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咚咚肿瘤科的病友们，水平增长很快；为了看病，大家都是用尽了洪荒之力开始学习最前沿的抗癌资讯和治疗理念，真是非常令人赞叹和佩服。 有一个概念，被多次提及——那就是所谓的“冷肿瘤”和“热肿瘤”。 什么，肿瘤还有冷热之别？难道要拿个温度计去测一测肺里的肿瘤，多少度？！ 非也，这里所谓的“冷肿瘤”和“热肿瘤”，是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一个旧概念。之所以说是旧概念，那是因为几年前，就被学术界提及了。比如CTLA-4抗体的发现者和推动者，James Allison教授，早在2015年4月就在顶尖权威杂志《science》上提出了这样的分类，不过人家毕竟是有望拿诺贝尔奖的大教授，怎么也得用点高级词汇： 有免疫源性的肿瘤（immunogenic tumor） VS 无免疫源性的肿瘤（non-immunogenic tumor） 所谓“有免疫源性的肿瘤”（也就是热肿瘤），就是一块肿瘤组织取下来，拿到显微镜底下仔细看，发现在癌细胞的周围和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免疫细胞：比如，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等；当然这些免疫细胞，有的是能抗癌的免疫细胞，有的则是助纣为虐的坏的免疫细胞。但是无论如何，已经有这么多免疫细胞聚集在肿瘤组织里了，很有可能这里曾经发生过免疫细胞与癌细胞的殊死搏斗，只不过癌细胞“魔高一尺”，免疫细胞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失下阵来了。但是，毕竟这里曾经发生过战斗，战场还“火热”着呢。 对于这些病人，我们只需研究，为何免疫细胞没有杀灭癌细胞，为何癌细胞反而占了上风——有可能是由于癌细胞表达了PD-L1、IDO等免疫抑制分子呀，那就直接用PD-1/PD-L1抗体、IDO抑制剂就好了呀——对于热肿瘤而言，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是详细地分析肿瘤组织里的免疫细胞以及免疫反应的真实状态，然后相应地予以纠正；也就是对那些暂时处于下风的免疫细胞，给予一定的支援，很可能这场抗癌免疫大战，我们就赢了，患者就有可能获得很好的疗效，疗效还能长期维持。 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对于那些PD-L1高表达的热肿瘤，单独使用PD-1/PD-L1抗体的有效率一般就很好，生存期就很长了。归纳起来，主要是三点意思： 这类病人，对免疫治疗，总体而言是比较敏感的。 这类病人，也不是全部都适合PD-1/PD-L1抗体治疗，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类型和功能状态，从而来决定最佳的免疫治疗方案。比如一个病人万一是IDO高表达，那么似乎IDO抑制剂是必须要用的了；比如一个病人巨噬细胞特别多，那么似乎巨噬细胞的阻断剂是必须要用的了；比如一个病人PD-L1表达是低的，但是免疫细胞上LAG-3是高表达的，那么似乎LAG-3抑制剂是更合适的。 目前，对于如何检测自己的肿瘤是不是热肿瘤，尚缺乏公认的最佳的指标。一般的医院病理科，免疫组化测一下CD3、CD4、CD8等蛋白的表达，其实是不够的。 然后，反过来，来说说“无免疫源性的肿瘤”（冷肿瘤），那就是肿瘤组织中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免疫细胞。 一般认为，这类病人单独使用免疫治疗，疗效是不佳的，需要联合一些其他治疗来让肿瘤组织中聚集免疫细胞（也就是所谓的让冷肿瘤变成热肿瘤）。而炒热肿瘤的办法，有联合放疗、联合化疗、联合溶瘤病毒、联合肿瘤疫苗、联合免疫细胞治疗、联合恰当的靶向治疗等多种。 目前来看，联合放化疗，联合溶瘤病毒、联合个性化的肿瘤疫苗等已经有不俗的数据。如下是Allison教授列举的一些合适的联合治疗的分子靶点和治疗手段：   参考文献： Sharma P, Allison JP. The future of immune checkpoint therapy. Science. 2015 Apr 3;348(6230):56-61. doi: 10.1126/science.aaa8172

  转基因，在中国舆论界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经常引发各种各样的争议，甚至有的名人与名人之间还为此对簿公堂，还为此大打出手——一个生物医药领域的专业名词、一项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技术，竟然有如此独特的地位，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在肿瘤治疗领域，转基因还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之前，CAR-T等免疫细胞技术，其实已经部分应用了该技术。CAR-T、TCR-T技术，都涉及到对病人或者健康志愿者来源的免疫细胞，在体外进行转基因操作，使得这些免疫细胞获得攻击癌细胞的“特殊能力“。 目前，靶向CD19的CAR-T已经被美国FDA批准用于白血病治疗，复发难治的白血病原本有效率不足20%，一下子提高到了80%，原本生存期平均不到半年，一下子延长了数倍。 在实体瘤中，TCR-T在恶性黑色素瘤、滑膜肉瘤、宫颈癌等病种里，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疗效，比如靶向NY-ESO-1的TCR-T用于难治性的滑膜肉瘤，有效率超过50%。 因此，尽管舆论和民间老百姓，对转基因依然“避之不及“，但是事实上类似的技术用于抗癌，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最近，又有一个更直接、更大胆的技术，完成了I期临床试验，初步疗效喜人。 TargomiRs是一种全新的抗癌产品，是将miRNA（老百姓口中的“基因“的一种）包裹在微细胞中，然后直接通过静脉输液打给患者。TargomiRs主要是包含miR-16类似物，可以通过与miR-15，miR-16等miRNA家族相互作用，从而下调EGFR信号通路，从而导致癌细胞凋亡。 这个药物，每周输液1次或者2次，分成3种不同的剂量，5 × 10⁹，7 × 10⁹，9 × 10⁹，一共招募了27名复发难治的恶性间皮瘤患者，最终有26名患者真正接受了治疗，另外一名入组的病友由于实在是病情太重，临床试验还没开始，就已经去世了。这也就是为何，一般的临床试验，都要求病人预期生存时间超过3个月，否则等临床试验各项程序走完，药来了，但是病人已经不在了，痛哉！ 通过对前8名患者的治疗进行分析，最终确定的比较合适的剂量是1× 10⁹（前面8个人，剂量太高，副作用有点略大，具体表现为：输液炎症反应、冠心病、过敏反应等），而最大耐受剂量是5× 10⁹，每周一次。各个剂量组，不良反应情况如下表： 疗效方面，一共有22名患者疗效可评‍价，其中1名患者肿瘤缩小超过30%（疗效维持了32周）。这名51岁的男患者名为Bradley Selmon，是一名水暖工，曾多年暴露于石棉。2013年，他被诊断患有间皮瘤，当他对目前已经上市的所有化疗都耐药后，他入组了这项临床试验。可喜的是，两个月内，他的肿瘤几乎不见了，身体检查结果表明他的肺部功能非常正常。其他15名患者疾病稳定——总体的疾病控制率为73%，中位总生存时间为200天。 此外，标志物研究发现，该新药的疗效与基线时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的比值，以及PD-L1蛋白的表达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Safety and activity of microRNA-loaded minicells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 a first-in-man, phase 1, open-label, dose-escalation study. Lancet Oncol. 2017 Sep 1. doi: 10.1016/S1470-2045(17)30621-6

即将接受手术的患者，特别是肿瘤患者，当得知需要接受麻醉尤其是全身麻醉时，都会对麻醉产生的一些所谓的“副作用”而心存顾虑。更有患者坦言：相比手术，更害怕麻醉后会不会对大脑产生损伤?在众多并发症之中，大家最为关心的无疑是麻醉对认知功能产生的影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揭开麻醉与认知功能的神秘面纱。 什么是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是患者在全身麻醉手术后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常见于接受胸科手术、重大手术、急症手术后的老年患者,在中青年患者中的发病也时有报道。其临床表现为术后短期内出现精神错乱、焦虑、人格改变、记忆受损、学习记忆功能力下降、社会活动能力减退等,造成患者康复延迟、并发症增多、住院天数延长、住院费用增加等。 什么样的患者更容易产生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研究显示，处于智力发育期的儿童，尤其是3岁以下或妊娠最后三个月的胎儿，重复或长时间接受全身麻醉和镇静药物，可能会影响儿童大脑的发育。另外，老年患者由于本身基础疾病较多，相较于年轻人更容易出现记忆与认知的损害，也就是所谓的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与麻醉的关系是什么? 麻醉药物的剂量对大脑的影响息息相关。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人们已经基本确定了现有麻醉药物的安全剂量，因此麻醉对于认知，记忆等能力产生影响的概率很低。即便是出现了术后认知以及记忆的障碍，大部分患者的认知功能下降是可逆的、短期的，通常持续数周或数月，只有极少数患者可持续数年，甚至发展为永久性认知功能障碍或痴呆。 麻醉为何会对大脑产生影响? 麻醉药作用于大脑的机制比较复杂，不同的麻醉药物产生的作用机制也不一样。临床上常用的全身麻醉药，通过药物受体或离子通道发挥作用，影响神经突触的形成、神经细胞的可塑性，导致神经元的损伤和凋亡。 肿瘤患者手术的麻醉方式有哪些? 手术中，麻醉的方式主要有局部麻醉与全身麻醉。对于肿瘤病人的手术，除了乳腺外科中乳房象限切除术采取肋间神经阻滞(局部麻醉的一种)外，其他肿瘤外科的手术基本都采用全身麻醉。全身麻醉包括全凭静脉麻醉(即用静脉麻醉药诱导、维持的全身麻醉)和静吸复合麻醉(即联合使用静脉麻醉药和吸入麻醉药诱导、维持的全身麻醉)以及大部分腹部外科肿瘤中使用的全身麻醉复合椎管内麻醉(包括硬膜外麻醉和蛛网膜下腔麻醉)。 麻醉产生的不良反应有哪些? 麻醉产生的不良反应主要由麻醉方式以及麻醉药物所决定。肋间神经阻滞的常见并发症有操作引起的气胸，以及局麻药的毒性反应等。轻者只感觉有些不适，如头晕、耳鸣、舌头麻木等，严重者发生抽搐、惊厥、甚至呼吸心跳停止致死。全身麻醉的不良反应较局部麻醉则相对严重，全身麻醉产生的不良反应也因不同的麻醉药物和患者自身情况而异，有恶心、呕吐、低或高血压、心动过速或过缓、过敏反应、注射痛等。严重者会发生肌痉挛、气管痉挛、呼吸抑制、呼吸遗忘甚至呼吸暂停、心律失常等等。而对于认知及记忆的影响，相对于局部麻醉而言，全身麻醉更容易对大脑认知及记忆产生影响。 麻醉的不良反应可以避免吗? 相对于麻醉药物本身对大脑的影响而言，其实麻醉和手术所导致的一些并发症更容易对我们的大脑产生影响，针对这些并发症，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积极地预防。比如肠镜麻醉时，较常见的并发症是血管迷走神经反射，其主要表现是低血压、心动过缓、恶心、皮肤苍白以及出汗等，故要准备好相应的药物。另外肠镜时麻醉药物的选择，多选取快速短效、苏醒迅速、不良反应少的麻醉药物，如丙泊酚、芬太尼等。 在日常手术中，针对麻醉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1、注射痛：目前最为经济而常用的方法是在注射丙泊酚之前预先注射小量的局麻药利多卡因，或将丙泊酚与适量利多卡因混合使用。 2、局麻药的不良反应：应用局麻药的过程中避免局麻药入血，麻醉药内加入收缩血管的肾上腺素，减缓麻醉药的吸收。使用麻醉药物时，一次不要用足量，分次追加。术前了解患者有无麻醉药的过敏史，或做皮试。 3、血压下降： 术前尽量纠正高热、贫血、及维生素缺乏等异常状态。麻醉诱导前适当扩容，如麻醉诱导前输入适量晶体液、胶体液，以预防术中低血压。 4、心率过缓：麻醉诱导前用阿托品预处理可以有效预防术中出现心率过缓。 5、恶心呕吐：术前严格执行禁食禁饮，插管操作时避免过度刺激咽喉部，提前给予止吐药物。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文章，比如诊断为癌症后就去旅游，然后周游世界一圈回来病就好了。或者什么山的庙宇里的和尚和道士有什么药，可以调理除病。 当然这些还不是替代医学，那么替代医学究竟是包含什么?使用替代医学而不是传统的化疗、放疗、靶向治疗、手术治疗，究竟是否对患者的治疗有影响，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的文章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是最近刚刚发布的，2004年至2013年期间，在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中记录的四种比较常见的四种癌症，分别是：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肠癌。通过比较替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患者生存获益情况。这里有两个概念。 　　传统医学：如化疗、放疗、手术治疗、激素治疗等。 　　替代医学：非医疗人员所使用的未经证实的癌症治疗手段，如保健食品、食疗、针灸等等。 在该项研究中，有280名患者使用替代医学治疗，这些患者没有经过传统的治疗手段，这些患者往往更年轻、女性患者较多、有相对较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另外研究的对照组是560名接受传统治疗的患者。 如上图所示，黑色曲线表明患者单独使用了替代医学治疗，而虚线表示患者使用了传统治疗手段，研究结果表明使用替代医学的患者5年生存率相对较差。如果是可通过传统的治疗手段治疗，但是患者却选择了替代医学，则往往有较差的生存时间。 乳腺癌患者如果只使用替代医学将增加5倍的死亡风险，结直肠癌和肺癌的死亡风险分别增加了4倍和2倍。但是对于前列腺癌患者，使用替代医学似乎没有影响其生存状况，这可能是前列腺癌进展较慢，而且本研究的随访时间也不是很长(随访时间66个月)。 本篇研究的结论是，单独使用替代医学，而不借助传统的治疗手段，患者将会具有非常高的病情进展和死亡风险。因此提醒患者和家属，一定注重传统的治疗手段，尤其是具有明确询证医学证据的治疗措施，如基因突变对应的靶向治疗、DNA错配修复缺陷对应的免疫治疗等等。 抗癌这条路确实非常难，但却存不得丝毫的侥幸。

肝炎主要是甲型、乙型、丙型等肝炎病毒感染所引起; 肝硬化是由一种或多种原因长期、反复损害肝脏而引起的肝细胞坏死与肝脏纤维化; 肝癌的发生主要与慢性肝病(主要是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黄曲霉素、饮水污染以及长期嗜酒、肝血吸虫病等多方因素有关。 肝炎有一个发展的三步曲：肝炎-肝硬化-肝癌，主要是由于很多患者在肝炎初期，不重视，不治疗，抱着“转氨酶、黄疸正常的肝炎患者不需要治疗”，“大三阳需要治疗，小三阳或表抗阳性不需要检查与治疗”等错误的观念，贻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从而导致肝硬化、肝癌，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因此不管你是得了哪种类型的肝炎，都要在发现病情的第一时间进行正确积极的治疗。肝炎、肝硬化可以转化为肝癌,不过这需要时间,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几率,不是所有的肝炎、肝硬化就一定能够走向肝癌。在我国肝硬化比较常见,大多数为肝炎后肝硬化,少部分为酒精性肝硬化和血吸虫性肝硬化。由于肝硬化早期经过积极防治,可以逆转或不再进展,但晚期将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导致肝癌危及生命,因此肝炎、肝硬化的早期防治非常重要,肝炎-肝硬化-肝癌绝非是乙肝患者的必然宿命。 肝硬化和肝癌之间有何关联，又有什么区别?肝硬化为何会转变为肝癌?几率有多少? 关联：肝硬化和肝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在临床上发现的肝癌病人，每个病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肝硬化，也就是说肝癌的病人，90%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肝硬化，一般来说肝炎经过10年的时间变成肝硬化，再经过10年-15年，有一部分人变成肝癌。区别：所谓肝硬化就是指由各种引起肝脏损坏的致病因素作用于肝脏，引起发生弥漫性损害，导致肝细胞弥漫性变性坏死，肝结缔组织过度增生即过度纤维化，导致残存再生的肝细胞被过度增生的纤维组织分隔包绕成为再生结节，最终形成即肝硬化形成。肝硬化是慢性乙型肝炎进展严重阶段的标志，其分为代偿期和失代偿期。肝硬化代偿期一般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失代偿期则主要表现为乏力、纳差、黄疸、腹水、腹壁静脉曲张、脾肿大、上消化道出血等。肝癌的主要是慢性肝病(主要是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黄曲霉素、饮水污染以及长期嗜酒、肝吸虫等多方因素有关。肝硬化、肝癌晚期都可触及到肿大、质地坚硬的肝脏。肝硬化时B超、CT、MRI等影像学检查结果都可看到肝表面凹凸不平、肝边缘角变钝等，但肝癌时影像学检查结果还可见到大小不等的肿块，在增强CT上呈现快进快出的典型特征，并且往往伴有甲胎蛋白升高。据统计已发生肝硬化的患者中10%-15%有可能发展为肝癌，也就是说有85%-90%的肝硬化患者不会发生癌变。 在这段过程中，是否有逆转的可能及方式? 肝硬化是可以逆转的，首先应该针对病因进行治疗，若是乙肝或丙肝病毒感染首先要抗病毒治疗;若是脂肪性肝病就需要注意适量运动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大量饮酒引起的酒精性肝纤维化就需要严格控制在健康饮酒的标准内;药物引起的肝纤维化应该及时停药;自身免疫性肝病所致的肝纤维化应该积极采取有效的治疗。总之，肝硬化只要得到及时诊治，绝大多数是可以发生逆转的。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报道，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与人体的氧化应激直接有关，有几种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的食物如蓝莓、苹果、咖啡、绿茶、茅台酒(健康饮酒的标准内)等对肝纤维化有较好的辅助食疗作用，肝纤维化患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食用。当然还要经常补充一些优质的动植物蛋白质如鱼类、鸡蛋、瘦肉、香菇等，可以为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提供较好的物质基础，这样肝纤维化就可以得到更好的逆转。 大部分肝癌伴随肝硬化，也有小部分例外，这部分肝癌是如何发生的呢? 肝炎直接演变成肝癌的理由是乙肝病毒中的HBx基因激活多种癌基因或原癌基因;乙肝病毒的前C基因或C基因发生了突变或缺失;在乙肝病毒的持续慢性炎症刺激下P53、P16基因发生了突变或缺失;以上三种因素或导致肝细胞直接发生癌变，因此乙肝病毒有直接致肝细胞癌变的作用，从而解释了少数肝癌病人未经过肝硬化的过程而直接由肝炎发展为癌变的事实。 　　乙肝携带者、乙肝患者及肝硬化患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 1、忌辛辣:辛辣食品易引起肝胆气机失调，消化功能减弱。故应避免食用辛辣之品。 2、忌烟:烟中含有尼古丁等有毒物质，能损害肝功能，抑制肝细胞再生和修复。因此肝病患者必须戒烟。 3、不宜饮酒：酒精的90%要在肝脏内代谢，酒精可以使肝细胞的正常酶系统受到干扰破坏，所以直接损害肝细胞，使肝细胞坏死。 4、忌滥用激素、抗生素：是药三分毒，药物对肝肾多有损害，肝病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合理用药。 5、忌过多食用蛋白饮食：对于肝炎病人来说，由于胃黏膜水肿、小肠绒毛变粗变短、胆汁分泌失调等，使人消化吸收功能降低。吃太多蛋、甲鱼、瘦肉等高蛋白食物，会引起消化不良和腹胀等。 6、忌高铜饮食：肝功能不全时不能很好地调节体内铜的平衡，而铜易于在肝脏内积聚，肝脏内存铜过多，可导致肝细胞坏死与引起肾功能不全。故肝病病人应少吃海蜇、乌贼、虾、螺类等含铜多的食品。 7、忌生活不规律：“三分治七分养”，因此充足的睡眠、合理营养、规律生活，每天坚持早操，劳逸结合很重要。 8、忌恼怒、悲观、焦虑负面情绪等，因为肝病患者久治不愈，常便人焦虑，胡思乱想，易发火而郁怒伤肝。 9、少吃剩饭剩菜与发霉食物，剩饭剩菜中含有亚硝酸盐，可进一步转换成亚硝胺;发霉食物中含有黄曲霉素，以上均是诱发肝癌的高危因素。 要求乙肝患者每6个月左右去医院进行一次定期检查，检查乙肝二对半、肝功能、HBV病毒DNA定量、甲胎蛋白、肝脏彩超等。必要时行肝穿刺活检肝组织。有抗病毒指征的患者，严格遵医嘱抗病毒治疗，千万不要随便停药。

食管癌是我国极为常见的消化道肿瘤，其最大的难点之一是难以早期发现，由于早期症状隐匿，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手段，患者往往在前来就诊时已发展到晚期，也因为无法进行外科根除手术，患者预后情况不甚理想。临床上的治疗手段十分有限，治疗效果也不甚理想。 能“看到”并“摘除”食管癌的“利器” 内镜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通过常规的内镜检查，医生能够在病变很早期的阶段、甚至癌前病变的阶段发现病灶，这部分患者通过后续合适治疗手段的干预，可极大地提高生存率。 传统食管癌的根治方式通常为食管切除术，但创伤大，风险高，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高，且术后易出现反酸等症状而影响生活质量，令人望而生畏。而对于部分适合人群来说，内镜下治疗在达到同样的根治和生存效果的同时，有着创伤小、并发症率低、恢复快、术后生活质量高的特点。 内镜下食管癌“剥离”，次日便可进食 目前，内镜下治疗技术主要有内镜下切除、内镜下粘膜消融、内镜下支架置入和扩张。内镜下切除术包括内镜下粘膜切除术(EMR)和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是在专用的内镜下切除食管壁表面的病变而达到治疗效果。由于切除的只是病变的局部组织，而非整条食管，因此创伤较小，术后第二天即可进食，患者往往只感觉轻度的疼痛，待数日后创面愈合，即可恢复到与术前相同的状态了。 食管是一根空心管道，其管壁结构类似于夹心饼干，最内层称为粘膜层，中间的夹心是粘膜下层，最外层是肌层和外膜。当病变局限在最表面，即粘膜层时，则尚为早期食管癌。这部分患者通过内镜下治疗能够达到根治效果。 除了直接切除病灶以外，还可使用消融技术，如冷冻消融术、氩离子血浆凝固术、射频消融术以及光动力治疗等。其主要原理就是利用热量、冷冻或光学等物理能量将病变的粘膜组织损毁，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当然，这些操作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的，不必对于术中的疼痛和不适有太多的担心。 内镜技术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面能“看到”食管表面的镜子了，新的技术层出不清，如放大内镜、共聚焦内镜、窄带成像技术、超声内镜等已经普及临床。内镜下的病灶，可以放大百倍至千倍使得医生对于良恶性的辨别更加准确，同时更精准地划出病变与正常组织的边界，减少“误切”和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在超声内镜下，还可以“透过表象看本质”，直接显示出肿瘤侵犯的深浅程度，“无创”下便可进行肿瘤的分期。当然，最终离不开病理诊断这一“金标准”，活检病灶的取样同样也可在内镜下进行。 对于病情进展到晚期、由于肿瘤长入管腔内造成阻塞而导致进食困难的患者，可通过内镜下支架置入和扩张等手段，即利用工具将阻塞的食管通道重新撑开而使得患者重新进口进食，从而改善生活质量。 在此我们也提醒40岁以上，嗜烟酒喜烫食的人群，如果发现进食时有梗阻感、食管内有异物感，哪怕症状轻微，都要及时到相关医院进行排查。

日前，某款被戏称“贵到需要割肾”的手机正式发布，引起一波关注热潮。跟往常一样，新一代的“肾8”手机依然赚足了大众的眼球，又让人熟悉了新的“肾价表”。 “肾机”很贵，但肾更“贵”。“肾机”可以有很多代，但肾脏只有两颗;你可以咬牙换“肾机”，但对于肾脏，你只能呵护它，祈祷它健康运转。 我们知道，肾脏是人体泌尿系统的重要一部分，兼具内分泌功能。一旦其功能受损，将对人体造成严重影响。 和人体其他器官一样，这个“贵重”的脏器也面临着各种健康的威胁。 然而，有一个“隐形的杀手”，它会悄无声息的袭击人的肾脏——特别是40-60岁的人群，最容易被这个杀手盯上。一旦被这个杀手得手，它便会一点点蚕食肾脏的健康，破坏人体的正常机能，如果不能及时捕捉到它，它还会偷偷侵占其他人体脏器，掠夺营养并导致人体功能衰竭……. 没错，这个“隐形杀手”就是肾癌 肾癌是泌尿系统三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前列腺癌和膀胱癌，然而肾癌的死亡率却高居这三大肿瘤之首。近年来，肾癌的发病率不断增高，目前肾癌已经位列肿瘤发病排行榜的前十位，占成人恶性肿瘤的2%-3%。 与肾癌不断增高的发病率相对应，肾癌的早期发现比例却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据临床数据统计，超过三成的肾癌患者，初诊时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晚期，错过了手术根治的机会。 这是因为肾癌早期无明显症状，要发现它并非易事，即使出现了症状也不具备特异性。有不少肾癌患者是出现了肾癌“三联征”——血尿、疼痛和肿块等症状，前往医院就医，方才确诊肾癌，但这时候病情也往往难以控制了。 此外，这个肾脏杀手还会释放出其他干扰信号，例如一部分肾癌患者会出现贫血、盗汗、乏力、食欲不振、突发的高血压或糖尿病等症状，结果被这些症状所误导，进行其他脏器的检查，而忽略了肾脏的异常，导致贻误病情。原来，肿瘤侵犯肾脏时，肾脏本身也会做出应激反应，从而引发一系列免疫反应，这在临床上被称作“副瘤综合征”。 既然这个“杀手”行迹隐秘 又善于伪装 是不是就无法提防 只能任由其宰割呢? 答案是否定的!!! 　　肾癌还有一个名称“体检癌”，也就是说通过健康体检可以在“三联征”出现之前发现早期肾癌。在临床上，超过60%早期的肾癌是通过体检方式发现的。例如，通常的B超检查，就可以发现隐藏在肾脏中直径仅0.5公分的肿块，此后再结合其他检查，就可以在病情进一步发展前，捕捉到这个隐形“杀手”。 肾癌的高发于40-60岁年龄段的人群，男女发病比例接近2:1，且城市地区的肾癌发病率要远高于农村地区。此外，具有肾癌家族史或者是有糖尿病病史、高血压、慢性肾病等人群，也具有较高的发病风险。因而，对于这些“高危人群”应当养成每年做一次肾脏B超的好习惯，警惕肾脏可能发生的病变。一旦B超发现肾脏肿块，一定要进行进一步的CT或者MRI检查，以明确肿块的“身份”，及早治疗。当出现“副瘤综合征”却无法找到病因时，也应该多一份心，考虑是不是肾脏出了问题。 早期发现的肾癌患者如果及早规范治疗，往往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效。早期肾癌如果肿块直径小于4厘米、肿块局限在肾脏内且癌细胞未发生转移，经过规范治疗，可以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健康肾脏组织，而且其5年生存率可达到90%以上。而已经发生转移的患者，如果不接受正规治疗，其2年生存率仅有10%-20%，中位生存时间也只有12个月左右。 外科手术是治疗肾癌的根本方法，特别是对于早期病灶比较局限的情况，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实现根治。对于局部晚期的患者，通常除了手术切除病灶之外，还需要进行系统新的治疗(如药物治疗等)，以减少术后的复发风险。对于已经发生远处转移或者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肾癌患者而言，可以在尽可能切除原发肿瘤后，进行新型的靶向治疗或者免疫治疗等，以延长生存，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当然，抗击肿瘤，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防癌于未然。那么可以通过哪些方面的努力来降低罹患肾癌的风险呢?数据表明，在我国超过三分之一的肾癌患者同时也是肥胖患者，体重指数(BMI)每增加5kg/m2，肾癌的发病风险将提升1.24倍。因此，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应当保持适当的锻炼，保持健康的身材。在饮食方面，应当减少高脂肪饮食，多吃蔬果和粗加工的主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坚持适当的体力活动，保持体重，同时应当戒烟戒酒，以降级癌症侵袭的风险。

  靶向药轮换和靶向药“再挑战”（rechallenge），是一个非常有“群众基础”的抗癌治疗理念。 类似治疗的核心理念，是基于肿瘤异质性和分子进化。经过一段时间靶向药A的治疗，其中对A药敏感的细胞渐渐被“赶尽杀绝”，对A药耐药的细胞开始“蓬勃生长”；这个时候，换成化疗、放疗或者其他靶向药治疗一段时间，对A药耐药的细胞减少，而对A药敏感的细胞或许又会恢复到一定的比例；这个时候，再次启动A药治疗，那么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会对A药重新有效。     上述理论和抗癌的实战经验，在一小部分病人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接受第一代EGFR靶向药（易瑞沙、特罗凯、凯美钠）治疗的EGFR突变的晚期肺腺癌患者，在药物耐药后，接受一段时间化疗后，再次使用上述第一代靶向药，的确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会再次有效。 这样的理念，国内外都有不少信众。因此，意大利的Cappuzzo F教授索性发起了一项正式的二期临床试验，入组了61位EGFR突变的晚期肺腺癌患者，一线接受易瑞沙治疗，耐药后换成化疗，化疗耐药后再次使用易瑞沙治疗（标准的“再挑战“治疗）。 结果显示：3位病友获得部分缓解，有效率为4.9%；29位患者疾病稳定，加在一起，疾病控制率为52.5%，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为2.8个‍月——大家都知道，EGFR突变的患者第一代靶向药耐药后，如果有T790M突变，换成第三代靶向药，有效率高达80%，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大约是10个月。 从上面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出，这种靶向药“再挑战“策略，对于一小部分病人的确非常有效的，但是获得客观缓解的病人病不多（不到5%），且相比于更新一代的高级靶向药比起来，实在算不上好的选择（生存期2.8个月 VS 10个月）。但是，对于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的病友，或许也是一种备胎吧。     无独有偶，近期德国的Hanna Blasig教授汇总了8例特殊的晚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病历：这帮患者一线接受的PD-1抗体治疗，治疗失败后，换成了其他治疗（伊匹木单抗、放疗、手术或其他药物），再次进展后，又重新启动了PD-1抗体治疗……PD-1抗体“二进宫“、”再挑战“，结果如何呢？ 8名患者一线接受PD-1抗体治疗（6位O药，2位K药），1位病友获得完全缓解，2位病友获得部分缓解，3位病友疾病稳定，其他病友一上来就是进展的——一段时间以后，PD-1抗体都开始失效，疾病进展。化疗、手术、放疗、伊匹木单抗等二线治疗方案，“各显神通“，不过又纷纷败下阵来；随后这8位病友再次启动了K药治疗，结果显示：1位病友部分缓解（5号病友）、3位病友疾病稳定——也就是说，再挑战策略的成功率大约是1/8，疾病控制率大约是50%。 ‍ 免疫治疗真是非常奇妙，医学界还有非常多的未解之谜。以上仅是小规模数据，病友谨慎模仿！   参考文献： [1]Efficacy and safety of rechallenge treatment with gefitini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Lung Cancer. 2016 Sep;99:31-7. [2]Reinduction of PD1-inhibitor therapy: first experience in eight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melanoma. Melanoma Research […]

  今年3月，学术界第一次报道使用PD-1抗体，可能会让一部分病友疾病爆发进展（详见咚咚肿瘤科的科普文章：什么，PD-1抗体竟让部分肿瘤爆发进展！）。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悚而无奈的消息，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虽然目前对是否存在这样的现象，以及到底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依然存在极大的争议；但是，病友的生命是无价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这个现象，还是要高度警惕，足够重视！ 在刚刚结束的欧洲临床肿瘤学会议上，公布了两项相关的研究。 法国的R. Ferrara教授（也就是最早提出PD-1抗体有可能导致肿瘤爆发进展的教授），这一次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回顾性分析数据。汇总了法国5大医学中心，从2012年11月到2017年3月，接受PD-1抗体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这批患者在接受PD-1抗体治疗前、治疗中以及治疗后都有足够的CT片子，可以计算出肿瘤生长的速度。 R. Ferrara教授认为的肿瘤爆发进展是： 接受PD-1抗体治疗后，肿瘤生长的速度加快了至少50%！ 一共研究了242名患者，64%为男性，一半患者年龄大于65岁，51%为吸烟者，63%为肺腺癌，19%的患者有KRAS突变，2%的患者有EGFR突变，2%的患者有ALK重排突变。治疗的有效率为15%，中位总生存时间为13.4个月，64%的患者有肿瘤生长速度减慢， 16%的患者（40名患者）用了PD-1抗体后，肿瘤生长速度增快超过了50%，符合爆发进展的标准——天哪，PD-1抗体使用以后，能让肿瘤明显缩小的病人只有15%；却有16%的患者，疾病爆发进展。 不过，吊诡的是，这40名被定义为“肿瘤爆发进展”的患者，在继续接受PD-1抗体治疗后，有2名患者最终出现了肿瘤缩小，达到了部分缓解；也就说说，在“爆发进展”的病人里，一小部分是“假进展”。 与没有爆发进展的病友相比，40名被鉴定为“爆发进展”的病友，生存期明显缩短（3.4个月 VS 17个月，p< 0.001)。 上述研究结果在会场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怎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爆发进展，一部分科学家觉得关键的争议再议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肿瘤增长速度超过50%，就界定为爆发进展，这有点太宽松了； 第二，没有对照组，或许这部分病人不接受PD-1抗体治疗，肿瘤也会快速生长，甚至生长的更快，因此无法下结论一定是PD-1抗体促进了癌症的爆发。 当然，争议归争议，这么高比例的肿瘤爆发进展，还是令人毛骨悚然。因此，美国的A.K. Singavi教授对爆发进展的肿瘤患者的标本进行了全面的基因分析。不过这位教授采用的爆发进展的定义略有不同。 A.K. Singavi教授的定义是： 接受PD-1抗体治疗后第一次复查CT，就出现了疾病进展； 肿瘤大小增大了50%； 肿瘤生长速度增快了2倍以上。 他一共找到了5位符合上述条件的爆发进展的患者，其中4位有足够的组织标本进行基因分析。 结果发现：MDM2/MDM4基因扩增、EGFR基因扩增、以及11号染色体13区带相关基因（CCND1/FGF3/FGF4/FGF19）扩增，是最常见的基因变异。 ‍ A.K.Singavi教授对他们医院做过基因分析的696名患者的资料进行了分析。他发现一共有26位（4%）患者携带MDM2/MDM4扩增、有26位（4%）患者携带EGFR基因扩增、有25位（4%）携带11号染色体13区扩增。这其中有10名患者接受过PD-1抗体治疗。 3名MDM2/MDM4扩增的患者，接受了PD-1抗体治疗，2名出现了疾病爆发进展。 2名EGFR扩增的患者，接受了PD-1抗体治疗，1名出现了疾病爆发进展。 7名11号染色体13区扩增的患者，接受了PD-1抗体治疗，3名出现了疾病爆发进展。 虽然，目前具体的机理还不清楚，而且对爆发进展的定义和真伪还存在争议，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如果恰好携带这些突变的患者，使用PD-1抗体，还是要格外小心，或者尽量避免！

  作为这几年肿瘤治疗领域最大的进展，PD-1抗体已经被批准用于多种肿瘤的治疗：恶性黑色素瘤、肾癌、非小细胞肺癌、头颈癌、膀胱癌和肠癌等。 昨天，PD-1抗体再传捷报： 美国FDA批准PD-1抗体Opdivo用于多吉美耐药的肝癌患者； 美国FDA批准PD-1抗体Keytruda用于化疗耐药且PD-L1阳性的晚期胃癌患者； 日本厚生劳动省批准PD-1抗体Opdivo用于化疗耐药的晚期胃癌患者。 Opdivo用于肝癌：有效率20%，控制率64% 我国是肝癌大国，全世界几乎一半的肝癌患者都在中国。目前，治疗肝癌的药物并不多，几乎都是抗血管生成药物，比如多吉美、瑞戈非尼、E7080和184，耐药非常快。所以，肝癌患者急需新药！ 基于一个214人的二期临床试验——Checkmate-040，美国FDA批准了PD-1抗体Opdivo用于多吉美耐药的晚期肝癌患者：有效率20%，疾病控制率64%。 临床设计：招募214名晚期肝癌患者，单药使用Opdivo，剂量3mg/kg，2周一次。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包括从未使用过多吉美的、使用多吉美后耐药或者副作用不耐受的；也包含一些乙肝或者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 临床数据：43名患者的肿瘤缩小至少30%，客观有效率20%，中位持续有效时间9.9个月； 可使另外64名患者的肿瘤稳定不进展，疾病控制率高达64%； 9个月生存率74%；各组患者的详细临床数据如下： 副作用：发生3-4级副作用的比例是20%。常见的副作用包括：乏力、瘙痒和皮疹。 目前，PD-1抗体keytruda针对肝癌患者的临床招募已经陆续在国内多个医院开展，咚咚可以免费帮助患者入组临床实验，具体咨询咚咚临床助手（微信号：dongdongys1002）。 Opdivo用于胃癌：有效率11.2% 基于一个大型的三期临床试验——ATTRACTION-2，日本厚生劳动省批准了PD-1抗体Opdivo用于治疗化疗耐药的晚期胃癌患者：跟安慰剂相比，Opdivo可以降低37%的死亡率。 临床设计：招募493位至少两种化疗药耐药的晚期胃癌/胃-食管交界处肿瘤患者，按照2:1的比例随机接受PD-1抗体Opdivo或者安慰剂治疗。Opdivo的剂量3mg/kg，2周一次。 注意：招募的这些患者都是使用过至少两种化疗药后耐药的患者，属于极度难治的晚期患者。 临床数据：患者使用Opdivo治疗的有效率11.2%，疾病控制率40.4%，患者12个月生存率26.6%；而安慰剂组有效率0，疾病控制率25.2%，12个月生存率10.9%。 副作用：在Opdivo组和安慰剂组，所有级别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发生率分别为42.7%和26.7%，3/4级TRAE发生率分别为10.3%和4.3%。 Keytruda用于PD-L1阳性胃癌：有效率15.5% 基于一个二期临床试验——Keynote 059，美国FDA加速批准了PD-1抗体Keytruda用于治疗化疗耐药的PD-L1阳性的晚期胃癌患者：有效率15.5%。 临床设计：招募259位经过至少两种化疗药物治疗后耐药的晚期胃癌患者，接受PD-1抗体Keytruda治疗，剂量200mg，三周一次。患者都接受PD-L1检测。 临床数据：在143位PD-L1阳性的患者中，有效率15.5%；在其余的PD-L1阴性的患者中，有效率只有6.4%；如果不考虑PD-L1表达，259位患者总的有效率是11.6%。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患者中，有42.4%的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肿瘤缩小。具体数据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59位患者中，有7位患者经过检测确认是MSI-H类型，经过治疗，其中1位患者肿瘤完全消失，3位患者肿瘤明显缩小。对于胃肠道肿瘤患者来说，可以考虑进行MSI检测，一旦确定属于MSI-H类型，PD-1抗体的有效率将超过40%，详情参考：美国批准PD1治所有肿瘤？先测MSI！ 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包括疲劳、食欲减退、腹泻和恶心等。   参考文献： [1]El-Khoueiry, A.B., et al., Nivoluma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heckMate 040): an open-label, non-comparative, phase 1/2 dose escalation and expansion trial. Lancet, 2017. […]

PD-1肝癌、胃癌获批，FDA没有失约！

  糖皮质激素，是由人体的肾上腺分泌的一种功能强大、多才多艺的激素。 糖皮质激素可以抑制过于爆裂的免疫反应，可以增强人体应对极端环境的能力，可以控制过敏反应，可以协助镇痛和止吐，可以…… 因此，不少疾病需要用到糖皮质激素作为药品。在肿瘤免疫领域，糖皮质激素最大的用处就是用于治疗PD-1抑制剂等免疫治疗引发的较严重的免疫性炎症（免疫性肺炎、免疫性肠炎、免疫性肝炎、免疫性心脏炎……）。 常用的糖皮质激素包括：泼尼松、地塞米松、氢化可的松、甲强龙等。一般而言，用于治疗PD-1抑制剂导致的免疫性炎症所使用的激素，都是短期的、中小剂量的、逐步减量直至停止的。 JCO杂志有官方数据显示：这类短期使用的中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似乎不影响PD-1抑制剂的疗效。 ‍     但是，有一类病人由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脑转移等原因，较长时间里需要每天使用一定剂量的糖皮质激素；那么，最新的研究显示，这类病人，似乎不适合接受PD-1抑制剂治疗。 西班牙的G. Mart’ınez Bernal教授，研究了一组244名接受PD-1抗体治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平均年龄是63岁，65%的患者为男性，87%的患者吸烟，64%的患者为非鳞癌，大多数病友为2线治疗，62名患者有KRAS突变，14位患者有EGFR突变，3位患者为ALK突变，64位患者PD-L1阳性。治疗的有效率为20%，疾病控制率为50%，中位总生存时间为9个月。 详细的分析发现：‍66位患者在入组前规律服用糖皮质激素，主要的原因是呼吸困难（48%）和脑转移（15%）——服用糖皮质激素可以改善支气管通气、换气功能，可以缓解脑水肿。平均使用的剂量为16.25mg泼尼松。一般我们认为低于20mg的泼尼松，是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因此，作者分析了那些每天服用超过20mg泼尼松的病友（19名），认定这帮病友是服用较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患者。 结果发现，相比于那些没有长期接受每天20mg以上的泼尼松的患者，‍长期接受每天大于20mg泼尼松的患者，生存期更短，中位总生存时间为3个月 VS 10个月，中位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为1个月 VS 3个月——均差3倍！ 因此，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需要每天口服超过20mg泼尼松，大约相当于3mg地塞米松的病友，似乎并不适合接受PD-1抑制剂治疗。

  随着PD-1抑制剂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这类药物的适应症越来越广。 适用的癌种越来越多，从恶性黑色素瘤到非小细胞肺癌、霍奇金淋巴瘤、膀胱癌、头颈部鳞癌、Merck皮肤癌、肾癌，一直到所有的MSI-H的实体瘤…… 适用的情形也越来越靠前，从其他治疗均失败的末期癌症患者，到未经其他治疗的晚期癌症的一线治疗，一直到手术或根治性放化疗后的辅助治疗…… 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时刻保持冷静”的科学家，及时提出了一个相当严肃又十分有趣的问题： PD-1抑制剂等免疫治疗，总体有效率并不高，对于接受了这类免疫治疗的病友，假如治疗无效，会不会影响该患者接受化疗等传统治疗的疗效？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重大问题。比如，在晚期尿路上皮癌中，传统的化疗是铂类联合吉西他滨（或者铂类联合紫杉醇）。一般第一套化疗方案的有效率大约在50%左右，第二套方案的有效率低于20%——因此，化疗和化疗之间存在着“交叉耐药”，也就是说对铂类+吉西他滨化疗无效或耐药的病人，大部分病人对铂类+紫杉醇也是无效的。 目前，PD-1抑制剂，K药、O药、T药均已批准用于晚期尿路上皮癌，不过其有效率大致徘徊在20%左右，不管是一线使用还是二线使用，不过免疫治疗一旦起效，其疗效维持的时间会更久。那么，现在摆在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面前有两种选择：   首选PD-1治疗，有效率约20% 假如十分幸运地起效了，那么疗效可以长期维持，但是这个幸运儿的比例有点略低。 而且有一个担心，那80%对PD-1抗体无效的病人，后续接受化疗，会不会影响化疗的疗效。按理，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接受的第一套化疗方案的有效率应该有50%左右；那么，对于这些对PD-1抗体治疗无效或者曾经有效，后来耐药的病人，再接受化疗（对于这部分病人而言，其实是第一次接受化疗），有效率是否依然能达到50%左右？   首选化疗，有效率约50% 化疗无效的病人，再选择免疫治疗。这种情况下，第一套化疗的有效率虽然高一些，但是疗效持久性不如免疫治疗。     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不过近期欧洲泌尿杂志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结果：入组了28名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分成A、B两组，各14人。 A组：先接受PD-1，后接受化疗；B组：先接受化疗，后接受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失败后再接受另一套化疗。 结果发现，A组中，64%的患者部分缓解，21%的患者疾病稳定——这个数字和既往未经过免疫治疗、直接用第一套方案化疗的病友疗效数据基本相当，甚至还有更好一点的趋势。 以下是其中一位对PD-1抗体治疗无效，换成化疗有效的病友的典型CT图像： B组中，患者首先接受的是化疗，有效率为57%。然后接受PD-1抗体治疗，无效后，又换用第二套化疗方案治疗，有效率为21%，疾病控制率为71%——第一套化疗方案有效率57%，第二套化疗方案有效率21%，也是符合历史数据的。 以下是B组一位典型病人的CT图像： 综合上述数据，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这样的结论：PD-1抑制剂这种免疫治疗，与化疗无交叉耐药性。对PD-1抑制剂无效的病友，依然可以从化疗等传统治疗中获益；甚至经过PD-1抑制剂治疗后，部分病人对化疗等传统治疗更敏感，有效率更高了，不过这一点仍需要更大规模的数据来支持。 参考文献： Response Rate to Chemotherapy After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ion in Metastatic Urothelial Cancer. Eur Urol. 2017 Sep 13. pii: S0302-2838(17)30715-7.

  大多数咚友都有过这样的体会：检查！检查！检查！ 在治疗肿瘤的过程中，总伴随着数量繁多，五花八门的各类检查：今天可能是抽血，明天换成了CT；到了后天，医生又需要一个核磁辅助判断病情……无休无尽的检查！ 毫无疑问，癌症无论对医生或是患者而言都是一场“拉锯战”。所有的治疗方案都必须建立在对病情足够了解的基础之上，各类检查则是了解病情的唯一手段。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相信各位咚友也接受过各类检查。但大家知道这些检查都代表着什么吗？它们能反映出身体的哪些状况呢？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肺癌治疗中做过的那些检查，到底有什么意义。   病史和体表检查 对于肺癌患者而言，病史和体表检查是所有检查中最早经历的。 通常医生会花费一定时间详细询问你的病程（确诊肺癌多久了，现在有什么不舒服，持续时间等），也会对患者的日常习惯、生活状态做一个简单了解。询问过后，医生可能会对你进行一系列体表检查（包括听诊器确定你的呼吸音、触摸颈部或其它部位有没有异常淋巴结等），确定你的整体病情状况。 虽然花费时间不长，但病史和体表检查是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步骤对患者的身体状况与病情做出初步判断，确定进一步的检查方案或治疗思路。同时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也可能预示着不同的肺癌分类（如男性长期吸烟，更容易诱发肺鳞癌）。   血液检查 血液检查是肺癌治疗中最常见的检查。 通过对血液状态的分析，医生可以进一步全面了解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血液检查中也能体现出很多与病情相关的信息。 在肺癌的治疗过程中，最常见的血液检查是血常规、血生化、肿瘤标志物检查。接下来一一给大家介绍。 1：血常规 血液分为细胞与血浆。血常规通过对患者血细胞数量的分析，来判断这位患者的整体身体状况。 例如：通过白细胞数量的高低，判断是否存在细菌或病毒感染；通过血红蛋白的数量，判断患者是否存在贫血的情况；通过血小板的数量，判断是否存在出血风险…… 由于化疗、放疗、靶向治疗、PD-1治疗等肺癌常见的治疗手段都可能出现影响血液系统的副作用（如化疗、放疗最常见的副作用：骨髓抑制导致白细胞降低），因此在治疗前，治疗中，治疗后的血常规检查都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血常规的详细解读，请看：咚咚教你看化验单（1）：“不是没有故事”的血常规   2：血生化 血生化目的在于检查存在于血液中的各类离子、糖类、脂肪、蛋白质及各类酶、激素等物质。 对肺癌患者而言，血生化有助于发现某些器官的异常情况，如肝脏或肾脏。例如，肝功能超标可能意味着药物对肝脏功能造成了一些损害，也有可能发生了肿瘤转移到肝脏的情况。乳酸脱氢酶（LDH）严重超标可能意味着患者体内肿瘤负荷较大。 关于血生化更多内容，请看：咚咚教你看化验单（2）：“肝肠寸断”的肝功能   3：肿瘤标志物 肿瘤标志物也是肺癌治疗中常见的一个检查指标。虽然它不作为肺癌的诊断标准，但通过肿瘤标志物辅助判断病情的变化也是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怎样解读肿瘤标志物的变化？ 阅读这篇肿瘤标志物解答指南，答案都在里面：肿瘤标志物最强解读攻略：辅助抗癌，读完就懂   影像学检查 影像学检查被称为肺癌检查的“金指标”。它能真实详尽客观的反映出患者肿瘤的变化情况，判断治疗效果。 影像学检查在肺癌治疗中必不可少，具体分为：X光、CT检查、核磁检查、超声检查、PET-CT检查和骨扫面检查。下面将为大家详细介绍各个不同的影像检查。   1：X光检查 X光又被称为胸片，它是观察肺部情况最基础的影像技术。但由于X光的精度不够，当肿瘤大于2cm时才能勉强分辨，因此通常不作为肺癌的诊断或是观察病情的随访。对肺癌患者而言，仅在某些治疗前进行X光检查留底，保证手术顺利。   2：CT检查 CT是英文缩写，中文全程是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它是用于诊断及观察肺部病情较为理想的影像学检查。 相比胸片而言，它可以将肺部的病情显示的更加清晰。包括肺部肿瘤的大小、形状和位置。同时，CT还能清楚的发现肿大的淋巴结，淋巴结肿大是肿瘤发生淋巴结转移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CT有普通CT与加强CT之分： 加强CT通过注射造影剂，判断组织内部的血流情况。对肺癌患者而言，由于肿瘤内部血流丰富，因此加强CT更适合确诊及判断转移情况。 普通CT可以用于对已确诊额病灶进行观察，确定治疗效果。 CT检查一般运用于胸部与腹部的肿瘤诊断与检查、部分骨肿瘤的诊断与检查。需要注意的是，脑部CT一般不用于诊断肺癌脑转移，因为脑部核磁的效果更好。   3：核磁检查 核磁的英文缩写是MRI，通过无线电波和强磁体代替X射线，实现对检查部位的成像。不同于X射线，核磁检查不具有放射性，因此对人体是无害的。 核磁检查通常用于软组织的成像。对肺癌患者而言，核磁检查最常用于脑部的检查与脊椎脊髓的检查（脑部核磁与脊椎核磁）。 与CT相同，核磁同样分为普通核磁与增强核磁。增强核磁可以更好的观察身体内部正常器官与肿瘤组织之间的区分与细节。   4：B超检查 B超是所有影像诊断中最为便捷的一种方式。与核磁相同，B超没有辐射，对人体没有伤害。 对肺癌患者而言，B超诊断多用于腹部器官，如肝、肾上腺及腹膜淋巴结等部位是否存在肿瘤转移。此外，B超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用于判断胸部是否存在胸水、腹部是否存在腹水。胸腹水也是肺癌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

‍   FGFR信号通路激活在肝癌、肺鳞癌、胆管癌等众多实体瘤中非常常见，一直以来缺乏有效的靶向药能阻断该信号通路，成功治疗该类晚期癌症患者。 BLU-554，是一个尚处于早期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型靶向药，作用靶点是FGFR4（配体是FGF 19），目标人群是那些FGF 19扩增或信号通路异常激活的病友。 在上周的国际肝癌大会上，公布了BLU-554，治疗FGF 19高表达的晚期肝癌患者的临床试验数据。FGF 19高表达的肝癌，大约占所有肝癌患者的30%。 截止到目前，批准用于晚期肝癌的靶向药，多吉美和瑞戈非尼，有效率都徘徊在15%以下。 本次入组了77名FGF 19高表达的其他治疗均失败的晚期肝癌患者，80%的患者已经接受过至少一种抗血管生成类的靶向药治疗（多吉美、瑞戈非尼、乐伐替尼等），23%的患者已经接受过PD-1抗体等免疫治疗，91%的患者已经接受过多种形式的全身治疗。 接受BLU-554治疗后，总体有效率是16%，其中包括一名患者肿瘤完全缓解，有49%的患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肿瘤缩小，疾病控制率为68%。 ‍ 副作用方面：最常见的副作用是腹泻、恶心呕吐、肝酶升高、乏力等，绝大多数患者为1-2级的。最常见的较为严重的3-4级副作用主要是：贫血、腹泻以及肝酶（ALT或AST）升高。 目前，该公司正打算扩大规模、招募更多未经任何治疗的FGF 19 阳性的晚期肝癌入组，或将展现更高的有效率和更长的生存期。 参考文献： [1]K. Hoeflich, M. Hagel, C. Miduturu, et al. First Selective Small Molecule Inhibitor of FGFR4 for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with an Activated FGFR4 Signaling Pathway. [2]http://www.onclive.com/conference-coverage/ilca-2017/blu554-associated-with-improved-response-in-hcc

  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分成两个互相配合的部分：天然免疫、适应性免疫（后天免疫）。 ‍天然免疫系统（innate immune system）是与生俱来的，人出生的时候大部分天然免疫系统的零部件已经基本成型，比如人体的皮肤可以阻挡大部分入侵的外来物质，比如人体的中性粒细胞会在绝大多数微生物入侵时第一时间赶到，并在被感染的局部发动炎症反应（这就是为什么病友打完化疗，主管医生都要让你复查血常规，要关注白细胞尤其是中性粒细胞的数量，因为这是人体对付大多数微生物入侵的、冲在最前面的免疫战士）。 天然免疫系统，优势就是广谱，反应迅速；劣势就是没有特异性，一旦被激活以后，基本就是“愣头青”一个，冲到主战场，一顿“格杀勿论”，有时候还经常误伤友军。 因此，一直以来，科学家觉得抗癌要靠更高级的经由后天反复磨练而形成的适应性免疫系统（adaptive immune system）。在这个系统里，扮演主角的是淋巴细胞，主要是T细胞和B细胞，这些细胞被激活后，能特异性地识别到底哪里有、哪些是入侵的敌人，分析清楚敌情，并根据敌人的体貌特征、战斗力情况等综合情报信息（注意：这些复杂的情报信息里很大一部分原始资料，是要靠天然免疫系统来采集的），给予精准而恰如其分的打击。 适应性免疫系统的优势就是精准打击并且能形成记忆力（下次再有同样的敌人来犯，分分钟组织力量团灭敌人），缺点就是面对初次来犯的敌人反应慢，而且经常被更狡猾的癌细胞所欺骗和蒙蔽。 一直以来，肿瘤免疫治疗都围绕着如何重新激活和训练适应性免疫系统来抗癌，比如PD-1/PD-L1抗体主要是激活已经奄奄一息的T细胞，CTLA-4抗体主要是招募和训练更多的抗癌T细胞，免疫细胞治疗也是在体外改造和激活T细胞然后回输……总而言之，我们对天然免疫系统关注太少，“小瞧了它”！     事实上，如果想办法激活天然免疫系统，也是可以抗癌的。最近，一家名叫Idera Pharmaceuticals的公司研发了一款TLR9激动剂，IMO-2125，这个药物能够唤醒和激活天然免疫系统，从而配合PD-1抗体、CTLA-4抗体等作用于适应性免疫系统的药物，更好地发挥抗癌功能。 公司启动了一项I/II期临床试验，入组的全是对PD-1抗体或者PD-L1抗体无效或者治疗耐药的晚期恶性黑色瘤病人，采用IMO-2125单个病灶内注射+CTLA-4抗体（伊匹木单抗）静脉注射，联合治疗。 对于PD-1抑制剂治疗无效或者治疗耐药的晚期恶性黑色素瘤，单独接受CTLA-4抗体治疗，有效率大约是10%-15%，这是既往大规模数据所反复证实的。 加上这个IMO-2125后，共入组了不同剂量组的14名病友，至少8位病友有效，肿瘤缩小超过30%，其中1位病友肿瘤完全缓解，截止目前依然有7名病友疗效继续维持——这个成绩是明显好于单独使用CTLA-4抗体的，下图是每一位病友详细的治疗情况示意图： 下图是那位幸运的达到完全缓解的病友用药前后的CT片子：2016年3月，在接受治疗前，该病友皮下有一个肿瘤（左上图中橙色箭头），胸膜下、肺内及纵膈内有多个肿瘤（左图中红色箭头），医生在他最表浅的、皮肤下的肿块内注射了IMO-2125，剂量是8mg/kg，同时给他静脉注射了伊匹木单抗，剂量是3mg/kg——到2016年8月复查，全身各处的肿瘤，完全消失了！

说到胰腺癌，多少人“闻之变色”——无可争议的“癌中之王”，恶性程度很高，5年生存率不足5%，平均生存期仅为6个月。手术难度大，复发率高，胰腺癌的生物学特性也决定了对放化疗敏感度极低，也没有合适的靶点来“迎合”靶向治疗。在这些传统的肿瘤治疗手段以外，我们另辟蹊径地发现，海扶刀在与“王”的“决斗”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力量。 “海扶刀”又称“超声聚焦刀”，是“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的译称。就像太阳光可通过凸透镜聚焦一样，超声波也可以聚焦，并可以安全地穿透身体。海扶刀就是利用超声波的这些特性，将低能量超声波聚焦到体内，在“焦点区”(肿瘤位置)形成65℃～100℃瞬间高温;同时发挥超声波的固有特性–空化效应和机械效应等，导致肿瘤细胞出现凝固性坏死。坏死组织可逐渐被吸收或变成瘢痕。在此过程中，无需切开皮肤或者穿刺到患者体内，对靶区外的组织损伤也较小，是一项“无创手术”。 “海扶”为何能“烧死”癌细胞 　　点面结合，精准打击 首先，胰腺深藏于体内，也因此造成了手术的难度之大，以及放疗的困难，而超声在“穿越”身体时并不会对人体带来伤害，所以，它可以毫无压力地“直达病灶”。 其次，大多数胰腺肿瘤血供不丰富，因此通过周围血流带走的“热量损失”较少，有利于热累积，这对于海扶的威力，更是“锦上添花”。 我们都知道，胰腺癌另一个恐怖之处，是可以让人“痛不欲生”，海扶刀在治疗胰腺的同时，超声束能热封闭其后方的腹腔神经丛，有明显的止痛作用。 有图有真相之 　　一个胰腺肿瘤的在HIFU治疗中的“前世今生” (a) HIFU治疗前胰腺尾部肿瘤超声呈低回声表现; (b) 术中超声实时图像显示：HIFU治疗后肿瘤内部出现团块状强回声变化; (c). 术前增强CT显示胰腺尾部恶性肿瘤的占位性病变 (d). HIFU术后1月增强CT显示胰尾病灶的体积无明显改变 (e). 术前PET-CT显示胰尾病灶SUVmax 为7.5g/mL (f). HIFU术后3个月PET-CT检查显示胰尾病灶SUVmax明显降低(全部影像均来自同一个病例)。 注释：专业术语SUVmax、Recist评价标准我们不做过多解释了，请大家看 最右图，PET-CT上面，亮黄色的是胰腺肿瘤，海扶刀过之处，肿瘤中心已经被削去…箭头所指的方向就是被削去的肿瘤哟。 需要注意的是：海扶刀为超声波，是一种机械波，无放射性损伤，对肿瘤大小无选择性，对所有靶细胞敏感，最大可达数十厘米，治疗后，不良反应较少，偶有吸收性低热等。海扶刀可以多次治疗，若3个月内接受放疗的患者，海扶刀治疗则需谨慎。 消灭肿瘤，为何要选这把“刀” 无创治疗：大大地减少住院天数，显著缩短机体恢复所需时间; 提高免疫：被烧死的肿瘤被机体代谢吸收，促进自身免疫反应; 实时治疗：超声实时引导下进行治疗，有效保证治疗的安全性; 适形治疗：根据肿瘤形状实时调整超声波位置，实现精准打击; 绿色治疗：保留患者原本的器官和组织，不影响后续综合治疗。 术前术后的准备和护理 为减少肠道气体干扰对胰腺肿瘤及腹膜后淋巴结超声显像的影响，海扶术前应进行必要的肠道准备，主要包括：海扶治疗前2-3天以半流质、流质饮食为主，海扶治疗前1天进食流质食物，下午起开始禁食，只饮水，并口服导泻药物。手术前晚24:00至术前，禁食禁饮，并尽量减少讲话及吞咽气体。如有脱水症状，及时予以静脉补液。 胰腺肿瘤海扶治疗术后至次日清晨，可恢复少量饮水，待次日血尿淀粉酶结果正常后，可从米粥开始逐渐恢复正常饮食。 海扶刀并不仅仅用于胰腺癌的治疗，目前在我国，海扶刀主要治疗适应症还包括部分肝癌、胃癌、腹膜后肿瘤、子宫肌瘤、前列腺癌、骨肉瘤和其它腹盆腔无法手术的肿瘤，对于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均有较为显著的作用。

T淋巴细胞的解读 T淋巴细胞是来源于骨髓的淋巴样干细胞，简称T细胞。它负责细胞免疫功能，参与抗肿瘤、抗细胞内感染微生物、移植排斥、迟发型超敏反应;对部分体液免疫发挥辅助功能。它在免疫应答中处于中心位置，是最重要的免疫细胞之一。通过T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可了解不同情况下体内免疫功能状态，辅助临床疾病的诊断，探索疾病的发病机理、病程、预后，监测、指导临床治疗。  　　T淋巴细胞分群 T淋巴细胞的种类相当多样，按照细胞表面识别分子可以分为CD8+和CD4+两大亚群。目前主要做以下项目的检测：总T淋巴细胞(CD3+)、CD4+细胞、CD8+细胞和CD4+/CD8+的比值： 【正常参考值】免疫荧光法、桥联酶免疫检测法、SPA花环法: CD3+细胞阳性率71.5%±6.2%; CD4+细胞阳性率45.7%±5.3%; CD8+细胞阳性率27.9%±5.0%; CD4/cD8比值为1.66±0.33。 流式细胞术(是一种生物学技术，用于对悬浮于流体中的微小颗粒进行计数和分选。这种技术可以用来对流过光学或电子检测器的一个个细胞进行连续的多种参数分析。) CD3+细胞阳性率61%一85%： CD4+细胞阳性率28%～58%： CD8+细胞阳性率19%一48%： CD4/CD8比值为0.9–2.0。 【临床意义】 正常机体中各T淋巴细胞亚群相互作用，维持着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当不同淋巴细胞亚群的数量和功能发生异常时，机体就可导致免疫紊乱并发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说明，T淋巴细胞亚群在各种临床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缺陷性疾病、变态反应性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病毒感染、恶性肿瘤等都有异常改变。因此，T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对控制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了解疾病的机制、指导临床治疗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已作为临床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 1、T淋巴细胞亚群与自身免疫和免疫缺陷病现已普遍认为在自身免疫病中,CD8+细胞的数量和功能的低下是发病的重要因素，有时也CD4+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增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这种疾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CD8+细胞百分率下降，常伴有CD4+细胞百分率增高，CD4+/CD8+比值升高。其他自身免疫病象HBsAg阳性的乙型肝炎，多发性硬化症活动期，自身溶血性贫血，类风湿症，重症肌无力，急性GVHD(移植物抗宿主病)或排斥反应时患者都具有类似的T淋巴细胞亚群异常分布的特征。 CD4+/CD8+比值减小是免疫缺陷病的重要指征。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中，就存在着CD4+细胞数显著减少的现象，因而常常出现CD4+/CD8+比值倒置。在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中，体内T抑制细胞的数量和功能都有异常增高的现象。 2、人类T淋巴细胞亚群和病毒感染现已证明，很多感染性疾病者和免疫抑制有关，CD4+/CD8+比值的倒置被认为是病毒感染性疾病的重要指征。在水痘、猩红热、麻疹患者中就发现有CD 3+、CD4+细胞数减少，CD8+细胞数增多，CD4+/CD8+比值降低。在急性期和复发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中也有CD4+/CD8+比值降低的现象，它是由CD8+细胞数增高引起的。此外HBsAg阳性的乙型肝炎、疱疹感染，以及血吸虫病患者都有类似的CD4+/CD8+比值下降的报道。 3、T细胞亚群和肿瘤发生许多研究都证实肿瘤患者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亚群数值异常。其特征是患者体内CD3+细胞、CD4+细胞明显减少，而CD8+细胞明显增加，CD4+/CD8+比值显著降低。在实体瘤患者像消化道癌症、肝癌、乳腺癌等患者中都有CD3+、CD4+细胞数降低，CD8+细胞数增多，CD4+/CD8+比值明显降低的现象。在血液性肿瘤患者中T淋巴细胞亚群的异常变化就更为复杂。 上述结果说明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处于免疫抑制状态，患者对识别和杀伤突变细胞的能力下降，形成了肿瘤的生长、转移。通过检测肿瘤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的异常变化，了解机体的免疫动态，可指导临床上使用免疫调节剂及其他药物治疗肿瘤患者，以调节其免疫功能，增强机体的抗肿瘤能力。 4、T淋巴细胞亚群与造血随着T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技术在各方面的应用，现已发现骨髓造血细胞的增殖和分化障碍与T淋巴细胞亚群异常有关。如在再生障碍性贫血与粒细胞减少症中，患者体内外周血CD4+细胞数减少，CD8+细胞数增多，CD4+/CD8+比值明显下降。在血小板减少症患者中CD3+、CD4+细胞百分比都有明显的下降，相应地CD4+/CD8+比值显著下降。在探讨淋巴细胞亚群异常对造血的影响时，发现患者体内激活的Ts细胞能抑制体外GM-CFUC的生长。 由此可推测粒细胞减少症患者体内增生的Ts细胞是发病的重要因素。骨髓重建期患者的T淋巴细胞亚群也存在着数量上的不平衡，它可能是骨髓移植后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的重要原因。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MDS)患者的CD4+细胞百分比减少，CD8+细胞百分比增高，CD4+/CD8+比值下降。这可能是骨髓异常增生的继发表现，也可能是其发病的原发因素。

一线肝癌治疗，乐伐替尼何时上位？

  今天，我们和各位咚友聊一聊关于肿瘤标志物的问题。 要说起肿瘤标志物，可能是各位咚友在抗癌战役中接触到最多的辅助诊断指标了。不同于血常规、血生化等反应身体状态的血液指标，肿瘤标志物往往带给大家一种“直接反应病情变化”的错觉。 在日常问诊中，关于肿瘤标志物的问诊也是最为常见的，通常都是这样： “萝卜医生，肿瘤标志物从2.5上升到3.2了！是不是有点耐药的迹象呀？” “冬瓜医生，这个月NSE（小细胞肺癌特异性肿瘤标志物）超出正常值了，是不是转变为小细胞癌了？” ……   肿瘤标志物有什么用？ 肿瘤标志物可以作为癌症筛查的项目之一，但大部分肿瘤标志物参考价值有限。 感染、炎症、妊娠等情况都可能造成肿瘤标志物的上升，部分人群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也可能造成肿瘤标志物的升高。 肿瘤标志物对于疗效判断、预后评估、肿瘤的复发及转移等情况辅助诊断的效用更为明显。 肿瘤标志物单次的小幅波动没有太大临床意义，我们更需关注一段时间内肿瘤标志物的变化趋势。 单纯以肿瘤标志物来监测病情是非常不稳妥的，一定要加上其他检查手段（如影像检查这个金标准），共同判断病情的治疗效果。   肿瘤标志物到底是啥？ 简单的说，就是人体产生的各类蛋白、糖类、酶类、激素类物质。 例如前段时间学术圈子内沸沸扬扬的“滴血测癌”，本质上就是一种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所选取的检测目标是一种蛋白——热休克蛋白90α。 肿瘤标志物通过抽血进行检测，目前应用于临床的各类肿瘤标志物可谓五花八门，有些仅与一种癌症相关，另一些可能会涉及多种癌症。 关于各类肿瘤标志物的介绍，大家可以参考：十大最常见肿瘤标志物：逐一解析   肿瘤标志物怎么辅助抗癌？ 虽然肿瘤标志物存在种种影响因素，但肿瘤标志物无疑是所有癌症相关检测中最为便捷的一种。好好利用肿瘤标志物的变化判断治疗的情况，对于及时调整治疗策略、整体把握整个治疗流程的意义重大。 肿瘤标志物在临床中的运用分为确诊癌症前与确诊癌症后。   1：确诊前，肿瘤标志物主要用于常规防癌体检。 虽然肿瘤标志物不是确诊肿瘤的确切证据，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并不反对将其纳入防癌体检中：部分肿瘤标志物具有较高的癌症特异性，如AFP（甲胚蛋白）之于肝癌，可通过影像、肝病病史以及AFP异常升高直接确诊肝癌。此外，异常升高的肿瘤标志物确实存在罹患肿瘤的可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所有防癌体检都进行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如果你是个二十六七的年轻人，生活习惯良好，且没有相关癌症家族遗传史。在防癌体检中抽走六、七管血检测肿瘤标志物，某项指标由于感染、炎症等原因超出正常值大为紧张，进行一系列额外的全身检查。这样的结果不是医生希望看见的。 对防癌体检中的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我们推荐在高危人群中进行： 40岁以上，吸烟指数为重度吸烟（吸烟年限x每天吸烟支数＞400）的人群； 40岁以上，具有酗酒习惯或肝部慢性疾病的人群； 40岁以上，胃部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或患有慢性胃炎的人群； 40岁以上，具有癌症家族遗传史（直系血亲中超过一人患有同一种癌症）的人群。 关于高危人群的界定，您也可以通过咚咚肿瘤科提供医学支持，腾讯99公益日特别策划的患癌风险H5测试《你敢测测你的患癌风险吗？》来进行检测。最终结果为“重度风险”的患者，我们建议在防癌体检中加入肿瘤标志物的筛查。   2：确诊后，肿瘤标志物主要用于对于病情的变化的评估。 这个主题将是本篇文章的重点内容。可能也是大多数咚友的疑虑所在。 每位患者的肿瘤标志物变化情况都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医生或是患者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肿瘤标志物的变化。有的患者可能肿瘤标志物全都正常，有的患者肿瘤标志物可高达数十万甚至百万。 因此，确定自身肿瘤标志物的情况，是通过“肿标”来判断病情变化的基础。 可靠的肿瘤标志物必须具备“特异性”与“敏感性”两个特点： ‍特异性代表着肿瘤标志物的异常是否符合病情的基本情况。举个例子，如果一位肝癌患者的肿瘤标志物AFP（甲胚蛋白，肝癌特异性肿标）超出正常值，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位患者的肿瘤标志物具有特异性。相反，如果一位肺癌患者的AFP超出正常值，或一位健康人的AFP超出正常值，他们的AFP超标就不具有特异性。 敏感性代表着肿瘤标志物是否会随体内肿瘤的情况而发生变化。如果一位肺癌患者的CEA（癌胚抗原，非小细胞肺癌特异性肿标）具备特异性，并且随着肿瘤大小的变化而升高或降低，那么通过数次观察，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这位患者的肿瘤标志物具备敏感性。反之，如果这位肺癌患者的CEA不会随着肿瘤大小的变化而相应变化，或是这位肺癌患者通过有效治疗肿瘤缩小，CEA经数次检测反而持续上升，这样的情况就不能称之为具有敏感性。 确定已经发现可靠的肿瘤标志物后，患者或医生就能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变化，来评估病情的大概变化了。这一点对于及时指定可行的治疗方案、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都有着非常大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肿瘤标志物仅仅是一种抗癌的辅助诊断手段，绝不能代替目前诊断或随访病情的金标准——影像检查（包括CT、核磁、PET-CT等等），任何时候都不能单纯以肿瘤标志物作为判断病情、确定治疗方案的唯一证据。   肿瘤标志物抗癌进阶篇 肿瘤标志物单次检查的结果需仔细解读，但无需过分担心。影像肿瘤标志物变化的因素有很多种。 判断病情的变化趋势，应该选择一段时间内肿瘤标志物的变化趋势进行参考，肿瘤标志物单次小幅度的变化不具备参考价值（这也是很多咚友正在担心的问题）。 部分患者在肿瘤细胞大面积死亡时，会出现肿瘤标志物暂时性增高，不要因为短时间的变化就乱了阵脚盲目更改治疗措施，需要根据一段时间内肿瘤标志物的变化进行判断。 肿瘤标志物在癌症病情的随访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请教医生时，不妨请教清楚关于肿瘤标志物的问题。你可以咨询医生这些问题： 你是否建议我接受肿瘤标志物检查？如果是，是哪一个或哪几个肿瘤标志物？ 如何接受这些检查？我应该多长时间做一次检查？ 如果我有一个肿瘤标志物水平异常，这是什么意思？它会如何影响我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