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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大事件 【2020年ESMO大会结束!超多重要进展全汇总】 2020年9月19日至9月21日,为期3天的2020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圆满结束,众多期待已久的重磅临床研究公布了结果,为2020年及后续的抗癌治疗方案开展迎来了重大更新。 咚咚特别汇总了ESMO会议中重要的八大进展,看看有没有涉及你关注的问题:ESMO汇总: PD-1耐药、四代EGFR、PARP药物, 八大重磅进展 【受新冠疫情影响,“诺奖风向标”拉斯克奖停发】 今年,本应在9月初公布的拉斯克奖宣布停发,而停发原因根据其官方网站称,是由于美国以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拉斯克奖是医学领域最为重磅的奖项,加之它通常在诺贝尔奖前近一个月颁发,在医学届被称为“诺贝尔奖风向标”。我国科学家屠呦呦于2011荣获拉斯克奖,2015年荣获诺贝尔奖。 【研究者们发现:高强度运动更有利于健康!】 近日,在著名医学期刊《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类运动量与死亡风险的数据研究。 这项数据共纳入超过10万人,结果显示:任何强度的运动都有益于健康,每天高强度运动相比低强度运动而言(消耗同样的能量),死亡风险降低30%以上。也就是说,在运动过程中,高强度运动占比越多,我们就越健康。 【2020国家医保目录更新初审药物通过清单发布!数个重磅抗癌药名列其中】 2020年9月18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目录,意味着一批新的抗癌药物即将开启2020年医保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数个重磅靶向药物(如仑伐替尼等)及数个PD-1、PD-L1药物均名列其中。 癌讯新前沿 【双效分子“D18”增强PD-1抗体疗效】 为了增强PD-1抗体的治疗效果,研究者一直在尝试各种组合疗法。近日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一种小分子药物D18能够增强PD-1抗肿瘤效果[1]。 研究者分析了对PD-1抗体响应和不响应的黑色素瘤患者肿瘤的基因表达谱,发现高表达KDM5A(一种组蛋白去甲基化酶)的患者具有更好的PD-1抗体疗效。进一步他们还筛选出能够同时增强KDM5A和TLR(一种天然免疫受体)活性的小分子D18,在多种小鼠肿瘤模型中增强PD-1抗体的疗效。 【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持续用药优于一年用药】 近年来,免疫治疗特别是PD-1/PD-L1抑制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免疫治疗十分昂贵,很多家庭无法持续负担相关的费用。能不能缩短免疫治疗时间,这也是一直以来医生和患者都想问的问题。 JCO杂志上一项Checkmate153研究[2]共招募了1428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并应用nivolumab治疗。其中,有252名被随机分配为持续治疗(n=127)和1年固定时间治疗(n=125)。 随访13.5个月后,研究结果显示,持续治疗组比1年固定时间治疗组无进展生存期人群的中位数较长(24.7个月vs9.4个月),持续治疗患者的总体生存期更长。通过该研究发现,持续使用nivolumab超过1年可以改善预后。 【免疫学评分可以更精准预测结肠癌患者的疾病进展风险】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肿瘤内免疫细胞浸润,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指标用于提示结直肠癌的发展规律, 因而被视为潜在的预后指标。免疫学评分测试原理就是通过免疫组化量化测定肿瘤和浸润边缘的总T细胞(CD3+)和细胞毒性T细胞(CD8+)的分布密度,并换算成患者的免疫学评分。 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在第1组(加拿大/美国)和第2组(欧洲/亚洲)的763名患者中,免疫学评分越高,复发风险越低[3]。低、中、高免疫学评分患者3年无复发率分别为56.9%、65.9%和76.4%。 这项研究表明,免疫学评分高与III期结肠癌患者的生存期延长显著相关。同时,免疫学评分可进一步提升预后评估,就复发风险而言,免疫评分高的患者从化疗中获益最多。 【有了干扰素信号,PD-1/CTLA-4疗法对黑色素瘤才有效】 近日,在《癌症细胞》上发表了的一项利用测序技术对黑色素瘤患者的肿瘤细胞及免疫检查点抑制疗法效果的研究[4]。这项研究将101名黑色素瘤患者分为未接受治疗组以及接受PD-1或PD-1/CTLA-4联合治疗组,并将他们的肿瘤细胞的转录组进行测序分析。 测序结果显示有了T细胞对肿瘤的浸润以及干扰素信号,患者对于PD-1或PD-1/CTLA-4联合治疗表现出很好的临床反应。因此,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以及肿瘤细胞内干扰素信号的活跃度是免疫检查点抑制疗法效果好坏的决定性因素。 【肿瘤周围的胶原为癌症治疗的PD-1/PD-L1疗法增加阻碍】 肿瘤细胞外基质常常与抗药性与免疫抑制的现象有关。近日,一项针对肺癌中胶原含量与PD-1/PD-L1抑制效果关系的研究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5]。 这项研究发现在小鼠和人的肺癌细胞周围,胶原水平的上升与总体CD8 T细胞数量的下降、耗竭CD8 T细胞数量的上升成正相关。当把肿瘤周围的胶原含量降低后,T细胞对肿瘤的浸润增加,耗竭T细胞的数量减少,肿瘤对于PD-L1的抗性也消失了。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胶原也可以作为降低免疫治疗抗性的潜在靶点。 【新证据:PD-L1阴性的肺癌患者,依然受益于免疫治疗】 目前,免疫治疗+化疗已经成为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包括PD-L1阳性和阴性的患者。研究人员汇总了KEYNOTE-021、KEYNOTE-189和KEYNOTE-407三个重要临床试验中PD-L1表达阴性(小于1%)患者的临床数据[6]:一共444位患者,256位接受K药+化疗的联合治疗方案,188位接受单独化疗。 数据分析显示:联合治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是19.0月,而单独化疗组只有11.4月,联合治疗降低了37%的死亡风险。 参考文献: [1]. Wang, L. et al. Enhancing KDM5A and TLR activity improves the […]
癌症,毕竟是一个大病。绝大多数肿瘤病友,会“货比三家”:咨询同一个医院相同或者不同科室的多个专家,甚至是多个医院不同科室的多个专家,极端情况下甚至见过少数病友咨询过国内外十几家顶尖医院的几十个相关专家。 但是,时不时会出现一种令病友头痛不已的局面:这些专家给出的治疗意见,常常并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这可怎么办! 为何同一个病友,咨询不同的专家会给出不同的治疗意见呢?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01 最常见的情况,不同的专家虽然给出的具体建议略有差异,但是治疗的原则和推荐的药物属于同一大类,这些治疗建议之间其实没有本质差异。 比如,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目前国内外专家公认的最佳方案是EGFR靶向药治疗,但是EGFR靶向药,已经上市就有: 第一代靶向药(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 第二代靶向药(阿法替尼、达可替尼); 第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阿美替尼)。 那么,同一个晚期EGF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咨询多个专家后,不同专家可能基于个人偏好、对药物副作用的理解以及考虑患者经济条件等综合因素,推荐的药物并不相同。 A专家推荐了厄洛替尼,B专家推荐了奥希替尼,C专家推荐了阿法替尼,乍一看似乎完全不同,但是本质上属于同一大类,而且都属于国内外治疗规范、治疗指南所认可的最佳选择,并无太剧烈的优劣之别(当然,基于最新的FLAURA研究的结果,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病友,越来越多的专家倾向于推荐首选第三代靶向药)。 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其实病友大可不必纠结,听从任何一名专家的建议,规范治疗、定期复查即可。 02 另外一种,主要的可能性:对于异质性很强、目前循证医学证据欠缺的复杂肿瘤病人,不同科室的医生基于自身专业特色以及部分临床试验结果,可能给出差异很大的治疗建议。 以临床分期3期的非小细胞肺癌为例: 外科医生会建议先药物治疗然后开刀、或者直接开刀然后再根据情况安排放化疗; 放疗科医生有时候会说开刀风险大、同步放化疗然后PD-L1抗体巩固治疗疗效也很棒; 内科医生则更积极围绕基因检测、靶向治疗以及PD-1抑制剂免疫治疗等角度进行建议。 同一个病人,一部分医生推荐开刀,一部分医生反对开刀,一部分医生推荐了各种各样的分子检测,作为病人到底该听谁的? 这种情况,其实最佳的解决方式是组织多学科团队会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MDT。对于这类本身治疗决策复杂、治疗的大原则(而不仅仅是治疗选择的细节)都存在争议的病友,MDT会诊具有重大意义。 近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许剑民教授、刘天舒教授等专家为主的消化道肿瘤MDT团队,在《临床与转化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们汇总了3740例肠癌肝转移的治疗病例,结果发现: 对于疾病复发风险评分较高或者合并其他部位转移的病人,参加过MDT讨论的病例,相比于没有参加过MDT讨论的病人,总生存期明显更长——多学科专家坐在一起,面对面详细讨论,并好患者一家充分沟通后,制定的治疗决策,可以让这类复杂肿瘤患者的死亡风险明显降低! 03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不可否认也存在第三种可能性:部分基层医院的专家、或者专业不对口的专家,由于知识更新较慢,给出的建议明显落伍了。 比如,截止今日,依然有少数专家对PD-1抑制剂免疫治疗持普遍的否定态度,依然有个别专家在推荐病友接受收费的、尚无充分循证医学证据的免疫细胞回输治疗,依然有零星的专家对广泛转移的晚期实体瘤患者盲目推荐激进的介入、射频、粒子植入等局部治疗。 对于这种情况,靠谱的解决方案,大概也只能是:推荐广大肿瘤病友,尽量去正规的、专业对口的三级医院就诊。科学治疗,长期生存。 参考文献: [1]. Benefitsof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strategy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is.DOI:10.1002/ctm2.121 [2]. LordanJT, Karanjia ND, Quiney N, Fawcett WJ, Worthington TR. A 10-year […]
和其他非小细胞肺癌不同,肺肉瘤样癌(PSC)是一种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由于手术难度大,晚期PSC常常被漏诊或误诊为其他类型的NSCLC,患者对放化疗敏感度低,治疗需求难以满足[1]。近年来,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和PSC分子病理学研究的探索,间质上皮细胞转化因子(MET)酪氨酸激酶(TKI)抑制剂有望为PSC的治疗困境带来突破[2]。本文将从PSC的临床特征、诊断难点和治疗现状切入,结合近期临床研究结果进行讨论,以期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困境——肺肉瘤样癌,一种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的非小细胞肺癌 肺肉瘤样癌(PSC)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罕见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发病率占肺癌总发病率的0.1%-0.5%[1]。根据2015年版世界卫生组织(WHO)肺部肿瘤分类,PSC可分为多形性癌、梭形细胞癌、巨细胞癌、癌肉瘤和肺母细胞瘤五种亚型[3]。其中多形性癌是PSC最常见的亚型,是一类含有至少10%梭形细胞和(或)巨细胞成分的低分化非小细胞癌(图 1)[3-4]。 图 1. 多形性梭形细胞癌 HE 染色 PSC多见于老年、男性、吸烟的晚期患者,患者平均年龄为65-75岁[1]。2020年一项纳入SEER数据库共1640名PSC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显示,PSC患者男女比例约为1.4 : 1[5]。大部分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为晚期,然而在PSC中晚期患者的比例明显更高。另一项来自SEER数据的回顾性分析,1921名PSC患者中有53%(1018名)伴有远处转移性疾病(IV期)[6]。而2017年我国一项5779名肺癌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确诊时为IV期的患者占42.4%[7]。 除了临床表现,PSC患者在影像学上也表现出一些特征。计算机断层扫描(CT)显示,PSC患者的肿瘤多位于肺上叶,边缘清晰且瘤体较大,直径常大于125px,大者可达450px,常浸润胸壁和纵隔(图 2)[1,4,8]。 图 2. PSC 患者胸部 CT 影像 但是仅依靠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PSC的误诊率很高,肿瘤组织病理学检查对PSC的鉴别诊断十分重要。然而,由于PSC的高异质性,小活检或细胞学样本无法为诊断提供充分的依据[3]。并且PSC患者在就诊时大多已为晚期,难以通过手术获得足够的组织样本,也可能造成漏诊或误诊为其他NSCLC。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手术前仅有11.6%患者被确诊为PSC,其余近九成患者被误诊为鳞状NSCLC或肺腺癌[9]。如何利用少量样本实现PSC的精确诊断,也是目前临床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PSC的临床诊断应综合考虑患者临床表现、影像学和手术切除组织的免疫组化检查结果,以避免漏诊和误诊。 PSC不仅仅诊断难度大,更大的困境在于治疗手段的局限。既往PSC的主要治疗方案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但由于血管侵犯程度高,PSC易发生转移和复发,平均术后复发时间仅6.8个月,患者获益十分有限[1,10]。同时,PSC对放疗敏感度低,易对多种化疗药物产生耐药,导致放疗和化疗的生存获益并不理想[11]。多项研究数据显示,晚期PSC患者接受不同化疗方案的中位PFS仅2-5个月[10,12],而中位OS也仅为4-5个月[12]。总体而言,PSC是一种恶性程度高、预后较差的NSCLC,相比其他类型的NSCLC死亡风险显著更高(HR=1.34,P<0.001)[14],患者的治疗需求远未满足。 MET14外显子跳变——PSC的转机 随着检测手段不断进步,对PSC分子特征的探索也不断深入。研究发现PSC是一种驱动基因突变频率较高的NSCLC,以EGFR、KRAS、ALK和MET基因突变较为常见,其中MET基因突变的频率为20%~31.8%,来自不同研究的数据显示东西方PSC患者中MET基因突变的比例相似[15-16]。 MET基因编码的蛋白c-MET是一种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MET通路参与调节细胞的增殖、迁移和血管生成等过程。MET基因突变包括第14外显子跳读和基因扩增等,会导致MET通路的异常激活,从而驱动癌细胞的增殖、迁移,促进肿瘤发展[17]。回顾性研究显示,中国PSC患者中MET14外显子跳变的发生率为20.8%-22%[15,18]。 MET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一种小分子抑制剂,能够阻断MET通路的异常激活,从而起到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期待这类药物未来更多的研究,为PSC迎来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刘雷, 等, 中国肺癌杂志, 021(012)902-906. [2]. Robin Guo, et al., Nat Rev Clin Oncol. 2020 Jun 8. [3]. Travis WD,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5 Sep;10(9):1243-1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