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e

  一篇发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Roentgenology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比起使用率最高的TACE，患者肝移植（LT）前接受热消融或TARE（经动脉放射性栓塞）与CPN（完全病理坏死）的可能性更高相关。   对于接受肝移植患者TACE使用率更高 肝细胞癌（HCC）是LT的第三大常见适应症。多种局部治疗（LRTs）用于等待移植的HCC患者。LRT治疗HCC疗效的一个标志是CPN，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定义为“在放疗或化疗治疗后的手术或活检中切除的组织样本中缺乏所有癌症迹象”。一项研究发现，与无CPN患者相比，HCC放疗后的CPN患者，5年复发风险较低（2% vs 18%），5年无复发（73% vs 56%）和疾病特异性（99% vs 86%）生存率[3]更好。 历史证据表明，热消融治疗可实现早期HCC的高CPN率。然而，多中心研究表明，比起消融术HCC治疗更倾向于TACE，TACE的中心特异性使用率为53-80%，消融为13-21%。TACE比消融的更高利用率可能导致不同中心CPN的不同发生率。该研究的目的是确定患者、HCC和移植中心特征与CPN率相关，基于一个大样本的肝移植后HCC测量≤3cm的患者。 患者和HCC特征与CPN的关系 在研究期间，6265例小于3 cm的HCC行LRT后再行LT的患者中，69.5%(4352例)行TACE, 19.4%(1217例)行热消融，11.1%(696例)行TARE。在外植体评估中，23.5%(1475/6265)的hcc达到了CPN。 与无CPN患者相比，CPN患者更常见为女性(27.1% vs 23.1%， p=.001)，在LT等待名单上花费更多时间(9.4个月vs 8.7个月，p=.002)， AFP中位数较低(6.0 ng/mL vs 7.0 ng/L, p<.001)， LRT时MELD评分中位数较低(10.0vs 11.0, p<.001)。与无CPN的患者相比，CPN患者发生单个HCC的可能性也更大(80.0% vs 68.2%， p<.001)，最大HCC的中位尺寸更小(1.0cm vs 1.3 cm, p<.001)，总体HCC尺寸更小(1.0cm vs 1.3 cm, p<.001)。CPN患者经TACE行LRT占54.6%，热消融占29.6%，TARE占15.9%，而无CPN患者经TACE行LRT占74.1%，热消融占16.3%，TARE占9.6% (p<.001)。TACE患者的CPN率为18.5%(805/4352)，热消融患者为35.8% (436/1217)，TARE患者为33.6%(234/696)。 当将单个移植中心作为随机因素时，预测CPN的多变量回归模型的结果如下表所示。外植体评估中较低CPN可能性的显著独立预测因素包括LRT中较高的MELD评分(OR: 0.97, 95% CI: 0.96-0.98;p<.001)， AFP水平较高(OR: 0.82, 95% CI: […]

钇-90（Y-90）微球放射栓塞治疗技术（TARE）是一种靶向肿瘤放射治疗，该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肝脏恶性肿瘤的选择性体内放射治疗（SIRT）中，即在肝脏病灶处，通过靶向的大剂量高能量β辐射起到杀死癌细胞的目的，同时可以很好地保护健康肝脏组织。此前，基于回顾性LEGACY试验的结果，美国FDA批准TheraSphere Y-90用于肝癌患者的治疗。 基于现在肿瘤治疗的研究进展，联合治疗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尤其是局部治疗与系统治疗的联合也逐渐崭露头角，并显示出不俗的疗效。Y-90放疗栓塞作为一款新型的局部治疗方案，在与系统治疗的联合研究中也不遑多让，联合靶向或免疫药物均取得成效！ 联合索拉非尼一线治疗  DCR近90% 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不可切除晚期肝癌患者，分为三个治疗亚组：TARE单独治疗；TARE+索拉非尼治疗；TARE用于因禁忌症或不耐受而不能服用索拉非尼患者。研究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治疗失败的原因。 平均放射学随访时间为4.4个月(范围0.5-48.8)。在治疗区域，TARE联合索拉非尼组的ORR(53.1%)、DCR(87.7%)和CR率(11.1%)最高，而TARE单独治疗组的ORR(41.3%)稍低，但DCR相似(85.7%)。 在所有亚组中，65.7%观察到疾病进展。TARE单独治疗组(44.5%)和TARE联合索拉非尼组(38.4%)最常见的首次疾病进展部位是肝内区域。在TARE联合索拉非尼(32%)和无法耐受索拉非尼的TARE(40%)亚组中，超过30%的病例发生肝外进展(包括仅肝外进展和肝内合并肝外进展)，远高于TARE单独治疗组(12.7%)。 所有治疗的中位总TTP为4.9个月(95%CI: 3.9-5.9)。在3个亚组中，TARE单独治疗组的中位总TTP最高，为8.6个月，其次是TARE联合索拉非尼为5.1个月，无法耐受索拉非尼的TARE组为2.7个月。 联合纳武利尤单抗 mOS超1年 2020年ASCO会议上公布了CA 209-678研究的结果，这是一项开放性、单臂、单中心、两阶段Ⅱ期临床试验，纳入了40名患者，其中36名可评估。符合条件的Child-Pugh A级晚期HCC患者接受Y90放射治疗（Y90-RE）和纳武利尤单抗（放疗21天后开始，每2周一次，每次200mg）治疗。研究主要终点为总有效率(ORR) (per RECIST v 1.1)。次要终点包括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和安全性。 研究结果显示，中位随访16.4个月后，ORR为31% (95% CI 16.4 – 48.1%)；DCR是58.3%；在Y90-RE视野内，81%的病灶消退；中位PFS和OS分别为4.6个月(95% CI 2.3~8.4)和15.1个月(95% CI 7.8~NE)。6个月和12个月的PFS率分别为44.2%(95% CI 27.3% – 59.9%)和26.1%(95% CI 11.2% – 43.8%)。总的来说，纳武利尤单抗+ Y90-RE安全可耐受，只有11%的患者出现3/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AEs)。 总结 关于放疗栓塞的联合治疗，目前有两种思路。血管生成作为肿瘤的特征之一，在肿瘤的形成和生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HCC中很有前途的药物靶点。研究表明，VEGF表达异常与HCC肿瘤中观察到的血管异常有关，其他各种研究也一致表明，HCC患者手术或射频消融后循环VEGF表达升高与预后不良相关。重要的是，有研究发现，在肝癌放疗后VEGF表达升高。 基于此，研究人员认为，研究放疗后抗血管生成和ICB治疗HCC患者的疗效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能够激发有效的肿瘤杀伤活性，限制肿瘤细胞重新稳定自身的能力。另一种替代策略是在放疗之前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这可以使肿瘤血管系统“正常化”，进而有可能提高放疗的疗效，在抗血管联合放疗治疗后可给予ICB，以进一步维持抗肿瘤免疫。针对以上两种联合治疗思路，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正在开展！也期待研究能带来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