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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晚期肝癌靶免联合治疗之路

聚焦晚期肝癌靶免联合治疗之路

肝癌是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死亡率更位居恶性肿瘤的第三位。因肝癌病情隐匿,初诊时约39-53%已为晚期肝癌,而晚期肝癌的中位生存期仅有4.2-7.9个月,因此晚期肝癌的治疗备受关注。   随着对肝癌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晚期肝癌的综合治疗模式已逐渐取代传统单一治疗模式。目前靶免联合治疗晚期肝癌已经成为了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2020年5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IMbrave150研究结果,证实与索拉非尼相比,“T+A”方案显著延长总生存率(OS)和无进展生存率(PFS),患者12个月生存率高达67.2%。同年5月、10月,“T+A”方案分别在美国和中国获批,这无疑是晚期肝癌治疗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自此,肝癌治疗也正式进入靶免联合治疗的新时代。 随着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靶免联合治疗相关创新药物飞速发展,涌现出大量高质量的临床循证学证据。晚期肝癌的靶免联合治疗已从T+A方案的一枝独秀逐渐转向百家争鸣的局面。 然而,靶免联合治疗研究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如在免疫联合泛靶点药物组合中,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卡博替尼组合及“可乐”组合的相关研究近期均遭折戟。 COSMIC-312研究结果显示: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卡博替尼组合显著改善患者PFS,但对患者OS仅有改善趋势,未达到阳性结果。2022年8月3日发布的LEAP-002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可乐”组合对患者OS和PFS存在改善的趋势,但并未达到OS和PFS的双重主要终点。多项研究的连续失利提示免疫联合泛靶点药物组合可能无法为晚期肝癌患者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 数次研究失利使免疫联合泛靶点药物组合陷入窘境,而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组合则在晚期肝癌的治疗中取得重大突破。基于肿瘤微环境中血管生成与免疫调节之间的关系,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组合在促进肿瘤血管正常化和刺激免疫激活方面可能具有协同作用,可达到1+1>2的效果。 由国内药企主导研发的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组合已对T+A方案呈追赶之势。如“双达”组合,即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类似物,ORIENT 32研究结果显示:“双达”组合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可显著改善患者OS和PFS,同时患者死亡风险降低43%。无独有偶,2022年版CSCO肝癌诊疗指南中将“双艾”组合,即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方案,列入肝癌的一线治疗方案(1A类证据,I级专家推荐)。 一项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用于晚期肝细胞癌1/2线治疗的非随机、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RESCUE研究)结果显示:“双艾”组合一线治疗晚期肝癌12个月的OS率约为75%,中位OS为20.1个月,ORR为34.3%。更令人振奋的是:“双艾”方案一线治疗晚期肝癌的全球、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已初步完成,并获得预期的OS和PFS双阳性结果。 因此,无论从机制或是临床获益上,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组合在晚期肝癌治疗中均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双艾”方案在中国及美国同步申请相关适应症,并预计在即将召开的ESMO大会上对本次研究进行口头汇报。“双艾”组合能否成为本年度晚期肝癌治疗的黑马仍需拭目以待。       敬请关注 随着国内外学者的不懈努力,晚期肝癌的治疗格局逐渐明朗。临床循证学证据表明,并非所有靶向药物联合免疫治疗都能给晚期肝癌患者带来临床获益。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组合具有明确的作用机制及显著临床疗效。相信该方案在临床中的应用会为更多晚期肝癌患者带来更显著的生存获益。 参考文献: 1. 曹俊宁, 等. 肝癌电子杂志,2021,8(02):6-15. 2. Richard S Finn, et al. N Engl J Med. 2020 May 14;382(20):1894-1905. 3. Robin Kate Kelley, et al. Lancet Oncol. 2022 Aug;23(8):995-1008. 4. 黄沾任, 等. 岭南现代临床外科,2022,22(01):110-114. 5. Zhenggang Ren, et al. Lancet Oncol. 2021 […]

半夏
恶性程度极高胃癌,OS超5年!治疗方案是……

恶性程度极高胃癌,OS超5年!治疗方案是……

印戒细胞癌是一种恶性程度较高的胃癌,其侵袭性强、易转移、预后差。其临床诊疗相对棘手。然而,处理得当,患者也能获得长久的生存。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刘晓文教授就分享了一例印戒细胞癌经治疗后,OS超过5年的病例!刘教授究竟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我们来一探究竟!   病例基本资料 患者,男,70岁。 2017年7月,因“返酸9月”就诊。 现病史:返酸9个月,2个月前开始出现上腹部胀痛不适,可自行缓解,无恶心呕吐。当地医院查胃镜诊断胃癌。来我院就诊 既往史:糖尿病史20年 个人史:无特殊 手术史:胆囊结石手术,左肾结石手术 体格检查:一般可,上腹压痛(-),锁骨上淋巴结(-),直肠指检(–) PS评分:ECOG 0 辅助检查: 实验室检查: 血生化正常,肿瘤指标正常; 胃镜:贲门下缘1cm胃底见不规则溃疡病灶,病灶边缘粘膜纠集; 病理:印戒细胞癌; 胸部平扫CT:未见异常。 胃增强CT:胃小弯侧病变,胃周及腹膜后多发小淋巴结,胆囊术后改变,部分胆管扩张 临床诊断:胃癌cT4aN2Mx 治疗经过 经胃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内镜科,介入科,核医学科,放射科MDT讨论后 此时,下一步治疗应该如何进行? A、腹腔镜探查 B、直接开腹手术 讨论结果:1.建议腹腔镜探查明确是否存在腹腔转移2.根据探查情况,如无转移,新辅助放化疗或化疗3.如果存在腹腔转移,建议姑息化疗     2017年7月11日,行腹腔镜探查。可见肿瘤位于胃体小弯,大小约5*5cm,浸润浆膜面,胃体小弯侧见多枚肿大淋巴结,最大约1*1.5cm。腹盆腔未见转移。 处理:腹腔脱落细胞检查(未见肿瘤细胞) 分期:胃癌sT4aN2M0 2017年7月13日起,行新辅助放化疗方案,化疗SOX方案化疗,联合放疗。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轻度乏力、II°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疗程结束后可见局部病灶、淋巴结缩小。 影像学评估 2017年11月15日,根治性全胃切除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复杂粘连松解术。 术中所见:原局部病灶不明显,粘膜面略红肿,大小约1*1cm,胃左动脉旁略肿大淋巴结,大小约0.6cm,腹腔粘连,未见种植转移。 局部病灶:胃壁未见明显肿瘤区域,只见到质硬区域,大小约1*2cm,病变经广泛取材,未见肿瘤细胞,见纤维组织增生伴炎细胞浸润(TRG:0),神经侵犯(-),脉管癌栓(-),切缘(-); 淋巴结:(0/15),其中5枚淋巴结可见治疗后反应。 术后辅助化疗SOX方案×3周期。 ▌ 定期复查: 术后2年内,每三个月复查一次; 2-5年,每6个月复查一次; 5年以上每1年复查一次; ▌ 复查项目: 腹部增强CT,胸片/胸部CT,肿瘤指标,胃镜; 最近一次复查:2021年10月,正常; 目前无病生存时间:5年。 问 为何该患者手术方案要选择新辅助治疗? 新辅助治疗/转化治疗:对于不伴有远处转移的局部进展期胃癌,在手术之前进行的治疗(化疗或放化疗)称为新辅助治疗;对于伴有远处转移的患者,包括腹腔种植/远处脏器转移/远处淋巴结转移,为了争取有机会做R0手术所进行的化疗或放化疗称为转化治疗。

半夏
2022 WCLC 热点——局部晚期NSCLC相关研究进展

2022 WCLC 热点——局部晚期NSCLC相关研究进展

约1/3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在初次诊断时已是III期,然而尽管积极地采用了标准治疗,但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结局仍然不佳,III期 NSCLC 的5年总生存(OS)率约为20%[1]。大多数患者在根治性治疗后最终复发,超过60%的复发表现为出现远处转移。因此,肿瘤治疗预后的生物标志物等相关指标探索成为临床研究热点。 2022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于2022年8月6-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本文整理编辑了关于局部晚期NSCLC疾病风险预测和治疗相关的三项研究[2-4],现分享给各位读者。 NADIM II研究:治疗前ctDNA水平可显著预测OS和PFS[2] (摘要号:MA06.03) 根据202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报道的NADIM II试验发现,与单独化疗相比,新辅助纳武利尤单抗(NIVO)加卡铂化疗改善了可切除IIIA期NSCLC患者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没有增加高级别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并提高了手术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最近批准了新辅助NIVO联合化疗用于可切除NSCLC(IB期肿瘤≥4cm或淋巴结阳性IIIA期)患者。但是在临床上,目前缺乏能够预测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的指标。 NADIM II研究纳入可切除的临床IIIA期(根据AJCC第7版)NSCLC,ECOG PS 0-1,且无已知EGFR/ALK突变的患者。在治疗前,所有患者采集血浆样本中的循环肿瘤DNA(ctDNA),并进行二代测序(NGS)分析。之后,这些患者随机接受NIVO 360mg+紫杉醇200mg/m2+卡铂(AUC=5)的新辅助治疗,每21天(+/-3天)为一个周期,治疗3周期,随后进行手术;或接受紫杉醇200mg/m2+卡铂(AUC=5)治疗,每21天(+/-3天)为一个周期,共3个周期,然后进行手术。手术后,经病理评估证实为R0切除的患者在术后第3-8周(+7天)开始辅助给药NIVO(480mg Q4W),持续6个月。 在从54例患者得到的治疗前血浆样本中,有52例(91.4%)检测到基线ctDNA,并发现肿瘤大小与之显著相关(P=0.006)。并且,治疗前ctDNA水平与无进展生存期(PFS)和OS显著相关(表1)。与高ctDNA水平的患者相比,基线时低ctDNA水平的患者PFS(HR=0.19,95%CI:0.07-0.52,P=0.013)和OS(HR=0.13,95%CI:0.04-0.45,P = 0.001)改善显著。 该研究结果显示,基线 ctDNA 水平可有效预测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高的患者,并可协助制定相应的后续治疗。 表1.不同基线ctDNA水平患者的PFS和OS的风险比(HR) ESPATUE研究长期随访数据更新[3] (摘要号:MA06.08) 2015年,ESPATUE 试验结果显示,对于可手术切除的III期NSCLC,经放化疗治疗和手术切除治疗的患者5年OS和PFS相似,且治疗效果均良好(Eberhardt et al, J Clin Oncol 2015)。而随着肺癌领域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III期NSCLC患者经历了长期生存(LTS)。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PI)的新治疗原则对不同肺癌分期患者的LTS均显示出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重新评估ESPATUE试验的数据集,以寻找最佳的局部治疗方法。现研究人员随访了该试验中直至2022年1月所有仍存活的患者,根据随访结果更新了LTS数据,并报告了不同的治疗策略和竞争死亡风险。 ESPATUE研究从2004年1月到2013年1月共入选246例患者,这些患者接受3个疗程顺铂+紫杉醇诱导化疗治疗和45Gy放疗+顺铂+长春瑞滨同步放化疗治疗,治疗结束后共有161例患者(65%)经多学科讨论评估可行手术切除,这些可手术切除的患者被随机分到继续接受65-71Gy的放化疗组(A组,n=80)或手术组(B组,n=81)。 在末次随访(2022年1月)时,246例患者中有37例仍然存活,仍存活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29个月,A组存活患者为15例,B组存活患者为16例。随机分组后的5年OS率为A组[43.8(32.7-54.2)],B组[43.2(32.3-53.6)];10年OS率为A组[28.3(18.8-38.5)],B组[29.9(20.2-40.3)];p=0.70。随机分组后的5年PFS率为A组[30.0(20.4-40.2)],B组[29.2(19.7-39.4)];10年PFS率为A组[23.3(14.6-33.1)],B组[19.8(11.8-29.4)];p=0.94。 表2总结了两组的竞争死亡风险:首次肺癌死亡(DfFLC)、治疗相关死亡(TRD)、共病死亡(DfCMB)、非肺癌继发性癌症死亡(DfSCwLC)、继发性肺癌死亡(DfSLC)。 表2.竞争死亡风险 III期NSCLC患者的LTS率显示出令人鼓舞的5年OS、PFS率和10年OS、PFS率,而且在以手术或放化疗作为根治性局部治疗时,两者之间是没有显著差异的,两种治疗都是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均可作为预后良好的治疗策略。同时,竞争性死亡风险分析显示,在DfFLC、TRD、DfCMB、DfSCwLC和DfSLC中,两组之间没有相关差异的明确信号。DfCMB和DfSLC被证明是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主要长期风险指标。这些重要的III期数据可以作为基线信息,与包括CPI免疫治疗在内的未来可行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 一种深度学习模型可有效预测NSCLC新辅助免疫治疗中的MPR[4] (摘要号:MA06.09) 在NSCLC患者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患者不能通过新辅助免疫治疗实现主要病理缓解(MPR)。一项多中心队列研究利用CT图像构建并验证一种深度学习模型,来预测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的NSCLC患者的MPR。 该研究纳入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接受NSCLC新辅助免疫治疗后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患者,共274例,回顾性收集了新辅助治疗给药前2周内的基线特征和胸部CT图像。其中,上海市肺科医院的患者按7:3的比例被分为训练队列(142例)和内部验证队列(61例),其他中心的所有患者均被分到外部验证队列(71例)。 研究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患者(54.0%,n=148)被评估为MPR。在内部验证队列和外部验证队列中,深度学习模型区分MPR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3(95%CI:0.58-0.86)和0.72(95%CI:0.58-0.85)。将临床特征整合到深度学习模型中后,组合模型在内部验证队列(AUC:0.77,95%CI:0.64-0.89)和外部验证队列(AUC:0.75,95%CI:0.62-0.87)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性能。 表3.所有入组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 图.深度学习模型和组合模型的AUC 该研究首次探讨了深度学习对NSCLC新辅助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所提出的深度学习模型可以有效地预测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的NSCLC患者的MPR。   参考文献: [1]Sonam Puri,  Andreas Saltos,  Bradford Perez, et al. […]

半夏
胆管癌的生存数据和一些简单知识

胆管癌的生存数据和一些简单知识

胆管癌分为肝内胆管癌和肝外胆管癌,在中国,胆管癌的发生率明显低于肝细胞肝癌。 首先,大家需要弄明白一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Combined hepatocellular- cholangiocarcinoma, cHCC-CCA)三种不同病理学类型,三者的治疗方法以及预后并不一致,其中 HCC 最常见,占 75%~85%(由乙肝和丙肝导致的肝硬化,后续引起的肝癌基本都属于肝细胞肝癌,但并不绝对)、ICC 占 10%~15%。(患者和医生沟通时如果告知肝癌,一定尽量告知具体的病理类型。另外,当发现肝脏占位,但没有活检证实何种肝癌时,通常不能一律就判断为肝细胞肝癌,因为有小的可能性弄错。)   肝内胆管癌的预后数据 资料来自美国的SEER数据库,2011年至2017年的纳入的肝内胆管癌患者,计算5年生存率。 注意:SEER数据库采用的肿瘤分类不是依据TNM分期,而是SEER分期,分为了Localized,Regional和Distant,基本等同于民众讲的癌症早期、中期和晚期。分期越晚,通常活过5年的机会就会进行性下降。 数据图形如下: 结果显示: 早期肝内胆管癌的5年生存率24%。 中期肝内胆管癌的5年生存率9%。 晚期肝内胆管癌的5年生存率2%。 在美国,所有肝内胆管癌整体的5年生存率为9%,预后确实是非常的差,90%以上的肝内胆管癌会在诊断后5年内死亡。因此,还是需要争取早发现早治疗,追求治愈机会。   肝外胆管癌的预后数据 肝外胆管癌是指左右肝管、肝总管、胰腺上胆总管的原发恶性肿瘤。还可以按照位置分为肝门部胆管癌(手术难度通常非常高)和远端胆管癌。 肝门胆管癌是指起源于肝总管、左右一级肝管汇合部的肝外上段胆管恶性肿瘤;远端胆管癌是指原发肿瘤起源于胆总管中下段的胆管恶性肿瘤。 资料同样来自美国的SEER数据库资料,2011年至2017年的纳入的肝外胆管癌患者,计算5年生存率。 注意:SEER数据库采用的肿瘤分类不是依据TNM分期,而是SEER分期,分为了Localized,Regional和Distant,基本等同于民众讲的癌症早期、中期和晚期。分期越晚,通常活过5年的机会就会进行性下降。 数据图形如下: 结果显示: 早期肝外胆管癌的5年生存率17%。 中期肝外胆管癌的5年生存率16%。 晚期肝外胆管癌的5年生存率2%。 在美国,所有肝外胆管癌整体的5年生存率为10%,预后也同样是非常的差,90%的肝外胆管癌会在诊断后5年内死亡。   一些小知识和建议 1. 胆管从肝内延续到肝外,最后汇入十二指肠。发生在肝内的胆管癌称为肝内胆管癌,发生在肝外的称为肝外胆管癌, 2. 肝内胆管癌和肝外胆管癌、胆囊癌的危险因素基本一致:年龄大、吸烟、饮酒、家族史、患有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肝硬化、胆管结石、乙肝和丙肝等疾病。 3. 胆管癌最常见的症状:皮肤和眼睛黄染(黄疸)、食欲下降、体重下降、疲乏、发热。

半夏
惠及更多晚期乳腺癌患者!NCCN最新指南确认这款新型ADC的重要地位!

惠及更多晚期乳腺癌患者!NCCN最新指南确认这款新型ADC的重要地位!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更新了关于在三阴性乳腺癌(TNBC)和激素受体(HR)阳性/ 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中使用sacituzumab govitcan (Trodelvy,SG)的指南。靶向Trop-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现已成为TNBC的1类首选推荐,HR+/HER2-疾病的2A类首选推荐。 第1类是NCCN的最高建议,表明NCCN一致认为干预是适当的。2A类建议表明,NCCN一致认为干预是适当的,但该指南基于较低级别的证据。 更深 持续攻坚TNBC终获PFS/OS双获益! 本次NCCN对TNBC的建议基于在2022年ASCO年会上提交的ASCENT试验的最终分析数据。ASCENT研究是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开放标签的III期临床试验,旨在比较SG与单药化疗对复发或难治转移性TNB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截至2021年2月25日,本次研究结果显示,SG (n=235)相较TPC (n=233)显著改善了PFS(中位PFS:5.6 vs 1.7 个月,HR=0.39;P< 0.0001)和OS(中位OS:12.1 vs 6.7个月;HR=0.48;P< 0.0001)。SG组24个月时的OS率为22.4% (95% CI, 16.8-28.5), TPC组为5.2% (95% CI, 2.5-9.4)。 基于ASCENT最终数据分析证实,SG用于mTNBC患者,从PFS到OS取得了一致性的获益,均优于TPC组单药化疗。 更广 不断拓展能力圈斩获HR+/HER2-推荐! HR+/HER2-是最常见的转移性乳腺癌(MBC)亚型。HR+/HER2-是乳腺癌最常见的一种亚型,该类患者初始阶段首选的治疗方案通常为内分泌治疗联合靶向治疗,而一旦发生内分泌耐药时则只能应用单药化疗。然而,对于一些患者而言,这些治疗不可避免地带来毒性反应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同时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也在下降。且化疗方案选择少,晚期HR+/HER2-后线治疗仍存在巨大缺口。 NCCN参考了在2022年ASCO年会上提交TROPiCS-02试验数据。TROPiCS-02是一项Ⅲ期随机研究,旨在探索SG治疗HR+/HER2-局部复发不可手术或转移性乳腺癌的疗效和安全性。 在中位随访10.2个月时,SG对比TPC具有显著的PFS改善(中位PFS 5.5 vs 4.0个月,HR=0.66,P=0.0003)。在所有标志性时间点存活且无进展的患者比例均较高,SG和TPC的6个月和12个月PFS率分别为46% vs 30%和21% vs 7%,SG治疗组1年无进展的患者是TPC治疗组的3倍。 在初步分析时OS数据尚不成熟,然而,研究人员注意到SG相较TPC显示出改善趋势(中位OS为13.9 vs 12.3个月,HR=0.84,P=0.14)。 SG组的客观缓解率(ORR,21% vs 14%)和临床获益率(CBR,34% vs 22%)均高于TPC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分别为7.4个月vs 5.6个月。 关于 戈沙妥珠单抗 SG是一款First in class抗Trop-2 ADC,活性药物成分为 saciuzumab govitecan,由靶向TROP2抗原的人源化 […]

半夏
肺癌患者术后的呼吸训练

肺癌患者术后的呼吸训练

手术是目前治疗肺癌的有效措施,手术创伤会影响患者肺功能,患者术后可能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从而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呼吸功能锻炼有助于提高患者肺功能和手术的耐受力,对于大部分肺癌患者而言,进行适度呼吸功能锻炼能够提高患者肺功能,进而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呼吸功能锻炼对于肺癌患者提升肺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肺癌术后如何进行呼吸功能锻炼? 01有效的咳嗽咳痰 有效的咳嗽对于术后肺功能的恢复相当重要,而且尽量要做到深部咳痰,把血痰给咳出来,这样效果才好。 患者双手抱在胸前,减少咳嗽震动引起的伤口疼痛,深吸一口气后屏气3秒-5秒,在胸腔内进行两三次短促有力咳嗽,然后进行一次深咳,张口咳出痰液。 年龄大且肺功能不好的患者,家属也要帮助患者多拍拍背,使痰液排出。 02缩唇呼吸法 通过缩唇呼吸增加气道外段阻力,使等压点移向中央大气道,可防止气道过早闭合和塌陷。 以鼻吸气,缩唇呼气,呼气时将口唇缩成吹口哨状,使气体通过缩窄的口型缓缓呼出,吸气与呼气时间之比为1:2或1:3,每次10分钟,每日2次。 缩唇呼吸的注意事项: 1. 呼气时缩唇大小程度,由患者自行调整。缩唇口形太小,呼气阻力过大,呼气费力,呼气时间延长,呼出气量反而减少;缩唇口形太大,则不能达到防止小气道过早陷闭的目的。 2. 缩唇口形大小和呼气流量,以能使距离口唇 15~20cm 处蜡烛火焰随气流倾斜,不致熄灭为适度。 3. 缩唇呼气与腹式呼吸结合起来锻炼。 03腹式呼吸法 增加患侧胸壁的活动度,增强吸收和引流,避免患者胸腔形成积液,并且能够有助于患者及早改善肺功能和下床运动。 吸气时,指导患者两手分别放于前胸部和上腹部,用鼻缓慢吸气时,隔肌最大程度下降,腹肌松弛,腹部手感向上抬起,胸部手在原位不动,抑制胸廓运动; 呼气时,腹肌收缩,腹部手感下降,帮助隔肌松弛,每次10—15分钟,每日2次。 腹式呼吸的注意事项: 1. 初学者以半卧位最适合,后期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在卧位、坐位或立位以及行走时,随时随地进行锻炼,逐渐养成平稳而缓慢的腹式呼吸习惯。 2. 患者可每天进行练习,每次做 5—15 分钟,每次训练以 5—7 次为宜,呼吸要深长而缓慢,尽量用鼻而不用口。 3. 进行腹式呼吸时,颈背部肌肉放松,先练习呼气,把肺内的废气尽可能多的排出。 4. 避免用力呼气或呼气过长,以免发生喘息、憋气、支气管痉挛。如有呼吸困难或胸闷憋气等不适症状应暂停练习。 04呼吸体操锻炼 在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锻炼的基础上,可进行全身性的呼吸体操锻炼,即和扩胸、弯腰、下蹲等动作结合在一起,起到进一步改善肺功能和增强体力的作用。 锻炼方法: 第一节:单手握拳并举起,举起时深吸气,放下时缓慢呼气(吸气:呼气=1:2 或 1:3)或做缩唇呼吸; 第二节:双手握拳,有节奏地缓慢举起并放下,举起时吸气或呼气,放下时呼气或吸气; 第三节:双手自然放松,做下蹲动作同时吸气,站立时缓慢呼气。 呼吸操一般每日练习2-3次,每次5-10分钟,根据个人病情进行,以患者不感到疲劳为宜。 05吹气球法 防止小气道过早闭合,有效地排出肺内的残留气体,从而改善气体交换,使肺完全复张,且有利于术后胸腔残余的液气经引流管排出,对防止液气胸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锻炼呼吸肌。 患者呼气时自己收拢嘴唇,或采用吹瓶呼吸、吹气囊呼吸和发声呼吸等方法,最常见的是吹气球呼吸,选好合适的气球,容量800-1000ml,病人先深吸气后含住气球,尽量把肺内气体吹进气球内。每次3-5分钟,每日3-4次。 06吸气末停顿法 可改善吸入气体分布不均的状态和低氧现象,提高气体交换的效能,并可使部分萎缩的肺泡有机会重新张开。 患者取坐位,全身放松,保持安静,缓慢吸气,在吸气末作一停顿,此时会厌和声带仍为开放状态,停顿时间约占呼吸周期1/4,再徐徐呼气。 要求吸、停、呼比例在1: 1: 2左右。 […]

半夏
ASCO指南新增肺癌治疗推荐!驱动基因阴性IV期又添选择

ASCO指南新增肺癌治疗推荐!驱动基因阴性IV期又添选择

随着肺癌诊疗步入靶向时代,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疾病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多个基因已有靶向药物可用,对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等驱动基因阳性的晚期NSCLC患者,多数靶向药物治疗均能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OS),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靶向药物无法惠及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1]。 过去几十年,驱动基因阴性的晚期NSCLC患者只能采用传统的放化疗进行治疗。近年来,随着免疫药物的应用,越来越多的PD-L1表达的这部分患者从免疫治疗中获益,这也使这部分患者的治疗手段逐渐多样化。针对驱动基因阴性的晚期NSCLC患者,目前是根据病人的PD-L1的表达,来进行免疫单药或者免疫联合治疗的选择。 近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更新了关于IV期NSCLC系统治疗的临床实践指南,本次更新主要指向的临床问题为驱动基因阴性的IV期NSCLC患者的一、二、三线疗法的有效性,其中尤为强调针对不同PD-L1表达情况的鳞癌(SCC)患者或非SCC患者的一线疗法[2]。 图1 指南发表截图 肺鳞癌、肺腺癌,PD-L1表达水平不同,一线疗法方案不同! 1 PD-L1高表达的非SCC患者 ▌ 更新要点: 新增推荐1.5、1.6 对于PD-L1高表达(TPS≥50%)、PS 0-1的非SCC患者,临床医生可提供单药阿替利珠单抗、西米普利单抗的治疗(推荐强度:高)。 新增推荐1.7 对于PD-L1高表达(TPS≥50%)、PS 0-1的非SCC患者,临床医生可提供单用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木单抗,或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木单抗联合2个周期的含铂化疗(推荐强度:低)。 删除原先的推荐1.5 不再推荐其他检查点抑制剂的单用及联合化疗的应用。 ▌ 相关研究: IMpower110试验中,相较于化疗组,PDL1高表达的患者接受阿替利珠单抗治疗后OS显著延长(20.2个月vs13.1个月)[3]。 EMPOWER-Lung 1Ⅲ期试验中,比较了PD-L1 TPS≥50%、有吸烟史且驱动基因阴性的晚期NSCLC患者使用西米普利单抗与化疗的疗效。该研究最新数据显示,接受西米普利单抗治疗的患者有明显的OS和PFS优势[4]。 2 PD-L1低表达或阴性的非SCC患者 ▌ 更新要点: 新增推荐2.7 对于PD-L1低表达(TPS 1%-49%)或阴性(TPS 0%)、PS 0-1的非SCC患者,临床医生可提供单用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木单抗,或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木单抗联合2个周期的含铂化疗(推荐强度:低)。 ▌ 相关研究: 基于CheckMate 227和CheckMate 9LA试验的结果,相比单纯化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17.2个月vs12.2个月)和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化疗(16.8个月vs9.8个月)均可明显延长PD-L1表达阴性患者的OS[5,6]。 CheckMate 9LA试验中,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化疗方案可用于PD-L1低表达患者,但该方案三种药物的组合复杂、风险高、疗效不确定,因此推荐强度为低。 3 PD-L1高表达的SCC患者 ▌ 更新要点: 新增推荐3.3、3.4 对于PD-L1高表达(TPS≥50%)、PS 0-1的SCC患者,临床医生可提供单药阿替利珠单抗、西米普利单抗的治疗(推荐强度:高)。 新增推荐3.5 对于PD-L1高表达(TPS≥50%)、PS 0-1的SCC患者,临床医生可提供单用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木单抗,或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木单抗联合2个周期的含铂化疗(推荐强度:低)。 删除原先的推荐3.3 不再推荐其他检查点抑制剂的单用及联合化疗的应用。 4 PD-L1低表达或阴性的SCC患者 ▌ 更新要点: 新增推荐4.5 对于PD-L1低表达(TPS 1%-49%)或阴性(TPS 0%)、PS 0-1的SCC患者,临床医生可提供单用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木单抗,或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木单抗联合2个周期的含铂化疗(推荐强度:低)。 […]

半夏
为什么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很重要?详解内分泌治疗

为什么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很重要?详解内分泌治疗

不少朋友应该听说过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它是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环节。 一、那么究竟什么是内分泌治疗呢? 作为维持女性第二性征的关键激素——雌激素,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它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雌激素对于女性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它带来了迷人的女人味,给了你细腻的皮肤、挺拔的乳房,具有广泛而重要的生理功能。但也恰恰是如此重要的雌激素,悄然开启了乳腺癌的大门。 已经证实:大部分的乳腺癌是依赖雌激素生长的。雌激素就像“钥匙”一样刺激并促进了乳腺癌的进程。而“钥匙孔”则是表达于乳腺癌细胞中的雌激素受体。雌激素与其受体的结合解锁了肿瘤的进展,乳腺癌细胞从而得以生长、增殖。也就是说乳腺癌的罪魁祸首是雌激素。 有了这个比喻,大家不难想象,阻止雌激素与其受体的结合过程,便为治疗乳腺癌提供了思路。我们可以采用“错误的钥匙”来堵住“钥匙孔”,这样“正确的钥匙”就不能发挥作用了;也可以把“正确的钥匙”拿走,或者把“钥匙孔“破坏掉,同样可以阻断乳腺癌的进程。基于这些原理对乳腺癌的治疗,被称为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 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主要指通过药物,去除激素对肿瘤细胞的刺激,起到抗肿瘤作用的治疗方法。内分泌治疗可减少体内雌激素的产生或抑制雌激素与乳腺癌细胞结合,抑制细胞生长繁殖,降低肿瘤复发率,延长生存时间。 由此可见,内分泌治疗的一个前提便是乳腺癌细胞具备“钥匙孔”——雌激素受体,这样的乳腺癌占到了总体的70%左右。但也有30%左右的乳腺癌不具备雌激素受体,对于这些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便不再适用。 即,不是所有乳腺癌患者都可以进行内分泌治疗,只有肿瘤病理指标提示激素受体ER/PR阳性的患者才需要进行内分泌治疗。这个一定要记住! 二、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内分泌治疗? 因为每个患者术后需要的治疗不完全相同,所以内分泌治疗开始的时间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术后患者内分泌治疗在化疗和放疗之后,若不需要放、化疗,则一般术后1个月左右即可开始内分泌治疗。 三、内分泌治疗用什么药物?使用多久? 内分泌治疗分绝经前和绝经后: 绝经前药物国内主要有两种,他莫昔芬(三苯氧胺)和拖瑞米芬; 绝经后药物主要有三种,来曲唑、阿那曲唑和依西美坦。 但具体药物的选择,尤其是绝经前患者内分泌治疗药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获益和副作用。 (一)绝经前的患者,一般情况下服用他莫昔芬或者托瑞米芬5年即可,但部分高危患者可能考虑延长服用至10年。有些时候会对绝经前患者进行卵巢功能抑制,比如使用诺雷得抑制卵巢功能,然后口服他莫昔芬或者绝经后内分泌治疗药。但具体患者适合什么方式的内分泌治疗需要专业医生判断。 (二)绝经后的患者,常规使用绝经后内分泌治疗药物5年,高危复发的患者可以继续内分泌治疗3-5年。 治疗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具体请根据自己的情况与医生沟通。 四、内分泌治疗的副作用有哪些? 内分泌治疗的副作用其实说明书上说的非常详细,比如绝经前患者服用他莫昔芬,可能出现月经失调、食欲不振、颜面潮红等。绝经前患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治疗期间要注意避免怀孕,并且每6-12个月进行一次妇科检查,通过B超检查子宫内膜厚度。 绝经后内分泌治疗需要注意的主要是药物可能引起的骨密度下降或者骨质疏松,每6个月可检测一次骨密度,骨量减低者,给予维生素D和钙片治疗,如无效可考虑双磷酸盐治疗。 五、不进行内分泌治疗,吃中药行吗? 这个真的不建议,内分泌治疗是经验证有效的抗肿瘤治疗,私自停药或者改变用药方案都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 总之,无论是从国内外的临床指南,还是目前的临床实践,都特别强调和重视内分泌治疗的在乳腺癌中作用和地位。听从专科医生的意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充分接受到高效、低毒、方便、价廉的内分泌治疗药物,是乳腺癌患者获益的重要方面。

半夏
“王炸”组合折戟肝癌,国产PD-1联合疗法迎来新机遇

“王炸”组合折戟肝癌,国产PD-1联合疗法迎来新机遇

作为乙肝大国,我国每年的肝癌,尤其是肝细胞癌的发率病也一直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而由于肝细胞癌的治疗方面一直没有较好的化疗药物可以选择,目前无法手术切除的肝细胞癌的治疗主要方式依赖于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其中多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仑伐替尼(Lenvima)和抗PD-1的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则分别是肝细胞癌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中的两个典型代表,有临床试验证明这两个药的单药治疗都对肝细胞癌患者有效。 那么,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肝细胞癌的效果怎么样呢? 最近,一项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与仑伐替尼单药对比的Ⅲ期临床试验LEAP-002的数据让人颇感意外,虽然接受联合治疗患者的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都长于仑伐替尼单药治疗的患者,但改善的程度没能达到显著性差异。 来源:默沙东官网 “王炸”联合疗法失效,原因何在? LEAP-002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的Ⅲ期临床试验,实验目的为评估仑伐替尼加帕博利珠单抗治疗肝细胞癌患者的疗效是否优于仑伐替尼单药治疗。此项试验共纳入了750名患者,患者均为无法手术切除的HCC患者,并按1:1比例随机分组接受两种不同的治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临床试验中仑伐替尼单药治疗患者的总生存期长于以往临床试验中仑伐替尼单药治疗的数据,提示这次临床试验的入组患者情况与以往临床试验略有不同,更详细的临床数据将在近期举行的医学会议上展示。 默沙东研究实验室全球临床开发副总裁Gregory Lubiniecki博士表示:“Keytruda 联合Lenvima疗法致力于为那些最具治疗难度的癌症类型(如肝细胞癌)提供一种治疗方法,以满足这些患者的需求”, “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大量证据,我们仍然对这种组合的潜力充满信心,并将继续研究两药联合治疗在其他类型癌症中的治疗作用”。 事实上,仑伐替尼(Lenvima)和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联合疗法已多个不同癌种中证明了其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包括在肾癌、子宫内膜癌、非小细胞癌、头颈鳞癌、黑色素瘤、尿路上皮癌等多个癌种都有显著的疗效(见下图)正因为如此,两者的联合治疗被称为“王炸组合”和“可乐组合”。 来源:参考资料1 不过,王炸组合也不是万能的,除了这次LEAP-002临床试验的失利,2021年在Ⅲ期非小细胞领域的LEAP-007临床试验,2022针对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的LEAP-011研究都没有得到预期临床获益。 不过此次的LEAP-002临床实验中,仑伐替尼(Lenvima)和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癌种中表现出的不同的有效性,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治疗在多个不同癌种中都有效,说明不同的肿瘤之间是存在一些共性的,比如不同癌种的发生、发展过程都有免疫逃逸的参与,这也是免疫治疗在多个癌种中都有效的机制基础。另一方面,两种药的联合治疗在不同癌种中疗效的差异,说明针对不同癌种,仍需要根据其本身的特性,制定更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就肝细胞癌来看,有文章推测,病因学是影响肝癌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HBV病因学可从“免疫+TKI”治疗中获益,而HCV病因学肝癌从“免疫+TKI”中获益有限。 而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我国肝癌的常见危险因素,特别是慢性HBV感染,我国约90%的肝细胞癌症患者中有HBV感染病史。LEAP-002虽然折戟肝癌,但免疫联合疗法在肝癌一线治疗中仍然具有很大潜力,尤其是以中国患者为主开展的临床研究成功几率较大。 例如,“双艾组合”(艾瑞卡和艾坦)是全球首个宣布“PD-1+TKI”策略成功的组合。 PD-1+TKI国产组合迎来出海机遇 实际上,PD-1+TKI联用方案已是CSCO指南中转移性肝癌的主要治疗方案。 在2022版肝癌诊疗指南中,“双艾组合”由2020年指南中一线治疗备选方案升级为首选治疗方案之一。虽然双艾组合的一线治疗还未正式上市获批,但已经获得了一线治疗的一级推荐,可见疗效突出且能够得到权威专家认可的在研疗法,也能够被提前写入指南,并重点推荐。 今年5月,恒瑞公布“双艾”方案国际多中心Ⅲ期(SHR-1210-Ⅲ-310)达到主要终点,具体数据目前还未公布。不过,从II期-RESCUE研究可以看到,双艾组合mOS为20.1个月,12个月OS率68.3%,mPFS为5.7个月,ORR为34.3%,CR为1.4%,DCR为77.1%(RESCUE),≥3级TRAE发生率为77.4%,在肝癌治疗的一线中显示出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和可控的安全性。 目前该方案肝癌一线适应症已获中国国家药监局受理,同时恒瑞计划向FDA提交上市申请,有望成为恒瑞创新出海的重要里程碑。 表1 2020年和2022年CSCO晚期HCC 一线治疗策略选择对比 来源:根据华安证券资料整理 此外,国内还有多项PD-1+仑伐替尼治疗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其中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仑伐替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NCT04523493(2023年数据读出)、基石药业的舒格利单抗+仑伐替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NCT04194775,都在开展国际多中心3期临床研究,如果成功,将具有全球影响力。 结  语 联合治疗是目前抗肿瘤治疗的大趋势,但药物联合治疗并是简单的1+1=2或者1+1>2的问题,其。联合治疗的最终的治疗效果,是不同药物作用机制、肿瘤微环境、肿瘤发病原因等多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严格设计的临床试验,才能确定某种联合治疗是否能真的对患者有益。 虽然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折戟肝癌,但从以往的众多临床实验数据上看,以PD-(L)1为基础的联合疗法仍然值得期待。

半夏
肝癌晚期:国际上常见治疗药物有哪些?

肝癌晚期:国际上常见治疗药物有哪些?

肝细胞癌(HCC)因其高死亡率以及术后高复发率已经成为全球死亡数第四的癌症,早期疾病可以通过手术、射频消融术和肝移植达到根治。然而早期的无症状表现,使得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发展到晚期阶段,此前针对晚期HCC常规的的细胞毒性化疗与系统性治疗效果有限,在多激酶抑制剂出现之前的时代,患者的预期总生存期(OS)仅为数个月。 近年来出现的大量新药物极大扩展了晚期HCC的治疗方案,对于晚期肝癌的治疗不再束手无策,选对合适的药物与治疗方案能极大提高晚期患者的生存期望。那么来看看目前有哪些晚期HCC系统治疗的前沿方案,以及正在进行的III期临床试验。 一线药物 索拉非尼 直到2017年之前索拉非尼都是唯一一个可用于晚期不可切除HCC的一线药物,可抑制参与血管生成和细胞增殖的激酶的活性和通路,包括PDGFR、c-KIT、VEGFR2/3、RET、RAS/RAF/MAPK、FLT-3以及JAK/STAT。 在SHARP试验中,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为10.7个月,放射学进展时间为5.5个月,而安慰剂组分别为7.9个月和2.8个月。不良事件(AEs)通常是可控,最常见的3/4级不良事件为手足综合征和腹泻。索拉非尼的耐药性源于持续抗血管生成作用导致的缺氧诱导介导的细胞反应,HIF-1α和HIF-2α高表达是HCC患者预后不良的标志物。 仑伐替尼 仑伐替尼是另一种VEGFR、PDGFR、KIT、RET和FGFR活性的多激酶抑制剂。在2018年的REFLECT试验中,关于主要终点仑伐替尼组与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分别为13.6个月、 12.3个月,而索拉非尼组的OS、ORR、PFS为12.3个月、9.2%、3.7个月。关于次要终点,根据mRECIST标准仑伐替尼组有着更高的ORR 24.1%、更好的PFS 7.4个月和更长的中位TTP 8.9个月,而索拉非尼组的结果分别为9.2%、3.6个月和3.7个月。 在药物毒性方面,仑伐替尼常见的3/4级AEs为高血压(23%vs.14%),而索拉非尼有更常见的HFS(52%vs.37%,11%vs.3%)和脱发(25%vs.3%)。 多纳非尼 ZGDH3是一项针对中国人群中进行多纳非尼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晚期HCC的Ⅱ/Ⅲ期临床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分析集(FAS)中,多纳非尼组的中位OS达到了12.1个月,而索拉非尼组为10.3个月;ITT(意向治疗)人群的OS结果与FAS相似,多纳非尼组和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分别为12.0个月和10.1个月,两组均达到主要研究终点。 而次要研究终点无明显差异,两组中位PFS分别为3.7 vs 3.6个月(p=0.2824);两组中位疾病进展时间 (TTP)分别为3.7 vs 3.7个月 (P =0.1029); 安全性方面,多纳非尼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多纳非尼组和索拉非尼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57% vs 67%;两组与药物相关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38% vs 50%;两组导致暂停用药及减量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30% vs 42%。 作为PD-L1阻滞剂与VEGF抑制剂的联用方案,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的联合治疗方法已取代索拉非尼成为不可切除的HCC一线治疗的“金标准”。该批准是基于IMBrave150试验的结果,该试验比较了阿替利珠单抗+贝伐单抗与索拉非尼的一线治疗。 联合治疗显示,患者的中位OS、PFS为19.2、6.8个月,而索拉非尼为13.4、4.3个月。联合用药的3/4级AEs与索拉非尼相似但高血压、蛋白尿、AST和ALT升高在联合治疗中更常见。 阿替利珠单抗和卡博替尼 阿替利珠单抗和卡博替尼同样是PD-L1阻滞剂与VEGF抑制剂的联用方案。在COSMIC-312III期试验结果显示阿替利珠单抗-卡博替尼、索拉非尼的ORR分别为11%、3.7%。然而,阿替利珠单抗-卡博替尼组和索拉非尼组的中位OS相似,分别为15.4个月和15.5个月。 在阿替利珠单抗-卡博替尼和索拉非尼组中,共有54%和32%的患者经历了3/4级TRAEs。最常见的毒性包括HFS、高血压、AST和ALT升高。总之,COSMIC-312表明,比起OS阿替利珠单抗-卡博替尼在PFS方面优于索拉非尼,但是与之前的IMbrave150研究相比,COSMIC-312 III期并没有理想的研究数据。目前仍然有许多PD-L1阻滞剂+VEGF抑制剂的临床实验正在进行,他们能否重现“T+ A”的辉煌,我们拭目以待。 度伐利尤单抗和Tremelimumab Expansion II期试验评估了75毫克Tremelimumab联合1500毫克杜瓦单抗(T-75/D-1500)的治疗方案,结果高剂量的T-300/D1500联合组显示出最佳获益情况,中位OS和ORR分别为18.7个月和22.7%。 HIMALAYA III期试验中T-75/D-1500被进一步评估为一线治疗,该试验最近发表在ASCO胃肠病学2022年会议上。联合治疗组的OS、ORR为16.4个月、20.1%;索拉非尼组的OS、ORR为13.8个月、5.1%,但两组PFS值无显著性差异。 度伐利尤单抗并不逊于索拉非尼,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联合治疗组导致25.8%的患者出现3/4级AEs,而索拉非尼组出现3/4级AEs的患者达到36.9%。因此,对于不适合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的患者,例如高出血风险的患者,度伐利尤单抗和Tremelimumab联合治疗是一种很有潜力的一线选择。  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生物类 ORIENT-32研究是在中国人群中进行的Ⅱ/Ⅲ期临床研究,研究设立了OS、PFS双终点。信迪利单抗联合组与索拉菲尼组中位OS分别为未达到(NR)和10.4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中位PFS分别是4.6个月和2.8个月。研究结果同时显示,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的试验组3/4级AEs和索拉非尼类似,方案耐受性良好。 ORIENT-32是首个针对中国人群并获得成功的PD-1联合方案实验,对中国患者的治疗更有参考价值与临床意义。 一线总结 目前ASCO和ESMO的指南支持使用一线阿替利珠单抗-贝伐单抗联合治疗,而不是仑伐替尼或索拉非尼单药治疗。对于那些禁忌接受贝伐珠单抗治疗的患者,Tremelimumab是另一种选择。对于Child-Pugh B级但评分<7分的患者或双重免疫治疗禁忌的患者,索拉非尼或仑伐替尼是更好的替代选择。 仑伐替尼仅推荐用于评分不超过Child-Pugh A级患者。一般的来说,仑伐替尼比索拉非尼有更好的毒性控制,例如较低的HFS和脱发频率。根据REFLECT试验,它还有更高的ORR,更好的PFS和更长的TTP。因此,如果需要单药治疗,现在大多数临床医生更愿意从来仑替尼开始。然而,由于索拉非尼用于的临床使用的经验持续时间较长多,且在REFLECT试验中显示的中位OS不低,因此索拉非尼可能仍然是首选。 二线用药 瑞戈非尼 与索拉非尼类似,瑞戈非尼也靶向参与血管生成和肿瘤生长的激酶和细胞通路,如VEGFR、FGFR1、KIT、PDGFR、RET和BRAF。2017年4月,美国FDA批准使用瑞戈非尼治疗接受索拉非尼一线治疗失败的患者。该试验将573名接受索拉非尼合并ECOG 0-1和Child-Pugh […]

半夏
从6毫米的小息肉,发展成肠癌,需要几年?

从6毫米的小息肉,发展成肠癌,需要几年?

46岁的刘先生,体检发现数个肠息肉,其中一个大的约有6mm大小,当时因为清肠药的原因没有切除。 医生嘱咐要择期切掉并定期复查;由于也没有什么症状,刘先生慢慢就忘掉了。 前段时间,他偶然看到一篇文章,说肠息肉可能会癌变,于是才想起来要复查,就预约了肠镜,结果就发现了一个高度怀疑癌变的肠息肉,而他平时没有任何症状(下图),后病理证实为:绒毛状腺瘤,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早癌)。 图1肠息肉 实际上,像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在临床十分常见,几乎上每天都有发现。 这个早癌,其实在一年前还是一个很乖的息肉,如果当初就做一次肠镜切掉它,就没有癌变的机会了。 我们很多人在做肠镜时候,都可能发现有肠息肉,有的医生说不用切掉?有的医生说要格杀勿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先说说什么是息肉? 息肉的“息”,其实就是多余的意思,就是肠道内表面黏膜上多出来的赘生物。其实是大肠黏膜表面的一个“肉疙瘩”。 准确一点说,大肠息肉泛指肠黏膜表面向肠腔突出的隆起性病变,是一种常见病,而其中70%以上为腺瘤性息肉。 医学界早已有明确的定论:80%-95%的大肠癌(包括直肠癌、结肠癌),是由大肠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的。 图2 肠息肉 但也不是所有的肠息肉都会癌变。 我们大体可以把肠息肉分为两大类:肿瘤性息肉、非肿瘤性息肉。 肿瘤性息肉,主要指腺瘤性息肉和息肉病,在理论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终于有一天会癌变; 管状腺瘤的癌变率<5%; 管状绒毛状腺瘤癌变率为23%; 而绒毛状腺瘤的癌变率高达30%~70%; 家族性息肉病更为邪恶,40岁前的癌变率几乎100%。 而非肿瘤性息肉(主要是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幼年性息肉等),一般不会癌变;但也不是100%不会癌变,如果这种息肉长得比较大、时间比较久,也有变成肿瘤性息肉的可能。 那到底切不切呢? 大肠息肉基本没有任何症状,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做胃肠镜,才能知道有没有长息肉。 在肠镜下,它就是一个凸出肠壁的“肉疙瘩”,医生很难判断它的性质是肿瘤性的还是非肿瘤性的,只有做病理分析才能明确到底是好还是坏。 实际上,对于较小的、数目也比较少的,在做肠镜检查时候,一般都会顺便切除,格杀勿论。 然后,还会留取一点点组织,去做病理分析。知道性质之后,我们才能确定是否需要复查,复查的时间间隔是多久等等。 对于一些大的、数目多的,为了保险起见,都要先做病理,然后再选择合适的切除方式。 一般医生都会这样建议: 第一,如果是炎症性息肉等所谓“好的”息肉,也可以不处理,进行药物治疗,炎症好了大部分会自行消除;但实际上,我认为还是在检查时候顺便切掉为好。 第二,如果是腺瘤性息肉,按照大小和病人情况,都需要择期内镜下切除。 择期就是不要拖延1年、2年,有空时候去安排切除就行了;千万不能把它忘了! 第三,如果息肉有癌变可能或者已经癌变,那就需要马上治疗,不要拖延!具体能肠镜下切除还是外科手术切除需要医生评估。 图3 肠息肉 是不是每个人都长有肠息肉? 也不是。 肠息肉的高发年龄是50岁以后,但三十几岁的人也有不少人长的有,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或者是家族性遗传性息肉病的人。 我们昨天(2020.8.5)做了22个肠镜,发现10个患者有息肉,息肉发生率超过45%,偶尔某天可能一半还要多! 据统计,35-49岁,检出率为10%-30%;超过50岁的人群中,检出率可达30%-67%。 也就是说,超过50岁,几乎一半的人都长有这个定时炸弹。 肠息肉要演变为肠癌,需要5-15年的时间,平均需要10年左右。 55岁以后是结直肠癌的高发年龄段,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它癌变之前切掉它。那就是40岁之前做一次肠镜检查; 对于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肥胖、久坐、爱吃烧烤、烟酒嗜好等的高危人群,更要提前到30岁左右,做第一次肠镜检查。 这个时候,它往往还是一个良性的息肉,在肠镜下就可以轻松干掉。 图4 肠息肉 因此,我们建议,你如果35-40岁,还没有做过肠镜的话,请尽快做一次吧,不管有没有症状! 复查也很重要 发现肠息肉切掉后,也并非万事大吉了,原因在于: 1、由于一次肠镜,由于多种原因(比如肠道准备不好、医师经验、设备等的影响等),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漏网之鱼”; 2、喜欢长息肉的人还会再次长出来; 3、由于上次切除不彻底,留有残基,有可能“枯树发新芽”。 因此,切除后,要遵医嘱进行定期复查。 具体如何复查,要遵循您的医生的建议,也可参照下表:(点击可看大图) 表1 […]

半夏
​想在早期发现肝癌, 请记住做这两个检查!

​想在早期发现肝癌, 请记住做这两个检查!

我在急诊经常会看到一些非常令人惋惜的病例。   有一个老太太,她右上腹痛出现间歇性疼痛长达两个月,最近疼痛加重,来医院看病。我给她做了平扫CT检查, 发现她的肝脏上面有一个低密度灶,大概有7×5厘米,疑似肿瘤。 为了进一步诊断,我们给她做了增强CT检查。增强CT 显示,这个低密度灶很像肿瘤,而且病灶还不止一个,其中一个大的低密度灶大概有7×5厘米,旁边还有几个小的卫星灶。 我们请肝胆外科的医生来会诊,发现她这个情况已经做不了手术了,只能够考虑做介入、化疗或靶向治疗这样的辅助治疗。 唉,真的是非常可惜! 实际上,这个老太太以前每年都做体检,前年还做过腹部CT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但她去年因为疫情没有去医院做体检,就因为这一年没有做体检,耽误了病情!     肝癌细胞的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因此想要筛查肝癌, 请记住以下两个检查手段。   一个是抽血查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是肝癌比较具有特异性的肿瘤标记物。   另外一个就是做肝脏彩超。肝脏彩超是没有辐射的,可以反复做,很安全,很方便,也很便宜。   如果你有乙肝、丙肝等肝炎家族史,或者你本人有肝硬化、酒精性肝病、脂肪肝等肝脏疾病,那么曾医生建议你从35岁左右开始,每半年查一次肝脏彩超和甲胎蛋白。对肝癌的筛查在时间上不同于其他的癌症,医生大多建议一年做一次筛查,就是因为肝癌细胞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肝癌在早期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像这位老太太出现肚子疼,往往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了,因为肿瘤侵犯了肝脏的包膜,才感到疼痛。   肝脏里面的神经纤维是非常不敏感的,也就是说如果肿块长在肝脏里面,那么它要长得很大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它很小的时候,人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症状。   所以,大家不做体检是发现不了早期肝癌的。

半夏
非小细胞肺癌 vs. 小细胞肺癌,临床表现和诊断有何不同?

非小细胞肺癌 vs. 小细胞肺癌,临床表现和诊断有何不同?

肺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约占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18.4%。 从病理和治疗角度,肺癌大致可以分为 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 小细胞肺癌(SCLC)两大类,其中非小细胞肺癌约占80%-85%,其余为小细胞肺癌。 今天,我们就借由一组图,看看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有哪些区别?

半夏
中晚期肝癌转化治疗后还能根治性切除吗?

中晚期肝癌转化治疗后还能根治性切除吗?

肝癌是目前我国第四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二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我国肝癌患者多数存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肝硬化,且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属于中晚期,病情复杂,失去了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机会,5年总体生存率不足15%。 王大爷(化名),62岁,既往乙肝病史,外院体检发现肝脏尾状叶6.3*6.5cm占位,侵犯肝左、肝中静脉,异常凝血酶原649mAU/mL,临床诊断肝癌。正当王大爷迫切希望尽快手术时,却被告知尽管肿瘤体积不大,但位置深、侵犯血管,手术难度较高而且切除范围大,容易造成残余肝脏功能不足,建议先行TACE(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并口服靶向治疗药物。 出院后,尽管王大爷已经积极接受了治疗,但一想到身体里还有肿瘤,始终坐立不安。1个多月后,他前来仁济医院就诊,经过详细评估,考虑先行转化治疗,若肿瘤缩小,对大血管的压迫解除,则可以通过手术完整切除肿瘤。于是,王大爷继续口服靶向药物,并再次行TACE治疗。1个月后,王大爷复查增强MRI发现,肿瘤缩小至5.5*5.7cm,但增强扫描仍有活性,并且异常凝血酶原从109mAU/mL反弹到245mAU/mL。 经过仁济医院多学科讨论,建议王大爷在原有靶向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免疫治疗(抗PD-1单抗)和HAIC(经肝动脉灌注化疗)局部治疗。又过了1个半月,他再次复查增强CT和肿瘤标志物,经过两次联合治疗后,肿瘤进一步缩小至4.0*3.9cm,活性也较前减低,且肝中静脉显示清晰;异常凝血酶原降至128mAU/mL。 经过了4个月的综合治疗,王大爷终于成功接受了肝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理显示,肿瘤大面积坏死。目前该患者继续口服靶向药物预防复发,状态良好。 近年来,中晚期肝癌的治疗方法日趋多样。在总体治疗策略上,仍然是以外科手术为中心的综合治疗,术前转化与术后辅助兼顾,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并重,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治疗效果可靠、不良反应小的方案。 系统治疗,主要是指全身用药治疗,即口服或注射药物,通过阻断肿瘤生长的信号(靶向治疗如索拉非尼、仑伐替尼、瑞戈非尼等)或调动人体免疫系统杀伤肿瘤(免疫治疗如帕博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阿替利珠单抗等)。中晚期肝癌患者肿瘤体积大、数量多,部分肿瘤细胞可能脱离原发病灶,进入全身血液循环,造成远处转移。系统治疗不但对肉眼可见的肿瘤病灶发挥作用,而且对全身循环血液中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发现的肿瘤细胞发挥作用,因而是中晚期肝癌必不可少的治疗方式。 局部治疗,主要是在影像设备的辅助下,使用药物、高温或放射线等,对目标病灶进行攻击。目前肝癌常用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TACE(经肝动脉化疗栓塞)、HAIC(经肝动脉灌注化疗)、RFA(射频消融术)和SBRT、IMRT等各种外照射放疗等等。与系统治疗相比,局部治疗的优点在于,攻击目标更加明确,全身不良反应相对小,对于一些较小的病灶,选择合适的局部治疗方式可达到根治效果。 然而,肝癌的形态学、生物学特点因人而异,并且在治疗过程中会发生“进化”,使得单一的治疗方式存在“天花板效应”。因此,强调不同治疗方式协同作用,打出“组合拳”,对肝癌特别是无法直接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的治疗至关重要。中晚期肝癌患者,经过术前综合治疗,有望重新获得手术机会。 中晚期肝癌的综合治疗,以根治性手术切除为目标,以术后长期无复发生存为最终目的。在术前转化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反复检查增强CT/MRI和肿瘤标志物如甲胎蛋白(AFP)、异常凝血酶原(DCP)等指标。临床医生主要通过肿瘤体积和坏死范围(影像学表现为增强扫描无强化)评估治疗效果,并以肿瘤标志物作为参照,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手术切除。

半夏
B超报告上常见的6个“癌信号”。

B超报告上常见的6个“癌信号”。

对于咱们女性来说,“两室一厅”(子宫+双侧卵巢)的健康实在太重要了。每一次妇科体检、检查,经济、方便的妇科B超自然必不可少。但当大家拿到报告时,往往很疑虑。 “乳头状突起”,“囊壁不规则”,“彩色血流条索状”,这些看着“哈牢牢”的超声描述到底是什么意思?会不会不好啊? 卵巢是女性全身脏器中原发肿瘤类型最多的部位,今天先来看看关于卵巢的各种“疾病信号”。   1、无回声 在超声图像中代表清透的液体,比如“水”等。生理性囊肿(如卵泡潴留性囊肿)和良性肿瘤(如单纯性囊肿)均表现为无回声,二者区别为前者与月经周期有关,一般月经第5~7天(从月经来的第一天开始算)超声复查多数可消失;而后者不随月经周期变化,一直存在。 总结:无回声多为没啥毛病或者良性肿瘤。   2、弱回声   在超声图像中代表稠厚的液体,比如“陈旧性积血”等,常见的卵巢内膜样囊肿(又称“巧克力囊肿”)表现为弱回声,囊内见细密光点浮动的液体,就是陈旧性积血。   总结:弱回声也多为良性疾病。   3、低回声或中低回声 在超声图像中代表实性肿块或者囊实性混合肿块,这类表现可以出现在良性肿瘤,也可以出现在恶性肿瘤。 ①良性肿瘤中,卵巢纤维瘤较为常见,且它的后方常伴有声影。除此之外,浆液性囊腺瘤和粘液性囊性瘤也较为常见。超声图像可见腔内多个分隔,可见少量散在分布的乳头状突起,伴/不伴或细条状彩色血流信号。但是当分隔较多较厚,且血流较丰富时,与恶性肿瘤很难鉴别。 ②功能性囊肿中,黄体囊肿最常见,常在排卵期或早孕期检查时发现,且肿块周边可见环状或半环状的彩色血流信号,多数在月经第5~7天或中孕期吸收消失。但黄体囊肿的超声表现多种多样,也可呈无回声、低回声或中高回声。 ③恶性肿瘤,其典型超声表现为中低回声的混合性占位(实性部分≥1/2),囊性与实性交杂分不清边界,内部回声紊乱不均匀,囊壁厚而不规则,囊腔内有乳头状或菜花样实性突起,囊壁、分隔和实性突起内可见丰富的彩色血流信号。另外,盆腹腔内积液也是恶性肿瘤的常见合并征象。 总结:低回声或中低回声,良、恶可能都有,还要看具体描述。 4、中高回声或者强回声 在超声图像中代表实性肿块。在良性肿瘤中,常见于成熟型畸胎瘤,超声表现可见囊内高回声团代表毛发和皮脂,而强回声的壁内结节突起,代表牙齿或骨组织,内部基本无彩色血流信号。而恶性肿瘤多以实性为主,也会呈现类似的中高回声或者强回声,但是内部彩色血流丰富。 总结:中高回声或者强回声,良、恶可能都有,还要看具体描述。 5、乳头状突起 在超声图像中多为中等回声。良性肿瘤无乳头状突起,或者见少量(<3个)散在的小突起;而恶性肿瘤常见多于4个以上呈簇状分布的不规则乳头状和菜花状突起,且血供丰富。 总结:可“良”可“恶”,4个以上不规则乳头状和菜花状突起,多见于卵巢恶性肿瘤。 6、彩色血流信号 良性肿瘤无彩色血流信号或在包膜和细隔上见少量血流信号;恶性肿瘤常于包膜、分隔和实性部分内部见丰富彩色血流信号。 总结:丰富血流多见于卵巢恶性肿瘤。 看到这里,是不是还很疑惑?那就让小编来给你梳理一下:   划重点! 纯囊性无回声的肿块多数是生理性、功能性囊肿和良性肿瘤。实质性和混合性的肿块可以是良性和恶性的共同征象。   当肿瘤内部回声杂乱不均,较多不规则乳头状或菜花状突起,较多粗大分隔,内部丰富彩色血流,是恶性卵巢肿瘤的典型超声表现。但是有些良性肿瘤也有类似表现,还需结合临床症状和其他影像、化验指标综合分析。    卵巢肿瘤种类繁多,常有同病异图,同图异病,仅凭超声很难对卵巢肿瘤的具体病理类型做出诊断。且仅有不到一半的卵巢肿瘤具有典型的良性或恶性的声像图特征,判断价值仍然有限。   超声检查的目的首先是检出肿瘤,根据大小、形态、结构及彩色血流等表现提示病变的良性倾向或者恶性倾向,记住只是倾向,癌症信号≠患癌,主要是为临床进一步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所以当拿到“可疑”的报告,都不要太焦虑,要以临床医生的判断为准。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妇产科超声诊断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年. [2]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中国产科超声检查指南,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年.

半夏
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公布,肝癌后线治疗可别忘了它

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公布,肝癌后线治疗可别忘了它

REACH-2研究表明,与安慰剂相比,雷莫西尤单抗显著延长了生存期。同样,据相关研究报道,雷莫西尤单抗不会对肝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阐明雷莫西尤单抗在现实环境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包括经历过两种或更多次全身治疗或其肝脏储备恶化的患者。 研究共纳入79名晚期肝癌患者,所有患者在接受雷莫西尤单抗之前都接受了至少一次靶向药物治疗。分别有40例(50.6%),13例(16.4%),24例(30.3%)和2例(2.5%)患者中接受雷莫西尤单抗作为二线,三线,四线和五线治疗。在接受雷莫西尤单抗作为二线治疗的40名患者中,34名接受了仑伐替尼作为一线治疗,而4名接受了索拉非尼。总体而言,40例(50.6%)患者被归类为BCLC C期,其中39例(49.4%)有肝外扩散,27例(34.2%)有严重的血管侵犯。雷莫西尤单抗剂量为8mg/kg,每两周静脉注射一次。研究的疗效预测指标为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 总生存期数据 截止数据截止时,中位总生存期(OS)为7.5个月。 l 在不同治疗线数上,接受二线治疗患者的中位OS与接受三线及后线治疗的患者无显著差异(8.8个月vs 7.3个月,p=0.98)。 l 在肝脏储备方面,Child-Pugh A患者的OS (n = 44)较Child-Pugh B/C患者(n = 35)有更长的生存期(中位OS 10.3个月vs. 6.7个月,p = 0.06);mALBI 1/2a级患者的OS明显长于mALBI 2b/3级患者(中位OS 13.6个月vs. 6.9个月,p = 0.01) l 为了与REACH-2试验相比较,研究人员还分析了23例基线肝功能Child-Pugh A级并给予雷莫西尤单抗作为二线治疗的患者。该亚组的中位OS为10.3个月,与REACH-2试验的中位OS为8.5个月相当。 l 根据BCLC分期,BCLC B期和C期的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1.2个月vs 6.9个月,p = 0.17) l 根据AFP水平,基线AFP>1000 ng/mL的OS生存期明显短于基线AFP≤1000 ng/mL(12.8个月vs 7.3个月,p=0.01)。 无进展生存期数据 l 所有患者PFS为3.2个月。二线和三线或后线治疗的PFS之间无显著差异( 3.2 vs 3.2 个月, p=0.38) l mALBI 1/2a和2b/3级患者之间的PFS无显著性差异,二线给予雷莫西尤单抗治疗的Child-Pugh A患者中位PFS为4.4个月。这一结果同样与REACH-2试验的中位PFS(2.8个月)相当。 l BCLC B期和C期、基线AFP≤1000 ng/mL和>1000 ng/mL患者之前的PFS无显著差异。 在纳入的患者中,65例患者接受了至少1次放射学评估,在随访期间,观察到41例患者的放射学进展。根据RECIST 1.1评估的部分缓解(PR)1例,疾病稳定(SD)27例,疾病控制率(DCR)为43.0%。二线治疗与三线或后线治疗的DCR无显著差异。 […]

半夏
肺癌EGFR突变靶向用药(值得收藏)

肺癌EGFR突变靶向用药(值得收藏)

有人说,“肺癌EGFR突变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EGFR突变在欧美白人中发生率为15%左右,而却有40%左右的亚洲人群存在EGFR突变,相比泰国、越南等国家,我国肺癌的EGFR突变率在50%左右。 我国肺癌中有EGFR突变的优势人群特点是:女性,中年,无吸烟史,非小细胞腺癌。 肺癌EGFR突变的靶向药物主要的EGFR-TKIs,不同的EGFR突变对应有不同的药物。 根据FDA、NMPA批准和《CSCO指南:非小细胞肺癌(2022)》、《NCCN 临床实践指南:非小细胞肺癌(2022.V3)》指南推荐整理出非小细胞肺癌的EGFR靶向用药表,如下: 表中的EGFR-TKIs可以根据药物特性分为一代、二代、三代。 一代EGFR-TKIs药物特点:药物与靶点的结合并不牢固,是可逆的,药物存在脱靶情况,药物有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 二代EGFR-TKIs药物特点:是不可逆的,可以与靶点永久结合。对于某些靶点,二代TKI比一代更有效,如 G719X,L861Q 和 S768I;另外二代比一代的作用靶点更为广泛,不仅可以抑制 HER1(EGFR),还可以抑制 HER2。二代的药物有阿法替尼、达克替尼。 三代EGFR-TKIs药物除了与常见的敏感靶点及罕见靶点以外,还作用于特定的耐药基因突变。使用一、二代 EGFR-TKI 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发生获得性耐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EGFR 基因上发生 T790M 突变,而三代药物如奥希替尼可以克服 T790M 导致的耐药。另外奥希替尼对一、二代 EGFR-TKI 的敏感位点也同样有效。目前已经获批的三代EGFR-TKI药物有奥希替尼、阿美替尼、伏美替尼。 四代EGFR-TKIs药物,EGFR 基因上出现 C797S&T790M 顺式突变,可导致奥希替尼耐药。目前四代 TKI 如 EAI045、TQB3804 正在临床试验中,初步结果显示有一定疗效。 靶向药耐药后如何治疗? 第一代EGFR抑制剂耐药处理: EGFR 20外显子T790M突变:使用三代TKI,AZD9291(奥西替尼);MET扩增:联合克唑替尼治疗。 第三代EGFR抑制剂耐药处理: 1) 基因检测后,当C797S突变是反式突变的话,可以9291联合易瑞沙。如果C797S突变是顺式突变,预后较差,进行化疗或者PD1/PDL1的免疫治疗, 2) MET扩增,可以AZD9291联合克唑替尼/卡博替尼治疗。 3)基因检测HER2突变,可以选择阿法替尼。HER2扩增,可以使用TDM1或拉帕替尼。 4)当检测出PI3CA突变,可以使用9291联合mTOR抑制剂,如依维莫司等。 5)当病理检测发现患者已经转变为小细胞时,可以选择9291联合依托泊苷。

半夏
大失所望!大热“CP”何以折戟肝癌一线?免疫联合真是万能方案吗?

大失所望!大热“CP”何以折戟肝癌一线?免疫联合真是万能方案吗?

昨日,默克和卫材共同宣布抗PD-1疗法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口服多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仑伐替尼与仑伐替尼单药对比的III期LEAP-002试验失利,作为不可切除肝细胞癌(uHCC)患者的一线治疗,尽管患者的OS和PFS有改善的趋势,然而,这些结果并不符合预先指定的统计计划的统计显著性,未达到总生存率(OS)和无进展生存率(PFS)的双重主要终点。消息一出,全场哗然,大热“CP”怎会折戟肝癌一线? 在这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对“CP”的进击之路。在首次获批用于子宫内膜癌后,其在肿瘤领域的探索逐渐扩展至包括肝癌在内的10大癌种,一时间可谓是“风头无两”。为何这次折戟肝癌一线会让大众如此震惊呢?主要还是前期他俩在肝癌领域“撒糖”太过啦! 基于前期Ib研究的积极数据,“可乐”组合登上JCO杂志,而且在2022 CSCO原发性肝瘤诊疗指南中,也将“可乐”组合作为晚期肝癌一线治疗的III级专家推荐(2B类证据)。根据mRECIST.1.1标准评估显示,所有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高达46%,其中完全缓解(CR)占11%。中位总生存期(OS)甚至直接逼近2年(22个月),6个月生存率为81%,1年生存率为67.5%。这一结果也使得大家对这一组合抱有巨大期待! LEAP-002研究中仑伐替尼单药治疗组的中位OS比先前报道的评估uHCC中仑伐替尼单药治疗的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要长,仑伐替尼单药一线用于晚期肝癌的疗效得到确证。但联合治疗双终点(OS、PFS)均未达到,是否提示着免疫联合在肝癌领域并非无往不利?目前,该研究暂未公布完整数据,预计在后续的医学会议上展示这些数据。 关于本研究中联合治疗的疗效,该联合治疗中所选用的帕博利珠单抗,此前已获批晚期肝癌二线治疗,但其在III期Keynote-240确证性研究中未能达到主要研究终点。但在今年公布的Keynote-394研究结果中,显示亚洲地区患者能从帕博利珠单抗治疗中显著获益。暂未知是否对该研究的人群亚组进行分析,或许可以期待该联合方案在亚洲患者中的临床数据。 其实,这也不是免疫联合在肝癌一线领域首个失利的III期研究,此前还有COSMIC-312研究,“阿替利珠单抗+卡博替尼”联合方案达到了其中一项主要终点,即无进展生存期(PFS)的显著改善,然而遗憾的是,在另一主要终点总生存期(OS)上,联合治疗组尽管显示出了改善趋势,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改善。 研究共筛选1283例患者,432例被纳入卡博替尼+阿替利珠单抗组;217例纳入索拉非尼单药组;188例被纳入卡博替尼单药组。双药联合组(n=432)的mOS为15.4个月(96%CI:13.7~17.7),索拉非尼单药组的mOS为15.5个月(96%CI:12.1~未评估)。HR 0.90;96%CI:0.69~1.18;P=0.438)。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研究中,对患者进行了亚组分析,亚洲地区患者和HBV感染者能从联合治疗中获益,尤其是在HBV亚组(n=191),卡博替尼+阿替利珠单抗组和索拉非尼单药组的mOS分别为18.2个月和14.9个月(HR 0.53;95%CI:0.33~0.87)。这对亚太地区尤为重要,这部分的肝癌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常见,而且与HCV和非病毒原因相比,也主要由HBV引起。 当然成功的研究也有,比如IMbrave150研究,奠定了免疫联合治疗晚期肝癌的基础。而且,在这项研究中同样发现,针对中国亚组患者,OS获益比全球人群获益更多!综合这些研究的数据,在肝癌免疫治疗盛行的当下,不难想到,想要做到精准治疗肝癌,相关研究的病因学基线及亚组分析数据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不同亚组得到的数据明显不同,或可为特定人群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参考资料: Merck and Eisai provide update on phase 3 LEAP-002 trial evaluating Keytruda (pembrolizumab) plus Lenvima (lenvatinib) versus Lenvima mon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News release. Merck. August 3, 2022. Accessed August 3, 2022. https://bit.ly/3OWOtOu

半夏
中国乳腺癌患者营养治疗专家共识:15条专业建议必须收藏!

中国乳腺癌患者营养治疗专家共识:15条专业建议必须收藏!

乳腺癌作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手术、放化疗、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是常用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乳腺癌患者营养状态与疾病治疗效果、复发风险、死亡风险及生活质量等密切相关。 适当的营养治疗不仅帮助乳腺癌患者保持良好的营养状态和生活习惯,增加治疗耐受性,改善治疗效果,提高生活质量,而且可以降低乳腺癌患者的复发和死亡风险。 乳腺癌患者的营养监测与治疗不容忽视,应当与抗肿瘤治疗并重。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最近制定了《乳腺癌患者营养治疗专家共识》,根据共识我们总结出15条营养建议,给大家做为参考。 15条营养建议 1. 体重太轻好不好? 接受抗肿瘤治疗后,部分乳腺癌患者会出现体重过轻的状态,这类患者属于营养不良,必须由专科医师和营养师进行评估,制订和实施营养改善计划,避免体重过轻降低生活质量、影响治疗实施、减缓康复或增加并发症风险。 2. 超重、肥胖好不好? 绝经后的乳腺癌患者,营养过剩(超重、肥胖)的发生率在50%以上。   营养过剩可引起身体损伤、生活质量下降、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增加,还可使乳腺癌全因死亡率增加33%。建议患者积极采取干预措施以维持健康体重。 3. 手术治疗期间营养建议   手术治疗是乳腺癌最常见的治 疗手段之一,营养不良可增加术后并发症风险和死 亡风险。共识建议,术后除了补充伤口愈合必需的营养元素:氨基酸、 维生素、微量矿物质,以及视身体营养情况适时补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之外,对于术后需要接受放疗的乳腺癌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口服谷氨酰胺,可以减轻放疗引起的皮肤不良反应。 4. 放、化疗期间营养建议 保持健康体重。研究发现,若体重过轻或肥胖,总生存时间会短于正常体重者。 养成良好的饮食和营养习惯,可以减轻乳腺癌患者化疗相关的消化道不良反应。 5. 内分泌治疗期间营养建议 接受内分泌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尤其是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的绝经后的患者,容易出现骨质流失,甚至发生骨折。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骨折风险增加。建议在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之前,就应进行骨折风 险评估,改变生活方式以及补充钙和维生素D。 6. 饮食中 ω⁃3 与 ω⁃6 多不饱和脂肪酸相对摄入比增加,能够降低乳腺癌发生风险。饮食中ω⁃3/ω⁃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值每增加10%,乳腺癌发病风险下降6%。 7. 增加低脂奶制品或奶制品的摄入频率,可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研究显示,与摄入奶制品频率低于每周1天的女性相比,每周 3~4天食用乳制品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降低了31%,而每周5~7天食用乳制品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降低了47%。 8. 能不能吃大豆食品? 共识指出,食用大豆食品可显著降低女性乳腺癌的死亡和复发风险。 研究发现,发现增加大豆蛋白或大豆异黄酮的摄入量均可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和死亡率。大豆蛋白摄入量最高四分位数与大豆蛋白摄入量最低四分位数的5年死 亡率分别为9.2%和13.1%,5年复发率分别为8.9%和 13.0%。   这项研究发现大豆食品的摄入是安全的,但当大豆蛋白的摄入量超过11 g/d时,增加大豆食品的摄入量对降低死亡率和复发率没有额外的益处 。 9. 能不能喝咖啡? 摄入含咖啡因的咖啡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 研究发现,咖啡摄入剂量增加2杯/d,乳腺癌风险降低2%;咖啡因摄入增加200 mg/d,乳腺癌风险降低1%。 10. 什么样的体重更健康? […]

半夏
完全缓解持续15个月!基因检测再次为患者赢得一线生机

完全缓解持续15个月!基因检测再次为患者赢得一线生机

最近,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迅速成为个性化治疗方法,通过肿瘤测序和分子分析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打击。BRCA突变是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i)的特征靶点。然而,CCA中BRCA基因突变较少,PARPi治疗CCA的资料也很少。程序性死亡受体-1 (PD-1)的免疫治疗已被证明在联合化疗或PD-L1阳性CCA中有效。然而,目前缺乏包括PARPi在内的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的数据。在这里,我们分享一例PD-L1阳性和BRCA2突变的肝内胆管癌患者,在吉西他滨和铂类化疗之后接受了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和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作为二线治疗,并实现了可持续的完全缓解。 患者整体情况及入院经过 2017年8月,一名53岁的男性因胆囊结石于2017年3月行胆囊切除术后出现肝转氨酶和胆汁淤积参数升高,转诊入院。患者有动脉高血压和桥本氏甲状腺炎的已知病史。 01 影像学检查: CT及MRI扫描显示肝脏V/VIII段有35mm×45mm肿块形成病灶,无胸腹转移征象。 02 肿瘤标志物: CEA (0.7 ng/ml)和CA19-9 (<2u/ml)较低,在整个病程中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而Ca 125略有升高(53.3 U/ml, ULN 35 U/ml)。 03 病理检查: CT引导的肝活检显示腺癌浸润,CK7阳性,与胆管癌一致,PD-L1状态为阴性。 04 诊断: 术后检查证实重度肝内CCA,术后分期pT2N0、淋巴管侵犯(L1)、疑似静脉侵犯(V1)、神经周围侵犯 (Pn1),切缘阳性(R1)。 抗肿瘤治疗经过 根据多学科会诊的决定,排除肝外肿瘤表现(肠镜、胃镜、CT扫描)后,于2017年8月行右侧半肝切除术并淋巴结清扫和胆管重建,经胆道消化吻合术。 由于R1的情况和术后CA125阳性,2017年10月开始吉西他滨/顺铂的辅助治疗。但由于3级(CTCAE)多神经病变,在7个周期后,顺铂不得不于2018年2月停止使用。由于此时影像学显示完全缓解,基于先前切除显示边缘受累,根据多学科会诊,于2018年3月对前切除部位进行了二次探查和后续切除。残存部分的组织学检查显示显微镜下无恶性肿瘤。因此,从2018年3月开始,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 2018年10月,在稳定缓解6个月后,出现单发肝转移,并经组织活检证实。由于全身治疗耐受性差且无其他明显肿瘤表现,决定采用局部微波消融治疗并密切随访。 该患者一直处于缓解状态,直到2020年2月,第二次单发肝转移也接受了经皮微波消融治疗。在密切的随访检查中,2020年11月,腹部CT显示腹膜转移伴腹水和淋巴结转移。CA125达到323 U/ml,与放射学结果一致。 此前,在2019年6月的随访中,患者进行了一次基因检测。其中一项发现揭示了BRCA2基因改变。除此之外,NF2基因、APC基因、TP53基因、CDKN2A基因和MLL 2基因被检测到进一步的改变。微卫星状态稳定。肿瘤突变负担相对较低(4突变/Mb)。没有证据表明FGFR2突变或融合、NTRK融合、IDH1、IDH2、BRAF或NRAS突变。 患者一级亲属胰腺癌(父亲)和乳腺癌(姐妹)家族史阳性。因此,在肿瘤组织中发现BRCA2突变后,对BRCA1和BRCA2基因进行种系分析,结果显示在种系中存在匹配的BRCA2突变。考虑到铂类化疗在BRCA2突变肿瘤中的活性,吉西他滨和奥沙利铂的姑息性化疗于2020年11月启动。与使用顺铂一样,患者报告多发性神经病。最终,在一个周期后,当血小板数量在治疗中进一步减少时,不得不停止化疗。 2020年2月,再次对复发病变进行免疫组化检查。与2017年原发病变的初始活检相比,免疫组化显示PD-L1阳性。此外,肿瘤组织中出现Her2neu过表达。作为一种个体化治疗概念,基于分子和组织化学肿瘤改变,在2020年11月的多学科会诊上建议患者改用PARP抑制剂和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的超适应症二线治疗,患者仍表现良好(ECOG 评分为0)。在使用300mg奥拉帕利每日两次单药治疗4周后,每3周额外接受200mg帕博利珠单抗,并与奥拉帕利联合使用。 每3个月进行一次检查,包括胸部CT、腹部CT或MRI或肝脏MRI。2021年1月的第一次影像学检查已显示无CCA复发迹象,完全缓解。大约15个月后,直到2022年4月,腹膜表现和淋巴结转移仍然完全缓解,没有新发生转移的证据。肝脏MRI也未发现新的疑似肝内病变。Ca 125在奥拉帕利+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开始后不久下降,自2021年3月以来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病例讨论 目前,手术仍是iCCA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手术切除已被证实可以改善这些患者的短期生存结果,但手术后的长期预后仍然不尽人意。据报道,根治性切除术后5年的总生存率仅20%至30%。即使在R0切除后,术后2年疾病复发率高达60%。如果不考虑其他治疗方法,晚期不可切除的胆管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3.9个月;因此,许多不可切除的晚期CCA患者行各种放疗和化疗。目前,不可切除的晚期和转移性CCA患者的一线治疗是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化疗,但疗效有限,越来越多的患者希望接受分子靶向治疗。 近年来,胆道肿瘤也爆出很多靶点,根据既往的多项研究显示,胆道肿瘤(包括肝外胆管癌、肝内胆管癌和胆囊肿瘤)患者可出现FGFR融合、IDH1和2突变、BRAF突变、ERBB2/3突变、cMET异常、PIK3CA突变、NTRK融合、BAP1异常等可靶向治疗的驱动基因异常等,同样应运而生很多新靶向药物。 总之,本病例显示奥拉帕利和帕博利珠单抗联合用于晚期BRCA2突变和PD-L1阳性胆管癌在铂类化疗后作为二线治疗具有显著的临床活性。该疗法耐受性良好,但有必要密切筛查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尤其是在易感患者群体中。因此,识别靶向分子特征以及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的组合可作为治疗胆管癌患者的一种有希望的策略,并且应在标准化疗失败后予以考虑。

半夏
OS超5年!腹膜后淋巴结转移如何选择治疗方案?

OS超5年!腹膜后淋巴结转移如何选择治疗方案?

结直肠癌的转移方式主要是经淋巴转移,可转移至腹膜后淋巴结,但其结解剖位置深,分布范围广,邻近组织和脏器多且复杂,手术暴露困难,损伤风险大。且腹膜后淋巴结清扫能否改善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仍存在许多争议。 本期“病例小课堂”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施德兵带来1例结肠癌术后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病例诊治长生存病例分享。 病例基本资料 患者,男,67岁。 2017年5月因“便血7个月”就诊。 既往史:高血压5年和冠心病3年,药物控制良好。 肿瘤标记物:CEA 66.32ng/ml,CA724 27.50u/ml 腹盆腔增强CT:降乙结肠肠段不规则增厚伴强化,浆膜面毛糙,周围多发强化淋巴结 诊断依据:病史+肿瘤标记物升高+影像学腹盆腔CT检查结果 临床诊断乙状结肠癌(cT3N1M0) 治疗经过 2017年05月行腹腔镜高位直肠前切除术 术中见:原发肿瘤位于反折上15cm,肠系膜内多发淋巴结肿大,与肠系膜下动脉根部关系密切 术后病理:中分化腺癌,累及肠壁浆膜层,LNM 4/18 问 综合以上信息,应如何选择治疗方案? (请先思考1分钟再往下查看) 术后辅助化疗8程:xelox方案 第一次复发 2018年12月复查 肿瘤标记物:CEA:17.89ng/ml;CA19-9:31.68U/ml。 腹盆腔增强CT: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肿大融合,长径31mm。 PET-CT: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肿大,2.4*3.1cm高代谢,考虑转移 问 如何选择后续治疗方案? A.手术切除 B.继续化疗 (请先思考1分钟再往下查看) 答案: 由于转移灶与腹主动脉关系密切,长径31mm,且距离术后辅助化疗已经超过一年以上,化疗方案有效,继续给予静脉联合化疗4程:xelox方案。 2019年2月复查 腹盆腔增强CT: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肿大较前有退缩,长径26mm 临床诊断:乙状结肠癌术后,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 问 如何选择后续治疗方案? A.联合化疗有效,继续化疗 B.根治性手术 (请先思考1分钟再往下查看) 答案: 由于病灶缩小,无其他不可切除的远处转移,可以根据术中情况选择是否适合手术切除。 同月,行腹腔镜复杂肠粘连松解+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 术中见:腹主动脉左旁2.5*3.0cm肿物,与腹主动脉和左侧输尿管界限尚清 术后病理:中分化腺癌浸润,切缘未见癌 术后继续静脉联合化疗4程:xelox方案 图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术中 术后至今定期复查肿瘤标志物,腹盆腔增强CT未见明显异常。 孤立性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瘤复发率4%-10%,孤立性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瘤转移率1.3%-1.7%,单纯姑息治疗2年总体生存率(OS)7.9%,4年OS为0.9%。 过去因此类患者预后差而不实施挽救性手术。近年来,化疗和放疗技术取得了进步,新化疗方案不断发展,可用其作为孤立性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瘤患者的潜在治愈性疗法。 欧美日指南有何不同?我国如何对待? 欧洲和美国的结直肠癌治疗指南和外科领域学者不推荐手术治疗: 腹膜后淋巴结转移定性为远处转移,腹膜后淋巴结转移阳性率低,手术清扫难度大,术中出血和神经损伤的风险高,放化疗可替代手术,改善局控,提高生存率。 日本的大肠癌治疗指南和外科领域推荐手术治疗: […]

半夏
乳腺癌治疗需注重防范骨质疏松

乳腺癌治疗需注重防范骨质疏松

综合治疗已成为乳腺癌临床治疗的基本原则,其中内分泌治疗是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内分泌治疗(尤其是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AI)的绝经患者)会引发骨质疏松风险。  //  01 内分泌治疗为什么会引起骨质疏松? 雌激素水平过高是乳腺癌发生、进展的重要因素。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就是通过降低雌激素含量或抵消雌激素作用来阻止或延缓乳腺肿瘤细胞的生长、侵袭或转移。 而雌激素本身对于人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其在体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阻止骨骼中钙质流失。 因此,降低体内雌激素水平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在抑制肿瘤生长的同时,也加速乳腺癌患者体内钙质的流失,也就是说增加了患者骨质疏松发生的风险。  //  02 骨质疏松的危害 骨质疏松症可引起骨强度下降,导致骨折风险性增加。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害很大,患者在受到轻微创伤或日常活动中即可发生骨折。 发生骨折可导致患者日常活动受限、残疾、甚至死亡风险升高。 骨质疏松和骨折的治疗和护理费用相对高昂,进一步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  03 骨质疏松风险的评估 骨密度值(BMD)检测:是骨骼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用于评价骨丢失和骨质疏松。 骨折风险评价量化工具(FRAX测评系统):该工具能够依据患者年龄、性别、临床风险因素、骨密度值等综合因素,预测健康绝经后女性10年内发生骨质疏松、引起主要骨折事件的风险。 在评估乳腺癌患者骨质疏松风险时,通过骨密度检测和FRAX测评的结果来进行综合评估。  //  04 接受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改善生活方式:适量运动(如步行,慢跑等),戒烟戒酒,避免跌倒和身体撞击。 补充钙:进食钙含量丰富的食物,也可适当补充一些钙剂(如钙片等)。 补充维生素D:维生素D可促进身体对钙的吸收,因此补钙的同时也应该适当补充维生素D。可通过使用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如海鱼,动物肝脏等),可也以适当摄取一些维生素D制剂。 参考来源: [1]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工作委员会. 乳腺癌诊疗指南. 2019 [2] 中国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多学科管理骨安全共识专家组. 绝经后早期乳腺癌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相关的骨安全管理中国专家共识[J]. 中华肿瘤杂志, 2015(7). [3] 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的绝经后乳腺癌患者骨丢失和骨质疏. 应用芳香化酶抑制剂的绝经后乳腺癌患者骨丢失和骨质疏松的预防诊断和处理共识[J]. 中华肿瘤杂志, 2013, 35(11):876-879. [4]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抗骨质疏松治疗与管理专家共识[J].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 2015(3):189-195.

半夏
LEAP-002折戟肝癌,真相只有一个?

LEAP-002折戟肝癌,真相只有一个?

失败和挫折总能让人更清醒 2022.08.03 MSD宣布可乐组合用于晚期肝癌一线III期Leap-002研究失败, 相比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仑伐替尼”(可乐)未能达到OS和PFS终点,虽没能达到预设统计学终点,但有获益趋势。   联想到Keynote-240和Keynote-394,分别为帕博利珠单抗单药用于晚期肝癌二线的全球和亚太地区III期研究。 相似的研究,不同的结果,但未影响到适应症,美国适应症最初是基于Keynote-224单臂研究有条件获批的,后续III期Keynote-240虽失败,但专家一致认为是有临床获益的,因此没有撤销适应症,再后来相似的研究Keynote-394成功,统计学显著性也正名了,基于此,中国对应适应症预计年内获批。 既往文章详细为Keynote-224和240做过幻灯,本处不做赘述,只想提一点,也许224当初的失败不能全归功于统计学设计。 肿瘤免疫治疗时代下,Leap-002不是第一个在肝癌一线里吃了鳖的III期,也不是第一个在肝癌一线里失败的“免疫+TKI“III期。 在这之前,肝癌一线失败III期有Checkmate-459(纳武利单抗单挑索拉非尼);还有COSMIC-312,“阿替利珠单抗+卡博替尼“对挑索拉非尼,二打一,赢了PFS,败给OS。 成功的研究有,IMBRAVE-150,奠定“免疫+抗血管“用于肝癌一线基石地位;HIMALIYA,证实雷管双免优于索拉非尼,度伐利尤单抗单药非劣于索拉非尼;双艾是全球首个宣布”免疫+TKI“策略成功的组合。 这就很有意思了,结合公众号内既往多篇肝癌文章强调“病因学”于肝癌的重要性免疫治疗时代下,如何精准狙击肝癌,HBV、HCV、非病毒学因素肝癌,不难想到去扒一扒这些研究的病因学基线及亚组分析数据,非预设亚组,分层因素,结果需谨慎解读。 IMBRAVE-150(成功) 病因学:HBV占比49%;HCV占比21%;非病毒占比30% 亚组分析: OS获益(vs 索拉非尼HR),HBV vs HCV vs 非病毒= 0.51 vs 0.43 vs 0.91; PFS获益(vs 索拉非尼HR),HBV vs HCV vs 非病毒= 0.47 vs 0.69 vs 0.71; 今年ASCO poster 4069是一项回顾性队列分析,纳入来自4个国家、36家中心的东西方、不适合接受局部治疗的中晚期HCC,一线治疗使用“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AB)、索拉非尼(S)、仑伐替尼(L),主要终点为OS(AB vs L),次要终点为OS(AB vs S)。 L组、AB组和S组分别纳入569例、190例和210例受试者。全人群中,L组和AB组中位OS分别为17.8个月和12.1个月,相比AB,L降低29%死亡风险,调整受试者基线后,L可带来更多OS获益,降低35%死亡风险。 NASH/NAFLD病因学HCC中,L组和AB组分别有254例和82例受试者,中位OS分别为21.2个月和12.2个月,相比AB,L降低54%死亡风险,调整受试者基线后,L获益不变,依旧降低54%死亡风险。 非病毒学/NASH/NAFLD病因学HCC中,AB和L具有相似的中位OS值。所有结果经PSM分析确认,PSM,倾向性匹配评分,一种消除已知偏倚的方法。 提示非病毒病因学肝癌从“A+T”治疗中获益有限,相反可能更适合仑伐替尼单药治疗;仑伐替尼虽然非劣于索拉非尼获批上市(REFLECT),同为TKI,但是针对不同病因学肝癌,疗效似乎也不同。 COSMIC-312(失败) 病因学:HBV占比30%,HCV占比28%,非病毒占比42% 亚组分析: OS获益(vs 索拉非尼HR),HBV vs HCV […]

半夏
肝癌的生存数据和简单知识

肝癌的生存数据和简单知识

肝癌其实是统称,病理类型主要包括肝细胞肝癌、肝内胆管细胞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三种,三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病理组织学、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肝细胞肝癌最为多见,占75%~85%,肝内胆管细胞癌占10%~15%。 在中国,由于乙肝病毒的发病率很高,肝细胞肝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我们常说的肝癌指的就是肝细胞肝癌,但是,在SEER的统计中,是将肝细胞肝癌和肝内胆管细胞癌混合在一起统计,原因可能是国外肝癌的发病率相对低的多,因此采取了模糊的统计方式。 所以,本文写的是肝癌(包括肝细胞肝癌和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生存数据。 (注意:中国和美国的肝癌致病因素和发病率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参考意义较小,也所以在之前列的常见38种恶性肿瘤(含亚型)早中晚期的预后数据中并未把肝癌纳入,但是也有非常多的网友想了解,这里写出数据供大家大致了解和参考。) 资料来自美国的SEER数据库,2011年至2017年的纳入的肝癌患者,计算5年生存率。 注意:SEER数据库采用的肿瘤分类不是依据TNM分期,而是SEER分期,分为了Localized,Regional和Distant,基本等同于民众讲的癌症早期、中期和晚期。分期越晚,通常活过5年的机会就会进行性下降。 数据图形如下: 结果显示: 早期肝癌的5年生存率35%。 中期肝癌的5年生存率12%。 晚期肝癌的5年生存率3%。 所有肝癌整体的5年生存率为20%,预后非常差,远比结直肠癌和小肠癌的预后要差的多,只有不到1/3。 一些小知识和建议: 1. 肝癌的主要症状如下:体重下降,胃口丢失、恶心和呕吐、右肋下胀满感、腹痛、瘙痒、皮肤和巩膜黄疸等。 2. 肝癌的危险因素:男性多见,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和慢性丙肝病毒感染,非酒精性脂肪肝、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遗传性血色沉着病,重度饮酒、吸烟、肥胖、2型糖尿病等。 3. 肝癌的治疗以手术、消融、介入栓塞、放疗、靶向和免疫治疗为主,化疗地位低。 4. 好消息是,随着乙肝疫苗的普及,中国乙肝人数进行性下降,肝癌的发生率在不断的下降。

半夏
淫羊藿素软胶囊联合沙利度胺一线用于1例肝细胞癌患者PR

淫羊藿素软胶囊联合沙利度胺一线用于1例肝细胞癌患者PR

前言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中国每年新诊断的肝癌约占全世界55%,其死亡率在我国恶性肿瘤中列第二位。由于大多数肝癌患者合并基础肝病,起病隐袭,早期症状不明显或不典型,早诊比较困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达到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而失去外科手术机会。介入和消融等局部治疗虽有效,但是常会发生转移进展,因此,对于晚期肝癌,系统治疗必不可少。 近年来,由于多款新方案的获批,晚期肝癌的系统治疗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临床上仍有约20%-30%的肝细胞癌患者确诊时病期已经较晚,病情复杂,基线情况较差,并且伴有肝功能异常或并发症,并不适合分子靶向药物或靶免联合等标准治疗方案,预后很差,缺乏有效而安全的治疗药物或方案。因此,目前临床上尚存在巨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急需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用来延长这部分肝癌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淫羊藿素软胶囊作为我国独立自主创新的中药1.2类小分子免疫调节剂,不同于传统的化疗、靶向及免疫等抗肿瘤药物,具有自己独特的免疫调节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抑制炎症信号通路,双重激活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改善肿瘤免疫微环境发挥抗肿瘤作用。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淫羊藿素软胶囊III期临床试验结果已经表明对于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疗效确切,生存获益显著,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并且与现有一线标准治疗相比,疗效相当,安全性优势明显。同时,在联合治疗方面,具有和靶免潜在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联合抗血管治疗可逆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导致的免疫抑制效应,还可通过激活效应T细胞,使肿瘤血管系统正常化,并提高免疫细胞的浸润程度,充分激活免疫细胞,从而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 因此,本文报道一例晚期肝癌术后合并肺转移的患者,一线治疗使用淫羊藿素软胶囊联合沙利度胺获得PR及CR一年有余,疗效明显,总体安全可控。 病例介绍 1、基本信息 患者:男,85岁,首次就诊时间2014.12.15 主诉:发现肝占位2年,肝癌术后6个月,双肺转移7天 现病史:2012.8月彩超提示肝右叶占位病变,无腹痛腹胀未进行治疗。因肝肿块明显增大,2014.6行肝癌切除术,术后病理显示:肝细胞肝癌。术后口服淫羊藿素软胶囊治疗(未规律服用)。同年12月前出现咳嗽、咳痰伴有乏力、腹胀,就诊于当地医院,CT提示双肺转移、肝转移、肝硬化、腹水。 查体:血压130/70mmHg,体温36.5℃,脉搏78次/分,呼吸20次/分,PS评分3分,NRS评分0分,一般状态差,消瘦,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双肺下肺可闻及湿罗音,心律不齐,偶发早搏,腹部膨隆,腹部见陈旧手术瘢痕,叩诊移动性浊音阳性,右上腹部轻度压痛阳性,双踝部轻度凹陷性水肿。 既往史:2002年行结肠癌根治术,术后辅助化疗4次(具体方案不详),慢性丙肝病史12年,腔隙性脑梗死15年,心肌梗死病史20余年,无糖尿病病史及结核病病史。无家族遗传史。 个人史:吸烟史40年,每日一包,已戒烟20年,饮酒少量 肿瘤标志物检查:AFP>2000ng/ml,CEA 2.19ng/ml,细胞角化蛋白17.21ng/ml,CA199 14.43u/ml 肝功能:总胆汁酸17.8umol/l,总胆红素24.5umol/l,直接胆红素10.7umol/l,间接胆红素14.7umol/l,白蛋白33.2g/L,Y-谷氨酰转肽酶65.7u/l,ALP碱性磷酸酶43.5u/L,胆碱酯酶3959u/l 电解质:K+ 3.38mmol/L 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时间:14.7秒(9-13),凝血酶原活动度69.00(>80),INR 1.28,APTT36.00秒,FIB2.500g/L,PT1.27,凝血酶时间17.00秒   2.影像学检查   •外院双肺CT(2014.12.6):双肺多发大小不等转移瘤 •腹部CT:肝多发低密度影,肝硬化,腹水,脾大   3、入院诊断 肝癌术后PTXN0M0→IV期(BCLC  D期  终末期) 肝内转移、双肺转移、结肠癌术后、肝炎性肝硬化(失代偿 Child-PughA级)、低蛋白血症、腹腔积液(性质待定)、慢性丙型肝炎、双肺肺炎、腔隙性脑梗死、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冠心病、心律失常-频发室早、不稳定型心绞痛、心功能II级   4、系统治疗方案 2015.1-2017.9:阿可拉定+沙利度胺 阿可拉定600mg日2次口服,沙利度胺50mg日1次口服,逐渐增量至150mg,间断输入血浆、保肝、抗病毒、利尿、抗心律失常,改善冠脉循环,纠正心衰 5、疗效评价 肺部:   •双肺多发转移瘤,数目减少,体积较前明显缩小,疗效评估PR    肝部: •肝脏术后,肝左叶多发低密度(信号)灶,肝左叶异常信号逐渐缩小、消失,疗效评估PR   •肝右叶后上段及肝尾叶多发异常强化,较前比较增大;肝脏病灶PD,AFP正常;肝硬化、脾大、腹水 2017.9 死亡(双肺吸入性肺炎、右侧颞叶脑梗死、AFP正常)       日期/标记物 AFP(ng/ml) CEA (ng/ml) […]

半夏
中欧美20年结直肠癌负担数据对比,筛查是重要因素!

中欧美20年结直肠癌负担数据对比,筛查是重要因素!

结直肠癌(CRC)是全球第三大最常见的癌症,也是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2020年约有结直肠癌新病例193万和死亡病例94万[1]。CRC的负担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2]。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改变增加了中国CR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医学界肿瘤频道”对比了中美欧的结直肠癌症生存数据的差异,分析了筛查在CRC患者在其中的作用:筛查的检测出CRC的患者预后要比非筛查检测出CRC要好吗? 流行趋势大不同,中国行动刻不容缓 全球癌症观察(GLOBOCAN)2020估计显示,CRC发病率在中国和欧洲排名第三,在北美排名第四[1]。 中国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23.9/10万)高于世界平均发病率(19.5/10万),而欧洲和北美的ASIR更高(分别为30.4/10万和26.2/10万)。 图1a.中欧CRC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比较图1b.北美CRC年龄标准化发病率 中国的CRC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12.0/10万)和欧洲(12.3/10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0/10万)。北美(8.2/10万)的ASMR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图2a.中欧CRC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比较图3b.北美CRC年龄标准化死亡率)、 图3、图4[3]列出了过去20年CRC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详细时间趋势,考虑到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势模式,将纳入的国家分为三类。 CRC发病率上升或稳定但死亡率下降趋势:加拿大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目前正经历的。 CRC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美国和奥地利、捷克、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的。 CRC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增加:在中国,男性和女性发病率平均年百分比变化(AAPC)分别为1.6和0.0,男性和女性死亡率的AAPC分别为1.3和0.6。 图3二十年中、欧、美CRC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详细时间趋势,中国呈增长趋势 图4C.2003-2012年中国男性结直肠癌发病率图4F.2003-2012年中国女性结直肠癌发病率ASIRW,世界标准人口年龄标准化发病率 得益于医疗技术的发展进步,三地区5年生存率均有增长。 在中国,2012-2015年CRC患者的年龄标准化5年相对生存率,男女合计为56.9%,自2003年开始呈持续上升趋势[4]。 在欧洲,2000-2007年结肠癌和直肠癌的平均年龄标准化5年相对生存率分别为57.0%和55.8%[5]。 在美国,CRC的5年相对生存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50%增加到2009-2015年的64%[6]。 总体而言,相较欧美发达国家,我国CRC的患病率、死亡率、5年生存率的表现都要更差一点,且患病率和死亡率存在上升的趋势,5年生存率均有所提升。 高患病率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等有关,而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这一过程,探索了一些的筛查方案,筛查是否与欧美地区的CRC发病率死亡率降低趋势有关呢? 筛查好不好?数据来了! 欧洲一项从9个欧洲国家的16个基于人口的癌症登记处获得的CRC患者数据的大型研究结果展示了筛查检测到CRC患者与非筛查检测到CRC的生存数据比较。结果显示筛查检测到CRC的患者预后更好[7]。 图5论文首页截图 与未筛查检测到的CRC患者比较,筛查检测到CRC患者的癌症I期的检出率更高(43.0%vs18.6%);IV期的检出率低更低(7.6%vs18.6%)(图6);癌症各分期的预后也更好(图7)。 图6筛查检测的CRC患者癌症分期早期更多,晚期更少 图7各分期筛查检测CRC患者预后均优于总体CRC患者 不论其筛查检测的方式如何,筛查检测到的CRC患者的总生存期大大高于未筛查检测到的癌症患者和所有患者的总和。(图8) 图8筛查检测出CRC与非筛查检测出CRC五年生存率比较 虽然此项研究其存在各种偏倚,并非是证明筛查能有效降低CRC负担。 但由数据明显可见,筛查出CRC的预后比不是经过筛查而诊断的CRC的预后要好更多。 并且目前CRC在年轻成人(<50岁)中呈上升趋势且筛查诊断CRC的预后效果良好,一般人群应该被鼓励去做CRC筛查。 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早期结直肠筛查呢? 作者结合《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0,北京)》[8]给读者详细介绍前驱症状、筛查工具、筛查策略、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 前驱症状 结直肠癌的前驱症状包括腹痛、黑便血便(消化道出血)、腹部肿块、消瘦、排便习惯改变等。40%左右CRC患者无明显症状,因此指南推荐一般人群40岁-75岁接受结直肠癌风险评估。 (推荐评估为中低风险的人群在50~75岁接受结直肠癌筛查;推荐评估结果为高风险的人群在40~75岁起接受结直肠癌筛查;且如果有1个及以上一级亲属罹患结直肠癌,推荐接受结直肠癌筛查的起始年龄为40岁或比一级亲属中最年轻患者提前10岁。) ▌ 筛查工具 结直肠镜和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FIT)是指南强推荐的两个工具。 结直肠镜:在当前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结肠镜是结直肠癌筛查普遍应用的金标准,内镜医师在可视镜头下可以完整地检视整个结直肠的情况,对于发现的可疑病变可以取组织活检进一步明确病理诊断。目前推荐每5~10年进行1次高质量结肠镜检查。 FIT:是结直肠癌无创筛查的最重要手段。FIT的主要技术原理是通过特异性的抗体检测粪便标本中的人体血红蛋白,进而提示可能的肠道病变。目前推荐每年进行1次FIT检测。 图9《指南》强推荐结肠镜和FIT ▌ 筛查策略:一评分两问卷+初筛实验 与国际上大多国家一样,我国实施两步筛查策略,结合高危人群识别(使用基于问卷的风险评估和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和随后的结肠镜检查;一般人群行定期随访的策略。 无症状人群结直肠筛查评分:基于我国无症状人群年龄、性别、吸烟、结直肠癌家族史、体重指数(BMI)和自诉糖尿病的评分系统可预测结直肠腺瘤、进展期腺瘤和结直肠癌的总体风险,评分为0~2分即为低风险,3~6分即为高风险。 表1 无症状人群结直肠筛查评分表 社区筛查问卷:普适性强,广泛社区筛查和自检 符合以下任何1项或1项以上者,列为高风险人群 一、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史 二、本人有癌症史(任何恶性肿瘤病史) 三、本人有肠道息肉史 四、同时具有两项或两项以上者 1、慢性便秘(近两年来每年便秘在2个月以上) 2、慢性腹泻(近2年来腹泻累计持续超过3个月,每次发作时间持续在1周以上) 3、黏液血便 […]

半夏
精准击破「癌症之王」!找准靶点,胰腺癌迎来高效、低毒靶向药

精准击破「癌症之王」!找准靶点,胰腺癌迎来高效、低毒靶向药

胰腺癌,作为万癌之王,一直以来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绝大多数胰腺癌患者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绝大多数中晚期胰腺癌患者仅有的治疗手段就是化疗,接受化疗治疗的中晚期胰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不足1年。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各种新型抗癌药物和抗癌技术,遍地开花,大幅度提高了绝大多数晚期实体瘤的疗效,显著地延长了绝大多数实体瘤患者的生存期。但是胰腺癌却是一个例外,截至目前: PD-1抗体等免疫治疗对95%以上的胰腺癌患者无效; 唯一一个在胰腺癌中证实不俗疗效的靶向药是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但是奥拉帕利等PARP抑制剂,目前看来只对BRCA突变的胰腺癌患者有效,而BRCA突变在中晚期胰腺癌患者中阳性率只有5%-7%,言外之意超过90%的胰腺癌患者依然没有合适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可以用。 这种局面,近期被打破。85%-90%以上的胰腺癌患者都携带有KRAS突变,针对这部分患者,目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的KRAS抑制剂,正在研发(详情请见:铁树开花:最难攻癌基因终于迎来神效靶向药)。   剩下的10%左右的KRAS突变阴性的胰腺癌患者,绝大多数携带NRG1突变,针对该突变,近期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靶向药。   首先,是广谱的HER家族抑制剂——阿法替尼。早在2019年,就有研究显示,阿法替尼治疗NRG1突变的实体瘤(肺癌、胰腺癌等等),具有不俗的疗效: 2例化疗失败的NRG1突变的晚期胰腺癌患者,接受了阿法替尼治疗,治疗后肿瘤均明显缩小、PET/CT提示肿瘤代谢降低、肿瘤标志物CA19-9明显下降、患者症状明显缓解;两例患者疗效分别维持5.5个月和超过5个月(截止作者发表论文时,治疗已满5个月,尚未出现疾病进展)。 上图是这两位患者治疗前后的PET/CT对比图:图A中治疗前肝脏弥漫的转移灶,治疗4周后几乎消退;图B中肝转移和多发的淋巴结转移,治疗4周后也明显缩小。   除了阿法替尼这个广谱的HER家族抑制剂,近日又有一款更高效、更低毒的双特异性抗体闪亮登场,这个药物名叫Zenocutuzumab。 所谓双特异性抗体,就像携带双弹头的高端弹道导弹,可以同时攻击两个靶子,只要癌细胞上表达任何一个靶子都会被命中且定点清除。Zenocutuzumab,是一个分别靶向HER2和HER3的双特异性抗体,研发出来主要是治疗NRG1突变的实体瘤,肺癌、乳腺癌、胰腺癌、肠癌、胃癌、肝癌等等,主要携带NRG1突变,均有机会起效。 最初进入临床试验的3个病人,包括2个NRG1突变的化疗抵抗型胰腺癌和1个其他治疗失败(患者入组前接受过6种其他方案的治疗,均失败)的难治性肺癌患者。参加临床试验,接受了Zenocutuzumab治疗,两个胰腺癌患者肿瘤明显退缩,疗效维持时间均已超过1年,下图显示了其中1个患者治疗前后的CT和PET的变化: 至于那个肺癌患者,入组前不仅接受过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物等6种不同方案药物的治疗,脑部接受过多次放疗,而且已经接受过阿法替尼靶向治疗、出现耐药,入组接受Zenocutuzumab治疗后,肿瘤同样显著缩小,患者症状明显改善。 上图展示了患者治疗后肿瘤体积随时间的变化以及治疗前后胸部CT的变化:可以明显发现,患者左肺的病灶大面积缩小。 基于这样亮眼的早期疗效,目前Zenocutuzumab正在全球各地开展针对NRG1突变的各类实体瘤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如果疗效数据可以继续保持,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正式上市。     参考文献: [1]. NRG1 Gene Fusions Are Recurrent, Clinically Actionable Gene Rearrangements in KRAS Wild-Type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Clin Cancer Res. 2019 Aug 1;25(15):4674-4681 [2]. Zenocutuzumab, a HER2xHER3 bispecific antibody, is effective therapy for tumors driven by […]

小D
抗血管生成药物为结直肠癌患者带来了什么?听王峰教授的见解分享

抗血管生成药物为结直肠癌患者带来了什么?听王峰教授的见解分享

结直肠癌(CRC)是威胁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的主要癌症之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负担。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1],2015年中国CRC新发病例38.76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9.87%;由CRC导致的死亡病例18.71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8.01%。如何有效地降低我国CRC疾病负担是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作为全球颇负盛名的肿瘤学术大会之一,每年都会公布诸多研究进展和治疗新理念。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王峰教授作为CRC疾病领域的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学术造诣。“医学界”特邀王峰教授结合ASCO最新研究热点,针对我国晚期CRC治疗优化策略发表学术见解。   突破MSS型晚期CRC治疗困境,抗血管生成药物“当仁不让” 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蛋白缺陷(dMMR)已经成为晚期CRC免疫治疗公认的生物标志物,而对于微卫星稳定(MSS)型患者,王峰教授表示,PD-1/PD-L1单药治疗的有效率低,这是免疫治疗疗效薄弱的疾病类型。随着靶向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抗血管生成药物已经成为MSS型晚期CRC患者治疗中的“中流砥柱”,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免疫疗法的联用在MSS型晚期CRC患者中已经展现了初步疗效,相比免疫单药,有效率翻了数倍,可达15%-30%。不仅如此,双免联合治疗、新型免疫疗法在MSS型CRC领域也具有可观的发展前景。 解读ASCO重磅研究,揭秘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化疗一线联合的头对头比较结果 2022年ASCO大会已落下帷幕,此次会议报道了多项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CRC的重磅研究结果。王峰教授列举了一项名为PARADIGM的研究,该研究比较了帕尼单抗(靶向EGFR药物)与贝伐珠单抗(靶向VEGFR药物)联合mFOLFOX6方案一线治疗RAS野生型转移性CRC的疗效差异[2],结果显示无论是针对左半结肠恶性肿瘤患者还是所有转移性CRC患者,帕尼单抗组相较贝伐珠单抗组的总生存期(OS)获益均更为显著。 FIRE-3研究[3]和GALGB 80405研究[4]同样证实相比靶向VEGFR药物,靶向EGFR药物联合化疗一线治疗RAS野生型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生存获益更为显著。基于这些研究,王峰教授表示对于RAS野生型左半结肠癌患者,未来临床医生进行一线靶向药物选择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能为患者带来更多生存获益的靶向EGFR药物。 悉数不同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特点,小分子TKI的作用优势有哪些? 随着我国创新药物的蓬勃发展,目前抗血管生成药物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主要有作用于胞外的VEGF单抗(如贝伐珠单抗)以及作用于胞内的小分子TKI(如呋喹替尼、瑞戈非尼)。王峰教授指出,与VEGF单抗药物相比,VEGF小分子TKI的主要靶点、作用途径和机制、药物半衰期等特性都有所不同。以呋喹替尼为例,主要作用靶点为VEGFR1、2、3,抑制VEGFR1、2和3的IC50值较低,半衰期短。相比VEGF小分子TKI,VEGF单抗药物的半衰期更长(2-3周vs 1-2天),增加了手术风险,肠梗阻患者、使用肠道支架患者在应用VEGF单抗药物时也会有所顾虑。 呋喹替尼的作用优势助力其在治疗晚期CRC方面展现出了良好的疗效,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扩展,呋喹替尼也正在积极探索治疗其他实体肿瘤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晚期CRC未来的治疗趋势与方向——精准治疗、全程管理和多学科合作 近二十年来,晚期CRC诊疗手段取得了非常长远的进步,已经迈向精准化、个体化治疗时代。王峰教授认为晚期CRC的靶向治疗领域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包括VEGF单抗药物、EGFR单抗药物、VEGF小分子TKI药物等。随着靶向治疗药物越来越多,需要对患者进一步细分,根据患者的基因分型选择不同的治疗药物。例如BRAF V600E阳性患者可采用BRAF抑制剂联合EGFR单抗,HER-2阳性患者可采用HER-2单抗联合治疗,MSI-H患者可采用PD-1单抗单用或联合CTLA-4单抗。 晚期CRC治疗是一项全程化、专业化的工作,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疾病特点以及肿瘤分子生物学的检测结果,规划出一线、二线、二线后的整体治疗。综合治疗是全程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多数肿瘤都需要多个学科参与的综合治疗。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是晚期CRC有效的治疗模式,它能克服各个专科相对的不足,有助于提高晚期CRC整体的诊疗水平。期待通过上述诊疗措施的发展,推动CRC的规范化治疗,为CRC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半夏
乳腺癌常用免疫组化指标不会读?看这一篇就够了!

乳腺癌常用免疫组化指标不会读?看这一篇就够了!

组织的大体和镜下形态学表现一直是病理医生进行疾病诊断的基础,但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和大众对健康诉求的不断提升,病理标本也向微创方向发展,由于肿瘤组织的异质性,不同部位的病变程度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差异,这给诊断带来了重大挑战。 对于拥有丰富血供和淋巴组织分布的乳腺来说,发生于该部位的恶性肿瘤可能属于原发,也可能转移自其它部位;而在原位癌中寻找微小浸润灶,或在浸润性癌中探索是否存在脉管癌栓及神经侵犯等问题同样困扰着病理医生。 基于此,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的应用在乳腺癌病理诊断中凸显出了重大意义,乳腺癌的常用免疫标记物有P63、CK5/6、ER、PR、HER-2、P120、E-cadherin、EMA、MUC-1、EGFR、Ki-67、P53等,那么它们都是如何应用于乳腺癌诊疗的呢? 1 如何区分浸润性乳腺癌与原位癌? 浸润性乳腺癌是一组具有累及周围组织和转移到其它部位倾向的上皮性肿瘤,有多种形态学表型,并根据各自特有的预后或临床特征明确分为不同的组织病理学类型,其中大多数为腺癌,一般发生于乳腺实质上皮细胞,特别是乳腺终末导管小叶单位(teminal duct lobular unit,TDLU)。 而浸润性乳腺癌与原位癌的区别在于它是否存在完整的基底成分。 推荐抗体: 1.P63:属于P53基因家族,位于染色体3q21-29,正常表达于腺样结构的基底细胞亚群,而在腺癌中不表达,因此可用于乳腺癌的诊断。 具体表现: (一)表达于正常乳腺腺泡的基底细胞(同时可表达其它肌上皮细胞标记物); (二)良性乳腺病变时可见连续的基底膜,但间质与肌纤维母细胞不表达; (三)乳腺导管内原位癌(DCIS)以及乳腺小叶原位癌(LCIS):可见环状染色的基底膜; (四)对于浸润性乳腺癌,细胞一般均为阴性表达,仅有5%导管癌可见少数阳性,若肿瘤类型为腺样囊性癌或伴鳞状化生,则相应区域可见阳性。 2.CK5/6:属于高分子量角蛋白,表达于正常乳腺的基底细胞,而腺上皮呈阴性。在浸润性腺癌中表达缺失,原位癌时可见环状表达,包绕所有肿瘤细胞。 3.laminin与Ⅳ型胶原:可表达于正常乳腺、纤维腺瘤、硬化性腺病和上皮增殖性病变;原位癌时轮廓欠清,但仍完整;在出现微小浸润灶时可见灶状缺失。 4.PELP1:脯氨酸、谷氨酸和富含亮氨酸的蛋白1(PELP1),是一种新型的细胞核受体,可表达于正常乳腺及导管原位癌,但强度弱于浸润性癌。此抗体也可用于转移癌的判断。 此外,CK34βE12、CK14、CK17、CD10、calponin、SMA等标记物,均可以用于判断是否存在肌上皮,从而帮助病理医生寻找微小浸润灶。 2 如何判断乳腺肿瘤的来源? 临床常见的抗体有: 1.ER/PR:表达于大多数浸润性乳腺癌(约70%)。   2.GCDFP-15:对乳腺癌敏感性约为50%-75%,且特异性在90%以上。 由于抗体的敏感性与特异性问题,单个抗体的表达情况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建议多来源不定的肿瘤,进行多抗体的联合检查,以帮助病理医生明确诊断。 3 如何判断特殊类型的乳腺癌? 除了非特殊性浸润性乳腺癌以外,还有部分特殊类型的乳腺恶性肿瘤,以下按照发生率高低,对几种主要类型的浸润癌抗体进行汇总。 1.E-Cadherin:E-钙黏蛋白在正常乳腺组织中表现为腔面细胞细胞膜强阳性,肌上皮细胞可见颗粒状膜阳性。主要用于小叶癌与导管癌的鉴别。   2.P120:补充E-钙黏蛋白在小叶癌与导管癌中的鉴别。 3.Syn/CgA/CD56:阳性有助于诊断实性乳头状癌(好发于老年女性),以及神经内分泌肿瘤。 4.EMA/MUC1:独特的花环状表达方式,用于辅助诊断浸润性微乳头状癌(均表达于乳头或假腺管的间质侧即外缘)。 5.腺样囊性癌:约占所有乳腺癌的不足1%,属于低度恶性的上皮-肌上皮癌,部分腺腔可见PAS阳性的中性黏液,ER/PR阴性表达可见于肌上皮分化,SMA阳性。 6.乳腺黏液表皮样癌:约占所有乳腺癌的0.3%,恶性程度较低,表皮样细胞和中间型细胞表达CK7、CK18,基底细胞表达CK14,中间型细胞还可见CK5/6,P63、EGFR阳性,但ER/PR多阴性。 7.乳腺黏液癌:肿瘤组织间可见较多黏液,低度恶性,约占恶性肿瘤的1.0%-6.0%,黏液成分为中性及酸性黏多糖,可用AB-PAS染色,肿瘤细胞ER多阳性,神经内分泌(CgA,Syn)染色呈阳性。 8.印戒细胞癌:乳腺原发印戒细胞癌,肿瘤细胞CK7阳性,CK20阴性,GCDFP15阳性,ER/PR可阳性,须与消化道来源鉴别(CDX2/GCDFP15等)。 9.乳腺梭形细胞癌:梭形细胞/肉瘤样肿瘤成分>80%,伴或不伴癌;梭形细胞/肉瘤样肿瘤成分至少表达一种上皮/肌上皮标记(CK,EMA,CK8,CK34BE12,CK5/6,CK14,CK17,SMA,S100,CD10,P63)。 4 如何判断乳腺癌患者的预后? 疾病预后通常是所有乳腺癌患者最关心的问题,而除外形态学指标,还有多种与预后相关的免疫组织化学抗体(注:所有标本均须进行该项目)。

半夏
88%的直肠癌曾被当成“痔疮”——这种悲剧仍在天天上演!

88%的直肠癌曾被当成“痔疮”——这种悲剧仍在天天上演!

“十人九痔”,可见痔疮的发病率非常高,上至耄耋老人,下到黄口小儿,都可能患上。我国普查资料表明,肛门直肠疾病发病为59.1%,痔占所有肛肠疾病中的87.25%,可见“十有九痔”名不虚传! 痔疮的滋味,想必大家都知道: 首先是疼,如坐针毡; 第二个还是疼,拉粑粑的时候,简直是拉玻璃渣子; 第三个是瘙痒,大庭广众之下,一直不自主地摸菊花,那不是一般的尴尬; 还有一个症状,那就是便血。疮不仅会带来疼痛,通常还会伴随滴血,有时甚至喷血、流脓。 然而,还有的痔疮,并不疼、不痒,只是默默地带血,这就和一种要命的疾病——直肠癌的症状非常相似! 出现便血,轻易地认为是痔疮,也不知道多少人因此而误了卿卿性命! 几乎每一个消化内科医生,都会遇到过数例、甚至几十例,把直肠癌当做痔疮而延误了病情的,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昨天,我们就又遇到一例。 这是一位不到40岁的王姓男子,患上“痔疮”有1年多了,隔三差五地就大便带血。 每当犯了的时候,就去药房买一些痔疮膏药、槐角丸什么的,有时吃了也管用。 由于怕疼、怕花钱,一直没有看过医生,就这样一直拖拉了2年之久。 直到不久前的6月份,他感觉“痔疮”严重了,一天要拉十几次,到最后几乎都是血水,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不治疗不行了,才来到我们消化内科求治。 果不其然,肠镜发现,在直肠和乙状结肠交界处,有一环周样巨大病灶,这哪里是痔疮啊,分明是进展期肠癌! 该患者在这次来诊前,出现便血已经2年多了,反复多次以“痔”诊疗,痔疮膏涂抹过,中西药都吃过,就是没想到去医院看看。 直到现在,他还以为是痔疮。 像这种情况,至少是进展期,只有外科手术了,具体分期还需要等待病理和免疫组化,预后也难以预料。 最近也分享了几例类似病例: 病例1: 马某,女, 52岁,近半年偶有大便带血 ,2020- 03-31 行肠镜检查示“乙状结肠不规则隆起型病灶”,病理示“腺癌”。 病例2: 陈某,女,54岁, 反复大便难解10年、偶有大便带血2年,2020-06-02 于我院行肠镜检查示“直肠隆起浸润型病灶”,病理示“腺癌”。 以上2个病例,无一例外在出现便血症状时候,当成了痔疮,没有及时检查和治疗。 病例3: 同样是便血,也有及时检查的病例,从而及早发现避免了悲剧发生: 某男,57岁,间断大便带血2月,2020-03-09于我院行肠镜检查示“乙状结肠息肉样隆起”,病理示“腺瘤性息肉”。 这种情况就是癌前病变,算是发现的非常及时,在内镜下切除,就能避免发展成癌。 如果当痔疮拖延几个月,甚至一年,那就不好说了。 我国直肠癌发病率高、88%的病例曾被当成痔疮! 20 年以前,中国的大肠癌的发病率是 10/10 万左右,到了2020年,已经到了 20/10 万,增加了一倍,在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达到了 30-35/10 万。 每年约有40万人被诊肠癌,近20万人死于肠癌,其中85%发现时候已经是中晚期,5年存活率低于30%。 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在逐年上升 在结肠癌当中,超过一半发生在乙状结肠和直肠,这种类型的大肠癌早期多半是以便血为主。 可是我们总是认为“十人九痔、十女十痔”,总会把便血误认为是痔疮,或者是因为担心肠镜检查有些痛苦,抱着侥幸心理而不愿意进行肠镜检查。 因此,人们遇到便便带血,超过90%的人会当成痔疮处理,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买点痔疮药。 实际上,这就是我国结直肠癌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直肠癌病例,在获得确诊和治疗前,都曾经被不同程度地误诊误治过,70%-88.57%的病例曾经被当做痔疮治疗。 造成便血的原因有多种 其实,造成消化道出血的原因很复杂,除了痔疮、肛裂和肠癌,还有很多种疾病也会出现不同颜色、不同性质的便血; 比如溃结、克罗恩病、胃癌、肠套叠、大的肠息肉、小肠出血、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以及某些口服药物,也会引起便血等也能引起便血。 便血的量、颜色、伴随症状也不相同。 因此一旦出现便血,千万不要想当然地当成痔疮。 […]

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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