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

在所有的妇科肿瘤中，卵巢癌是最棘手的癌症之一，其病死率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且发病隐匿。 由于卵巢位于盆腔深部，早期病变不易发现，70%的卵巢癌被发现时已经是晚期，70%的卵巢癌患者术后会在2-3年内复发。 因此，卵巢癌治疗效果欠佳，对女性健康造成了极大地威胁。 BRCA基因检测临床意义 1. BRCA1/2基因突变遗传易感性筛查：15%~22%的卵巢癌是由BRCA1/2基因突变导致的。   2. BRCA1/2基因突变指导铂类化疗：携带BRCA1/2基因突变的卵巢癌患者在接受铂类药物治疗后获益更显著，具有更高的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   3. BRCA1/2基因突变指导PARP抑制剂疗效：BRCA1/2有害突变提示PARP抑制剂获益较高。   4. BRCA1/2基因突变指导卵巢癌预后：BRCA1/2基因突变状态是一个指示患者预后好的重要因子。 近日，血液检测BRCA1甲基化被发现或可作为上皮性卵巢癌辅助诊断的指标。 文章标题为：“Evaluation of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of tumor suppressor gene BRCA1 in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结果显示：BRCA1基因在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中发生显著高甲基化，或可成为一种无创诊断工具。同时，还发现上皮卵巢表观基因组可能受到饮食营养的影响。 研究纳入了30例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成年女性病例和30例临床正常健康女性对照，所有病例均为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的新诊断、未治疗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同时患有其他部位癌症或因上皮性卵巢癌而接受化疗或放疗的受试者被排除在研究之外。此外，第一亲属中有家族性卵巢癌或乳腺癌病史的受试者不包括在对照组中。 30例中，粘液腺癌17例(56.7%)，浆液腺癌和乳头状癌各6例(20%)，卵巢癌透明细胞腺癌变种1例(3.3%)。 表1.入组样本情况 研究者抽取了30例上皮性卵巢癌（EOC）成年女性病例和30例临床正常健康女性5ml血液样本检测BRCA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同时测定血清CA125、叶酸、维生素B12含量。 在本研究中，III期病例最多(56.7%)，其次是I期(20%)、IV期(16.7%)和II期(6.7%)。与对照组相比，EOC患者血清中BRCA1启动子甲基化显著升高(P<0.0001)。 BRCA1基因甲基化对EOC诊断的敏感性为70%，特异性为100%。该基因阳性预测值为100%，阴性预测值为76.92%（表2）。 表2.BRCA1基因启动子高甲基化的诊断意义 血清和组织中BRCA1基因甲基化频率分别为21(70%)和22(73.3%)。从血清和组织中分离出的BRCA1基因的甲基化频率与肿瘤组织学分级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表3）。 表3.BRCA1基因甲基化状态与上皮性卵巢癌病例基线特征的相关性 CA125水平、维生素B12和叶酸水平在EOC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的生化参数都被发现与BRCA1甲基化相匹配（表5）。 表5.BRCA1甲基化阳性和甲基化阴性患者血清ca125水平 DNA甲基化作为临床生物标志物与基于蛋白质的生物标记物相比，DNA甲基化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方法检测。研究者重点研究了BRCA1基因。在卵巢癌患者血清中检测BRCA1高甲基化可能是早期诊断和预测患者对标准治疗反应的一种微创方法。 研究EOC患者肿瘤标志物及血清生化指标ca125、维生素B12、叶酸水平与EOC患者肿瘤抑制基因brca1甲基化状态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EOC患者血清CA125水平显著升高(P<0.0001)。晚期(III、IV期)患者CA125水平较早期(I、II期)患者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同样，肿瘤分级与血清CA125水平无明显关系。 癌症细胞中膳食化合物的表观遗传能力对癌症预防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食物和膳食补充剂中的某些成分可以影响表观基因组，并最终影响个体患癌症的风险。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越来越担心叶酸补充剂实际上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结合两项挪威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和试验后随访的分析表明，在服用叶酸降低同型半胱氨酸作为心血管事件二级预防的患者中，癌症发病率增加。Collin等研究表明，维生素B12和叶酸与前列腺癌风险增加有关。在研究中，EOC患者的血清维生素B12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大多数研究表明，在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叶酸的饮食摄入与恶性肿瘤的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研究结果为膳食营养可能影响卵巢癌表观基因组提供了初步证据。已知的表观遗传改变是可逆的，如果发生在癌症发展的早期，饮食干预可能为癌症预防提供有利的途径。 参考资料： 1.DOI: 10.4103/jcrt.JCRT_390_20 2.基于下一代测序技术的BRCA1/2基因检测指南（2019版）

HCC 起病隐匿，约80% 的HCC 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尽管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被批准作为晚期HCC 的一线治疗药物，但这些患者的生存率仍然很低。近年来，ICIs出现改变了晚期HCC 全身治疗的格局，单药ORR仅为20%以下，联合治疗A+T也只有27.3%，目前仍不能识别哪些患者对PD-1治疗有效。 AFP和PIVKA-II（维生素k缺乏或拮抗剂-2诱导蛋白，又称异常凝血酶原）是HCC常见的预后生物标志物，既往有研究证实其与肿瘤负荷呈正相关。同时，在接受TACE治疗的肝癌患者研究中证实，虽然AFP与PIVKA-II的血清水平无显著相关性，但两者均能反映HCC患者的肿瘤负荷，AFP 和 PIVKA-II 在 TACE 治疗3 个月后降低 > 50% 的患者比未接受 TACE 治疗的患者预后更好。然而，AFP 和 PIVKA-II 在PD-1治疗的患者的预测作用上不清楚，所以临床专家不能及时发现PD-1治疗耐药患者，并做换药方案调整。 近期，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专家们对此进行探索并评估AFP 和 PIVKA-II的早期降低对接受抗 PD-1 治疗 HCC 患者的预测作用。主要终点为 ORR、PFS、OS，数据发表在BMC Cancer。 研究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至少接接受过一种抗PD-1治疗的619名HCC患者。研究排除了抗PD-1治疗前无基线影像学记录的患者、抗PD-1治疗前无基线AFP 或PIVKA-II 的患者、 抗PD-1治疗后无随访影像学或肿瘤标志物记录、基线AFP 或PIVKA-II 水平没有升高的患者和服用抗凝剂的患者，最终研究确定纳入患者235名。 研究结果 （1）患者随访：患者首次给予抗PD-1 治疗的前 7 天内需测量 AFP 和 PIVKA-II 的血清水平。为了评估免疫治疗后AFP 和PIVKA-II 水平的变化，研究在抗PD-1 治疗 6 ± 1 w 后进一步收集AFP 和PIVKA-II 数据。 在治疗期间，患者每6-8 w […]

关于肝脏功能，读者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转氨酶是代表肝脏功能最重要的指标，一旦升高到几百，就紧张的不得了，害怕肝脏严重受损，后续出现肝衰竭的糟糕情况，要赶紧去医院住院输液才放心。 而实际情况是，转氨酶不能代表真正的肝脏功能，即使显著升高通常也只能说明出现了轻度肝损伤。很多读者、甚至有些医生都不了解的知识：急性肝功能衰竭的诊断标准从来都不包括转氨酶，意思是无论转氨酶多高，都不能诊断肝衰竭，也就是转氨酶指标和肝衰竭的定义无关。所以，转氨酶升高的患者别害怕，无论你的转氨酶多高，只要别的重要指标正常，基本就不会是肝功能衰竭。 临床常用且真正重要的、能代表肝脏储备功能的指标是5个： 1、肝性脑病 2、腹水 3、总胆红素 4、白蛋白 5、凝血酶原时间 我以前写的文章中指出过血清总胆红素和白蛋白比转氨酶更重要，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些指标才真正反映了肝脏的合成和代谢等功能。 把这5个指标结合起来，就是评估肝脏功能的Child-Pugh改良分级法，这个分数越高，意味着肝脏的储备功能越差，肝脏损害越严重。分级如下： 临床指标 1分 2分 3分 肝性脑病（级） 无 1-2 3-4 腹水 无 轻度 中、重度 总胆红素（umol/L） ＜34 34-51 ＞51 血清白蛋白（g/L） ＞35 28-35 ＜28 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秒） ＜4 4-6 ＞6 根据评分，分为Child-Pugh A级、B级、C级，随着字母顺序生存期越短。 A级 5-6分，预后最好。 B级 7-9分，预后中等。 C级 ≥10分，预后最差。 所以，对于真正的肝脏功能，这5个指标比转氨酶重要多了。即使转氨酶显著升高，只要这5个指标正常，就别慌。   解释几点： 1. 什么是肝性脑病？ 肝性脑病就是因为严重肝病导致代谢紊乱、从而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其主要临床表现是意识障碍、行为失常和昏迷，一共分为4级，这里就不细说了。从3级开始，患者以昏睡和精神错乱为主，大部分时间呈昏睡状态，间断神志不清和缓解，4级就是昏迷。 2.白蛋白也是很重要的指标。 由肝脏合成后分泌入血，代表着肝脏的合成功能，肝脏受损严重就会导致血白蛋白下降。 3. 凝血酶原时间为什么能代表肝脏功能？ 很多读者不理解这一点，怎么凝血酶原时间的延长会和肝脏功能相关。其实很简单，凝血酶原时间代表了凝血功能。而肝脏是合成多种凝血因子的重要器官，肝脏损害越严重，凝血因子合成不足，凝血功能就越差，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的就越多。（这也是为什么严重肝硬化的患者，即使血小板正常，也容易出现出血不止的原因）

这些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名词都是什么意思呢？

稳住！肿瘤标志物升高≠癌症！

今天，我们和各位咚友聊一聊关于肿瘤标志物的问题。   要说起肿瘤标志物，可能是各位咚友在抗癌战役中接触到最多的辅助诊断指标了。不同于血常规、血生化等反映身体状态的血液指标，肿瘤标志物往往带给大家一种“直接反应病情变化”的错觉。   在日常问诊中，关于肿瘤标志物的问诊也是最为常见的，通常都是这样：   “医生，肿瘤标志物从2.5上升到3.2了！是不是有点耐药的迹象呀？” “医生，这个月NSE（小细胞肺癌特异性肿瘤标志物）超出正常值了，是不是转变为小细胞癌了？” ……   1 肿瘤标志物有什么用？   肿瘤标志物可以作为癌症筛查的项目之一，但大部分肿瘤标志物参考价值有限。   感染、炎症、妊娠等情况都可能造成肿瘤标志物的上升，部分人群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也可能造成肿瘤标志物的升高。   肿瘤标志物对于疗效判断、预后评估、肿瘤的复发及转移等情况辅助诊断的效用更为明显。   肿瘤标志物单次的小幅波动没有太大临床意义，我们更需关注一段时间内肿瘤标志物的变化趋势。   单纯以肿瘤标志物来监测病情是非常不稳妥的，一定要加上其他检查手段（如影像检查这个金标准），共同判断病情的治疗效果。   2 肿瘤标志物到底是啥？   简单的说，就是人体产生的各类蛋白、糖类、酶类、激素类物质。 例如近几年学术圈子内沸沸扬扬的“滴血测癌”，本质上就是一种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所选取的检测目标是一种蛋白——热休克蛋白90α。 肿瘤标志物通过抽血进行检测，目前应用于临床的各类肿瘤标志物可谓五花八门，有些仅与一种癌症相关，另一些可能会涉及多种癌症。   关于各类肿瘤标志物的介绍，大家可以参考：十大最常见肿瘤标志物: 逐项解析, 辅助判断病情的最佳帮手   3 肿瘤标志物怎么辅助抗癌？   虽然肿瘤标志物存在种种影响因素，但肿瘤标志物无疑是所有癌症相关检测中最为便捷的一种。好好利用肿瘤标志物的变化判断治疗的情况，对于及时调整治疗策略、整体把握整个治疗流程的意义重大。 肿瘤标志物在临床中的运用分为确诊癌症前与确诊癌症后。   【1】确诊前，肿瘤标志物主要用于常规防癌体检   虽然肿瘤标志物不是确诊肿瘤的确切证据，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并不反对将其纳入防癌体检中：部分肿瘤标志物具有较高的癌症特异性，如AFP（甲胚蛋白）之于肝癌，可通过影像、肝病病史以及AFP异常升高直接确诊肝癌。此外，异常升高的肿瘤标志物确实存在罹患肿瘤的可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所有防癌体检都进行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如果你是个二十六七的年轻人，生活习惯良好，且没有相关癌症家族遗传史。在防癌体检中抽走六、七管血检测肿瘤标志物，某项指标由于感染、炎症等原因超出正常值大为紧张，进行一系列额外的全身检查。这样的结果不是医生希望看见的。   对防癌体检中的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我们推荐在高危人群中进行： ● 40岁以上，吸烟指数为重度吸烟（吸烟年限x每天吸烟支数＞400）的人群； ● 40岁以上，具有酗酒习惯或肝部慢性疾病的人群； ● 40岁以上，胃部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或患有慢性胃炎的人群； […]

哪些指标可以预测PD-1抗体的疗效，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