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治疗

“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 海拔7546米，被誉为「冰山之父」的帕米尔冰山最高峰——慕士格塔峰，何先生在2017年征服登顶；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2022年，耗时168天的负重徒步，何先生沿着长江的轨迹走过3700公里的徒步旅程；     千里之行，不惧挑战。我们今天的主角何先生，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乐于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挑战。高山如此，河流如此，而在面对癌症的骤然造访时，何先生同样把它当做一场人生的挑战，把它视作路遇的山峰或河流，正视它，并且跨越它！ 今天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肝癌病友何先生如何「乐转乾坤」，征服肝癌这座高峰的故事。   2023年3月，何先生遭遇了一场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一次意外的检查，他被确诊为肝癌。经过术前评估，进行手术的难度大且预后差，甚至存在肝衰竭风险，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幸运的是，经过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王广义主任团队专业、系统化的治疗，何先生经历了以局部治疗为核心，创新原研药仑伐替尼联合免疫治疗的「三联方案」转化治疗。得益于转化治疗展现出的优异疗效，今年6月，他已经顺利接受手术，正在逐渐康复。   这场与肝癌的较量过程中，何先生到底经历了哪些艰险？王主任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我们与何先生夫妻对谈了半小时，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力量和启示。听着他们平静的讲述，能够感受到夫妻俩内心的从容、淡定和坚韧，也深切体会到：能够理性面对疾病，在医生指导下选择正确高效的抗癌方案，就是抗癌成功的一半。   与肝癌的不期而遇，冷静面对取得癌症治疗先机   在这个很多人听到“癌症”两个字就吓瘫的世界里，何先生与爱人的冷静应对，成为了很多癌友的楷模与航标。 今年3月，一次不小心的感冒让何先生倍感不适，持续干咳。在新冠肆虐的当下，何先生第一时间便选择了就医检查。经过诊断，医生判断肺部一切正常，但不同寻常的是患者的肝部存在不明阴影，建议做个详细检查。 夫妻俩并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这个「不明阴影」的严重性。但随后的详细检查结果却非常不妙：腹部彩超发现，何先生的肝部右叶存在实性占位性病变，大小约9cm X 7.2cm，高度怀疑肝部恶性肿瘤，需进行进一步确诊。一纸诊断报告，顿时让他们懵在当场，继而感到如坠深渊。 面对癌症威胁，夫妻俩的态度截然相反。何先生坦然接受，登山多年带来的沉着给了他面对疾病的底气。但作为家属，何太太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害怕、担心的种种情绪。她不愿意在丈夫面前表露出自己的脆弱，一边克制负面情绪，一边打起精神陪丈夫做各项检查，内心非常忐忑。 然而诊断结果出来后，报告中的“原发性肝癌”诊断还是让她的幻想彻底破灭。短暂失控后，何太太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非常清楚：自己是丈夫最坚强的后盾，在这个特殊时期丈夫更需要她的照顾和陪伴，自己必须强大起来才能帮助他。于是她开始积极调整心态，寻求帮助。 经过一番咨询，何太太在了解到肝癌近年来的治疗有不少进展后，心情才得以舒展：在临床上，即便是中晚期肝癌，也有希望通过转化治疗争取根治性手术的机会。于是，夫妻俩达成一个共识：一定要争取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他们第一时间开始寻找肝癌领域的权威专家，希望达成治愈的目标。 几经咨询，几乎所有朋友都提到了一位专家：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王广义主任。作为国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王主任医术精湛，尤其擅长各种复杂疑难手术，同时也是肝癌治疗领域的权威。于是，夫妻俩果断拍板：问诊王主任，请他为自己制定肝癌的治疗方案。   坚定信念方得始终，转化治疗帮助何先生病情逆转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与王主任的第一次见面，夫妻俩就对王主任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王主任亲切随和，且对肝癌的治疗有着非常专业且独到的见解。 经过详细且全面的评估，王主任一句话就让夫妻俩吃下一颗定心丸：“还有手术机会，术前的转化治疗非常关键。”随后，王主任详细的向何先生介绍了关于后续治疗方案的考虑： 首先，值得庆幸的是何先生的病灶并未出现远处转移的迹象，这就为进行根治性手术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但何先生现状的病情实际上并不乐观：瘤体较大且原发位置不佳，如现在直接进行手术，需要切除患者的大部分的肝脏，预估术后剩余肝脏部分体积占比将不足40%，会严重影响病人预后，且极易发生肝衰竭，可能危及生命。 面对这样的僵局，王主任认为：当务之急是采取高效的肝癌转化治疗方案，让快速进展的病情得到控制，并实现病灶大幅缓解，为手术创造有利条件，同时降低术后的复发风险。 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转化治疗方案？王主任对此的颇有心得：目前在临床中，TACE（经动脉化疗栓塞术）是肝癌患者中晚期治疗最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随着原研靶向药物及免疫治疗的出现，它们三者的联合已经成为肝癌转化治疗的新趋势。王主任在实际的临床治疗中，也已经实际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功案例。 最终王主任建议的治疗方案为：以TACE治疗为核心，原研仑伐替尼+PD-1抑制剂有效补充的三联疗法进行转化治疗，择机进行手术。对此夫妻俩欣然接受。一方面，这个方案能够尽可能缩小手术切除范围，创造更好的手术条件；另一方面，它能为何先生保住更多肝脏组织，同时降低术后的复发风险。   既然选择相信，何先生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王主任，而何太太则承担起与医生沟通、照顾丈夫、安抚情绪的重任。她让自己始终保持坚强与冷静，帮助爱人全力抗癌，集中精力面对治疗中遇到的一切困难。   两个月后，第一次疗效大考让全家人欢欣鼓舞！经过影像学检查，何先生肝部肿瘤出现明显缩小，而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AFP）由1106降至17，其它几项重要的肿瘤标志物数值也降至正常范围。   治疗前后腹部增强CT对比（2023.3.20 VS 2023.5.31） 短短两个月，无论是影像学还是肿瘤标志物的检查结果，都显示转化治疗效果远超预期！而此时开展的术前评估显示：何先生术后的肝脏剩余体积已由40%提升到67%！这个时候，王主任认为进行根治性手术的时机已经成熟。 2023年6月，由王主任主刀，何先生进行了肝右后叶切除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病理显示肿瘤大面积坏死。 回顾这几个月的治疗经历，何太太感慨万分。她说，王主任医术高明，医生团队也始终默契配合和悉心照顾，抗癌历程虽说不算轻松，但并没有那么沉重。 “6月1号进行的手术，虽然目前体能没有完全恢复到术前，但正常生活对他来说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开车，出去吃饭，跟朋友见面聊天……”何太太说，能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在开始是无法想象的。 何先生为王主任团队送上锦旗致谢 迎向更多挑战，肝癌患者的努力与希望就在眼前   目前，何先生还在接受原研仑伐替尼+PD-1抑制剂的术后辅助治疗，除了定期去医院治疗、复查外，他的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实现了病情完全缓解的目标。 遭遇了肝癌这座高峰，何先生以毅力和勇气攀登而上！采访中，何先生告诉我们如今他有了新的目标：等到生活重归正轨，他将尽早进行康复训练，达成他的终极目标：冲刺「世界屋脊」，登上珠峰之巅！我们也衷心祝愿他的身体早日康复，攀登珠峰，去翻越人生的一场又一场挑战！ 当然，除了何先生的坚持外，何太太无微不至的照顾陪伴也是这场抗癌胜利的重要一环。采访过程中，她分享了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希望帮助到更多被肝癌困扰的朋友： 01 正确的治疗决策与高效的原研治疗药物对抗癌治疗来说至关重要。非常庆幸在王主任的主导下，我们通过「转化治疗+根治性手术」的方式实现了病情完全缓解。癌症患者在确诊后一定要充分和医生做好沟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另一方面，癌症患者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疗效和安全性可靠的原研治疗药物，一线治疗的机会非常宝贵，一定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

2023年7月28日，是全球第十三个“世界肝炎日”。   作为全球最广泛的传染性疾病之一，每每提到病毒性肝炎，肝癌阴影总是如附骨之疽一般出现。目前，我国有约8600万乙肝患者，由此带来的肝癌风险威胁着所有人的健康。数据显示，我国80%-85%的肝癌与乙肝病毒相关，在临床上甚至有着「乙肝-肝硬化-肝癌」患癌三部曲的说法。 面对肝癌威胁，我们必须正视目前的癌情现状：作为「肝癌大国」，我国目前每年新增的肝癌患者数量都在创下新高。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全球癌症统计报告（Globocan2020），中国2020年预计新发肝癌病例达41万例，死亡病例则有39万例[1]，这两个数字不仅让肝癌在中国位居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五、死亡数第二，更是占到了全球肝癌人数的45%。       同时，由于起病隐匿、缺乏灵敏便捷的早期筛查手段，肝癌的早诊较为困难。据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士团队最新调查结果，我国肝癌患者仅有约43%在相对早期确诊，高达57%的患者在确诊之初就属于中晚期，丧失了手术切除、消融或肝移植等根治性治疗的条件[2]。 因此，创新性的治疗方案是应对肝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今天我们的科普内容，由一位肝癌患者的故事说起。 连接晚期肝癌患者的「死」与「生」，转化治疗是关键 从肝癌的「死亡宣判」再到治疗后的柳暗花明，有时隔着的就是转化治疗这么一道契机。   来自江阴的胡先生可能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本该安逸无忧的退休生活中与癌症不期而遇。三年前，一次常规体检中胡先生被确诊为肝细胞癌，且确诊时已属晚期，伴有广泛肺转移，失去了手术根治机会。面对一纸诊断单，胡先生有过迷茫怀疑，但还是选择了与肝癌抗争到底！ 经历了多家医院的辗转，胡先生最终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了原研仑伐替尼联合PD-1抑制剂进行治疗。 让人惊喜的是，持续用药半年后，肝内的病灶就实现了大幅度缩小，而肺部的转移灶甚至已经基本消失！就这样，胡先生重新获得了手术机会。经过手术切除以及2年的持续药物治疗，胡先生的身体达到了“临床治愈”标准。 回首近3年时间的抗癌历程，胡先生表示，非常庆幸自己在确诊后及时选择了当时的治疗方案（原研仑伐替尼联合PD-1抑制剂），使得肿瘤在短期内迅速缩小，获得了手术切除的机会并成功进行了手术，术后，胡先生的身体逐渐康复。现在，胡先生已经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回顾胡先生的经历，之所以逆转了晚期肝癌的危机，核心就在于他的坚持以及医生为他选择的治疗方案：原研创新药仑伐替尼与PD-1抑制剂联合的转化治疗，为胡先生创造了无瘤生存的机会。   事实上，在胡先生治疗过程中起到关键疗效作用的原研仑伐替尼，是近年来肝癌治疗「首开僵局」的重磅药物：经过仑伐替尼治疗，晚期肝癌患者治疗的客观缓解率能够大幅提升，甚至让可以部分初始不可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实现降期，具备手术切除的机会，顺利奏响肝癌「病情缓解—手术—临床治愈」的「治愈三部曲」，是肝癌治疗中不可替代的“基石”药物。   原研仑伐替尼疗效出众，22.4个月中位总生存期造就靶向药「基石」地位 原研仑伐替尼这位“全能选手”在肝癌治疗领域的具备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由它针对肝癌患者单药治疗的成绩说起：在原研仑伐替尼最重要的临床试验LEAP-002中，它以单药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亚洲患者的方式，实现了中位总生存期达到22.4个月的震撼数据！22.4个月，这已经是目前开展的肝癌临床研究中，靶向药单药、一线治疗肝癌的最长生存数据。而这仅是仑伐替尼给我们交出的第一份重磅成绩单。 此外，在联合治疗的领域仑伐替尼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惊喜，开辟出一条独特的「仑伐替尼+」联合治疗模式。 「仑伐替尼+」模式开辟新战场，创造更多治愈希望 1 仑伐替尼+PD-1抑制剂，「可乐组合」彰显优异疗效 关于仑伐替尼的联合方案，首先介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肝癌「可乐组合」，即PD-1抑制剂K药（帕博利珠单抗，商品名可瑞达）与原研仑伐替尼的联用组合。这对最佳搭档自PD-1抑制剂上市以来就迅速崭露头角，在肝癌治疗中立下「赫赫战功」。 今年3月，在日本举办的第20届日本肿瘤内科学（JSMO）年会上，原研仑伐替尼的重磅临床研究——LEAP-002亚洲人群探索性分析结果公布。「可乐组合」展示出了其最新的临床数据：一线治疗晚期的亚洲肝癌患者，其中位总生存期达到26.3个月！ 相较于仑伐替尼单药治疗肝癌患者而言，「可乐组合」让患者的死亡风险进一步降低27.3%。更重要的一点是，超过一半（51.9%）经过治疗的肝癌患者实现了超过2年的长期生存。在过去，这是我们完全不敢想象的数据！ 「可乐组合」的治疗数据具体如下，均创造了惊艳的成绩： 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可乐组合」在亚洲人群的副作用相对安全可控，在一众联合治疗方案中表现突出。其中免疫介导的3-4级副作用风险仅为8.1%，且未出现副作用导致患者死亡的病例。副作用安全可控也是「可乐组合」非常值得关注的重点。   2 局部治疗为核心，仑伐替尼为基石，「三联方案」带来治愈新希望 在目前的肝癌治疗临床方案中，TACE（经动脉化疗栓塞术）是肝癌患者中晚期治疗最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随着「仑伐替尼+」模式的不断优化，以TACE治疗为核心，原研仑伐替尼+免疫治疗为有效补充的肝癌「三联方案」成为肝癌治疗方案新选择，并且在临床中已经实际取得了非常多的优效成果。 今年6月份在美国举办的ASCO会议上，两个来自中国的临床团队开展了针对晚期肝癌患者的TACE+原研仑伐替尼+免疫治疗的三联治疗方案。两个临床研究展示出了非常惊艳的效果（详见下图）。 在原研仑伐替尼+卡瑞利珠单抗+TACE治疗中，共有26例患者在三联方案治疗后成功实现病情缓解并接受了手术治疗，其中有23.1%的患者在切除后的病灶中未发现癌细胞，即达到了病理完全缓解[3]！ 这与前文中胡先生的案例完美契合，更是展示出了转化治疗对肝癌患者的重要意义。目前，探索TACE+原研仑伐替尼+PD-1抑制剂K药的Ⅲ期临床研究正在开展，我们非常期待这项研究的结果早日公布，带来中晚期肝癌治疗的新范式。 更多肝癌治愈方案还在路上，患者治愈大有可为！ 作为肝癌靶向治疗的「基石」药物，原研仑伐替尼给患者们带来的生存获益实实在在的将中晚期肝癌的治愈变为了可能。当然，除了原研仑伐替尼或其联用方案外，一些其他的肝癌治疗方案也为患者们带来了希望。 1 免疫+血管抑制剂「T+A」组合，进军肝癌辅助免疫治疗初显锋芒   所谓的肝癌「T+A」联合治疗方案，指的是：阿替利珠单抗（T）+贝伐珠单抗（A）组成的免疫+抗血管联合治疗方案。   今年4月，在美召开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年会上，肝癌联合方案“T+A”组合公布了其临床数据：通过肝癌根治性治疗（手术切除或消融）后进行“T+A”组合辅助治疗，可使肝癌患者的复发、远处转移或死亡风险下降28%。 2 双免疫疗法「D+T」组合，实现肝癌患者生存期延长   在肝癌的联合治疗方案中，还有一类双免疫疗法也有亮眼表现。「D+T」组合即PD-L1抑制剂Durvalumab+CTLA-4抑制剂Tremelimumab的联用方案。在既往的临床试验中，双免疫组合这样的治疗方案确实有着一些亮眼表现，因此将双免疫组合用于肝癌治疗，也实属另辟蹊径。   2023年6月，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世界胃肠癌大会上更新了「D+T」组合HIMALAYA III期临床试验的最新结果。四年随访中，最新数据显示：「D+T」组合实现肝癌患者的总体中位生存期达到了16.4个月。   […]

在中国，大多数患者最初被诊断为中晚期，失去了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即所谓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u-HCC）。肝细胞癌缩小或降期后切除是患者实现根治和长期生存的重要途径之一。相关研究表明，对于这些患者，如果通过治疗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术后生存率也优于非手术治疗。 近年来，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联合治疗晚期或u-HCCs可达到约30%的ORR。同时，随着药物和技术的进步，局部区域治疗，如TACE、肝动脉输液化疗（HAIC）、放疗等都显示出比以前更好的抗肿瘤效果。另一方面，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联合治疗晚期或u-HCCs可达到约30%的ORR。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尝试了TACE/HAIC、TKI和ICI的三联疗法，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无法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在三联疗法转化治疗后成功接受了根治性手术。 但不可否认，转化疗法有一定的副作用，不仅包括对肝功能的影响，还包括对全身的影响。因此，这些不利因素是否会影响肝切除的安全性？转化治疗后的肝切除术与未经治疗的直接肝切除术有何不同？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报告了一组41例最初为u-HCC的患者，他们在三联转换疗法后接受了肝切除术，以探讨转化疗法对肝切除术的影响以及它与未经治疗的直接肝切除术有何不同。 研究方法 该研究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4月期间，共纳入612例接受肝切除术的肝癌患者。其中，571例患者术前未接受任何治疗，41例患者最初为不可切除的HCC，经三联转换治疗后成功切除。研究者收集了这些患者在转化治疗和手术期间的每次住院记录。倾向评分匹配（PSM）方法用于创建人口统计学和临床上可比的患者队列。转换治疗组肝切除术后患者与直接肝切除术后患者以1：1的比例匹配。 转化治疗方案使用三联转换疗法，包括区域治疗（HAIC 或 TACE）加 TKI 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 （PD-1） 抑制剂。HAIC 和 TACE 每 3-6 周给药一次。本研究中的TKI为索拉非尼、阿帕替尼和仑伐替尼，PD-1抑制剂为卡瑞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和替雷利珠单抗。 结果 手术前，研究者分析了纳入患者的生化指标结果。研究者还比较了转换组。结果显示，41例转化成功患者中，转化治疗对肝功能影响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然而，转化疗法对血液系统有一定的影响。研究者观察到转化治疗后患者的白细胞（p<0.001）和血小板（p<0.001）显着减少。这些效应也导致两组患者术前白蛋白、血红蛋白、白细胞和血小板存在统计学意义差异（均p<0.05）。 术前检查 PSM后，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肝切除程度、肝功能、最大肿瘤直径、肝硬化存在情况及美国麻醉医师学会（ASA）分级基本平衡，临床可比。 两组腹腔局灶性坏死、腹水、肝切除术入路（解剖学或非解剖学）、肝肺门淋巴结清扫、术后ICU转移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直接组相比，转化组手术时间（270 min vs 240 min，p=0.02）和失血量（600 mL vs 400 mL，p=0.015）显著更高。两组术后输血率方面，转化组为26.8%，直接组为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差异也反映在术后住院时间上，与转换组相比，直接组的住院时间明显短（8天 vs 11天，p<0.001）。除转换组1例因术后出血行第二次手术外，两组住院期间及术后90 d均无死亡。 围手术期指数 与直接组相比，转换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增高(82.9% vs 51.2%， p=0.002)，尤其是III-IV级并发症(26.8% vs 4.9%， p=0.013)。转换组最常见的并发症为肺部感染、发热、高胆红素血症和凝血功能障碍。与之相对应的直接组为肺部感染、发热和高胆红素血症。然而，转换组肝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PHLF) (14.6% vs 0, p=0.026)、凝血功能障碍(19.5% vs 0, p=0.005)、肺部并发症(41.5% vs 14.6%， p=0.007)，尤其是大量胸腔积液更容易发生。虽然没有统计学差异，但转换组患者也有更多的短暂性肝功能障碍，腹部感染，高胆红素血症，手术后使用血管活性药物。两组术后出血、胆漏发生率均较低。 术后并发症 小结 良好的肝功能是肝癌治疗的前提，三联转换疗法意味着对肝功能的要求更高。研究发现，转化治疗后患者的Child-Pugh分类保持不变，部分患者甚至提高了Child-Pugh评分，相应的生化指标也表明转换治疗对肝功能的影响较小。至于手术时机，本中心倾向于在患者达到客观反应或下期后继续使用TKIs和PD-1抑制剂一段时间，并在保持病变稳定（1-2个月）后进行根治性手术。转换组的手术时间明显更长，失血量更多。这也间接导致术中输血率更高，术后住院恢复时间更长。才外，转换组中有6例患者发生PHLF，其中3例为B级PHLF，需要警惕。 总体来说，转化治疗后的肝切除术比直接肝切除术更困难，但准确的术前评估可以保证手术的安全性。转化治疗后肝功能损害比预期更严重，应预防和治疗PHLF。肝切除术有效且必要，术后病理检查可为辅助治疗提供指导。 […]

肝癌是目前我国第四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二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我国肝癌患者多数存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肝硬化，且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属于中晚期，病情复杂，失去了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机会，５年总体生存率不足15%。 王大爷（化名），62岁，既往乙肝病史，外院体检发现肝脏尾状叶6.3*6.5cm占位，侵犯肝左、肝中静脉，异常凝血酶原649mAU/mL，临床诊断肝癌。正当王大爷迫切希望尽快手术时，却被告知尽管肿瘤体积不大，但位置深、侵犯血管，手术难度较高而且切除范围大，容易造成残余肝脏功能不足，建议先行TACE（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并口服靶向治疗药物。 出院后，尽管王大爷已经积极接受了治疗，但一想到身体里还有肿瘤，始终坐立不安。1个多月后，他前来仁济医院就诊，经过详细评估，考虑先行转化治疗，若肿瘤缩小，对大血管的压迫解除，则可以通过手术完整切除肿瘤。于是，王大爷继续口服靶向药物，并再次行TACE治疗。1个月后，王大爷复查增强MRI发现，肿瘤缩小至5.5*5.7cm，但增强扫描仍有活性，并且异常凝血酶原从109mAU/mL反弹到245mAU/mL。 经过仁济医院多学科讨论，建议王大爷在原有靶向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免疫治疗（抗PD-1单抗）和HAIC（经肝动脉灌注化疗）局部治疗。又过了1个半月，他再次复查增强CT和肿瘤标志物，经过两次联合治疗后，肿瘤进一步缩小至4.0*3.9cm，活性也较前减低，且肝中静脉显示清晰；异常凝血酶原降至128mAU/mL。 经过了4个月的综合治疗，王大爷终于成功接受了肝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理显示，肿瘤大面积坏死。目前该患者继续口服靶向药物预防复发，状态良好。 近年来，中晚期肝癌的治疗方法日趋多样。在总体治疗策略上，仍然是以外科手术为中心的综合治疗，术前转化与术后辅助兼顾，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并重，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治疗效果可靠、不良反应小的方案。 系统治疗，主要是指全身用药治疗，即口服或注射药物，通过阻断肿瘤生长的信号（靶向治疗如索拉非尼、仑伐替尼、瑞戈非尼等）或调动人体免疫系统杀伤肿瘤（免疫治疗如帕博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阿替利珠单抗等）。中晚期肝癌患者肿瘤体积大、数量多，部分肿瘤细胞可能脱离原发病灶，进入全身血液循环，造成远处转移。系统治疗不但对肉眼可见的肿瘤病灶发挥作用，而且对全身循环血液中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发现的肿瘤细胞发挥作用，因而是中晚期肝癌必不可少的治疗方式。 局部治疗，主要是在影像设备的辅助下，使用药物、高温或放射线等，对目标病灶进行攻击。目前肝癌常用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TACE（经肝动脉化疗栓塞）、HAIC（经肝动脉灌注化疗）、RFA（射频消融术）和SBRT、IMRT等各种外照射放疗等等。与系统治疗相比，局部治疗的优点在于，攻击目标更加明确，全身不良反应相对小，对于一些较小的病灶，选择合适的局部治疗方式可达到根治效果。 然而，肝癌的形态学、生物学特点因人而异，并且在治疗过程中会发生“进化”，使得单一的治疗方式存在“天花板效应”。因此，强调不同治疗方式协同作用，打出“组合拳”，对肝癌特别是无法直接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的治疗至关重要。中晚期肝癌患者，经过术前综合治疗，有望重新获得手术机会。 中晚期肝癌的综合治疗，以根治性手术切除为目标，以术后长期无复发生存为最终目的。在术前转化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反复检查增强CT/MRI和肿瘤标志物如甲胎蛋白（AFP）、异常凝血酶原（DCP）等指标。临床医生主要通过肿瘤体积和坏死范围（影像学表现为增强扫描无强化）评估治疗效果，并以肿瘤标志物作为参照，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手术切除。

转化治疗是将不可切除肝癌转为可切除肝癌，然后切除肿瘤。国内许多研究中心已积累了肝癌转化治疗经验。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转化治疗是改善中晚期肝癌病人生存的重要途径。但转化治疗及其相关领域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临床和科学问题。目前，针对转化治疗已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肝癌转化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版）》。 因此，鉴于HCC系统治疗的进步，随着反应率的增加，系统治疗后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数量将在未来增加。现有的转化治疗方案多倾向于多学科的诊疗，关于单药用于转化的疗效和安全性暂未有相关性研究。本研究旨在明确一线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治疗后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的特征，并判断该策略是否可用于晚期肝细胞癌。 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共有364名患者入组，其中292名和72名患者分别接受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作为一线TKI治疗。Child-Pugh A级患者人数为320人（87.9%），B级患者人数为44人（12.1%）。总体而言，165例（45.3%）和192例（52.7%）患者分别为BCLC B期（中级）和C期（晚期）。研究的终点为总生存期（OS）。 研究结果显示，6例患者在TKI治疗后接受手术切除，其中4例（1.4%，4/292）和2例（2.7%，2/72）患者分别接受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作为一线TKI治疗。与未转化成功的患者相比，转化治疗的患者更年轻（P = 0.019），其病因包括病毒性肝炎，特别是HBV（P = 0.049）。 根据患者是转化成功（n = 6）还是未成功转化（n = 358），中位OS分别“未达到”和14.9个月，两组患者的3年生存率分别为80.0%和20.5%。 对接受TKI治疗后成功转化的人群进行了分析。TKI引入时，患者的最大肿瘤直径为93.5 mm(范围为16-134)，中位肿瘤数为5个(范围为1-10或更多)，TKI治疗的中位时间为278.5天(56 ~1513天)。与开始接受TKI治疗时相比，分别有2例和3例患者术前mALBI评分得到改善和维持。接受TKI但未转化成功的患者的ORR为24.0%，在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中，有4例(66.7%)患者出现了放射学部分缓解（PR）。6例成功转化患者的病理表现中分化3例，低分化3例。 基于上述结果，相对年轻，对TKI治疗有反应，肝功能或维持或改善的患者更容易成功转化，接受根治性手术。 这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证据，证明一线TKI（索拉非尼/仑伐替尼）转化治疗在晚期HCC患者预后的获益。基于患者特征的比较，转化成功的患者相对年轻，对TKI反应良好，其肝功能得到维持或改善。6例患者在TKI治疗后接受手术切除，其中4例（1.4%，4/292）和2例（2.7%，2/72）分别接受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作为一线TKI治疗。虽然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但接受仑伐替尼后手术切除的患者比例在数字上高于索拉非尼。这也与两款靶向药物ORR之间的差异相吻合。 总的来说，TKI治疗后的成功转化是晚期肝细胞癌的有用策略。当患者开始系统治疗时，如果观察到抗肿瘤作用和良好的背景肝功能，应考虑进行转化治疗。转化治疗的应用可能导致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在更长生存期方面获得更好的预后。当然，本研究作为一项回顾性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未来需要对更大的队列进行后续研究以进行进一步分析，包括转化治疗后的预后因素。 参考资料： Conversion surger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reatment

众所周知，肝细胞癌的最佳治疗方法是根治性手术切除。不幸的是，大多数HCC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近年来，据报道，一种名为”转化手术疗法”的新疗法将不可切除的肝癌转化为可切除的肝癌，进而改善了患者的预后。但是，既往研究和病例都显示，转化治疗的时间多在半年左右，但本例肝癌患者在接受治疗长达1年后才实现了转化。 患者入院经过及基本情况 患者男性，58岁，主诉腹部不适2个月。于2020年3月前往当地医院，确诊为HCC，BCLC C期。随后，患者接受经导管动脉化学栓塞（TACE）治疗。 为了寻求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患者于2020年4月转院。病人有乙型肝炎病史。入院时，体格检查显示右上区有压痛，下颌突下方有 5 cm 可触及的腹部肿块。 实验室检查：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36 IU / 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1 IU / L，白蛋白（ALB）：22.7 g / L，总胆红素（TBIL）：9.7μmol/ L，凝血酶原时间（PT）：11.5 s，HBV-DNA：6.83×102IU/ml。肿瘤标志物中，甲胎蛋白（AFP）显著升高（1，649.0 μg/L），碳水化合物抗原125（CA125）明显升高（113.0 kU/L），癌胚抗原（CEA）和碳水化合物抗原199（CA199）正常。肝硬化Child-Pugh 7级，ALBI 3级 影像学检查： 增强CT示肺中下叶小结节，考虑肺转移，肝左叶肿瘤考虑HCC，肝右叶多发转移，左门静脉肿瘤血栓形成；磁共振成像(MRI)显示肝左叶肿瘤，肝右叶多发转移灶，左门静脉肿瘤血栓形成。 抗肿瘤治疗经过 经MDT讨论，HCC伴BCLC C期及门静脉瘤栓(PVTT)分级为VP3，残肝体积小，肺转移，不可能根治性手术切除。患者最终接受了转化治疗：患者接受了两个周期的经导管动脉栓塞(TAE)治疗和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FOLFOX) ，每3周一次。在HAIC治疗结束时，根据mRECIST标准评估，肿瘤进展迅速。 2020年7月，患者接受1次药物洗脱TACE (dTACE)、索拉非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1个月后，患者肝功能恶化(ALT: 33 IU/L, AST: 329 IU/L, ALB: 24.9 g/L, TBIL: 16.6 μmol/L, PT: 13.4 s，大量腹水)，肝硬化Child-Pugh评分为9，ALBI 3级。因此中断TACE治疗，只接受索拉非尼和卡瑞利珠单抗。尽管如此，肿瘤仍迅速发展，考虑了肿瘤耐药的可能性。肿瘤标志物中AFP明显升高(12,913.0 μg/L)。 2020年9月，患者接受了1次常规TACE、瑞戈非尼和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患者接受了半年的转换治疗后，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但仍每天接受瑞戈非尼治疗，每3周接受一次卡瑞利珠单抗治疗。 直到确诊一年后，肿瘤和肺转移明显缩小。入院时，体格检查无阳性征象。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ALT: 19 IU/L, AST: 27 IU/L, […]

众所周知，肝细胞癌的最佳治疗方法是根治性手术切除。不幸的是，大多数HCC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近年来，据报道，一种名为”转化手术疗法”的新疗法将不可切除的肝癌转化为可切除的肝癌，进而改善了患者的预后。但是，既往研究和病例都显示，转化治疗的时间多在半年左右，但本例肝癌患者在接受治疗长达1年后才实现了转化。 患者入院经过及基本情况 患者男性，58岁，主诉腹部不适2个月。于2020年3月前往当地医院，确诊为HCC，BCLC C期。随后，患者接受经导管动脉化学栓塞（TACE）治疗。 为了寻求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患者于2020年4月转院。病人有乙型肝炎病史。入院时，体格检查显示右上区有压痛，下颌突下方有 5 cm 可触及的腹部肿块。 实验室检查：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36 IU / 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1 IU / L，白蛋白（ALB）：22.7 g / L，总胆红素（TBIL）：9.7μmol/ L，凝血酶原时间（PT）：11.5 s，HBV-DNA：6.83×102IU/ml。肿瘤标志物中，甲胎蛋白（AFP）显著升高（1，649.0 μg/L），碳水化合物抗原125（CA125）明显升高（113.0 kU/L），癌胚抗原（CEA）和碳水化合物抗原199（CA199）正常。肝硬化Child-Pugh 7级，ALBI 3级 影像学检查： 增强CT示肺中下叶小结节，考虑肺转移，肝左叶肿瘤考虑HCC，肝右叶多发转移，左门静脉肿瘤血栓形成；磁共振成像(MRI)显示肝左叶肿瘤，肝右叶多发转移灶，左门静脉肿瘤血栓形成。 抗肿瘤治疗经过 经MDT讨论，HCC伴BCLC C期及门静脉瘤栓(PVTT)分级为VP3，残肝体积小，肺转移，不可能根治性手术切除。患者最终接受了转化治疗：患者接受了两个周期的经导管动脉栓塞(TAE)治疗和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FOLFOX) ，每3周一次。在HAIC治疗结束时，根据mRECIST标准评估，肿瘤进展迅速。 2020年7月，患者接受1次药物洗脱TACE (dTACE)、索拉非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1个月后，患者肝功能恶化(ALT: 33 IU/L, AST: 329 IU/L, ALB: 24.9 g/L, TBIL: 16.6 μmol/L, PT: 13.4 s，大量腹水)，肝硬化Child-Pugh评分为9，ALBI 3级。因此中断TACE治疗，只接受索拉非尼和卡瑞利珠单抗。尽管如此，肿瘤仍迅速发展，考虑了肿瘤耐药的可能性。肿瘤标志物中AFP明显升高(12,913.0 μg/L)。 2020年9月，患者接受了1次常规TACE、瑞戈非尼和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患者接受了半年的转换治疗后，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但仍每天接受瑞戈非尼治疗，每3周接受一次卡瑞利珠单抗治疗。 直到确诊一年后，肿瘤和肺转移明显缩小。入院时，体格检查无阳性征象。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ALT: 19 IU/L, AST: 27 IU/L, […]

“可乐”组合让中晚期肝癌患者看到治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