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抗癌史有哪三次革命吗？一文告诉你。-咚咚肿瘤科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一个人从40岁开始，患癌概率显著上升，活到74岁，累积患癌率21%，活到85岁，累积患癌率36%。

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因其他原因死亡，那么到头来有三分之一的可能就是：癌症。

人只要一直活着，就一定会得癌

这有多可怕？一家三口加双方父母共7口人，终其一生，7人全都不患癌症的概率是4.4%，双方父母四人，活到74岁全都不患癌症的概率是39%。如果再把亲戚朋友算上，几乎没有多少家庭能躲开癌症。

我们与癌症近在咫尺！所以，

了解癌症很有必要

最大的致癌因素是什么？

——估计你八成会猜错

了解癌症有哪些渠道？

——肯定不是商家医院的广告

治疗癌症有哪些方法？

——大多数人的认知停留在二十年前

大多数人对癌症治疗的印象就是：切除+放疗/化疗。是的，癌症的常规治疗包括三大金刚：外科治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药物治疗。而这三大金刚“组合”治疗成为对抗癌症的主要方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药物治疗也经历了三次革命，肿瘤患者的生存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回顾历史，我们才能展望未来。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回顾下这三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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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革命：化学治疗

1940年，开始出现的细胞毒性化疗药物。
1943年，耶鲁大学的Gilman 将氮芥用于治疗淋巴瘤取得了短暂的疗效。
1948年，Farber 用抗叶酸剂甲氨蝶呤治疗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揭开了现代癌症化疗的序幕。
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药物有：氟尿嘧啶（5-Fu）、6羟基嘌呤（6MP）、甲氨蝶呤（MTX）、环磷酰胺（CTX）、放线菌素D（Act D) 等。MTX治疗绒毛膜上皮细胞癌取得成功。
20世纪60年代发现目前常用的化疗药物，如长春花碱（VLB）、阿霉素（ADM）、阿糖胞苷（Ara-C）、博莱霉素（BLM）、顺铂（DDP）等都已被发现；细胞动力学和抗癌药代动力学研究取得了成绩；儿童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霍奇金病通过联合化疗已能治愈，并开始了其他实体瘤的化疗。
20世纪70年代：一些肿瘤的联合化疗方案更趋于成熟，顺铂和阿霉素应用于临床，使化疗姑息性向根治性目标迈进。
20世纪80年代：从植物中提取的抗癌物质——紫杉类和喜树碱类应用于临床。

常用的化疗药物有几十种，机制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机制如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干扰DNA的完整性，干扰DNA的复制，作用于有丝分裂纺锤体中的微管，抑制有丝分裂，阻止癌细胞的增殖、浸润、转移直到最后杀灭癌症组织。

化学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正日益提高，已能治愈一部分化疗敏感肿瘤（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绒毛膜上皮细胞癌、睾丸癌等），并延长晚期乳腺癌等对化疗比较敏感肿瘤的生存期。但仍有一些肿瘤对现有的化疗药物不敏感，化疗还不能延长这部分患者的生命。

另外一方面，化疗药物的弱点是不能区分恶性细胞还是正常细胞。因此，化疗药物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大量人体正常的需要分裂的干细胞。这就是，为什么化疗对细胞生长比较旺盛的骨髓细胞、肝细胞、肠胃表皮细胞等都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临床上，化疗药物的使用剂量必须受到严格控制：药物太少不能起到杀死癌细胞的作用，药物太多会产生过于严重的副作用，对患者造成“不可逆伤害”，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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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革命：靶向治疗

到了21世纪，癌症治疗开始不再是简单粗暴的无差别攻击，而是寻找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之间更多的不同点，这就是“靶向药”的概念。

科学家开始猜测，既然癌细胞是因为基因突变而产生的，那么是否可以针对突变位点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在此之前，无论是手术还是放疗、化疗，都无法做到精准地杀死癌细胞，大量的正常细胞也在治疗的过程中被杀死。

靶向药物（又被称作生物导弹）应运而生，进入体内会特意地选择致癌位点相结合发生作用，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而不会波及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细胞。

1987年，科学家首次确定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对非小细胞肺癌的生长和扩散的重要作用。

199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首个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利妥昔单抗，用于对其他治疗无效的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适应症，此后靶向药物就成了癌症治疗药物研究的热点，不断有新的靶向药物诞生并应用于临床。

2013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发布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癌症相关基因变异数据库，为研究者研究靶向药物提供了最全面的数据库。

靶向药物一般是小分子药物，需要足够小，可以轻松进入细胞，因此它们常作用于细胞内部的靶标。

大多数患有某些癌症类型的患者，体内有某一特定药物作用的靶点，因此可以用该靶向药物治疗。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对肿瘤进行基因检测，以确定是否有药物靶点，患者是否对药物敏感。要对肿瘤进行基因检测，可能需要做活检。活检是医生将肿瘤切除以进行检测的过程。进行活检有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取决于肿瘤的大小和位置。

但是，伴随着分子靶向药的诞生，靶向药物的弊端也逐步凸显。靶向药物由于过于精准地瞄准靶点基因，一旦靶点基因发生突变，靶向药物就会失去作用。

很多癌症患者在经过分子靶向治疗之后几年内，都会出现耐药情况，这将使患者的癌症进一步恶化。

此外，靶向药物的研发时间长、成本高、价格昂贵，并非所有癌症患者都能承受。当科学家发现靶向药物的弊端，而且暂时无法战胜所有的癌症时，人体内的天然抗癌战士——免疫系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并逐步成为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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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革命：免疫治疗

肿瘤免疫治疗起源于19世纪末期，但在近30年才得以快速发展：

（一）科利毒素

1893年，美国纽约外科医生威廉 · 科利（William Coley）意外发现有一个患者左面颊部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肉瘤，虽然手术切除了两次，但仍然在左耳后出现约11厘米像葡萄串的复发肿瘤，并且术后的伤口迟迟不能愈合。更糟糕的是，患者伤口出现化脓性链球菌感染，反复伴随高热。就在医生束手无策、患者绝望之时，肉瘤竟然奇迹般缩小直至消退。

这一特殊的病例引起了科利的兴趣，他意识到也许这个感染能够通过唤醒免疫防御治疗肿瘤。于是，他提取患者链球菌脓肿进行培养，再把培养好的活细菌注射给肿瘤患者。

接受这种方法治疗的患者中，两名好转，两名死于感染。

随后，科利开始利用灭活细菌进行试验，最终他确定了最佳的方案：使用灭活的酿脓链球菌和黏质沙雷菌混合物，这就是著名的科利毒素。虽然科利毒素因受制于不良反应、疗效等原因没能发展到今天，但不可否认，科利的研究打开了肿瘤免疫治疗的新篇章。

（二）免疫监视理论

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沉寂，20世纪5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免疫学家伯内特（Macfarlane Burnet）等人提出了“免疫监视理论”，该理论认为免疫系统具有完备的监视功能，能区分“自己”和“非己”，肿瘤中存在肿瘤抗原，能够被淋巴细胞视为“非己”而清除，这为肿瘤免疫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免疫编辑理论

40多年后，2002年美国肿瘤生物学家施赖伯（Robert Schreiber）提出了“肿瘤免疫编辑理论”，指出免疫系统不但具有排除肿瘤细胞的能力，还具有促进肿瘤生长的作用，免疫系统与肿瘤的相互关系分为“清除、均衡、逃逸”三个阶段。这不仅完善了肿瘤免疫治疗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