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直肠癌（CRC）是威胁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的主要癌症之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负担。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1]，2015年中国CRC新发病例38.76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9.87%；由CRC导致的死亡病例18.71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8.01%。如何有效地降低我国CRC疾病负担是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作为全球颇负盛名的肿瘤学术大会之一，每年都会公布诸多研究进展和治疗新理念。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王峰教授作为CRC疾病领域的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学术造诣。“医学界”特邀王峰教授结合ASCO最新研究热点，针对我国晚期CRC治疗优化策略发表学术见解。 突破MSS型晚期CRC治疗困境，抗血管生成药物“当仁不让” 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蛋白缺陷（dMMR）已经成为晚期CRC免疫治疗公认的生物标志物，而对于微卫星稳定（MSS）型患者，王峰教授表示，PD-1/PD-L1单药治疗的有效率低，这是免疫治疗疗效薄弱的疾病类型。随着靶向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抗血管生成药物已经成为MSS型晚期CRC患者治疗中的“中流砥柱”，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免疫疗法的联用在MSS型晚期CRC患者中已经展现了初步疗效，相比免疫单药，有效率翻了数倍，可达15%-30%。不仅如此，双免联合治疗、新型免疫疗法在MSS型CRC领域也具有可观的发展前景。 解读ASCO重磅研究，揭秘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化疗一线联合的头对头比较结果 2022年ASCO大会已落下帷幕，此次会议报道了多项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CRC的重磅研究结果。王峰教授列举了一项名为PARADIGM的研究，该研究比较了帕尼单抗（靶向EGFR药物）与贝伐珠单抗（靶向VEGFR药物）联合mFOLFOX6方案一线治疗RAS野生型转移性CRC的疗效差异[2]，结果显示无论是针对左半结肠恶性肿瘤患者还是所有转移性CRC患者，帕尼单抗组相较贝伐珠单抗组的总生存期（OS）获益均更为显著。 FIRE-3研究[3]和GALGB 80405研究[4]同样证实相比靶向VEGFR药物，靶向EGFR药物联合化疗一线治疗RAS野生型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获益更为显著。基于这些研究，王峰教授表示对于RAS野生型左半结肠癌患者，未来临床医生进行一线靶向药物选择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能为患者带来更多生存获益的靶向EGFR药物。 悉数不同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特点，小分子TKI的作用优势有哪些？ 随着我国创新药物的蓬勃发展，目前抗血管生成药物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主要有作用于胞外的VEGF单抗（如贝伐珠单抗）以及作用于胞内的小分子TKI（如呋喹替尼、瑞戈非尼）。王峰教授指出，与VEGF单抗药物相比，VEGF小分子TKI的主要靶点、作用途径和机制、药物半衰期等特性都有所不同。以呋喹替尼为例，主要作用靶点为VEGFR1、2、3，抑制VEGFR1、2和3的IC50值较低，半衰期短。相比VEGF小分子TKI，VEGF单抗药物的半衰期更长（2-3周vs 1-2天），增加了手术风险，肠梗阻患者、使用肠道支架患者在应用VEGF单抗药物时也会有所顾虑。 呋喹替尼的作用优势助力其在治疗晚期CRC方面展现出了良好的疗效，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扩展，呋喹替尼也正在积极探索治疗其他实体肿瘤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晚期CRC未来的治疗趋势与方向——精准治疗、全程管理和多学科合作 近二十年来，晚期CRC诊疗手段取得了非常长远的进步，已经迈向精准化、个体化治疗时代。王峰教授认为晚期CRC的靶向治疗领域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包括VEGF单抗药物、EGFR单抗药物、VEGF小分子TKI药物等。随着靶向治疗药物越来越多，需要对患者进一步细分，根据患者的基因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药物。例如BRAF V600E阳性患者可采用BRAF抑制剂联合EGFR单抗，HER-2阳性患者可采用HER-2单抗联合治疗，MSI-H患者可采用PD-1单抗单用或联合CTLA-4单抗。 晚期CRC治疗是一项全程化、专业化的工作，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疾病特点以及肿瘤分子生物学的检测结果，规划出一线、二线、二线后的整体治疗。综合治疗是全程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多数肿瘤都需要多个学科参与的综合治疗。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是晚期CRC有效的治疗模式，它能克服各个专科相对的不足，有助于提高晚期CRC整体的诊疗水平。期待通过上述诊疗措施的发展，推动CRC的规范化治疗，为CRC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点击查看全文 本文仅供医学药学专业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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