外挂”——信号分子Netrin-1。Netrin-1是很多癌症中都过表达的一个信号分子，是一种粘连蛋白样蛋白，在胰腺癌中可以抑制癌细胞的死亡。 更重要的是胰腺癌通常最先转移的部位是跟胰腺位置相邻、血脉相通的肝脏，而Netrin-1还可以对肝脏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胰腺癌在转移前就会分泌携带Netrin-1的外泌体，激活肝脏中的星形细胞，促进其分泌视黄醇。而视黄醇又会进一步上调转移到肝脏中的胰腺癌细胞的Netrin-1表达，增强转移癌细胞的存活性，形成一个正反馈。 两种不同的胰腺癌细胞都会产生携带Netrin-1（图中黑点）的外泌体 如果能打破这一正反馈，对胰腺癌的治疗应当很有帮助。研究人员在小鼠模型中测试了Netrin-1抗体治疗胰腺癌的效果。试验结果非常明显，Netrin-1抗体治疗不但大大减少了胰腺癌小鼠的肝转移负担，而且明显延长了小鼠的寿命： ● 接受PBS治疗的对照组小鼠最长存活46天，中位生存期37天； ● 接受Netrin-1抗体治疗的小鼠有1/3存活超200天，实现了长期存活，中位生存期56天。 Netrin-1抗体治疗减少小鼠肝转移负担（左），延长生存期（右） 目前，靶向Netrin的单克隆抗体NP137已经通过I期临床研究，证明了在人体中的安全性。后续针对胰腺癌的II期研究也已开始，在2023年3月完成了首例患者的给药。期待它能让“癌王”变得不再可怕。 除胰腺癌外，NP137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头颈癌、结肠癌、肝癌等多种其它癌种的研究也已开始，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1]. Dudgeon C, Casabianca A, Harris C, et al. Netrin-1 feedforward mechanism promotes pancreatic cancer liver metastasis via hepatic stellate cell activation, retinoid, and ELF3 signaling[J]. Cell Reports, 2023, 42(11). [2]. https://www.netrispharma.com/actualites/netris-pharma-doses-first-patient-in-pancreatic-cancer-clinical-study-with-np137/        

最近，两款中国自主研发的抗癌药迎来高光时刻，登陆美国售价暴涨30倍，狠狠收割了一波美国资本。 而在癌症的预防上，中国技术也实现了“遥遥领先”。由阿里达摩院开发的大数据模型PANDA，仅需胸部或腹部的CT平扫就可以识别早期胰腺癌等胰腺病变，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高达92.9%和99.9%[1]，首次让一般人群的胰腺癌筛查成为可能。 而且CT平扫可以说是医院里最常用的影像学检查之一，甚至一些体检套餐里都有。将来这些CT数据都可拿去让PANDA筛一下有没有胰腺癌，对患者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成本。目前，已有1名G1期胰腺神经内分泌瘤患者通过PANDA获得了治愈的机会。 胰腺癌是当之无愧的“癌中之王”。哪怕科学发展到了现在，免疫治疗、靶向治疗、ADC等新疗法层出不穷，我们对于胰腺癌依然没有什么好办法，5年生存率只有12%。 但如果能在早期发现的话，胰腺癌也没有那么可怕。在一项针对胰腺癌高危人群的筛查研究中，通过筛查发现的胰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达到了9.8年，远长于筛查外发现的患者的1.5年（「癌症之王」胰腺癌中位生存突破9.8年! 患者们靠的是这个「秘籍」！）。 只不过胰腺癌的筛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MRI和一次内镜超声，成本实在过于高昂，实在难以推广到一般人中。 相比之下，CT检查，尤其是无需造影剂的CT平扫就便宜多了，甚至很多体检套餐里都有胸部或腹部的CT平扫。但即使对于经验丰富的影像科医生来说，从CT平扫中识别早期的胰腺癌也极具挑战性，不过AI技术的发展让CT平扫筛查胰腺癌成为了可能。 针对胰腺癌位置隐匿，在平扫CT图像中无明显特征的问题，达摩院团队创造性的采用了“知识迁移”的训练方式，结合增强CT中胰腺癌的特征，建立了深度学习模型PANDA，可以检测胰导管腺癌（PDAC）、胰腺神经内分泌瘤（PNET）等8种不同的胰腺病变。在几个不同的验证队列中，PANDA都表现出来很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PANDA模型 在由108名PDAC患者、67名非PDAC患者和116名健康人组成的内部测试队列中，PANDA识别胰腺病灶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4.9%和100%，识别PDAC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2.6%和97.3%，其中识别I期患者和II期患者的灵敏度分别为97.1%和96.2%。 相比于影像科医生的平均水平，PANDA识别胰腺病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提高了14.7%和6.8%，识别PDAC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提高了34.1%和6.3%。相比于15名胰腺影像专家读取增强CT，PANDA通过CT平扫识别PDAC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也分别提高了13.0%和0.5%。 33位影像科医生读CT平扫（左）、15位胰腺影像专家读增强CT（中）和PANDA读CT平扫（右）对2例早期胰腺癌（上、中）和1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下）的识别对比 由于胸部CT是临床中最常见的CT影像，研究人又测试了PANDA使用胸部CT识别胰腺癌的能力。在63名PDAC患者、51名非PDAC患者和378名健康对照的胸部CT影像中，PANDA识别胰腺病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86.0%和98.9%，识别PDAC的灵敏度则高达92.1%。 而且，胸部CT有时并不能完整覆盖胰腺，胰腺的病灶有时会在CT视野之外。但PANDA依然可以通过胰管扩张等次要特征，识别出了75%的视野外PDAC病例。 PANDA可以通过胰管扩张等外部次要特征识别图像外的PDAC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在两个真实世界队列中检测了PANDA识别胰腺病变的能力： ● 第一个队列共纳入16420人，PANDA识别胰腺病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84.6%和99.5%，识别PDAC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5.5%和99.9%。其中，PANDA还发现了26例临床未发现的胰腺病变，受疫情影响仅一人同意进一步检查，最终经手术证实为G1期PTEN。   ● 第二个队列共纳入4110人，并采用了假阳性率更低的PANDA plus模型，在灵敏度不变的前提下，将胰腺病变和PDAC检测的特异性都提高到了99.9%。 真实世界队列中PANDA发现的胰腺病变 目前，PANDA已经在医院、体检等多场景被调用超50万次，假阳性率低至0.1%，完全满足在一般人群中开展胰腺癌筛查的要求。 而除了胰腺癌之外，达摩院的AI模型还在食管癌、肺癌、乳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癌症的筛查上取得阶段性的进展。将来或许仅需1次普通的CT平扫，就可以筛查所有的癌症。 参考文献： [1]. Cao K, Xia Y, Yao J, et al. Large-scale pancreatic cancer detection via non-contrast CT and deep learning[J]. Nature Medicine, 2023: 1-11.      

1月19日，FDA正式要求目前美国已上市的6种CAR-T细胞治疗产品，全部要在说明书上添加新的“黑框警告”信息，提示存在继发T细胞恶性肿瘤的重大风险。   其实在去年7月，FDA就已经注意到CAR-T治疗后继发T细胞肿瘤的风险，在去年11月底正式开启调查。截止到2023年12月31日，已经统计到22例在CAR-T治疗后发生T细胞恶性肿瘤的案例[1]。   这些案例涉及目前已上市的6种CAR-T疗法中的5种，大多发生在CAR-T治疗后2年以内。   更关键的是，目前已完成肿瘤基因测序的3个病例全部在肿瘤中检测到了CAR基因，提示CAR-T产品很可能参与了肿瘤的发展，甚至就是CAR-T细胞恶变形成的肿瘤。   美国已上市的6种CAR-T均被发布黑框警告   CAR-T为什么会癌变？   CAR-T与其它抗癌疗法不同，它是一个“活的抗癌药”。在进入人体后，CAR-T细胞依然会不断增殖，长期存在于患者体内。首批接受CAR-T治疗的患者中，98%在11年后依然能在体内检测到CAR-T细胞。   这些在人体中长期存在的CAR-T细胞，一方面提供了持久的抗癌能力，让肿瘤难以复发；但在另一方面，进入人体后的CAR-T其实也脱离了医生的掌控，会不会恶变可以说全凭CAR-T自己的“良心”。   而目前已上市的CAR-T疗法，全部采用病毒转导的方法构建，通过病毒将识别癌细胞的CAR基因转入T细胞内。CAR基因最终会整合进T细胞的基因组中，但整合到基因组中的什么位置是完全随机的。   在201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就报道了一例及其特殊的CAR-T治疗案例[2]，这位患者CAR-T细胞中CAR的整合位置正好破坏了TET2基因，大幅增加了CAR-T的增殖能力，并表现出了远超其他患者CAR-T的抗癌能力，很快就让这位患者完全缓解。   CAR的插入破坏了TET2基因   后续一项更大规模的分析显示，CAR-T细胞中CAR的整合位点和CAR-T的疗效相关，整合位点能促进T细胞增殖的CAR-T疗效更好[3]。但这样的整合位点也有可能增加CAR-T癌变的风险，造成CAR-T后继发的T细胞肿瘤。   CAR-T癌变风险有多高？   从整体上来看，CAR-T治疗后发生继发性T细胞肿瘤的风险还是很低的。目前美国大约已经有2.7万人接受过CAR-T治疗，只报告了22例治疗后的T细胞肿瘤。   而且，除了目前3例经基因检测在癌细胞中发现CAR的病例外，其余19例不一定和CAR-T治疗相关，因为癌症患者本就有较高的发生第二原发癌的风险。   据统计，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发生T细胞淋巴瘤的风险是一般人群的4.7倍[4]，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发生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风险是一般人群的10倍以上[5]。而且患者原先接受的放化疗也会增加其它细胞癌变的风险。   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发生第二原发癌的风险（包括实体瘤和血液里）   作为百万价位的天价抗癌药，CAR-T疗法目前主要还是用于无药可医的患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引起继发性T细胞肿瘤的微小风险，CAR-T依然是利大于弊的。而且目前已经有科学家在开发更加安全的CAR-T疗法。   比如意大利一组科学家就在他们开发治疗神经母细胞瘤的CAR-T中加入了能被药物控制的“自杀基因”，万一副作用过强或者CAR-T发生了癌变，都可以使用药物启动CAR-T中的自杀基因，杀死患者体内的CAR-T[6]。   将来，随着类似的“可控CAR-T”占据主流，CAR-T治疗带来的继发T细胞肿瘤风险或将不再是问题。     参考文献： [1]. Verdun N, Marks P. Secondary Cancers after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Therapy[J]. […]

年味越来越浓了。 “过年，回家！”是刻在所有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但对于一部分特殊群体来说，「如何过年回家」成了一个尴尬的话题。 这个群体是癌症患者。而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在去年某航空公司拒绝癌症晚期患者登机的新闻舆论不断发酵后，国内的不少航空公司在提供乘机帮助的时候都更加“警惕”了。一旦发现是癌症患者需要乘机帮助，多数都会好言“婉拒”。 在我们的患者平台，不少咚友都遭遇了这个问题： 咚友“自下成溪”称：他准备在小年前租车自驾由北京出发，开车两天返回湖南老家。而之所以无法带着患癌的父亲乘坐飞机回家，是因为父亲在北京接受抗癌治疗时因「放疗水肿导致神经压迫」，暂时无法正常行走，需要借助轮椅辅助。 在与航空公司沟通的过程中，客服人员很敏感的追问了需要轮椅辅助的原因，在得知这位咚友的父亲是癌症患者后，无论他怎样解释父亲的病情，航空公司还是委婉的拒绝了他们的乘机需求。   另一位咚友“周周要努力”也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她的家人因肉瘤手术后的恢复期无法行走，需要轮椅辅助。在与航空公司的沟通中同样遭到拒绝乘机，不得已只能转乘两辆高铁，折腾近9个小时由广州返回山东。   而造成这一系列“拒载”事件的重要原因，就是去年9月舆论中沸腾的一项争议新闻：癌症旅客乘坐成都航空被拒绝登机。   2023年9月，一段网友发布的视频迅速在网络中传播：9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成都天府机场一架由成都飞往舟山普陀航班的登机口，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登机受到了工作人员的阻拦，在旁的男子和一位老太太则坐在地上与工作人员据理力争：“承诺书签了，医院证明也写了，我还带了护理工，你不让我走。”   随后，在这位男子与另一工作人员的通话过程中称：“（老人）有癌症，4个月，之前你说没有心脏病，没有呼吸道疾病，没有外伤伤口，都可以。”而在另外的视频中，一位现场人员拍到老太太甚至着急到跪倒在地，恳求现场的工作人员。 附现场视频：癌症晚期旅客乘机被拒，家属跪求……航司回应→ 在新闻登上热搜的当天，也就是9月12日下午，成都航空就对此做出了回应：“经核实，该名旅客是癌症晚期的患者，公司有明确规定，针对此类患者不予承运，防止旅客在飞行途中身体不适。该规定在官网运输总条件里有公示。如果是早期或者中期的癌症患者，没有绝对限制旅客乘机。” 随着这样的航班拒载事件登上热搜，各方的讨论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但事件的热度迅速过去，激烈的讨论似乎没有改变任何现状，相反，癌症患者遭到拒绝乘机的情况变得越发严重了。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航空公司的拒载行为？ 法律是我们行事的底线 而道德则是考验我们良善的上限 对于航空公司针对晚期癌症患者的拒载行为，掀起了一波巨大的讨论。但无论是新闻评论还是互联网中的观点，首先我们都有一个共识：航空公司拒载晚期癌症患者的行为，在法律中有着明确的依据。 在2021年9月1日适用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提及：承运人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并公布运输总条件，细化相关旅客服务内容，其中运输条件包括了含婴儿、孕妇、无成人陪伴儿童、重病患者等在内的特殊旅客的承运标准。也就是说，根据这条规章制度的要求，航空公司可以在不与国家法律法规或者民航相关的规章抵触的情况下，自行制定“特殊旅客”的承运标准。 而事实上，成都航空在其《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EU05 版)》的6.1.3中也明确提到，拒绝运输和限制运输中“癌症晚期患者”属于“经成都航同意进行特别安排外，不予承运”的旅客。   也就是说，成都航空这样的方式完全有法可依，合法合规。但它真的合情合理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毕竟有句话说的非常好：法律是我们行事的底线，而道德则是考验我们良善的上限。   站在航司的角度，每一个离谱规定的背后，一定发生过更离谱的教训：   2017年，一位55岁的女士在飞机上猝死，在其猝死前已有一些身体不适，航班乘务组曾多次向其确认是否需要返航抢救，这位女士均表示不需要。而她在飞行过程中昏迷后，航班紧急返航并送其就医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这位女士的家属将航空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00余万元。最终，法院一审判处航空公司赔偿38万元，理由为航空公司在已知旅客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未让乘客下飞机。   在网络媒体中，针对航空公司拒载癌症患者事件有一些偏激的评论： ●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砍树，后人遭殃； ● 原本癌症患者上飞机是畅通无阻的，航空公司还会贴心的为老弱病残开启绿色通道。后来闹事的人多了，不管青红皂白先要赔偿，现在是飞机不敢接收病人，很快高铁、甚至汽车客运都不敢接收病人了。每一次纵容，都是对中国道德的巨大伤害。 ● 你以为的方便的、通人情的路，都已经被一个或者一群流氓堵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公事公办走程序”，只是那些流氓造成的后果。 虽然这些回答未必那么全面，但真实的展现出了我们当下在道德层面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而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又是另一个辛酸的故事。本来抗癌就困难重重的弱势群体，还要面临多少困难？从这位患者的经历放大到整个癌症群体，还有数不清的悲剧正在发生：看病难，住院难，吃药难，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数不清的人间地狱正在把一个个癌症病人拖入其中。 当我们除了呼吁社会的更多良善觉醒，为癌症患者们在困难重重的抗癌之旅中提供一些特殊的应急之策，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难题之外，在乘坐航班时我们自身也要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1】查询自己要坐的航空公司明文规定，沟通后保留证据。 【2】请专业医生来判断自己身体是否能承受飞机可能带来的不便以及隐患，并且提前咨询主治医生处理措施，比如： ① 刚做完手术，未愈合和疤痕伤口很容易在低压环境下崩裂。 ② 严重高血压 ，可能造成心脏负荷加重，引起身体不适。 ③ 严重贫血 ，可能会因为客舱环境，引起头晕、气短等不适症状。 ④ 慢阻肺病人 ，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    

不久前，明星科学家施一公教授团队的一项研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不少自媒体都以“手机辐射影响发育”为题做了报道。   不过在仔细研读了施一公教授的论文后，咚咚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项研究跟手机的电磁辐射没有一点关系。这项研究的结论与其说是“手机辐射影响发育”，还不如说“闪电影响发育”。   施一公的论文在说什么？ 电磁辐射包括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是确定无误的致癌物，但非电离辐射对生物体有没有影响？有哪些影响？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在现代生活中，电器运行、无线通信等产生的非电离辐射，已经达到自然水平的10^18倍，更是让人担心这些非电离辐射的健康风险。 为了研究非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施一公团队专门制造了一个用于细胞低频电磁刺激的培养装置，可以20Hz~100kHz电磁波对细胞的影响，同时避免电磁辐射热效应和电极材料直接接触造成的干扰。整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也是在介绍这个装置。 施一公团队制作的实验装置 而在论文的最后，施一公团队用这个装置测试了10kHz的电磁辐射对HEK293T细胞（一种人胚胎肾细胞）的影响，发现细胞密度显著降低，电极之间存在大量细胞碎片，认为10kHz的电磁辐射可能会影响细胞的增殖和死亡。不少自媒体也由此得出“手机辐射影响发育”的结论。 施加10kHz低频电磁波24小时后（C和D），电极之间出现大量细胞碎片（A、B为对照）   “手机影响发育”还是“闪电影响发育”？ 研究电磁辐射的效应，频率是个关键影响因素。比如： ● 2900THz以上频率的电磁波属于电离辐射，能引起物质电离，是明确的致癌物； ● 950THz~1000THz的中波紫外线（UVB）可对皮肤造成强烈的光损伤，也就是晒伤； ● 750THz~950THz的长波紫外线（UVA）可引起黑色素沉着，使皮肤晒黑； ● 385THz~750THz的可见光可刺激视网膜，产生视觉。 不同波长频率的电磁波 而我们的手机移动信号，5G的频率在2.6GHz~4.9GHz范围内，3G和4G都在2GHz左右，2G是890MHz~1820MHz范围；Wifi信号目前主要是2.4GHz附近和5GHz附近的两个频段。最低频的手机信号也要比研究中所用的10kHz的频率高接近100000倍，也比研究中实验装置的频率上限高接近10000倍。 5G信号频段分配（来自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相比之下，闪电产生的电磁波正好以10kHz左右的频率为主。施一公团队选择10kHz频率进行试验也是因为闪电是自然环境中最常见的低频电磁波来源，生物体长期暴露在闪电产生的电磁波中，可能会对其有所响应。 所以说，10kHz电磁波影响细胞增殖和死亡这件事，与其说“手机影响发育”，倒不如说是“闪电影响发育”。 手机信号到底会不会影响发育？会不会致癌？ 对于这个问题，虽然目前实验数据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从一些数据来看，非电离辐射对生物体确实可能存在一些热效应之外，以前不知道的作用。 比如，已经获批用于胶质瘤的电场治疗，其实就是用低频的电磁波影响癌细胞的分裂，理论上换个频率很可能也可以影响正常细胞。 电场治疗中，低频电磁波干扰癌细胞分裂 但需要注意的是，肿瘤电场治疗的频率大约在200kHz左右，与施一公团队研究中使用的10kHz较为接近，而与890MHz以上手机信号相距甚远。 但可以肯定的是，施一公团队的研究一定会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低频电磁波对细胞、对人体的作用。将来如果能加以改进，应用到更高的频率，或许也能帮我们探究手机辐射会对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Lu Y, Shi Y. A microfabricated lab-on-chip with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des for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of bioelectromagnetic effects of cells[J]. Bioelectrochemistry, 2023, 154: 108554.  

患癌十分不幸，同时身患两种癌症则更加不幸。但如果这两种癌症还都处于早期，又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美国新泽西州的护士Becky Dicker就是一个“万幸”的人，同时患有乳腺癌和胰腺癌，却都在早期发现。而她的“万幸”其实来自对肿瘤预防的重视。 Becky Dicker 生于“癌症家族”，主动预防癌症 Becky并非她家中第一个患癌的人，她的母亲、兄弟和叔叔都曾患过黑色素瘤。2010年时，Becky的姐姐又被诊断出早期乳腺癌，并在基因检测中发现了BRCA2突变，这才揭开了家里多人患癌的谜团。而Becky本人不幸也携带了BRCA2突变。 这一突变会大幅增加乳腺癌、卵巢癌，以及其它多种癌症的风险。好莱坞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就是因为发现了同系的BRCA1突变，主动预防性切除了自己的双侧乳腺和卵巢。 作为护士的Becky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很快预防性切除了自己的卵巢，但预防性切除乳腺的手术却因为种种事情耽搁下来。不过Becky也因此参加了BRCA2乳腺癌筛查监测计划，每半年交替进行一次乳腺x光检查和乳腺MRI检查，12年来一切安好。 筛出乳癌，带出胰癌 时间来到2021年，在3月的一次例行乳腺MRI检查中，Becky的右侧乳腺被发现有一个肿块，后被确诊为导管原位癌。Becky对此并不震惊，只是为自己没能在发生乳腺癌前预防性切除乳腺感到有些失望。 很快，Becky决定在切除乳房后进行腹壁下动脉穿支重建术（利用腹部组织皮瓣重建乳房），并为此专门做了腹部增强CT，以确定使用哪根动脉来做重建，然而检查中却发现了另一个异常：Becky的胰头在增强CT中很亮，表明血流正常，但胰体和胰尾却是光滑黑暗的。 腹壁下动脉穿支重建术 为了以防万一，Becky又去拜访了一位胰腺癌专家，经内镜超声诊断为早期胰腺癌。在专家建议下，Becky接受了“三明治疗法”，先进行7轮化疗，然后手术切除了部分胰腺和脾脏，术后继续辅助化疗。 十分幸运的是，Becky的乳腺癌也在化疗中被同时消灭了。到2022年初，Becky从胰腺癌的手术和治疗中恢复过来，她决定立即进行乳腺的预防性切除和再造，把藏在体内多年的“定时炸弹”拆除。 后  记   到目前为止，Becky体内没有任何癌症的迹象，依然处于缓解状态。她十分感谢医疗团队帮她渡过难关，也将始终警惕下一个癌症的到来。 同时，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Becky也希望能提高人们对癌症预防和早筛益处的认识，把救了自己两次的好运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明白在早期诊断的乳腺癌或胰腺癌并不意味着死刑。     参考文献： [1]. https://www.cancer.net/blog/2023-12/how-early-cancer-detection-and-diagnosis-saved-my-life-twice-survivors-story    

如果说世界上最动听的话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那紧随其后第二动听的当属“你的肿瘤还是早期，可以手术”。   毕竟大多数癌症在早期都没有什么症状，能在早期发现的都称得上癌症患者中的“幸运儿”。然而有不少“幸运儿”却辜负了自己的幸运。 根据斯坦福大学对美国和东亚1906名接受根治性手术的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患者的调查，43%的乙肝相关肝癌患者和65%的丙肝相关肝癌患者没有接受抗病毒治疗。而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对他们之后的命运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 ● 在乙肝相关肝癌患者中，接受抗病毒治疗的10年生存率为61.3%，而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为57.8%； ● 丙肝相关肝癌患者中差异更大，接受抗病毒治疗的10年生存率为81.7%，而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只有37.8%。 病毒性肝炎是导致肝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分别造成了全球40%和29%的肝癌死亡。而在国内，几乎90%以上的肝癌都是由病毒性肝炎造成的。这就使得，在肝癌的治疗中，抗病毒治疗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尤其是对于可切除的中早期肝癌，抗病毒治疗已被证明可以提高肝癌患者术后的生存率，减少肝脏炎症和纤维化，降低复发风险。而斯坦福大学的这项研究再次证实，抗病毒治疗可以显著提高可手术肝癌患者的长期预后。 这项研究一共纳入了1906名接受手术治疗的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细胞癌患者，83.9%为亚洲人，男性占比73.9%。其中，1054人是乙肝相关肝细胞癌（HBV-HCC），852人是丙肝相关肝细胞癌（HCV-HCC）。 HBV-HCC患者中，有57%接受了抗病毒治疗，而且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2015年后的患者中，只有47%接受抗病毒治疗。接受抗病毒的患者5年生存率78.2%，10年生存率61.3%，均显著优于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5年生存率67.6%，10年生存率57.8%）。 根据综合分析，如果能在肝癌诊断前或诊断后6个月内开始抗病毒治疗，能让可手术切除的HBV-HCC患者死亡风险降低40%。 接受(红)和未接受(蓝)抗病毒治疗的HBV-HCC患者的生存曲线 HCV-HCC患者中，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更低，只有35%，而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间，生存差异也更为显著。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5年生存率和10年生存率分别可以达到91.6%和81.7%，而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只有58.3%和37.8%。 综合分析下，可切除HCV-HCC患者在肝癌诊断前或诊断后6个月内开始抗病毒治疗，能降低77%的死亡风险。 接受(红)和未接受(蓝)抗病毒治疗的HCV-HCC患者的生存曲线 研究人员在总结中表示，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患者，抗病毒治疗的获益如此明显，而普及率又如此之低，这十分令人担忧。在我国，治疗乙肝、丙肝的药物均已纳入医保，抗病毒治疗带来的经济负担也不会很高。 更何况我国肝癌患者普遍发现较晚，70%以上诊断时就是中晚期，能有手术的机会已经可以说是肝癌患者中的“幸运儿” 。希望这些肝癌患者中的“幸运儿”能规范接受抗病毒治疗，不要辜负了自己的“幸运”。 参考文献： [1]. Huang D Q, Hoang J K, Kamal R, et al. Antiviral Therapy Utilization and 10-Year Outcomes in Resected Hepatitis B Virus–and Hepatitis C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4: JCO. 23.00757.  

在很多患者心里，晚期癌症的5年生存期是一道坎，过了这道坎，就握住了希望。相信参与了CheckMate-649临床研究的马奶奶也是这样想的，如今她早已迈过5年大关，这项经典研究也已经完成了第4年的随访数据统计，又双叒叕更新数据了！咚咚带来前方最新战报——2024美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道肿瘤研讨会（ASCO GI）年会公布了CheckMate-649中国亚组最新的4年随访结果：高达1/4（25%）的患者实现了4年长期生存[1]，死亡风险降低44%（PD-L1 CPS≥5的患者），且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   很偶然也很好记，4年结果里出现了很多个4，全是实实在在的优势，长生存，安全佳。我们想看到的，对患者重要的，一个都不漏。   作为胃癌免疫治疗的最长随访记录，4年随访结果可谓给了大家极大的信心。如今，CheckMate-649进入了随访的第5个年头，距离五年大关可谓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项研究的领衔探索下，活得长久，治得安全，胃癌有未来，不会是难题。   长生存的“多维解析” 01 铁打的生存硬指标： 4年生存率，在挑战中突破   我们说起长生存，确切来说看的就是总生存期（OS）的硬指标。当然，因为OS需要很长时间的随访才能看到结果，尤其创新治疗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历经4年随访，CheckMate-649研究每一次都带来了具有临床意义的OS与PFS结果，可见临床获益切实转化为了长期生存。   具体来看中国亚组的OS数据，在PD-L1 CPS≥5的患者中，高达1/4（25%）接受O药联合化疗的患者实现了4年长期生存，是单纯化疗组（11%）的2倍之多[1]！当然优势也不仅局限在这一人群中，对于所有患者（包括PD-L1 CPS＜5的患者）进行分析，O药联合化疗同样有优势，4年生存率也是化疗的2倍以上（21% vs. 9%）[1]。   可以看到生存曲线图里，无论PD-L1表达如何，蓝线（O药联合化疗组）和灰线（单纯化疗组）的距离始终拉得很开，生存获益的优势非常明确，这足以给到我们巨大的信心，长生存的“长”绝不是说说而已。     02 辩证看“缩瘤”： 缩瘤和长生存，得一事一议   病友们常常会问，某种治疗效果好不好？谈效果的话，反映的是一个ORR（客观缓解率）的问题，简单点说，就是肿瘤缩小的情况。   但或许，大家提问时没意识到，心底里期待的效果应该还有一层意思——能活得久一些么？至于长生存，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来看这次CheckMate-649中国亚组公布的ORR数据，在18周时获得CR/PR（肿瘤消失或缩小）的患者（PD-L1 CPS≥5），后续3年OS率高达43%，提示患者接受O药联合化疗治疗后取得应答与长期生存密切相关。   这一结果，与免疫治疗“拖尾效应”有一定关联，理论上来说，使用免疫疗法后一旦见效，就可能获得长期生存的机会，即使免疫治疗已经结束，抗肿瘤的疗效也可能持续。而化疗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哪怕缩瘤情况和免疫治疗类似，但生存期依然有限。   所以只要用了免疫治疗，看缩瘤指标就没错？答案也不绝对。虽然ORR也是疗效指标之一，但金标准永远得是OS。至于两者关系到底怎么样，不能想当然，还得靠数据分析来说话。CheckMate-649是首个公布ORR与OS关系分析的免疫治疗研究，三年随访下来，CR/PR患者的OS一直是相对高位稳定状态，正相关性事实证据清清楚楚。这意味着使用O药联合治疗一旦取得“缩瘤”的疗效，就有很大可能性取得更长生存！当然了，这项经典研究中国亚组近70%的惊人ORR也确实让人惊喜。 日常讨论中我们非常在意的“缩瘤”疗效固然重要，但它和长生存的关系还需辩证看待，并不是所有的治疗方案都能借着缩瘤说长久。 03 直面严峻挑战： 远处转移优势获益，为长生存添实力   远处转移是晚期癌症患者的一大难题，在胃癌方面，腹膜转移与肝转移是远处转移中较为常见却是预后较差的两大难题，临床治疗面临着严峻挑战。但惊喜的是，CheckMate-649研究中国亚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腹膜转移与肝转移人群的极大治疗优势。PD-L1 CPS≥5人群亚组数据显示，更容易影响整体长生存比例的这批远处转移患者得到了相对更大程度的改善，可谓“长生存”实力的证明。   先看腹膜转移，O药联合化疗组的中位生存期达到了14.8个月，是化疗组的近3倍，死亡风险降低超过70%！这是非常惊人的生存数据，可以说，对于既往治疗疗效甚微的侵袭性远处转移，免疫治疗给踏实接住了！   肝转移数据也同样喜人，中位生存期也几乎翻倍（14.3个月 vs. 7.5个月），死亡风险降低57%。尽管肝转移的现有治疗手段已经有了一些发展，但免疫治疗的扎实获益，为长生存目标更添一个致胜武器。   “安”是安全，也是安心 当然，大家肯定都希望既要“活得长”，又要“活得好”，治疗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从来都是患者和家属重点关注的问题，O药联合治疗的安全性怎么样呢？ 实际上，不同的免疫检查点药物具有不同的毒性谱，而且即便同一个免疫抑制剂作用于不同的肿瘤时候产生的毒性谱也不同。根据CheckMate-649交出的答卷可以看出，O药联合化疗用于晚期胃癌治疗时，毒性谱窄，不良反应可控制。长期分析表明其安全性与既往基本一致，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 […]

你会始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放弃你」吗？ 对于4岁的小灏洋来说，他遇上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而对于所有旁观者来说，这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却凭着自己一腔孤勇，靠着翻译软件自学国外文献与制药方式，在自家杂物间搭建简易实验室，最终成功自制了罕见病儿子急需“救命药”的故事。   徐伟自制的“救命药” 尽管这位执拗父亲的行为可能会被冠以「鲁莽、不知天高地厚」等形容词，但作为一位普通人，这是他陷入绝境后向命运发起最决绝的挑战。扪心自问，我们确实无法做得比他更好。 咚咚曾发布过癌症患者面临困境的文章：《我不是药神》：最残酷的现实不仅于此，癌症这条路上还会有多少鲜血淋漓？ 这位父亲的“壮举”，与面临困境的患者们何其相似。 1 十万分之一的概率，突如其来的造访了这个平凡家庭   这位身着白大褂的男人叫做徐伟，正站在他自己搭建的简易实验室中。生于1991年的他，在人生的前半程里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创过几次业，卖过轨道插座，也开过小龙虾店，但都不甚成功；他执拗、坚定，有一个恩爱的妻子，在2019年的时候就拥有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小灏洋。   但正是小灏洋的降生，让这个家庭走向了一场完全未知的风暴当中。2020年初，夫妻两发现小灏洋的状态有些不对劲：正常的孩子在半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开始活动，有了自己的运动欲望了，但小灏洋却迟迟没有动静。 怀着隐隐的不安，夫妻两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寻医之旅。云南、北京，夫妻两辗转于各大医院之间，但小灏洋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出现了软弱无力，活动减少的情况。 图源：徐伟微博账户   2020年5月，妻子带着小灏洋独自来到北京求医，却因为疫情被封闭在医院中一个月。看着其他小朋友陆续出院，而自己的孩子甚至已经出现了无法自主排尿的状况，三天两头就需要插尿管，这让妻子觉得世界都是黑暗的。 小灏洋患上的是一种罕见病，叫做门克斯（Menkes）综合症。这是一种由于ATP7A基因缺陷导致的罕见病，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约为10万分之1，甚至更低。而小灏洋则是云南省首例确诊的患儿。 门克斯（Menkes）综合症会导致人体微元量素铜不能很好的吸收以及转运，久而久之，人体的重要器官都会出现铜离子缺乏，直接造成因缺乏能量而停摆。患有门克斯（Menkes）综合症的孩子，往往在出生时没有异常，但在2-4个月时就会出现神经系统退化的临床表现，大多数孩子熬不过3岁就会死亡。 更糟糕的是，由于它是一种罕见病，全球并没有多少患者，也就没有药厂有心思开发特效的治疗药物。为了拯救儿子，徐伟辗转找到了一个门克斯（Menkes）综合症的病友群——它是全国唯一的门克斯综合症病友群，但群里只有41人。 没有特效药物，意味着对于患有门克斯（Menkes）综合症的孩子们来说，等待他们的只有慢性死亡——在这个只有41人的病友群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来噩耗。但群友们的努力，让这个脆弱的组织迎来了一线希望： 他们发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叫做斯蒂芬·卡勒（Stephen G. Kaler）的研究者一直在专注于门克斯（Menkes）综合症的研究及治疗。在他的临床成果中，有一种叫做「组氨酸铜」的药物对这类疾病有着不俗的效果：在I期和II期临床研究中，「组氨酸铜」虽然无法彻底治愈门克斯综合征，但它被证实能够大大提升患儿的存活几率。一位叫做布莱恩的患者甚至已经活到了25岁，能够正常的生活。2018年，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已经授予组氨酸铜治疗Menkes综合征的快速通道地位。   群友的告知，让徐伟振奋不已。他是一位坚定且执拗的人，在妻子的讲述中，徐伟在小灏洋确诊门克斯综合征以后，就一直在重复一句话：“我就不信了，老天能把我逼上绝路。”   2 疯狂的「民间科学家」，这位父亲自学了救命药的制备方法，甚至亲手搭建了实验室   在病友群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在台湾的一家医院中找到了以医院制剂形式供货的组氨酸铜。但由于它的合法性问题，药物无法邮寄，价格也颇为昂贵。雪上加霜的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药物便没了渠道。对于新入群的徐伟夫妇，有位好心的家长送了他们20ml组氨酸铜。但按照每天0.5ml的使用剂量，这么一点点药物只够一个月。 徐伟开始了漫无目的的寻药之旅。这个执拗的男人抱有一个简单且朴素的想法：既然没有药，那我就想办法把它造出来！最开始，他找遍了自己可以接触到的药企，恳求他们研发并生产组氨酸铜，并以自己所在病友群的群友作为潜在的购买客户。 不出所料的是，所有可以接触到的药企都将他拒绝了。理由非常简单：一款新药的研发上市漫长且复杂，动辄需要上千万甚至过亿元的研发成本。而仅有41位潜在用户的组氨酸铜，是远远无法打动这些药企的。 四处碰壁的徐伟陷入了绝境。眼看小灏洋的状态一天天糟糕下去，这位父亲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在过往的采访中，徐伟是这样说的：“虽然他现在才两岁多，但如果他有灵魂，可以感受，他至少会认为，至少会觉得，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放弃他。” 徐伟的微博截图 于是乎，这位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没有药企帮忙，那我就自己做！组氨酸铜的药物化学式其实并不是个秘密，但徐伟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它是美国的研究成果，所有的临床研究资料，都是专业的英文文献！ 没有一点基础的徐伟，先是在互联网中寻找了海量的与组氨酸铜相关的文献论文，靠着翻译软件，他一句一句的试图去理解文献中的内容，并与国内可以找到的资料相互印证。与此同时，他购买了大量的化学相关自学材料，试图理解「自制组氨酸铜」的关键路径。 徐伟在自学过程中的材料 没人知道徐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魔鬼自学，从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麻瓜”，短短几个月间就成了一个具备组氨酸铜制备基础的“学术型人才”。用妻子的话来说，那段时间徐伟就像着了魔一般，通宵达旦的研究和学习，整整几个月都没出过家门。 终于，徐伟的“研究”有了成果，当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汇总在一起，并千辛万苦找到了一家共享实验室以后，只用了两天时间，组氨酸铜溶液就被配制出来了。这让质疑、不理解他的家人统统都沉默了。 但问题并没有被彻底解决，想要自制药物，难题纷至沓来： 徐伟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在徐伟找到的共享实验室中，租用场地和人工一天的费用大概需要1.4万元，再加上徐伟的来回车马费，一次的制药费用大概就需要2万。而制备出的组氨酸铜保质期只有56天。这就意味着：每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为了制药就需要支出2万余元。 一年的费用是12万，而用组氨酸铜的药物治疗没有期限。这对徐伟的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笔天文数字。如果自己建设一个实验室，由自己来操作制备药物，那经济负担会大大降低。 已经找出了药物制备方案的徐伟，决定在「自研」这条路上彻底走到黑。他跟在共享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身后，全过程一步一步的把组氨酸铜的制作方式记在了脑子里，并且把实验室里需要用到的仪器（包括工作台、分析天平、磁力搅拌仪，各类瓶瓶罐罐、低温运输箱等）都记了下来，在网上购买了同款或类似的仪器。这些仪器加在一起，总的花了两三万元。 在自家的储物间搭建好了简易的实验室以后，本就废寝忘食的徐伟更加夸张了。他的母亲回忆：徐伟在制药准备期间，甚至于整夜整夜的窝在实验室里，白天用来补觉或者学习。在他的电脑里，有一个命名为“徐灏洋”的文件夹，收集了所有儿子的病情以及药物的研究、制备材料。电脑徐伟从不允许其他人乱动。 徐伟在实验室中进行药物自制 在这个过程中，徐伟堪称“疯魔”，家人不敢问他药物制备的进度，只能从他的状态来预计药物的制作进度：“如果不顺利，他会一个人坐在餐桌前黑着脸喝酒”。 3 亲自人体实验！他说：如果我死了，那么谁来救儿子？ 实验室搭建完后的一个多月，第一版徐伟自制的“组氨酸铜”面世了。徐伟和妻子开始用这些自制的药物在兔子身上做实验。 第一次，他们给刚出生的兔子注射了自制版本的组氨酸铜，在他们的理解中，这就相当于给动物中的“婴儿”进行药物试验。但第二天这只“婴儿”兔子就死了。之后他们买了几只成年的大兔子，分了不同的剂量，但最终也死了两只兔子。 虽然动物试验的结果并不圆满，但夫妻两决定冒险开始进行“自制药”的“人体实验”。在谁来进行试药的选择时，夫妻两都沉默了。经过一番争吵，他们的结论是：由徐伟先进行一次注射，观察药物反应，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再由妻子进行几天的试药。徐伟说：“如果我死了，就没人能救儿子了。” 几天的试药后，妻子并没有明显的不适反应。于是他们两终于启动了给小灏洋的「自制组氨酸铜」注射。 好在，徐伟这样“疯狂”的行径最终以一个圆满的结果暂时划上了一个逗号。在经历了多次的自制组氨酸铜注射以后，小灏洋的铜蓝蛋白水平就恢复了正常水平，他从死神留下的一个门缝中成功逃脱了——小灏洋既没有在3岁以前因门克斯综合征而离世，也没有因为徐伟疯狂的“自制药物”而受到明显的毒副反应。 现在，在每晚的11点，也就是徐伟认为铜离子最容易穿透血脑屏障的时候，小灏洋就会被抱在外婆的腿上，进行自制组氨酸铜的制备。2020年9月以来，这样的注射一直在进行。至于网友们提到的风险问题，徐伟也在自己的微博中做出了回应： […]

近些年来，在靶向、免疫两大新兴疗法的加持下，肺癌的治疗可谓突飞猛进，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数据不断被刷新。而就在最近公布的FLAURA 2研究结果中，EGFR突变型患者一线治疗的中位PFS突破了2年大关[1]。   这一研究比较了奥希替尼联合化疗与奥希替尼单药治疗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效果。其中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组患者中位PFS达到25.5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较奥希替尼单药治疗降低了38%，基线时有脑转移患者的中位PFS也达到24.9个月。 然而对于这一喜人的结果，医学界却充满了争议，核心的一个问题在于患者耐药之后该怎么继续治疗？一线时就联用化疗真能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吗？ 联合化疗PFS获益明显 不良反应也更多 我们先来看下FLAURA 2研究的具体数据。这一研究共纳入557名未经治疗的EGFR基因突变（19del或L858R）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按1:1随机分配接受奥希替尼联合化疗（培美曲塞和铂类）治疗，或奥希替尼单药治疗。 数据截止时，联合治疗组患者客观缓解率（ORR）83%，中位PFS 25.5个月，2年无进展生存率57%；而单药治疗组患者ORR 76%，中位PFS 16.7个月，2年无进展生存率41%。奥希替尼联合化疗较奥希替尼单药治疗，让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降低了38%。 奥希替尼联合化疗延长患者PFS 在各亚组中，联合治疗也是全面占优，尤其是在L858R突变亚组和脑转移亚组中优势更大： ● 19del亚组中，联合治疗组中位PFS 27.9个月，单药治疗组19.4个月； ● L858R亚组中，联合治疗组中位PFS 24.7个月，单药治疗组13.9个月； ● 基线时有中枢神经系统转移亚组中，联合治疗组中位PFS 24.9个月，单药治疗组13.8个月； ● 基线时无中枢神经系统转移亚组中，联合治疗组中位PFS 27.6个月，单药治疗组21.0个月。 但同时，化疗的加入也带来了更多的不良反应。研究中联合治疗组64%的患者报告了≥3级的不良事件，38%的患者报告了严重不良事件，5名患者因不良事件死亡；而单药治疗组中≥3级不良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的报告率分别为27%和19%，1名患者因不良事件死亡。 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组不良反应更多 总生存期获益不明 研究结果备受争议 目前对于EGFR突变NSCLC的治疗方案主要有两类： 第一种是逐次升级。一线使用一代、二代EGFR抑制剂，耐药后换成奥希替尼等三代抑制剂，再次耐药后改用化疗。 第二种是一步到位。一线直接使用奥希替尼，但奥希替尼耐药后通常没有合适的靶向药可继续使用，只能使用化疗。 通常来说，临床医生大多偏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奥希替尼副作用小，疾病控制时间长，对脑转移患者也有较好的疗效。 但日本一项回顾性研究却显示，采用第一种方案治疗的患者，OS要比第二种方案长接近1年[2]。这两种方案哪个更好，或许还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证明。 而FLAURA 2研究中，一线直接使用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的方案，甚至比上面第二种方案还要一步到位。如果患者耐药，届时可能只能选择一些更为后线，疗效更不明确的化疗方案。相比奥希替尼，一线直接联用奥希替尼和化疗能否带来OS的获益仍未可知。 在另一方面，一线使用奥希替尼联合化疗获得更长PFS的代价也很沉重。在配发的评论文章中[3]，吴一龙教授强调，联合治疗组≥3级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54%，接近单药治疗组（11%）的5倍；而且联合治疗组患者需要每3周前往医院注射化疗药物，持续两年，在生活上也会给患者带来很多不便。 这两个原因或许导致了在中华医学会胸部肿瘤学组的一项调查中，在明知联合治疗可以将复发延迟9个月的情况下，无论是患者、家属，还是医生，均有7成以上表示会选择单药治疗。 患者、家属和医生均有7成以上选择单药治疗 肺癌患者还有更多潜在选择 除了本身OS获益不明，副作用多，治疗不便外，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案还面临许多更为先进的疗法的竞争，比如抗体偶联药物、双特异性抗体、MET抑制剂等，特别是奥希替尼耐药的一个主要机制就是MET扩增。 在今年的ESMO大会上，就有一项三代EGFR抑制剂拉泽替尼联合amivantamab（靶向EGFR和MET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NSCLC的研究，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相比奥希替尼单药治疗降低30%，OS也有获益的趋势[4]。另外，奥希替尼和MET抑制剂赛沃替尼联合一线治疗NSCLC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5]。 不过吴一龙教授也强调，尽管存在许多问题，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的方案也会是EGFR突变肺癌的一种治疗选择，尤其是对于有脑转移的患者。当然，如果将来能有一种疗效更强，副作用更小的联合治疗方案，那就再好不过了。 参考文献： [1]. Planchard D, Jänne P A, Cheng Y, et al. Osimertinib with or […]

长期获益可以说是免疫治疗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哪怕是晚期癌症患者，在使用免疫治疗后依然有一定几率能够治愈。 那免疫治疗的长期获益有多长期？可以有50多个月。 最近MD安德森癌症中心和Sheba医疗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被纳入研究的153名dMMR/MSI-H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整体的中位PFS达到了惊人的51.6个月。 而其中，女性患者、右侧结肠肿瘤患者、没有肝肺转移的患者，还要更容易获得长期获益。 dMMR/MSI-H结直肠癌是结直肠癌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类型，占比一般不到10%。但由于可以使用免疫治疗，这类患者的疗效往往要比其他类型的结直肠癌好不少。几项临床试验中，dMMR/MSI-H结直肠癌一线免疫治疗的ORR普遍都在40%以上，二线治疗也在30%以上。 不过临床试验毕竟和真实世界还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体力状况较差，ECOG PS评分≥2的患者基本都被各项临床试验排除在外。在真实世界中，dMMR/MSI-H结直肠癌的免疫治疗效果如何呢？ 研究一共纳入了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和Sheba医疗中心接受免疫治疗的153位dMMR/MSI-H结直肠癌患者，中位年龄60岁，男性占52%，使用的免疫治疗方案包括K药或O药的单免疫治疗，以及O药+伊匹单抗的双免疫治疗。 中位随访26个月后，这153名患者整体的中位PFS达到51.6个月，超过4年；而中位OS更是达到94.5个月，接近6年。 其中42名患者（27.4%）实现完全缓解，47名患者（30.7%）部分缓解，客观缓解率达到58.1%。同时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一些影响免疫治疗效果的因素。 153名患者的整体中位PFS达51.6个月 PART/1   免疫治疗药物  研究中使用O药的患者中位PFS为21.2个月，使用K药和O药|伊匹单抗的患者中位PFS均为达到。相比单免疫治疗，双免疫治疗并未显著降低患者疾病进展的风险，但O药+伊匹单抗相比O药单药，显著降低了58%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     PART/2   ECOG PS评分  ECOG PS评分反应了患者的体能状况，绝大多数临床试验都只纳入了评分为0~1，体能状况基本正常的患者。本次研究中，有15名ECOG PS评分为2~3的患者。相比评分为0~1的患者，他们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并没有显著增加，但也存在增加的趋势。   PART/3  癌胚抗原（CEA）水平    CEA是提示肺腺癌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的广谱肿瘤标志物。研究中发现，在开始免疫治疗前CEA水平正常的患者疗效更好，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较CEA升高的患者降低了55%。   PART/4  肿 瘤 转 移    肿瘤转移也是也是影响疗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发生转移的部位和数量均有影像。研究中，肝转移和肺转移分别会让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升高1.35倍和1.30倍，腹膜转移和淋巴结转移则无明显影响，而≥3个转移部位也会让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升高2.11倍。   PART/5  肿瘤原发部位    结肠癌可以分为左侧结肠癌和右侧结肠癌，两者存在一定差异，免疫治疗的效果也有不同。研究中，右侧原发的患者相比左侧，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44%。   PART/6    其   它      性别也是影像dMMR/MSI-H结直肠癌免疫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中的男性患者相比女性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升高67%。而dMMR/MSI-H结直肠癌中常见的BRAFV600E突变和RAS突变则均不会显著影响免疫治疗的效果，与转移部位等其它因素也没有交互作用。 在进一步的多变量分析中，肝转移和肺转移依然会显著增加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而其它因素的影像则不再显著。这两项或许也是决定dMMR/MSI-H结直肠癌免疫治疗效果最关键的因素。 未来，如果全身的免疫治疗与针对肝转移灶、肺转移灶的局部治疗相结合，或许还能获得更好的免疫治疗效果，实现更长的中位PFS和中位OS。 参考文献： 1. Stemmer A, Margalit […]

在肿瘤中，除了异常增生的癌细胞本身之外，还有不少构成癌细胞生活环境的基质细胞。这些基质细胞，不但参与肿瘤微环境的形成，促进肿瘤血管生成，还是导致肿瘤耐药的元凶之一。   而与肿瘤基质有关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也是近年来肿瘤治疗领域的一个热点。FGFR一共有1~4四个亚型，很多肿瘤中都存在这些FGFR基因的异常，现在也有了不少针对FGFR基因的靶向药。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1]   已上市的FGFR靶向药   目前全球一共4款已上市的FGFR靶向药，包括佩米替尼、厄达替尼、英菲格拉替尼和福巴替尼。   佩米替尼是全球首款胆管癌靶向药。在FGFR2融合胆管癌患者中，佩米替尼获得了36%的客观缓解率和7.49个月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并于2020年4月和2022年4月先后在美国和中国获批用于FGFR2基因融合胆管癌的治疗（“生存噩梦”! 5年生存率不足5%的胆管癌有药了! 多款靶向药物重磅来袭！）。   除胆管癌外，佩米替尼还在美国和日本获批用于罕见病8p11骨髓增殖综合征，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等其它实体瘤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厄达替尼是全球首个FGFR靶向药，2019年被FDA批准用于FGFR2或FGFR3突变的晚期尿路上皮癌。而最近一项泛癌种研究中，厄达替尼在16种不同的癌症中都观察到了疗效，胰腺癌和胆管癌这两大“癌王”的客观缓解率都超50%（全场通吃: 它可以治疗16种癌症, 两大「癌王」缓解率均超50%）。   目前，厄达替尼已经在国内提交上市申请，或许国内的患者很快也能用上这一药物。   福巴替尼与佩米替尼类似，也主要用于胆管癌的治疗。不过，福巴替尼是一种共价结合的不可逆抑制剂，与靶点的结合相比佩米替尼等竞争性抑制剂更为牢固。在II期临床试验中，福巴替尼治疗FGFR2融合或重排的胆管癌患者，客观缓解率42%，缓解中位持续9.7个月，中位总生存期接近2年（FGFR抑制剂轮番上市：最适合的人群，大有讲究）。   研发中的FGFR抑制剂   除了上述四种已上市的FGFR抑制剂外，目前还有许多研发中的FGFR靶向药，包括小分子抑制剂、单克隆抗体（如贝玛妥珠单抗）等，而在应用方式上除了单独应用，还有它们与化疗、免疫治疗的联合。   ① RLY-4008 RLY-4008是一个AI设计的胆管癌FGFR靶向药。相比对FGFR1/2/3都有抑制作用的佩米替尼，它专一于胆管癌中最常见的FGFR2突变，是一个高选择性的强效FGFR2抑制剂。   在去年ESMO大会上公布的数据中，RLY-4008治疗FGFR2阳性胆管癌患者，整体客观缓解率达到了63.2%，70mg/天剂量组更是达到88.2%，还有一名患者几乎完全缓解，进行了根治性手术（难治癌症迎来春天: 胆管癌患者久违新药登场! 靶向药物RLY-4008实现治疗有效率大幅提升至88%！）。   ② ICP-192   ICP-192是一种二代FGFR抑制剂，可以克服目前一代FGFR抑制剂的获得性耐药。去年ASCO年会上，ICP-192治疗FGF、FGFR基因改变头颈癌的I期临床数据公布，9名纳入评估的患者客观缓解率33.3%，疾病控制率66.7%[2]。   今年的ASCO GI会议上，ICP-192又公布了其治疗胆管癌的II期临床数据，17名纳入评估的患者有9人部分缓解，7人病情稳定，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分别为52.9%和94.1%，中位无进展生存期6.93个月。   ③ HMPL-453   HMPL-453是一个FGFR1/2/3抑制剂，被开发用于胆管癌的治疗。II期临床试验中，22名接受治疗的FGFR2融合或重排肝内胆管癌患者，有7人部分缓解，12人病情稳定，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分别为31.8%和86.4%[3]。   ④ 贝玛妥珠单抗（bemarituzumab）和SC0011   这两种药物都被开发用于胃或胃食管交界癌的治疗，其中贝玛妥珠单抗较为特殊，是全球首个靶向FGFR2b的单克隆抗体，通过阻断FGFR2信号和ADCC作用杀伤肿瘤。   II期临床试验中，贝玛妥珠单抗与mFOLFOX6化疗联合，在155名FGFR2b阳性胃或胃食管交界癌患者中取得了9.5个月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4]。 […]

免疫治疗是已经成为癌症治疗的主要方法之一，但依然有不少患者在使用免疫治疗后没有反应。如何进一步提升免疫治疗的有效率，也是改进癌症治疗效果的关键问题之一。   最近，科学家们发现3种可以提升免疫治疗效果的现有药物[1-3]。它们是①抗过敏药杜匹鲁单抗、②减肥药奥利司他和③降脂药非诺贝特，均为国内已上市药物。 目前，已有一名原本对免疫治疗耐药的患者受益于杜匹鲁单抗，全身肿瘤消失。 杜匹鲁单抗：抗过敏转职抗肿瘤 杜匹鲁单抗是一个IL-4受体的抗体，通常用于阻断IL-4和IL-3信号，治疗各类过敏性疾病，如湿疹、哮喘、慢性鼻窦炎等。而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IL-4也是促使髓系细胞向免疫抑制表型转化的关键因子。 在小鼠中，耗竭嗜碱性粒细胞（IL-4的主要来源）明显减少了肿瘤中源自单核细胞的巨噬细胞数量，并显著降低了小鼠的肿瘤负荷。 而在6名PD-(L1)治疗后进展的无驱动突变NSCLC患者中，杜匹鲁单抗与PD-(L)1抑制剂联合给药也使肿瘤微环境得到重塑，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快速上升。 3个治疗周期后，有1名患者部分缓解，并继续使用K药维持治疗。9个月后，这名患者的肿瘤继续缩小，而PET检查显示他体内几乎已经没有活跃的癌细胞了。 其中一位患者肿瘤持续缩小，最终几乎完全消失 奥利司他：减肥药战肝癌 奥利司他是目前国内唯一获批用于减肥的药物，它是一个脂肪酸结合蛋白1（FABP1）的抑制剂，可以减少肠道对脂肪的吸收。 不过，江苏省人民医院和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在III期肝细胞癌中，肿瘤中巨噬细胞的FABP1表达水平明显高于II期肿瘤和肿瘤旁的正常组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FABP1在巨噬细胞中可以帮助其燃烧脂肪，从而维持免疫抑制的M2表型。 在肝细胞癌小鼠中，FABP1抑制剂奥利司他与PD-1抑制剂联用，明显增加了肿瘤中CD8+ T细胞的浸润和活化，增强了PD-1的治疗效果。而如果将奥利司他制成脂质体，还能让药物集中到肝脏，产生更好的肿瘤抑制作用。 奥利司他增强PD-1治疗效果，以脂质体形式给药疗效更好 除了肝细胞癌外，研究人员还发现FABP1的表达缺失可以减少结直肠癌的肝转移。肺癌、结直肠癌、胃腺癌、肾癌、胰腺癌也都有一定的FABP1阳性率。或许奥利司他在这些肿瘤中也能增强免疫治疗的效果。 非诺贝特：帮T细胞燃脂 非诺贝特主要用于以甘油三酯（TG）或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升高为主的原发性高脂血症。通过激活核受体PPARα，非诺贝特可以增加多种脂蛋白脂酶的表达，加速乳糜微粒及VLDL的降级，产生降低血脂的作用。 而美国Wistar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发现，非诺贝特激活PPARα的作用同样可以影响T细胞，将T细胞从糖酵解代谢转化为燃脂代谢，相当于诱导了T细胞的代谢重编程。而这也是提高免疫治疗效果的方法之一。 在使用TIL疗法治疗黑色素瘤小鼠时，如果在体外培养T细胞时就加入非诺贝特，并在T细胞输回小鼠体内后给小鼠口服非诺贝特，可以明显增强TIL疗法的效果，减缓肿瘤的生长。而解剖分析结果也证实，非诺贝特组小鼠肿瘤中T细胞浸润数量明显增加，并且以脂肪酸代谢为主。 不过，这三种药物辅助免疫治疗的作用还在研究之中。特别是后两种，目前只进行了小鼠试验。它们是否能成为提升免疫治疗效果的秘诀，依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揭晓。 参考文献： [1]. LaMarche N M, Hegde S, Park M D, et al. An IL-4 signalling axis in bone marrow drives pro-tumorigenic myelopoiesis[J]. Nature, 2023: 1-9. [2]. Tang W, Sun G, Ji G W, […]

每年初，美国癌症协会都会发布美国癌症的统计数据，并估计当年的新发癌症病例数和癌因死亡人数。今年的癌症统计中，发病率数据截止到2020年，死亡率数据截止到2021年，疫情的影响被全面纳入。   太长不看版： 【1】疫情影响下，2020年新诊断癌症病例显著降低，年龄标准化癌症相关死亡率连续两年（2020、2021）上升； 【2】年轻人癌症谱显著变化，结直肠癌成50岁以下男性第一、女性第二的癌症死亡原因； 【3】所有癌症整体5年生存率69%，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睾丸癌和黑色素瘤最高，胰腺癌、肝癌、食管癌和肺癌最低； 【4】预计2024年美国将新增200万例癌症，61万人因癌症死亡，男性和女性终生患癌率分别上升至41.6%和39.6%。 疫情影响 新冠疫情当属2019年底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受疫情影响，当时国内很多癌友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就医难题。大洋彼岸的美国，癌症相关死亡人数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相比于2019年，2021年时所有癌症的年龄标准化癌症相关死亡率均有所上升，平均每年升高1.6%。其中，前列腺癌平均每年升高5.1%，血液癌症平均每年升高4.8%，是上升最为迅速的两类癌症。 除了影响癌症患者的治疗，疫情也对癌症的诊断造成了很大的干扰。相比于2019年，2020年新诊断的癌症病例减少了9%，减少的主要是相对不太致命的、无症状的癌症，如男性的黑色素瘤诊断量降低了16%，女性甲状腺癌诊断量下降了18%。 2020年癌症诊断量（右侧圆点）大幅降低 癌症诊断量的下降并非是癌症发病的减少，而是疫情下很多人推迟体检导致的。2020年少诊断的癌症，都会在将来以更加晚期、更加恶性的形式重新出现。 年轻癌症变化 癌症的年轻化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而在美国的统计数据中，年轻人中常见的癌症种类在过去20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8年时，肺癌是50岁以下成年男性最主要的癌症死亡原因，是第4名结直肠癌的2.5倍。而到2021年，这一人群中结直肠癌造成的死亡人数几乎达到肺癌的两倍，成为50岁以下成年男性最主要的癌症死亡原因。 50岁以下成年男性和女性中癌症死亡变化 女性中的情况也类似。1999年时，结直肠癌仍居50岁以下成年女性第4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2021年时同样超过肺癌，成为50岁以下成年女性中仅次于乳腺癌的第2常见癌症死亡原因。另外，宫颈癌自2019年来有所上升，成为50岁以下成年女性中的第3常见癌症死亡原因。 不过在更为年轻的20~24岁女性中，随着HPV疫苗于2006年获FDA批准，宫颈癌发病率呈加速下降趋势。从2012年到2019年，这一年龄段女性浸润性宫颈癌发病率降低了65%，而之前的2005~2012年间只降低了24%。随着时间的推移，宫颈癌死亡率上升的趋势可能很快就会得到遏制。 癌症5年生存率达69% 在2013~2019年间，所有癌症的整体5年生存率达到了69%，相比去年发布的2012~2018年间数据再次提高1个百分点。 目前5年生存率最高的癌症是甲状腺癌（99%）、前列腺癌（97%）、睾丸癌（95%）和黑色素瘤（94%），最低的是胰腺癌（13%）、肝癌（22%）、食管癌（22%）和肺癌（25%）。 癌症生存率的提高一方面是治疗方法的进步，尤其是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的功劳。在这两类新疗法的影响下： ●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5年生存率从1970年代中期的22%上升到2013~2019年间的70%； ● 远端转移黑色素瘤的5年生存率从2009年的18%增加到2015年的38%； ● 非小细胞肺癌的3年生存率从2004年的26%增加到2017年的40%，但同期小细胞肺癌的提升较小，仅从9%增加至13%。 另一方面，诊断技术的进步也为癌症生存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针对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的筛查是这些癌症生存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但对甲状腺癌等惰性癌症的诊断，除了拉高癌症生存率数据外，可能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2024年预测 在2024年中，研究人员预计美国将新增2001140例癌症病例，平均每天新增5480例。其中男性最常见的癌症是前列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女性中则是乳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无论男女，位列前三甲的癌症加起来都能占到全部癌症的一半左右。 终生患癌率方面，研究人员估计男性一生中被诊断患有浸润性癌症的概率为41.6%，女性为39.6%，相比去年的估计数值（40.9%和39.1%）略有上升。 2024年预计的新增癌症病例和死亡癌症病例 研究人员还预计2024年美国将有611720人死于癌症，平均每天1680人因癌症死亡，预计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是肺癌、结直肠癌和胰腺癌。 其中，2024年预计死于肺癌的将有125070例，是第二名结直肠癌的2.5倍。而肺癌死亡病例中将有101300例（81%）由直接吸烟引起，3500例由二手烟引起。在控烟成果显著，肺癌发病率持续降低的今天，烟草的遗毒依然会持续很久。 参考文献： [1].https://acs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3322/caac.21820  

肠道菌对癌症治疗非常重要，它不但能影响免疫治疗等多种抗癌疗法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就连手术的成败都跟肠道菌有关。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一项研究就发现，一种常见的益生菌——长双歧杆菌，可以促进肝癌术后的肝功能恢复，改善患者的预后[1]。 在一项小规模对照研究中，围手术期使用含有长双歧杆菌的混合益生菌，让肝细胞癌患者术后肝功能延迟恢复的比例从33%降低到11%，住院时间平均缩短1.33天，1年生存率也从85%提高到了96%。 肠道菌代谢物通过肠肝循环影响肝脏，改善肝癌术后生存期 肝癌是国内十分常见的一类恶性肿瘤，以肝细胞癌为主。对早期和部分中期肝癌患者来说，手术是最佳的治疗方式，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80%左右[2]。然而，术后肝功能的恢复一直是一个难关。 根据研究人员的统计，术后肝功能正常恢复（5天内）的患者3年生存率可以达到83%，而延迟恢复（>5天）的患者则只有75%，相比正常恢复的患者有明显的降低。 术后肝功能正常恢复的患者，3年生存率更高 如何促进肝癌术后的肝功能恢复？肠道菌可能会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已有研究显示，肝癌术后的肝功能衰竭和某些肠道菌有关[3]。而研究人员进行的另一项前瞻性分析也发现，术后肝功能正常恢复和延迟恢复的患者之间，肠道菌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别是长双歧杆菌明显富集于正常恢复的患者之中。 随后的小鼠研究也证实，口服补充长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肝脏手术后的肝功能恢复，减轻肝脏损伤。 那在人类患者中，长双歧杆菌是否也能同样促进肝功能的恢复？研究人员又开启了一项临床试验。 试验一共纳入了176名可手术的肝细胞癌患者，其中干预组88人在围手术期接受了含有长双歧杆菌的混合益生菌，另外88人做空白对照。最终，干预组的83名患者和对照组的86名患者完成试验，被纳入分析。 口服含有长双歧杆菌的益生菌改善可手术肝癌患者1年生存率 两组间的差异可以说十分明显： 01 手术后，干预组有9人肝功能延迟恢复，占比11%；而对照组有28人延迟恢复，占比33%； 02 干预组患者术后平均住院8.34天，相比对照组平均住院9.67天也有明显缩短； 03 术后1年时，干预组有80人存活，1年生存率96%；而对照组有73人存活，1年生存率85%； 不过研究人员也强调，当前的研究有一定局限性，如对照组未使用安慰剂、在单中心进行、患者大多合并乙型肝炎等。将来还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以进一步验证补充长双歧杆菌对肝癌手术的益处。   此项研究展现了长双歧杆菌等益生菌在促进肝癌术后肝功能恢复和提高患者生存率方面的巨大潜力。尽管还需更多研究来深入验证这些初步发现，但目前的成果已经为肝癌患者提供了新的希望。在日常饮食中，适当添加益生菌可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健康选择。   癌症患者应该如何选购益生菌 为了帮助您在肝癌手术后更好地恢复，并提升整体健康，考虑添加含有长双歧杆菌的益生菌产品至您的饮食中是个明智之举。我们精心挑选了几款高品质的益生菌产品，它们不仅含有长双歧杆菌，还能促进肠道健康，从而为您的康复和健康带来全面支持： 「乐愈达倍敏益生菌」 「乐愈达优护益生菌」 1 专为癌症患者定制，超300篇临床文献保驾护航 癌症治疗，最重要的就是以「临床数据」说话。同样的，专为癌症患者定制的益生菌也不能含糊。 为免疫治疗期间的癌症患者定制的「倍敏益生菌」，经过层层科学与研发把关，含有植物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等12类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种，都详尽研究了自2017年以来超过300篇临床文献，真正让每一个菌种都具备免疫治疗相关的临床支撑。 同时，12种益生菌的菌种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市面上其他的一些益生菌类型产品，在多样性上具备显著的优势。例如，某药用益生菌仅有长型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等3个菌种；而大部分酸奶仅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及嗜热链球菌两个菌种。 优护益生菌同样如此，具备动物双歧杆菌、植物乳植杆菌、长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鼠李糖乳酪杆菌、唾液链球菌、副干酪乳酪杆菌、瑞士乳杆菌等8个益生菌种，超280篇临床研究论证，带给患者们更契合的益生菌产品。 2 益生菌含量超高，活着抵达肠胃的才是好菌！ 「乐愈达倍敏益生菌」和「乐愈达优护益生菌」中，一条包装中益生菌数量就高达300亿CFU活菌。 这是什么概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试行）》第十二条中规定：活菌类益生菌保健食品在其保质期内活菌数目不得少于10⁶CFU/mL(g)。 我们的益生菌数量高于国家标准的三万倍！同时，这些益生菌数量也相当于30杯300ml的酸奶。 光有益生菌数量还不够，如此大量的益生菌必须经历重重考验，活着到达肠道才算「圆满」。「乐愈达倍敏益生菌」与「乐愈达优护益生菌」均采用了SYNTEK thorough强化整合制造技术，通过包埋等手段可以保证这些活菌最大限度的到达我们的肠道。 3 益生菌+益生元，益生菌活力更有保障 除了足量的益生菌以外，为了最大化的提升「乐愈达倍敏益生菌」与「乐愈达优护益生菌」的战斗力，我们还在产品中添加了低聚果糖、半乳甘露聚糖、低聚异麦芽糖、聚葡萄糖等4种益生元。 益生元通常是纤维化合物，或者说低聚糖，通俗来说，可以把它理解为益生菌的“食物”，帮助益生菌在肠道中获得更好的定殖。 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不少患者都反馈同时存在糖尿病的问题，担心不能服用我们的益生菌产品。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益生菌产品中的甜味剂来自于代糖「赤藓糖醇」，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天然甜味剂，即便是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服用！ 益生菌产品服用多久最合适？ 益生菌产品上线后，很多用户都在问的益生菌服用疗程问题。「乐愈达倍敏益生菌」与「乐愈达优护益生菌」一般建议服用3-6个月。 正常来说，益生菌发挥作用一般分4个阶段： 【1】竞争期7天。益生菌会和肠道内已经存在的有害菌及中性菌展开竞争，包括竞争营养、竞争生存空间、竞争能在肠道壁上附着的位置； 【2】优势期1个月。益生菌会逐渐占领上风，这时肠道内的有害菌数量已经低于益生菌，有害菌释放毒素和其它代谢产物的量也被大大减低，倍敏益生菌中的益生元也会帮助有益菌快速生长起来，两者产生协同作用，这个阶段益生菌将在肠内占据优势地位。 【3】巩固期3个月。在这个阶段，倍敏益生菌与体内原有的有益菌一起协同作用，在肠道内的数量越来越多，而有害菌的数量则会相应大幅度减少。 【4】稳定期6个月。在这个阶段益生菌将持续保持稳定，促进肠道健康，同时也可尽可能减少有害菌卷土重来。 […]

近些年来，新的癌症治疗药物层出不穷，但价格往往也高不可攀。但有些时候，一些很便宜的常用药就可以大幅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率，比如价格不到100元的抗凝药依诺肝素。   在最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中，高血栓风险的胃肠癌或肺癌患者，在开始全身治疗的同时使用依诺肝素抗凝，可将6个月时的死亡率从26%降低到13%，足足减少了一半，而且出血风险没有显著增加[1]。   作为参考，另外128名参加试验的低血栓风险患者，6个月死亡率为7%。   抗凝治疗降低血栓高风险胃肠癌和肺癌患者死亡风险 癌症的治疗并非只是杀死癌细胞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保证患者的存活。在癌症的治疗中，化疗、免疫治疗等很多疗法都会增加患者的血栓风险。统计显示，癌症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是常人的2~20倍，经常发生在癌症诊断后的3~6个月期间[2]。 而血栓也是导致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一项对门诊化疗患者的调查中，血栓和感染各造成了9.2%的死亡案例，仅次于肿瘤本身，并列第二[3]。其中5名死于血栓的患者，甚至肿瘤都还没有发生转移。在乳腺癌等一些治疗效果较好的癌症中，血栓造成的死亡比例还会更高[4]。 幸运的是对于血栓的治疗和预防，我们已经有了不少药物可用，如利伐沙班、依诺肝素等等。那在癌症治疗中预防性使用这些药物，能否有效降低癌症患者的死亡率？ 本次研究一共纳入了328名胃肠癌或肺癌患者，其中128人被评估为血栓低风险，仅做观察；另外200名血栓高风险患者则被随机分配，在开始癌种治疗的同时接受依诺肝素或安慰剂治疗，持续90~180天。 在研究期间，依诺肝素组100名患者中有8人发生血栓栓塞，其中6人都未积极进行依诺肝素治疗。而安慰剂组100名患者和低风险组128名患者中，分别有23人和10人发生血栓栓塞。依诺肝素治疗让血栓高风险患者的血栓栓塞风险降低了65%。 依诺肝素治疗大幅降低血栓风险 血栓风险降低的同时，依诺肝素治疗也大幅降低了血栓高风险患者的死亡率。6个月时，依诺肝素组患者死亡率为13%，而安慰剂组达到了26%，是依诺肝素组的两倍。作为参考，低风险组患者的6个月死亡率为7%。 依诺肝素组患者死亡风险仅有安慰剂组一半 而在抗凝治疗容易导致的出血风险上，三组患者并没有显著差异。研究中依诺肝素组、安慰剂组和低风险组大出血的发生率分别为1%、2%和2%，临床相关非重大出现的发生率分别为16%、9%和9%。依诺肝素治疗并没有导致更多的大出血。 目前，研究人员计划在将来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纳入更多的癌症种类和更多的抗凝药物，进一步验证抗凝治疗对癌症患者的益处。 不过在一篇评论文章中[5]，克利夫兰诊所的Alok A. Khorana博士强调，当前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如何评估患者的血栓风险，或者使用哪种抗凝药物，而是有什么在阻止癌症患者接受血栓预防治疗？特别是许多指南都推荐癌症患者预防性使用抗凝药物[6]。 参考文献： [1]. Alexander M, Harris S, Underhill C, et al. Risk-directed ambulatory thromboprophylaxis in lung and gastrointestinal cancers: the TARGET-TP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oncology, 2023. [2]. Kourlaba G, Relakis J, Mylonas C, 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