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风还裹着料峭寒意，爸爸的体检报告像一片突然砸落的枯叶，皱巴巴地躺在茶几上。肝内多发占位几个字刺得人眼睛生疼，核磁共振室的灯光惨白，医生的话像根细针：手术做不了，先试试介入加靶免吧。
第一次介入治疗是在四月。消毒水的气味在走廊里漫开，爸爸躺在推床上，手背上扎着滞留针，我握着他的指尖，能摸到老年斑下的粗糙。手术室的门开了又关，铅衣医生出来时说栓塞得不错，我们像抓住救命稻草般点头。四月的阳光开始软和，复查那天，异常凝血酶原从一万七千多骤降到四十二，甲胎蛋白也从两百多落进两位数。爸爸举着报告单，阳光透过窗户斜斜照在他脸上，他说：闺女，咱这指标能当教材了。
变故来得毫无预兆。五月的抽血单上，数值又往上窜了三百。爸爸开始嫌每二十一天跑医院麻烦：能不能换口服药？他翻着手机查仑伐替尼，眼睛里还带着点期待。可报销窗口的回复像盆冷水——用过靶免不算晚期初治。他没说话，低头把检查单折成小方块，放进口袋。
六月的蝉鸣刚响起来，第三次介入后第二十四小时，爸爸突然说舌头不利索。急诊室的灯照得人脸发青，CT片上那团模糊的阴影让医生皱眉：脑梗，要不等出血风险过了再做介入？妈妈攥着爸爸的手突然喊：先保守！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异常坚定。第三天清晨，爸爸能含糊着喊我小名了，他指节还抖着，却努力对我笑，像小时候我学骑车摔破膝盖时那样。
副作用是在入秋后爆发的。仑伐替尼的说明书薄薄一张，却在我们手里翻出了毛边。爸爸的手脚开始发痒，接着冒出水疱，溃烂的地方渗着血丝，他夜里疼得睡不着，我就坐在床沿给他揉脚，指甲轻轻刮过溃烂的皮肤，他咬着牙说不疼，可眼角的泪却洇湿了枕巾。激素停药的半个月，他的脚肿得像发面馒头，我蹲在地上给他擦身，他突然说：要不咱试试偏方？我红着眼摇头，把温水毛巾敷在他脚上。
指标像坐过山车。瑞戈非尼的苦比想象中更浓，爸爸喝药时总皱着眉，可喝完又会说：再测一次，说不定降了呢。十二月的复查单上，数值又涨到一万，医生说加量。他把药瓶攥得很紧，指节发白：闺女，我还能撑。我别过脸，假装看窗外的雪，其实睫毛上已经湿了。
转机出现在四月。爸爸自己拍了板要做第四次介入，他说：死马当活马医。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门口来回踱步，听见护士说效果比预期好时，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现在的指标还在波动，可爸爸学会了和它谈判——今天多吃半碗饭，明天少走两步路，他把每次复查都当作战役，而我成了他的后勤部长。
这一年，我们在介入室的走廊里数过三百六十五片落叶，在病房的窗台上养过七盆绿萝，在病友群里加了二十多个家属。张叔总说我家那口子吃仑伐替尼起了皮疹，后来抹皮炎平管用，李阿姨会悄悄塞给我煮好的五红汤，说补补气血。最难忘的是去年除夕，病房里飘着饺子香，隔壁床的爷爷非拉着爸爸下象棋，说赢了这局，肿瘤就得退三分。
现在爸爸的抽屉里还收着第一次介入的知情同意书，纸边已经卷了毛。他有时候会翻出来看，说：那时候多傻，以为治不好了。可我知道，不是治不好，是我们都在学——学和癌细胞周旋，学和不确定性和解，学在无常里，把日子过成诗。
前几天复查，医生说这次指标降得漂亮。爸爸坐在走廊的长椅上，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他身上，把白发染成了金色。他突然说：闺女，等我好了，咱们去看大海吧。我望着他眼里的光，用力点头。有些路很难，但只要我们一起走，风里就会有春天的味道。——寻道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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