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最近大家一定关注到我们自研5G芯片诞生的新闻了。 2023年8月，在华为新品发布会上，「遥遥领先」的中国自研5G芯片麒麟9000S登场，经历了1566天的无理制裁和封锁后，华为成功带来了我国的首款5G芯片，打破了一直以来海外的技术垄断。不管是不是华为的粉丝，我们都值得为之振奋与喝彩。 而就在最近，我们的国产抗癌药物也迎来了相同的高光时刻！而且取得的成绩更加辉煌：国产抗癌药成功「出海」在美国获批，在美售价比国内涨超了30倍！ 国产抗癌药出海收割，价格涨超30倍 2023年10月29日，君实生物宣布：其自主研发的PD-1抑制剂特瑞普利单抗获批在美国上市，这是美国FDA批准上市的首个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创新生物药； 无独有偶，2023年11月8日，和黄医药宣布：自主研发的抗肿瘤新药呋喹替尼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在美国上市，适应证是成人转移性结直肠癌。 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在美国的定价都大大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美国一盒5mg*21粒的呋喹替尼定价为25200美元，合计人民币约18万元；而特瑞普利单抗在美的价格为8892.03美元/支，折合成合成人民币约6.36万元/支。 而在中国，这两种药物目前均已纳入医保，在医保报销前的价格分别为呋喹替尼7500元/盒，特瑞普利单抗1912.96元/支。两种药物在美的售价分别是国内价格的24倍与33倍！ 这就是我们药物研发能力迎头赶上，原研药的出海能为我们带来的自豪！我们也真的能有这份底气，告诉全世界我们的新药研发能力可以站在世界的最前端，中国人能享受到最先进的医疗水平！ PD-1抑制剂价差反转，是强大的药物研发能力给我们带来的底气 如果我们面前有一位“资深”的癌症患者，那他一定会告诉你在过去，癌症患者们想用上一款抗肿瘤新药有多难。 2014年，第一款癌症免疫治疗药物PD-1抑制剂于美国与日本上市，为癌症患者们带来了划时代的惊艳疗效。但受限于新药准入制度，直到2018年第一款PD-1才在中国获批上市。 在PD-1抑制剂真空的这四年间，我们的癌症患者及家属们为了“救命”，不惜远赴香港、日本等地的「黑市」，以每月8万元人民币的高昂价格购买PD-1抑制剂，为此还要百般与海关的官员沟通解释，规避药品走私的风险。而即便是在它真正在中国上市以后，最初的治疗费用同样不菲，高达2-3万元/月。 对于正常家庭而言，无论是每月8万元，还是每月2-3万元，都是一笔沉重到难以负担的开销。「望药兴叹」成为了那个阶段癌症患者们的常态。 情况的转变，是从第一个国产的原研PD-1抑制剂获批上市开始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原研PD-1抑制剂在国内获批上市，我们终于迎来了负担得起的「抗癌神药」。 2019年11月，首个PD-1抑制剂正式纳入医保基药目录，让PD-1抑制剂的价格降至每月2000余元。“抗癌神药”真正飞入寻常患者家，为患者带来实实在在的治疗获益。 而现在，我们迎来了国产原研抗癌药第三个阶段：扬帆！出海！在海外，我们的原研抗癌药可以设定更高的价格，来为后续更多的药物创新与研发积蓄力量，形成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 特瑞普利单抗做到了，呋喹替尼也做到了，相信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原研国产抗癌药扬帆出海，这是我们强大的药物研发能力给我们带来的底气。 只有掌握了核心医疗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把握生存的权利 我们把内容再发散一点，拥有新药原研能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的不断进步，一定是我们最核心的技术——一切的科技都基于人的不断努力创新，而医药的进步，才能保障我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个故事说起： 在非洲存在一种致命的传染性疾病，被当地人称作“昏睡病”：患者的中枢神经被感染之后，会导致患者精神错乱、突发昏迷，最终死亡。这个致命疾病威胁着数百万人口的生命。 幸运的是，一家法国制药公司在研发抗癌药物时，无意中发现一种叫“依氟鸟氨酸”的药物成分，可以用于治疗“昏睡病”，被非洲患者群体誉为“复活之药”。 依氟鸟氨酸化学式 但由于这种治疗方法漫长而昂贵，除了少数有钱人，大部分穷人都用不起。更糟糕的是，由于“昏睡病”只发生在最贫穷的非洲地区，患者虽多，买的起药的人却很少，持有专利的原研药生产商干脆停止了生产。这回连少数非洲的有钱人也用不上药了，只能无奈“等死”。 有药不生产，眼看着这种疾病威胁着几百万患者的生命，制药厂却对药物生产置之不理——生产需要成本，但生产之后根本卖不出去。患者们和慈善机构都对此无能无力。 可很快，药厂忽然恢复了这种药物的生产，因为又有另一个研究机构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其他用处——加入护肤品中，它可以控制女性脸部的毛发生长。数百万条患者的生命，比不上女性护肤品中的一点点美容作用。从这个故事来看，“生命无价”这个定义，只是资本面前一个“正义的悖论”。 对这些非洲人民来说，只有真正掌握了原研药物的核心专利技术，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生存的权利。同样的，对我们也是如此，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果胜利有颜色，那它一定是中国红！ 原研药物如此重要，我们想必都认识到了。但与之矛盾的是，原研药物的研发需要具备大量基础科学的进步与雄厚的研发资金。在过去，中国始终不具备这样的研发能力，能做的就只有承受高额的药价与待药物专利保护期过后进行仿制药的制作。但20年的时间差，却是所有患者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幸运的是，中国的医疗领域没有让我们等待太久！这群无双的“国士”，中国的医药研究者们仅花费了短短二十年时间，就做到了发达国家们百年底蕴才可完成的工作。从2011年中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埃克替尼问世，再到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了全球最顶尖癌症学术会议，诸如ASCO会议、ESMO会议的常客，我们的临床数据能让世界都为之喝彩，这也正是我们的底气。 中国制药企业起步晚，但我们看得到它的进步，近些年来的成果和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也标志着民族医药企业已经从仿制走向了创新，为我们的患者带来了全球最顶尖的治疗药物。 中国的药物研发水平如今已经迎头赶上世界领先水平，可以骄傲的说，我们的原研药物也已经属于世界的顶尖水平。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充满底气的说上一句：如果胜利有颜色，那它一定是中国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发结直肠癌患者约56万例，已成为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癌症[1]，严重影响国民生命健康。近年来，随着结直肠癌诊疗相关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以及我国结直肠癌规范化诊疗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可以看到我国结直肠癌诊疗取得长足进步。 医学界特邀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白莉教授以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廖旺军教授对近年来结直肠癌诊疗领域的研究进展，以及我国结直肠癌规范化诊疗建设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介绍、展望。 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取得喜人进展 回顾近些年结直肠诊疗临床研究，化疗虽罕有突破性进展，但免疫治疗与靶向治疗却取得了不少突破。众所周知，在肿瘤患者中KRAS基因突变占比很高，但靶向治疗过去对于携带KRAS基因突变的患者罕有突破性进展，这也导致KRAS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成药”靶点。 但2021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公布的一项名为KRYSTAL-1研究[2]显示，一款针对KRAS G12C突变的特异性优化口服抑制剂——Adagrasib（MRTX849）单药或联合西妥昔单抗分别为携带KRAS G12C突变型结直肠癌患者带来了87%和100%的疾病控制率（DCR）。 对此，廖旺军教授表示，Adagrasib对于结直肠癌治疗表现出了极大的潜力，与西妥昔单抗联合应用前景值得期待。 同时，白莉教授也表示，KRAS基因突变在结直肠癌患者中占比很高，未来临床一定要攻破针对KRAS基因突变靶向治疗的难关。不仅要突破KRAS G12C突变型，对于在结直肠癌中占比更高的KRAS G12V以及KRAS G12D突变型更要寻求新突破。 除靶向治疗外，免疫治疗近些年在结直肠癌诊疗领域同样有令人鼓舞的新进展。KEYNOTE-177研究[3]结果显示，与单纯化疗相比，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可将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由8.2个月延长至16.5个月。在总生存期（OS）方面，在经过中位时间44.5个月的随访后，帕博利珠单抗组患者中位OS仍未达到，而接受单纯化疗的患者中位OS为36.7个月，虽未达到预先设定的统计学假设，但亦优于仅接受单纯化疗的患者。 廖旺军教授指出，基于KEYNOTE-177研究，帕博利珠单抗奠定了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缺陷（dMMR）患者中一线治疗的应用基础，并促进了这一策略的获批与指南推荐。 针对结直肠癌免疫治疗，白莉教授说道，KEYNOTE-016研究确定了MSI-H/dMMR是转移性结直肠癌免疫治疗的分子标志物，近些年关于结直肠癌免疫治疗进展亦主要针对此类患者，但对于在结直肠癌中占比更高的微卫星稳定（MSS）/错配修复正常（pMMR）患者而言，是否合适接受免疫治疗未来仍需探索。 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未来或可大放异彩 廖旺军教授指出，抗血管生成治疗在晚期结直肠癌治疗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贯穿一线、二线及三线治疗。在结直肠癌一线与二线治疗中，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已经成为标准治疗；在三线治疗中，呋喹替尼以及瑞戈非尼等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亦在《CSCO结直肠癌诊疗指南2021》[4]中获得推荐。 202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所汇报的两项关于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结直肠癌患者后线治疗中的小型研究，让临床医生与患者看到了新方向，并有望成为打破MSS型患者接受免疫治疗普遍疗效较差这一僵局的关键。 一项呋喹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Ⅰb期研究结果[5]显示，对于至少经氟尿嘧啶、奥沙利铂或伊立替康二线治疗失败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呋喹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的治疗方案可为患者带来22.7%的客观缓解率（ORR），同时患者中位PFS亦可达5.6个月，接受二期临床推荐剂量（RP2D）治疗的患者其ORR与中位PFS更是分别达到了27.3%与6.9个月。 除此之外，另一项呋喹替尼联合Geptanolimab（GB 226）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研究[6]显示，经该方案进行治疗的患者，其ORR为26.7%，DCR为80%，中位PFS为7.33个月；在MSS型患者中，ORR、DCR分别达到25.0%与75%，中位PFS为5.45个月，且该研究中有2/3的患者接受过2线以上的治疗。 对此，白莉教授表示，虽然这两项研究样本量较小，但表现出了极具潜力的数据结果，为目前比较棘手的结直肠癌后线治疗以及MSS型患者免疫治疗带来了新曙光，未来值得进行更大样本量的研究。 廖旺军教授同样说道，未来希望可以看到“呋喹替尼单药或呋喹替尼联合免疫治疗对比目前标准三线治疗方案治疗疗效”的大样本研究。除此之外，作为与靶向治疗方案相辅相成的化疗方案，为了更好发挥其价值，减少化疗药物的继发性耐药，我们南方医院基于探索治疗压力下肿瘤的演进去发现化疗药物临床耐药的线索。目前，已建立起大型的肿瘤组织动态标本库，基于动态组织标本进行相关研究并发表了部分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后续工作能够为肠癌化疗耐药解决方案的提出做出贡献。 未来需进一步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指南，并确保其得到落实 结直肠癌在我国已经成为三大恶性肿瘤之一，且相当多的患者诊断时已是晚期，同时结直肠临床诊疗也在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因此规范化诊疗的施行可为结直肠癌患者争取到更好的治疗结局。 白莉教授指出，目前我国结直肠癌规范化诊疗体系建设相对完善，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结直肠癌诊疗指南的更新非常及时，这可以使更多患者更及时的使用到结直肠癌最新治疗药物或方案。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CSCO结直肠癌诊疗指南中，多数循证医学证据均来自国外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未来需要更多国内专家、学者积极探索并进行相关研究，从而提供更多针对国内患者的研究数据。 除此之外，白莉教授同时表示，结直肠癌规范化诊疗为大多数患者带来了更好的治疗疗效与生存获益，但对于抗肿瘤治疗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以及对于极特殊患者的个体化临床治疗需求亦应加以足够重视，从而在加强结直肠癌规范化诊疗落实的同时兼顾到不同患者个体化的临床诊疗需求。 关于我国结直肠癌规范化诊疗，廖旺军教授同样指出，目前我国结直肠癌临床诊疗实践中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首先，由于技术手段、检查仪器、医生诊疗水平以及患者经济情况等原因，部分患者并未能真正接受指南推荐的诊疗。其次，目前使用的患者分层指标主要是TNM分期及某些基因的突变状态等，这些指标还不够精细、全面和高效，无法覆盖所有的临床场景，精准的分子分型和有效的分层指标的建立，是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廖旺军教授随后强调，随着直肠癌临床研究的进展，临床医生与患者有了更多的治疗选择。未来如何进一步规范我国结直肠癌诊疗实践，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结直肠癌诊疗指南是医患双方的共同期待。这需要我国肿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CSCO结直肠癌诊疗指南充分兼顾了临床证据、中国国情及可操作性，是临床诊疗的重要依据，希望未来能越办越好。 总结 近年，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在结直肠癌临床治疗领域不断取得进展，随着多项研究数据的公布，可以看到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或可成为打破MSS型患者免疫治疗疗效不佳的关键。未来，随着肿瘤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结直肠癌治疗药物、方案必将愈发丰富，从而给结直肠癌患者的诊疗更多曙光。 专家简介 白莉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肿瘤内科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北京肿瘤防治学会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专业委员会（CSCO）理事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CSCO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MDT委员会常委 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常委 专家简介 廖旺军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 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肿瘤学教研室主任 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内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
近几年，新药新方案的不断问世，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选择日益丰富，患者总生存期（OS）不断延长。特别是在三线治疗，随着瑞戈非尼、呋喹替尼和TAS-102相继在中国获批并写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三线选择已今非昔比。 在临床上，三线治疗的现状如何？众多药物中，如何做出最适的个性化选择？本文特别邀请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陈功教授和辽宁省肿瘤医院的张敬东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圆桌访谈。 新药新方案不断研发，晚期肠癌三线治疗选择空前丰富 ▎张敬东教授：与其他瘤种相比，结直肠癌患者进入三线治疗时体力状态一般都比较好，能够承受进一步的治疗。最新的2021版《CSCO结直肠癌诊疗指南》[1]三线治疗Ⅰ级推荐包括抗血管生成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药物瑞戈非尼和呋喹替尼，以及口服化疗药TAS-102，RAS/BRAF野生型肠癌既往未经西妥昔单抗治疗者西妥昔单抗±伊立替康也是Ⅰ级推荐。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缺陷（dMMR）患者如先前未用过免疫治疗，可以选择免疫治疗；HER2阳性、BRAF突变者也有相应的靶向治疗；对于RAS和BRAF野生型，既往接受过西妥昔单抗的患者可以考虑再挑战，但这些推荐级别相对比较低一些。总体来说三线的治疗选择现在越来越丰富。 ▎陈功教授：关于肠癌三线治疗的推荐，与国际上的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络（NCCN）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这两大指南相比，我们国家最常用的CSCO指南多了一个呋喹替尼，因为呋喹替尼系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目前在国外尚未上市。呋喹替尼、瑞戈非尼和TAS-102构成了中国晚期肠癌的三线标准治疗。瑞戈非尼和呋喹替尼都是小分子TKI，作用机制和毒副反应大同小异，一般这两个药不主张互换，除非是瑞戈非尼不耐受可以考虑换用呋喹替尼。TAS-102本质上是化疗药，作用机制与小分子TKI不同，因此TAS-102与小分子TKI呋喹替尼和瑞戈非尼这两大类药物可以互为三四线。2021版的《CSCO结直肠癌诊疗指南》[1]还将TAS-102联合贝伐珠单抗写入三线推荐，因为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TAS-102+贝伐珠单抗优于单用TAS-102。对于MSI-H/dMMR患者，如果我们前线没有使用过免疫治疗，三线一定要用PD-1单抗，但现在PD-1单抗已是MSI-H/dMMR患者的一线标准治疗，三线应用的可能性已不大。2021版的CSCO指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更新，就是RAS/BRAF野生型患者在一线治疗中已经接受了含西妥昔单抗治疗，二线治疗进展后经过ctDNA检测确认没有RAS/BRAF突变的前提下，三线及以后可以考虑西妥昔单抗再挑战，加或不加化疗。综合来看，肠癌的三线治疗选择已经比较丰富。此外，对于肿瘤负荷比较重、但体力状况比较好的患者，还可以考虑重新挑战化疗，这是一个目前还没有写进指南的临床上非常普遍的做法，基本原则是距离上一次使用间隔时间更长的化疗药优先再引入。 同为小分子TKI，呋喹替尼和瑞戈非尼各有特点 ▎张敬东教授：今年CSCO大会上报道了一项真实世界的研究[2]，汇总了从2014年7月到2000年2月期间，全国6家三甲医院共156例使用了多靶点TKI三线治疗的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的临床数据，其中有41例使用呋喹替尼治疗，另有115例患者接受瑞戈非尼治疗。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无进展生存期（PFS）。结果显示瑞戈非尼组中位PFS 2.4个月，呋喹替尼组是4.0个月，呋喹替尼较瑞戈非尼显著延长PFS。亚组分析显示，既往使用过抗VEGF抗体或存在肝转移的患者，使用呋喹替尼具有更大的生存获益。 瑞戈非尼和呋喹替尼都是小分子TKI，分别于2018年2019年在中国获批上市，这两个药物上市前的注册研究都是以安慰剂作为对照，彼此之间没有头对头的对比研究，在真实世界孰优孰劣也很少有报道。从该项真实世界的研究看呋喹替尼较瑞戈非尼PFS明显延长，尤其既往应用过VEGF单克隆抗体、或有肝转移的人群获益更多。临床上，肝脏是肠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有大约50%以上的患者发生肝转移，且由于抗血管生成治疗理念的深入，很多患者在前线都应用过抗VEGF治疗，这项真实世界研究的结果为三线治疗药物的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信息，即根据患者的亚临床特征进行个体化的选择。 ▎陈功教授：目前所有的指南中对呋喹替尼和瑞戈非尼这两个药的推荐力度同等，都是Ⅰ级推荐，但这两个药在具有不同临床特征的患者疗效可能有所不同，比如从瑞戈非尼既往研究的亚组分析来看，其对肺转移患者更容易起效。同样，FRESCO研究的回顾性分析发现[3]，呋喹替尼对总体人群都有获益，但在肝转移亚组获益更大一些。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都是亚组分析，很难由此得到一个比较肯定的结论。从呋喹替尼、瑞戈非尼和TAS-102这三个药物的注册临床研究结果来看，PFS和OS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在临床选择三线用药时，值得关注的是药物的耐受性和患者的亚临床特征。比如，如果计划要给患者使用REGONIVO模式的治疗方案，可能更多会考虑瑞戈非尼，因为瑞戈非尼联合PD-1单抗的研究数据最多，而且会更加倾向于挑选那些仅有肺和/或淋巴结转移而没有肝转移的患者来尝试，因为现有的回顾性研究多表明REGONIVO模式对伴有肺转移和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会更容易起效，而对肝转移则收效甚微。反之，根据FRESCO研究亚组分析及其他小样本研究的结果，对肝转移的患者，可以考虑优先尝试呋喹替尼。 疗效、安全性、经济性和便捷性，是影响个性化决策的考量因素 ▎陈功教授：在进行肠癌三线治疗选择时，毫无疑问第一肯定是看疗效，疗效永远是癌症治疗的王道。从疗效的角度，我认为呋喹替尼、瑞戈非尼和TAS-102这三个首选药物是一样的。至于具体会怎么选，纵观肠癌的治疗，从一线到后线，在没有特定靶点如MSI-H或BRAF突变，也没有EGFR单抗使用价值的情况下，所有其他患者都能够从抗血管生成治疗中获益，这也是新版CSCO指南将贝伐珠单抗加入到TAS-102的原因。如果我的患者在一、二线治疗中都没有看到贝伐珠单抗带来的明显的获益，那我在三线会当机立断选择呋喹替尼或瑞戈非尼；如果患者在一、二线治疗中看到贝伐珠单抗的明显获益，我倾向于在三线治疗中优先使用TAS-102联合贝伐珠单抗，让抗血管生成效应一直持续下去。然后‘四线’治疗再使用瑞戈非尼或呋喹替尼。 第二肯定是安全性。TAS-102是化疗药，主要的毒性是骨髓毒性和消化道反应，如果患者在既往的治疗中表现出骨髓功能特别脆弱，消化道反应特别重，那就优先考虑呋喹替尼或瑞戈非尼；小分子TKI的一个突出不良事件是手足皮肤反应，如果既往的治疗中皮肤反应特别重，就不一定选择呋喹替尼或瑞戈非尼。安全性直接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第三是经济因素，比如药物价格的高低以及是否进入医保。呋喹替尼、瑞戈非尼和TAS-102这三个药物中，只有TAS-102目前尚未进入医保。 最后是用药的便捷性。呋喹替尼、瑞戈非尼和TAS-102都是口服药，但如果TAS-102联合贝伐珠单抗，就增加了静脉注射的不便。 总体来说，临床上我会根据疗效、安全性、生活质量、经济和给药的方便性，来做出个性化的决策。 ▎张敬东教授：由于肠癌患者大多都能进入三线治疗，因此在选择三线方案时首先考虑的还是有效性，现有的所有三线治疗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案，但针对不同的亚群疗效会有所区别。在基本疗效保障的前提下还要考虑药物的安全性，不同的患者身体状况不同，不同的药物不良反应也不同，在同类的TKI中也要比较每种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在哪些靶器官，然后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选择用药。最后还要考虑药物经济学的原因，瑞戈非尼和呋喹替尼都已进入医保，TAS-102尚未进入。总之，三线药物的选择要综合考量，既要有效还要耐受良好，经济因素也要考虑。 呋喹替尼未来之路，联合其他药物值得探索 ▎张敬东教授：呋喹替尼是晚期肠癌三线首选药物之一，其作为小分子抗血管生成多靶点TKI，也在探索与免疫联合能否实现更大的疗效突破。因为晚期肠癌中微卫星稳定（MSS）型占95%，这部分患者如能在免疫治疗方面获得突破，将会非常有意义。2021年ASCO大会上呋喹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用于结直肠癌后线治疗的ⅠB期研究[4]的初步结果显示了一定的希望，该研究中22例后线mCRC患者接受呋喹替尼5mg间断用药（用2周停1周）+信迪利单抗（200mg）的客观缓解率（ORR）达到27.3%，疾病控制率（DCR）95.5%，中位PFS 6.9个月，且安全性可管理。27.3%的ORR显然超过了单用TKI和单用免疫治疗的疗效，证明二者联合可能有协同作用。另外，呋喹替尼的安全性和耐受性非常好，与其他药物如化疗联合从三线往二线推进也值得探索。 ▎陈功教授：关于呋喹替尼的未来发展，联合是一个思路，比如说联合免疫治疗，瑞戈非尼联合PD-1单抗的REGONIVO模式已经在MSS肠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呋喹替尼联合PD-1单抗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而且我们可以结合呋喹替尼自身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比如在REGONIVO研究[5]中，所有治疗有效的患者都是肺转移者，无一例肝转移者有效。而FRESCO研究的亚组分析中我们看到呋喹替尼对肝转移患者有独到的优势，肝转移是mCRC中占最大比例的患者，未来，这部分患者的治疗很有可能会求助于呋喹替尼联合PD-1单抗。此外，呋喹替尼作为小分子TKI，也可以探索与口服化疗如卡培他滨联合，当然目前还没有看到与化疗联合的报道，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 参考资料： [1] 结直肠癌诊疗指南, 2021版.[2] Jin Y, Zhang JD, Pan HM, et al.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Database: a Real-world Study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KIs in 3+ Line Treatment. 2021 CSCO.[3] 秦叔逵, 李进, 徐瑞华, 等. 呋喹替尼三线治疗中国转移性结直肠癌的III 期临床研究（FRESCO）中的肝转移亚组分析. 2019 CSCO.[4] Guo Y, Zhang WJ, Ying J-E, et al.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phase 1b study of fruquintinib plus sintilimab in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2021 ASCO, 2514.[5] Fukuoka S, Hara H, Takahashi N, et al. Regorafenib plus Nivoluma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GC) or colorectal cancer (CRC): An open-label, dose-finding, and dose-expansion phase 1b trial (REGONIVO, EPOC1603). 2019 ASCO, 2522.
MSS型晚期结直肠癌（CRC）的综合治疗，一直是下消化道肿瘤诊疗领域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张苏展教授、刘云鹏教授为您解读MSS型晚期CRC治疗如何实现“长生存”。 CRC已经成为我国最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2020年我国CRC新发约55.5万例，占我国当年新确诊患癌人数的12.2%。死亡28.6万例，占我国当年癌症死亡人数的9.5%[1]。且83%CRC患者在确诊时已属于中晚期，错失手术治疗的机会[2]。 随着医学诊疗水平的不断进步，恶性肿瘤治疗进入免疫治疗时代。免疫治疗已经成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错配修复基因缺陷（MSI-H/ dMMR）型晚期CRC的一线治疗。而对于微卫星稳定（MSS）型晚期CRC患者的治疗如何破局？此次医学界特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张苏展教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云鹏教授，为您解读MSS型晚期CRC患者后线治疗将何去何从。 医学界：针对晚期CRC，我们为什么如此关注其错配修复基因（MMR）的状态？它与MSI-H有什么关系？ ▎刘云鹏教授表示，对于晚期CRC患者的分子分型，我们特别关注其MMR基因的状态。我们很早就注意到，MSI-H/dMMR型的CRC患者预后要优于MSS型CRC患者。因而，通过基因检测手段，对CRC患者根据MMR基因状态进行区分，从而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已经成为共识。 随着恶性肿瘤治疗进入靶向治疗时代，我们意识到错配修复（MMR）基因是人体正常细胞中的安全保障系统，负责对 DNA 复制过程中出现的碱基错配进行修复，MMR基因的突变或者功能缺陷，引起dMMR，从而导致很多微卫星（MS）在重复区域出现的复制错误得不到纠正，复制错误不断累积，造成微卫星不稳定（MSI），即进入到了一种所谓MSI-H的状态，并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因此，上述两个指标在检测手段及方法上虽不尽相同，但其所蕴含的内在含义是一致的。MSI-H/dMMR在CRC的免疫治疗时代，凸显出其独有的价值。 1997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正式制定了MS的分级标准，推荐检测5个微卫星位点（BAT25，BAT26，D5S346，D2S123和D17S250）。当所有5个位点均稳定时称为MSS（微卫星稳定），2个及2个以上位点不稳定为MSI-H（微卫星高度不稳定）。2015年美国霍普金斯医院，首次发现MSI-H /dMMR的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能够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基于此，美国FDA率先批准了基于MSI-H/dMMR状态，跨瘤种应用PD-1单抗的适应证，成为免疫治疗在恶性肿瘤治疗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但对于MSS型晚期CRC患者应用免疫治疗的研究，一直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基于免疫细胞对肿瘤的浸润程度，习惯上我们甚至将免疫细胞浸润较少的MSS型CRC称之为“冷肿瘤”，该类肿瘤因免疫细胞无法进入肿瘤，而对于免疫治疗反应性极差。而这一类型的CRC患者占全部CRC患者的90%以上，迫切和强烈的治疗需求与相对匮乏的治疗手段，形成了鲜明的矛盾，治疗困境亟待攻克。 医学界：目前针对MSS型晚期CRC患者，临床上有哪些治疗手段可供选择？ ▎张苏展教授表示，近年来，我国CRC发病率逐步攀升，但由于CRC筛查普及情况不容乐观，在获得诊断的CRC患者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属中晚期。对于这部分患者而言，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系统化疗，或经系统化疗转化之后获得R0手术切除机会。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近年来CRC的治疗也获得一些可喜的进展，例如针对MSI-H的CRC患者，经过目前的系统治疗可以获得较长的生存时间。但遗憾的是，MSI-H的患者在全部CRC患者中仅占5%左右，而剩下大部分患者都是免疫应答不敏感的MSS型患者，因而对这部分患者而言，免疫治疗或者说单纯免疫治只是一个小众的治疗方法，无法令他们获益。 目前，对于MSS型晚期CRC患者首先需要根据基因型做两个分层，即判断RAS和BRAF是野生还是突变型。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肿瘤原发生长的部位，再次将患者区分为左半结直肠癌，右半结直肠癌。依此来选择不同的治疗药物组合。当一线治疗进展，进入二线治疗后，主要是以FOLFOX或FOLFIRI方案为主，双药化疗。待患者二线治疗进展，进入三线治疗，多靶点酪氨酸酶抑制剂（TKI）药物成为标准治疗，单药或联合免疫治疗应用均可能为患者带来获益。 ▎刘云鹏教授表示，因为人们发现MSI-H/dMMR患者可以从免疫治疗当中获益，因而将其称之为“热肿瘤”。而对于MSS型 CRC因其免疫治疗反应率很低，我们通常称之为“冷肿瘤”。但95%左右的晚期CRC患者均属“冷肿瘤”。针对这类患者的治疗，在过去通常为患者进行双药联合化疗或双药化疗联合靶向治疗，甚至三药化疗联合靶向治疗。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经过上述规范治疗虽然患者生存得到一定改善，但与能够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的MSI-H CRC患者相比，上述治疗方法所取得的效果仍无法令人满意。 医学界：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治疗相关研究的有何进展？对于MSS型晚期CRC患者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刘云鹏教授表示，针对MSS型晚期CRC患者，除之前介绍的双药甚至三药联合靶向治疗外，近年来又相继诞生了以呋喹替尼为代表的抗血管生成TKI药物，使得很多晚期化疗失败的患者能够从这些药物中获益，与此同时，我们考虑能否进行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免疫治疗或与化疗联合等方面的探索。 2021年一项关于呋喹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治疗晚期CRC的Ib期研究（Abstract2514）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会议上公布。结果显示，经联合治疗所有入组的44位患者，总体客观缓解率（ORR）为22.7%，疾病控制率（DCR）为86.4%。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5.6个月，中位总生存期（mOS）达11.8个月，同时呋喹替尼5mg间歇治疗组的ORR为27.3%，DCR为95.5%，mPFS达到6.9个月，优于3mg连续治疗组。在同年ASCO年会上公布的一项评估呋喹替尼联合杰诺单抗（GB 226）治疗mCRC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的Ⅰb期研究（Abstract e15551）就提示，呋喹替尼联合杰诺单抗对于MSS型晚期CRC患者显示出良好的缓解效果，客观缓解率（ORR）为25%，疾病控制率（DCR）可达7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mPFS）达5.45个月。同时也显示出良好的药物安全性。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知道，免疫治疗通过调用机体免疫杀伤功能遏制肿瘤，而抗血管生成TKI的加入，对激活免疫，改善肿瘤免疫微环境等多方面产生作用，实现了1+1＞2的治疗效果。这对于长期以来治疗相对棘手，治疗手段单一的MSS型CRC患者而言，意味着全新的治疗模式可能带来“长生存”的希望。也意味着以呋喹替尼为代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未来更多的联合治疗组合将可能为晚期CRC患者带来更大获益。 医学界：在未来，以呋喹替尼为代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还有哪些研究方向值得探索？可以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 ▎刘云鹏教授表示，首先，目前在晚期CRC的三线治疗中，抗血管生成TKI药物，例如呋喹替尼已经成为了标准的治疗药物。未来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临床研究，找到该类抗血管生成TKI药物筛选优效人群的具体靶点，以期使患者获得更好疗效。其次，目前的抗血管生成TKI药物，多用于晚期CRC的三线治疗。在未来，我们可以通过临床研究，更多的探索这种抗血管生成TKI药物用于晚期CRC二线，一线治疗的有效性，可行性及安全性。甚至我们希望以呋喹替尼为代表的抗血管生成TKI药物运用于新辅助治疗阶段，如果能够通过临床研究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那么无疑跻身CRC全程治疗的抗血管生成TKI药物会更具前景，同时也会为临床上更多CRC患者带来获益。 ▎张苏展教授表示，晚期CRC治疗已经进入免疫治疗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免疫微环境在恶性肿瘤治疗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思考能否通过联合治疗的模式增强疗效，同时又不增加过多的不良反应。例如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治疗、联合化疗以及更多的联合用药模式。免疫治疗相较于其他治疗方式影响因素更多，我们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后，可否通过改造免疫微环境来增强免疫治疗疗效，值得在未来更多的探索。同时，基于目前研究结果，以呋喹替尼为代表的的这类抗血管生成药物，对于生存延长有着较好的效果，但作为外科医生，我们也期待接受呋喹替尼这类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的患者，能够获得明显的肿瘤退缩效果，使得部分患者能够重获手术治疗机会。这无疑将进一步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1] IRAC 2020年全球癌症负担报告 [2] 北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中国中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诊疗现状调查》
近年来，不断有抗癌新药和新技术上市，给广大病友带来新的希望，PD-1药物、CAR-T疗法、奥希替尼、仑伐替尼、质子重离子、速锋刀等，大家耳熟能详。 不过，除了关注新疗法，把一些上市多年人人用得起的老药，巧妙地排兵布阵，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疗效。今天，咚咚就给大家盘点一些。 1 精锐尽出，抗癌一击必杀 解放战争中，毛主席曾经豪迈地批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面对已节节败退的敌人，有时候就需要精锐尽出、一鼓作气、锁定胜局。 这一点，在癌症诊治过程中，都有相通之处：大多数时候，晚期实体瘤都建议选择市面上最新的药物；而对于器官和体能良好的患者，可以考虑多药联合方案，疗效更好。 近期，国际顶尖肿瘤学杂志《JCO》发表了一项重磅汇总分析，比较了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使用两药联合和三药联合的疗效。 对于右半结直肠癌患者来说，大家公认的方案是贝伐联合化疗（氟尿嘧啶、奥沙利铂、伊立替康）。通常而言，一般是先双药组合（氟尿嘧啶+奥沙利铂，氟尿嘧啶+伊立替康），这两个方案，任选其一，一个失败了第二个方案替补上去。 但是，也有激进的医生认为：既然这三个药是晚期结直肠癌化疗的主力军，为啥不直接“精锐尽出”，一上来直接就尝试三药联合方案（氟尿嘧啶+奥沙利铂+伊立替康）？ JCO的论文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到底哪种治疗策略更好？具体的临床设计和结果如下： 临床设计：1697名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分成2组：一组851人接受双药联合、依次替补的治疗策略；一组846人接受的是三药联合方案。 临床结果： 生存期方面：中位随访39.9个月，三药联合组中位总生存期28.9个月，而传统双药疗法的生存期只有24.5月，平均延长了4.4个月； 有效率方面：三药联合的有效率64.5%，传统双药为53.6%。不过，三药联合组不良反应更高一些，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粒细胞缺乏伴发热以及腹泻的发生率明显提高。 所以，对于年轻的、体力体能良好的病友而言，以短期内承受略大一点的副作用为代价，换取更高的临床治愈率（5年生存率），三药联合的方案，还是可以考虑的。 2 剂量降低，疗效反而更好 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而抗癌药尤其如此。 有时候，降低剂量、改善用药方式，也可以优化疗效。最典型的案例就是ALK靶向药塞瑞替尼，它原本推荐的使用方式是750mg空腹使用，后经大型临床试验验证：450mg随餐服用，疗效更好。 为了探索塞瑞替尼不同剂量与联系的关系，招募了306名晚期ALK肺癌患者，随机分成3组：108人接受450mg随餐服用的治疗安排，87人接受600mg随餐服用的治疗安排，111人接受的是传统的空腹750mg治疗安排。 结果显示：三组的有效率分别是78.1%、72.5%和75.7%，没有本质差异；而疗效维持的中位时间分别是：尚未达到、20.7个月和15.4个月；从生存曲线上看，450mg或600mg随餐服用疗效似乎反而更好，而且相对而言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 3 用药顺序反一反 总生存期延长半年 有时候，改变一下用药顺序，也可以给患者更多获益。 以晚期结直肠癌为例，对于RAS、BRAF野生型的患者来说，西妥昔单抗是一个重要的可选的靶向药。不过，由于早年间，该药价格较昂贵，不少病友会先选择贝伐联合双药化疗（上文已经提到），一线、二线化疗都失败后，后续可选的治疗方案，主要就是：小分子靶向药瑞戈非尼、呋喹替尼，或者大分子单抗西妥昔单抗。 去年一项有趣的研究，对比了到底是先用小分子靶向药，还是先用大分子单抗西妥昔单抗，101名患者，随机分成两组，结果显示： 先用小分子靶向药后用西妥昔单抗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反而更长，从11.6个月延长到了17.4个月，平均延长近半年，死亡风险下降了39%。 类似的理念，在癌症治疗中还有很多，后续咚咚还会持续关注和报道。不过，请大家注意：切勿生搬硬套闭门造车，治疗方案一定需要经过临床验证，有切实可信的数据支撑 参考文献： [1]. IndividualPatient […]
2017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累计批准了5个重磅抗癌药，在中国上市。其中，病友们期盼已久的AZD9291，获准上市的时间仅比国外晚了15个月，一时间好评如潮。 2017年国内上市5个抗癌药：独家盘点 展望2018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的抗癌新药尽快与广大肿瘤病友见面，造福于更多的病患家庭。本文将独家预测那些极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年里，在中国内地上市的重磅抗癌药们。 PD-1抑制剂：进口和国产药齐头并进，上市和降价双重好礼 PD-1抑制剂（包括PD-1抗体、PD-L1抗体），最早是在2014年9月，在日本和美国率先上市，已经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陆陆续续上市，获批用于十几种癌症，疗效显著、副作用小。因此，3年多来，该类药物一直是国内病友翘首企盼的“抗癌神药”。 截至目前，PD-1抗体O药、国产的PD-1抗体（信达公司生产的信迪单抗）均已提交了在国内上市的申请。前者用于非小细胞肺癌，后者用于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此外，PD-1抗体K药、国产的PD-1抗体（百济公司、恒瑞公司、君实公司等）也跃跃欲试，预计会在2018年陆陆续续提交上市申请。 最火抗癌药PD-1公布中国患者数据，疗效显著，即将上市——O药 神药不再天价！国产PD-1抑制剂即将上市，每月价格或不足万元——信迪单抗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018年，至少会有2-3个PD-1抗体在国内上市。同时，鉴于白热化的竞争以及国内病友普遍的支付能力，各大厂商应该会大幅度降价。业内保守估计，相比于目前部分病友在港澳地区购买的PD-1抗体，明年在国内正式上市的PD-1抗体的价格至少会降价一半左右。 三大国产小分子抑制剂：各有千秋，八仙过海 2018年恒瑞公司生产的新一代HER2抑制剂，吡咯替尼；正大天晴公司生产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安罗替尼；和黄公司生产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呋喹替尼——均有望顺利上市。 吡咯替尼，相比国外已经上市的拉帕替尼明显提高了有效率、延长了生存期，甚至相比于国外已经上市的同类二代靶向药来那替尼，也有副作用更小这样的优势（详见文章：国产抗癌药力压进口药：生存期延长2.5倍）。因此，该药物在国内外同步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不错，或将作为民族的骄傲，绿色通道，尽快上市。 安罗替尼，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三线治疗，以及对部分特殊软组织肉瘤（比如腺泡状软组织肉瘤、滑膜肉瘤等）有明确的优势，且副作用相对较小，2018年上市应该问题不大。 呋喹替尼，用于晚期肠癌的三线治疗，对比安慰剂，获得了不错的总生存期的延长，因此2018年上市，也在预料当中。 关于安罗替尼和呋奎替尼的介绍，详见：四款为中国人订制的靶向药：疗效喜人！ 三大进口靶向药：更新换代、造福中国百姓 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在国外上市已经3年多，主要用于卵巢癌的维持治疗，以及有望用于BRCA突变的乳腺癌。这个药物，在国内病友中呼声很高，而且疗效确切，预计2018年上市问题不大。 一锤定音：奥拉帕尼延长5倍生存期 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仑伐替尼（即E7080），在亚洲的肝癌患者中，已经做出了总生存期明显延长的数据，因此2018年上市用于晚期肝癌，应该算众望所归。 四款为中国人订制的靶向药：疗效喜人！ 二代ALK抑制剂塞瑞替尼，明年也有望在国内上市，作为克唑替尼耐药患者的一个备选；同时，也可以作为ALK突变患者的一线选择。不过ALK突变的新药层出不穷，塞瑞替尼虽然并未上市，但已经被后起的艾乐替尼、布加替尼、劳拉替尼等更新更强大的靶向药比下去了。 60%肺癌长期生存：第二代ALK抑制剂战绩辉煌！ 肺癌重磅新药Brigatinib：肿瘤控制率86% 新一代抗癌药——Lorlatinib，有效率90%！ 以上是咚咚肿瘤科萝卜医生的独家预测，让我们在2018年的12月底，一起再来盘点和总结，看看萝卜医生猜对了几个！
2017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的表现可圈可点：改革了很多陈旧的制度、批准了很多呼声甚高的新药、招揽了不少海外回国的药政人才。别的不说，2017年，CFDA一口气批准了5个抗癌新药，刷新历史记录。本文将对这5个抗癌药物逐一点评，以飨读者。 2017年2月，CFDA批准培唑帕尼（商品名维全特，习用名帕唑帕尼）在中国上市，用于晚期肾癌的一线治疗。事实上，培唑帕尼是一个以抗血管生成为主的、小分子、口服的多靶点抑制剂。除了肾癌，在国外还是唯一一个正式获准上市的用于软组织肉瘤的小分子靶向药。因此，该药物的上市在肾癌、软组织肉瘤以及部分肝癌患者中，传递了正能量。当然，对于晚期肾癌而言，目前最强大的治疗方案，应该是PD-1抑制剂联合治疗（联合一个靶向药，或者联合CTLA-4抗体）。 2017年2月，CFDA批准阿法替尼（商品名吉泰瑞，习用名BIBW2992）在中国上市，用于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以及肺鳞癌患者的二线治疗。阿法替尼是EGFR突变的第二代靶向药，疗效略好于第一代药物，但是无奈第三代药物都已经上市了。市场地位尴尬。但是：对于一些携带少见型EGFR突变（除L858R和19外显子缺失突变之外的）或者HER2基因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患者，阿法替尼是可以重点考虑的。 2017年3月，CFDA批准维莫非尼（商品名佐博伏，习用名维罗菲尼、威罗非尼）在中国上市，用于BRAF突变的晚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大约有20%-30%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携带BRAF突变。这类患者可以从靶向药中获益。其中之一就是维莫非尼，之二就是达拉菲尼+曲美替尼，后者有效率更高、疗效更持久。此外，后者已经被批准用于BRAF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而且，后者还有望在近期被批准用于局部晚期高危的、BRAF突变的恶性黑色素瘤的术后辅助治疗。 2017年3月，CFDA批准奥希替尼（商品名泰瑞沙，习用名AZD9291）在中国上市，用于EGFR突变的、对第一代靶向药耐药的、携带T790M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这一项审批，是划时代的，因为仅比国外晚了15个月（一般的药物，都是比国外晚上市3-5年），当时在业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目前，AZD9291已经正式在国内上市，也宣布了具体的慈善赠药政策，不少患者也从中获益了。此外，2017年整个抗癌治疗领域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一个尝试将AZD9291直接用于EGFR突变肺癌患者一线治疗的三期临床试验。携带EGFR敏感突变、尚无T790M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1分组，一组接受第一代靶向药治疗，一组接受AZD9291治疗。结果显示：AZD9291明显提高了无疾病进展生存期（18.9个月 vs 10.2个月），在脑转移患者中结论不变（15.2个月 vs 9.6个月）；甚至总生存期也有提高的趋势（18个月总生存率是 83% vs 71%）。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最大的悬念就是AZD9291会不会成为EGFR突变患者的首选治疗，从而一家独大、赢者通吃。具体详见：肺癌患者一线使用9291？没错！这些原因让它“一步到位”。当然，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万一AZD9291耐药以后，该怎么办。事实上，咚咚肿瘤科早就给出了答案：对AZD9291耐药的肺癌，到底该怎么办？ 2017年3月，CFDA批准瑞戈非尼（商品名拜万戈，习用名瑞格菲尼）在中国上市，用于晚期肠癌的三线治疗；2017年12月，CFDA又批准瑞戈非尼，用于晚期肝癌的二线治疗。瑞戈非尼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多吉美，可以用于肠癌、肝癌、肾癌以及软组织肉瘤的治疗。 当然，肠癌明年又将迎来呋喹替尼（现在有肺癌方面的招募，可以在APP内咨询咚咚助手小青）的竞争；而肝癌，明年又将迎来仑伐替尼（商品名乐卫玛，习用名乐伐替尼、E7080）的上市，几天前刚获得CFDA的优先审评资格，可见国内对于肝癌新药的巨大需求。 2018年，让我们一起期待PD-1抑制剂以及更多的“替尼”、“非尼”在国内上市，造福更多的肿瘤患者。
9月底，在为祖国母亲庆祝生日之前，中国顶尖的肿瘤学家先聚集在厦门开了一个学术年会，发布和讨论了众多抗癌的新药和新进展。 会上有4个靶向药，特别亮眼。咚咚肿瘤科一网打尽，给大家讲解一下。 乐伐替尼：亚洲人群，新的肝癌首选靶向药 乐伐替尼挑战多吉美保持了十多年的晚期肝癌首选靶向药的霸主地位，在全球多中心三期临床试验中，已经证明提高了有效率和无疾病进展生存期（乐伐替尼（E7080）：再传抗癌新战绩）。这一次，秦叔逵教授专门把亚洲人群的数据仔细重新分析了一遍。 288例病例，乐伐替尼PK多吉美，治疗晚期、未接受其他全身治疗的初治的肝癌患者。 有效率：21.5% vs 8.3% 无疾病进展生存期：9.2个月 vs 3.6个月 总生存期：15.0个月 vs 5.0个月 副作用：基本相当 这数据，就说明了一切——这是第一次，肝癌中有靶向药做出了总生存期延长的数据，还延长了近5个月；大写的服气！ 达克替尼：一个姗姗来迟的第二代EGFR抑制剂 EGFR突变晚期肺癌，已有“太多”靶向药了。第一代：易瑞沙、特罗凯、凯美钠；第二代：阿法替尼；第三代：奥希替尼……这些都是已经上市的，还有至少十几个等待上市的。 这一次，达克替尼又出来抢风头了。452名未接受其他治疗的晚期EGFR突变的肺癌患者，一组接受达克替尼，一组接受易瑞沙。 无疾病进展生存期：14.7个月 VS 9.2个月，延长了5.5个月！ 这个数据本身非常好，证实了第二代靶向药的确是优于第一代靶向药；但是，现在第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AZD9291都出来很久了，而且9291直接用于初治的EGFR突变的晚期肺癌，无疾病进展生存期，三期临床试验数据，是18.9个月。 第一代药：9-11个月；第二代药：14-16个月；第三代药：18-20个月——首选哪一个，问问袋子里的铜板吧。 安罗替尼：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三线治疗新标准 截止到目前，国内尚无标准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三线治疗的方案。也就是第一套方案、第二套方案都失败以后，第三套方案到底用什么，还用不用，目前学术界是有极大的争议，指南是没有推荐药物的。 这一次，安罗替尼给出了一个答案。 437例至少2套方案治疗失败的患者，接受安罗替尼或者安慰剂治疗。 有效率：9.2% vs 0.7%（这很有趣，服用安慰剂的病人也不是100%无效的，存在千分之一左右的病人，即使不治疗，肿瘤也会明显缩小，或许是佛祖显灵了吧）。 疾病控制率：81% vs 37% 无疾病进展生存期： 5.4个月 vs 1.4个月 总生存期： 9.6个月 vs 6.3个月 安全性也不错。 这个答卷，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有理由相信，近期内安罗替尼就有可能会上市；而且安罗替尼是国产的，由正大天晴公司研发和生产。 呋喹替尼：为肠癌三线治疗，增添中国面孔 肠癌的一线、二线治疗，一般是由爱必妥或贝伐联合化疗（氟尿嘧啶+奥沙利铂或者氟尿嘧啶+伊立替康）构成的。三线治疗可选的有瑞戈非尼、TAS-102等。瑞戈非尼今年年初刚刚在国内上市，目前国产的呋喹替尼也跃跃欲试，希望分一杯羹。 416例患者，三期临床试验。 有效率：4.7% vs 0% 控制率：62.2% vs 12.3% 无疾病进展生存期：3.7个月 […]
top1
top2
top3
top4
top5
癌友圈公众号
咚咚肿瘤科app
咚咚健康小程序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