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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的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而大多数宫颈癌又是由HPV感染所致。 于是，经常听到有人问：“感染HPV=得了宫颈癌吗”？ HPV具有传染性，男女都易感染，性传播是常见的传播途径。实际上，80%以上的女性一生中会感染一次甚至多次HPV。 HPV有200多个型别，根据其致癌性分为高危型、低危型。 低危病毒感染后，常见的就是皮肤上的疣。高危型HPV感染后较易导致宫颈癌前病变，甚至宫颈癌。 感染HPV后，怎么做才能顺利转阴？ 感染HPV像感冒，大部分不得癌 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是最常见的生殖道病毒性感染，如同人得感冒一样普遍。 “ 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HPV？ 根据症状判断：如果你的皮肤出现了不明疣体，有痛痒的感觉；或是出现了非经期出血、分泌物增多等症状时，就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做HPV检查。 无症状时：坚持定期体检，去医院通过HPV或TCT筛查，来判断是否感染HPV。   一项基于美国人群的研究显示，有性行为的男性和女性一生中感染HPV的几率高达80%~90%，而因此患上宫颈癌的女性仅占极小的比例。     人体在感染HPV后，大多可以通过免疫机制将其清除，所以多数HPV感染是一过性且无临床症状的，不会产生病变。什么情况下，HPV病毒会导致癌变？   持续感染HPV病毒 01 事实上，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原因不是感染HPV，而是因为无法及时将其清除，使感染进入了持续阶段。 换句话说，HPV 持续感染才是宫颈病变发展为宫颈癌的必要条件，单纯 HPV 感染不等于会发生宫颈癌。 从HPV感染到患上宫颈浸润癌，通常需要25～30年的时间，经过：“HPV 感染→持续性病毒感染引起宫颈上皮细胞病变→持续性病毒感染引起宫颈癌前病变→宫颈浸润癌”的四步发展，最终演变为恶性肿瘤。 高危型HPV病毒 02 是否导致癌变也与感染的HPV类型有关。 目前发现的HPV有200多种，其中约40种会感染生殖道，根据致癌性的不同可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 高危型主要有12个，引起宫颈上皮增生Ⅱ级以上的几率超过90%，有致癌风险；低危型主要有11个，主要导致湿疣类病变和宫颈上皮增生，引发宫颈癌的几率不到5%。 从目前的研究和数据看，宫颈癌多见于 40岁以上女性，持续高危型 HPV感染到发生宫颈癌需要较长时间，从宫颈癌前病变发展为浸润癌一般需10～15 年，但约25%的患者会在5年内发展为浸润癌。 让HPV转阴，免疫力是关键 在与HPV抗争的过程中，不少患者抱怨“又冲洗又上药，还是转不了阴！”事实上，HPV转阴并没有特效药。 HPV感染通常是“一过性”的或者称为“一过性HPV携带状态”，平均感染时间为8个月，多数可以清除，并不会发展为癌前病变。   在流行病学统计上，百分之七八十的HPV感染者，能通过自身免疫将进入体内的HPV病毒消灭掉。 只有少数人出现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持续感染超过12个月），宫颈癌也是大多由此类情况引发。 如何提升自身免疫力？ 每天坚持半小时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不熬夜，保持充足睡眠；戒烟酒；适当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心情舒畅。 哪些人恶化成宫颈癌的风险大？ 1.早婚早育多产；2.性生活紊乱；3.免疫力低下、抽烟酗酒。 对于25岁左右、宫颈无炎症、身体状态好的患者可寄希望于自然清除。 如何通过治疗转阴？ 利用微创热凝杀毒剥脱术综合疗法（MITAS），在不损伤宫颈黏膜基底生发层的基础上，使宫颈黏膜自然脱落，整个过程出血量少；此外，借助局部免疫药物注射可提升病变部位的免疫力、帮助清除病毒。 生活中如何预防HPV病毒感染？ HPV是一种很常见的病毒，80%的女性一生中都可能感染过。 虽然主要是通过性行为传播，但也可能通过毛巾、便盆、母婴等传播。 预防HPV感染和干预HPV感染后的疾病进程，是HPV感染防治的关键。只有正确认识，规范治疗，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打HPV疫苗 九价疫苗的预防效果好于四价和二价，但目前仅适合16~26岁。在考虑价格的前提下，还是建议按照适合年龄进行选择。 […]

30岁的敏敏坐在华山医院甲乳外科金贻婷教授的诊室里，面容姣好却满布愁云，站在她身旁陪她一起来看病的是她的阿姨。 一个月前，敏敏的右侧乳房肿块在外地经过穿刺活检确诊为乳腺癌，医生告诉她需要切除乳房。 穿刺活检确诊乳腺癌，会不会是遗传的呢？ 医生详尽询问了敏敏的病史并做了专科检查，翻阅了外院的检查报告，告诉敏敏目前乳腺癌的诊断是明确的，从肿块的相对大小和位置来看不适合保留乳房，同样也是建议切除右乳。 对于这个“审判”，敏敏并没什么意外，表示：“就是切除乳房后的样子有点接受不了”。 医生安慰敏敏：“如果有外形上的顾虑，可以考虑乳房重建，在切除乳房的同时再造一个乳房出来。” “医生，我之前打听过了，就是冲着这边可以做乳房重建来的。”敏敏悠悠地说道，显得有些拘谨，倒是一旁的阿姨自来熟，唠起了十几年前自己在华山医院治疗乳腺癌的经历，颇为满意，这位华山医院的老粉对敏敏的这次治疗充满信心。敏敏猛地一激灵，“医生，我这毛病不会是遗传的吧？” “你年纪轻，阿姨也是乳腺癌，有二级亲属乳腺癌的家族史，从你这个病理看Her2这个指标是阴性的，不能排除遗传性乳腺癌的可能，如果想明确一下，可以抽血做个遗传评估看看。” 敏敏迫切地想知道自己这毛病是不是“遗传病”，决定完成相关检查后再安排后续的治疗。   遗传评估显示风险很高，是不是要预防性切除呢？ 一周后，敏敏拿到了华山医院检验医学科出具的二代测序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同源重组修复（HRR）基因有害突变（BRCA2基因和RAD51C基因）。 敏敏马上在网上做足功课，刷出了满屏的安吉丽娜·朱莉，没想到有天大明星的遭遇竟然也落到了自己身上。 1990年Mary-Claire King和同事通过对具有家族史的乳腺癌DNA样本的研究中，确立了肿瘤抑制基因（BRCA1）突变与乳腺癌卵巢癌患病风险增加的联系。随后的研究揭示BRCA2突变也能增加患癌风险。2013年5月，安吉丽娜·朱莉宣布因为自己携带了母系遗传的BRCA1致病突变，并且她的母亲因为卵巢癌去世，从而选择接受预防性双乳切除以降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继而在乳腺癌高危的健康人群中引发了持续的“安吉丽娜效应”。 第二天，几乎一夜未眠的敏敏在医生那里得到了更加专业的解答： 基因检测证实了敏敏确实罹患了BRCA2突变相关的遗传性乳腺癌，除此以外还携带了另一个HRR基因突变：RAD51C，导致对侧患癌风险更高。 “医生，我不想等着另一边乳房未来某一天也得乳腺癌，这次我想切右边乳房的时候把左边乳房也一起切掉。”敏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医生对于敏敏的选择并不惊讶：“敏敏，尽管你现在诊断出了乳腺癌，有家族史，有HRR基因突变，同时还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年纪轻、Ki67的指标比较高等等，确实可以考虑对侧乳房的预防性切除，但是这样的选择还是需要非常慎重。左边乳房切掉了，毫无疑问左乳癌的发生风险降低了，但是从现有的报道看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而且不一定会对延长寿命有作用。另外这个手术本身是个创伤，你会失去一个目前还健康的乳房，也会带来手术并发症比如伤口痛、留疤、皮肤感觉木木的等等。其实除了外科的手段做预防性切除，也可以选择先留着左边乳房，但是要做到加强随访，比如增加复查的次数。我说的这些你是不是都了解了呢？” “是的。现在是这样一个遗传检查结果，我知道我这种对面乳腺癌的风险太大了，我想我很难忍受这样的煎熬，不想以后每时每刻都活在‘对面乳房多数也会得癌’的恐惧和担忧里，到时把现在的经历再重演一遍，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负担太重。倒不如现在痛下决心，至少能够把左乳癌的风险降低，也心安了。”敏敏坚定地说。   外形怎么能更好看？共同协商，量身定制方案 切归切，敏敏对外形的要求没有降低，“我不想两边都变平了，可以两边一起做再造吗？” “当然可以，两边一起做对称性和美容效果也许会更好。”对于乳房重建的方式，医生告诉敏敏，可以选择自体组织重建，假体重建或是两者结合的方式。 “比如说有些肚子上赘肉特别多的，可以挪上去一分为二变成两个乳房。”结合敏敏的组织条件，包括乳房的大小和形态，以及进一步沟通下来之后敏敏的个人意愿，邹强教授、金贻婷教授带领的华山医院甲乳外科团队给敏敏量身制定了手术方案： 右侧：保留乳头乳晕的乳房单纯切除+前哨淋巴结活检； 左侧：预防性皮下腺体切除； 双侧：假体置入即刻乳房重建。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敏敏顺利完成了手术治疗，对术后外形也非常满意，“几乎和手术前没什么变化”，她高兴地说。现在敏敏抗癌路上的第一关闯过去了，准备调整好状态积极完成后续的全身治疗。对于敏敏这样的BRCA突变乳腺癌患者，全身治疗方案也有特别的地方，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BRCA1/2突变基因是目前已知的最关键的乳腺癌易感基因。 BRCA1携带者一生中发生乳腺癌的危险度为87％，BRCA2携带者一生中发生乳腺癌的危险度为84％。对BRCA突变的乳腺癌患者而言，在诊断为乳腺癌后的10年中，其对侧乳腺患癌的危险性约为35%。 鉴于BRCA1和BRCA2突变相关的乳腺癌激素受体状态的差异，已有的预防性治疗药物可能对BRCA2突变携带者更有效。但是到目前为止，药物预防BRCA相关性乳腺癌的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肯定。 对于BRCA基因突变的乳腺癌患者，预防性对侧乳腺切除术被证明可以降低对侧乳腺癌的发生率，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预防性对侧乳腺切除术能够改善生存。 根据《中国乳腺癌患者BRCA1/2基因检测与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18年版）》，对于罹患乳腺癌的BRCA基因突变携带患者，如果组织学分级、细胞增殖指数较高，且激素受体表达阴性，对侧乳房预防性切除手术也是可以考虑推荐的治疗策略（证据等级2B类）。 有研究表明预防性对侧切除联合乳房重建达到较好的美学效果，更加能降低患者的焦虑。对于计划实施乳房重建的BRCA突变乳腺癌患者，从双侧对称美观的角度考虑，可能会增加同时选择对侧预防切除的权重。   划重点~我们这样认为——   年轻、三阴性/Her2阴性或是有家族史的乳腺癌患者可以考虑完善易感基因的检测，以便于全面评估病情并完善治疗决策。 BRCA基因突变乳腺癌患者对侧预防性切除的决策，需评估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充分考虑危险因素以及是否重建，告知获益与风险，兼顾情绪心理。严格筛选、充分沟通、知情同意、谨慎操作非常重要。 即刻乳房重建的实施从外形角度会增加患者对侧预防切除的意愿，反过来预防性切除需求的增加也要求专科医生全面掌握不同的重建术式，实现个体化重建方案的灵活选择，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为预防性切除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以前，我们认为手术是治疗肿瘤的最好方式，刀起瘤落，彻底治愈，挨一刀也值了。   现在，这个观念可能要变了：有些药物的效果可能不亚于手术，连刀都不需要开了。   在今年的ASCO年会上MSKCC的Andrea Cercek博士分享的一项研究[1]，无需手术，也不用放化疗，单凭免疫治疗药物dostarlimab就让全部12位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完全缓解。 数据截止时，这12位患者均没有复发或进展，其中4人已持续临床完全缓解超过1年，最长一人已持续25个月。该研究同期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NEJM上[2]。 该研究的另一位领导者Luis A. Diaz也表示：“这是癌症史上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Cercek博士（左）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治疗一直以手术和放化疗为主，生存率并不低，3年无病生存率可以达到77%[3]。但直肠癌的手术对患者日后的生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肿瘤位置较低的患者，常常要切除肛门，以后只能依靠腹壁造口排便，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近些年来，对局部晚期直肠癌非手术治疗的探索逐步增多，仅使用新辅助放化疗就可以达到77%的3年无病生存率和58%的三年器官保留率[4]。但在直肠癌中，大约有5%~10%存在错配修复缺陷，对标准化疗反应不佳，而对免疫治疗较为敏感。这些患者使用新辅助免疫治疗能否有更好的效果？     Cercek博士等人一共招募了16位错配修复缺陷的II期或III期直肠腺癌患者，中位年龄54岁，62%是女性，15人有局部的淋巴结转移。按照计划，这些患者要先接受6个月共9个周期的dostarlimab治疗，而后进行标准的放化疗和手术。 数据截止时，中位随访了12个月。其中12位患者已完成6个月的dostarlimab治疗，全部获得临床完全缓解，无论是核磁、PET、肠镜、指检还是活检，各种检查方法都无法发现残余的肿瘤。目前，已有4位患者在dostarlimab治疗后持续完全缓解超过1年，最长一位已持续完全缓解25个月。   一位患者在基线、3个月和6个月时的内镜、MRI和PET图像 由于疗效过好，医生认为他们无需接受进一步的治疗，12位患者中无人进行试验计划中的放化疗和手术，也因此无法获得病理缓解率的数据。 安全性上，dostarlimab的表现也十分优秀。全部16位患者中无人发生3级或以上的不良反应。常见的1级或2级不良反应包括皮疹或皮炎（31%）、瘙痒（25%）、疲劳（25%）和恶心（19%），1名患者出现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Dana-Farber癌症中心的Kimmie Ng博士对这一研究评论道：“6个月的dostarlimab新辅助治疗对于II/III期错配修复缺陷的直肠癌患者来说是一种有前途的新疗法。我们还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来获得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数据，并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   如今，PD-1药物已经成为癌症治疗中的常用药，价格也屡屡下调，不再高不可攀。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癌症无需开刀，仅用免疫治疗就可治愈。     参考文献： [1].https://meetings.asco.org/abstracts-presentations/213772 [2].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201445 [3].Bahadoer R R, Dijkstra E A, van Etten B, et al. Short-course radiotherapy followed by chemotherapy before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 versus preoperative chemoradiotherapy, […]

引言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 咚咚“CR故事”栏目，是我们为患友开辟出的一个抗癌故事专栏。在这里，我们抗癌故事的主角们用勇气与坚持，去对抗狰狞的癌症病魔。他们可能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擦肩而过的普通人，但面对骤然袭来的汹涌疾病，他们又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光芒，与癌症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这个栏目设立的初衷，就是在于用他们的故事，去照亮那些笼罩在癌症阴霾中的患友。希望以他们对抗病魔的勇气和经验，能把更多患友拉出负面情绪的“泥潭”。 我们相信，这些精彩的故事能成为一面旗帜、一个信仰、在病痛肆虐的黑暗世界中一缕希望的光。想起他们时，我们的患友们还会翻腾起热血，燃烧起斗志，这是真正的抗癌精神，也是我们坚信最终一定能战胜癌症的精神印记与传承。 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抗癌五年，癌友yr8848已经成了咚咚癌友社群里一座精神堡垒了。分享经验，解答疑惑，只要他不倒下，癌友们鼓起劲抗癌的精神头就不会散。   在这个很多人听到“癌症”两个字就吓瘫的世界里，他成为了很多癌友的航标。   肺腺癌晚期，双肺转移，骨转移，PD-L1表达阴性，没有适合的靶向药物……在很多人看来是“地狱开局”的情况，硬是被yr8848变成了“打怪闯关”游戏，化疗药物、免疫药物、靶向药物，轮番上阵，他把艰难的抗癌日子过成了诗。   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以癌友yr8848第一人称来描述，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打败癌症的！ Yr8848摄于达瓦昆沙漠 1 当头棒喝 “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 这用来形容我的五年抗癌生活，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一路抗癌的日子走过来，艰辛曲折、起起伏伏当然不用说，与癌细胞的斗争也是有胜有败，但如今还能安安稳稳的坐在这里码字，还能洋洋洒洒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已经十分庆幸了。抗癌的日子多的是辛酸，但也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和战胜癌症的快乐，有我自己背上背包天南地北的洒脱，个中的滋味也颇有点意思。 2017年1月25日，大年二十八，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我的人生也在这一天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时至今日我都清晰的记得那一天。虽然全城都已经洋溢在春节喜庆团圆的氛围中，但略显阴霾的天气还是让人的心情有些压抑。而我，一个人，与欢天喜地的喜庆的氛围格格不入。那个时候我正惴惴不安的站在医院CT打印机前，取增强CT影像报告。看着机器吐出一张张影像片子，最后慢慢的吐出了宣判书——一张普普通通的白纸。 我拿起报告眼睛迅速扫描了一遍后，感觉内心颤抖了一下，心说老天爷可真眷顾我啊，本想抖个机灵开两个自己的玩笑，可情绪瞬间失控，霎那间眼睛湿润，大脑一片空白，肺癌两个字把我打得喘不过气来。 迈着沉重的脚步，在医院找个椅子坐下，思绪乱飞，脑海里放电影似的划过一些画面：家人亲朋，过去的，未来的……乱七八糟的瞎想完，无奈的一笑，面对现实吧，呵呵～既然被馅儿饼砸到了那就吃吧，甭管啥馅儿的。 作为一名70后，突然从生活幸福事业顺利憧憬未来的天堂，掉落到癌症晚期生命倒数的地狱，当时内心也是非常崩溃的，愤怒-惊慌-恐惧-焦虑-绝望-无奈……各种坏心情轮番占据脑袋。 当然了，坏情绪自然打不垮我。随着心态慢慢释然，终于开始面对现实以后，当我对抗癌治疗的目的和意义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我开始了与肿瘤细胞们“相爱相杀”的道路。 2 山穷水复 2017年，算是我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春节，我可能也是确诊日期最“惨”的一位癌症患者。 当大年二十八得知了我被肺癌“背刺”的消息，虽然努力在劝慰自己，家人们也一起默契的装作其乐融融的样子，但我知道，大家的心里都压了块大石头。 更糟糕的是，由于赶上春节放假，及时诊疗就不用想了。在家休息的几天真是熬过来的，出虚汗、爱咳嗽，一咳嗽身体右侧的肋骨就很痛，每次咳嗽前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一手扶着右肋，一手扶着能用力倚着的地方，摆好姿势再咳，真的是非常痛苦。 好不容易熬过了春节假期，马上入院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检查，胸腹部增强CT、脑部增强核磁、骨扫描、B超等等一系列检查；同时，针对我的癌症病灶也第一时间进行了穿刺活检。 取得病理组织后，医生立马安排了病理诊断以及基因检测。诊断结果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肺腺癌IV期，左肺原发灶4.5*4.1cm，肋骨骨转移，双肺转移，肺门及纵隔淋巴转移。同时基因检测并没有发现可以使用靶向药的靶点，仅有Kras和Tp53突变。 好吧，比确诊肺癌更糟糕的是，我的基因检测结果并不理想！ 主治医生根据诊断结果，安排了化疗联合抗血管药物的治疗方案，培美曲塞+顺铂+贝伐珠单抗。别看这个方案现在相对普遍，在17年初，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用药也算是比较前沿的方案了。当时也是小白一枚，以为治疗就会有效果，心怀美好的期待着尽快上治疗。 治疗前还有个小插曲。进行化疗时，医生问我要选择置PICC管还是输液港，当时也不太懂，只是觉得用PICC日常生活太不方便，输液港虽然要做个局麻的小手术，但是方便不影响生活，而且当时这家医院是输液港试点医院，可以医保报销大部分费用，就选择了输液港。现在看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大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最好也选择输液港，只要当地医院方便能维护就好。 治疗的第一天，就深刻认识了什么叫做抗癌治疗的经济压力。医生开了处方，家人去医院旁的药店买药，化疗药物培美曲塞和血管抑制剂贝伐珠单抗都是自费药，国产培美一只两千多，贝伐一只五千多，一次三万多块就没啦。所幸，现在不少药物都纳入了医保，癌友们的经济负担应该是大幅减轻了。 培美+顺铂+贝伐的治疗方案用了两个疗程，副作用主要有：一是肠胃反应，因为提前吃了止吐药挺管用倒是没吐，就是恶心，有三四天基本吃不下饭，饿得前心贴后背的也吃不下，喝水都恶心；二是用药后乏力嗜睡虚汗出的厉害，睡觉醒来睡衣床单被子都是湿的，副作用虽然很难受但是总算也熬过来了。 第三次化疗，来到评估的时间了。遭了这么多罪，内心满怀期待治疗能有“神效”，却被检查结果迎面泼了一盆冷水，浇个透心凉。原发病灶虽有一定缩小，但是却出现了新发病灶，疗效评估为进展，即代表着方案无效。 当时自己也开始学习了解了一些癌症常识，知道Kras突变化疗效果不太好，但是却完全没想到疗效竟会这么差！一线治疗无效，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甚至觉得一年都很难撑过去，内心也很迷茫，山穷水复，敢问路在何方？ 晚期肺癌病理确诊单 3 柳暗花明 两次化疗无效被评估为进展后，对于后续治疗方案，主治医生给了两个建议：一是继续使用二线化疗方案，选择紫杉醇类+卡铂+贝伐，二是尝试最新的免疫疗法PD-1抑制剂。 别看现在免疫治疗已经普及开，成了“国民抗癌药”，可在2017年的中国，不少医生都不太熟悉这个药物。 初闻PD-1，我也是一头雾水，只是听一个朋友说起过他的用药经历。再有就是知道这个药物国内还没有上市呢，要通过代购或者去港澳购买，价格堪称“天价”。 思前想后，再想想我的失败的一线化疗结果，为了自己的小命还是决定尝试PD-1抑制剂。说来真要感恩我的主治医生，在当时PD-1并没有上市的情况下告知我免疫治疗的前沿医学——O药、K药，以及刚上市不到一年的T药，并承诺可以给我输注。主治医生的坚定，让我心中燃起一线希望…… PD-1这是一款完全陌生的新药，疗效到底如何我心里也有些打鼓。毕竟药价这么高，而一旦无效又可能耽误病情。为求保险，我用穿刺剩下的病理组织进行了PD-L1表达的检测，尴尬的事件发生了：结果竟然是阴性！ 这段临时发生的小插曲把我搞懵了。这下怎么办？换药继续化疗？与主治医生做了沟通，主治医生认为即便是PD-L1检测，也可能出现假阴性的情况，况且PD-L1的表达情况并不是PD-1疗效唯一的判断标准。 好吧，我的生命我做主，化疗就算了，我选择PD-1治疗！对于疗效到底如何，我也甘于接受，愿赌服输。于是马上寻找购药渠道咨询价格，了解到自己到香港诊所就诊开药价格更优惠一些，还能顺路游玩散心。于是与香港的癌症诊所预约后，我果断踏上了求药之旅。 2017年4月25日，晴，北京，医院肿瘤科病房。第一支阿替利珠单抗T药，滴答～滴答～顺着输液器的生命线缓缓的流入我的体内，去尝试为我打开一扇希望之门。 ‘芝麻，开门吧’，情不自禁的，自己心中也祈祷，默念儿时读过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开门咒语。 由于病情正处于进展期，PD-L1表达又是阴性，为了尽早确定免疫治疗的治疗效果，我在第三次用药前就做了影像检查评估效果。 在惴惴不安的等待中，“北京喜讯传边寨”！一线化疗失败的我终于迎来好消息，T药评估有效！ T药使用后留念 4 […]

我是一名肺癌患者家属。家里的几位肺癌患者，让我成为了一名专业家属。 癌症作为一个与时间有关的病，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年龄都已偏大，绝大部分问题无法面对，医学等知识没有更新。作为患者子女，需要我们和患者一起面对。 问诊：尽可能选择多学科协作 如果认真看一家肿瘤医院的科室设置，便会明白，哪怕是单一癌种的肿瘤治疗，也需要很多人通力合作。 因为医疗信息更新太快，医生们自己也有互相学习的需求，每一个新病例，对医生们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契机，最终也能更好的服务于患者。 不要小瞧了多学科专家会诊的意义。在分工越来越细的当下，这样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了误诊率，也让患者减少了等待时间，避免了不断转诊和重复检查。 甚至有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是，患者不但患有肿瘤，还有其他疾病。这种情况，就连肿瘤医院的科室都不够用，也许你需要去求助综合性医院。 确诊：规范化诊断是最正确的 几乎所有癌症都需看到癌细胞，才能最终确诊。拿肺癌来说，不只有一张CT片就能确定，尽管“是否是恶性肿瘤”在有经验的医生那里已八九不离十，但只有病理科才能最终确认。 确诊癌症除了常规诊断之外，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对癌细胞进行基因检测。 在基因检测层面，大致要确定的是两件事： ● 看患者是否有基因突变，EGFR、ALK等常见突变，如今已经有靶向药，不用住院，不用放化疗，回家每天吃片药就可以。 ● 看患者的PD-L1表达情况，如果很高可直接用免疫类药物；如果不高，联合化疗等手段，这药还可以用，也能有1/3患者获得长于3年的生存。 EGFR突变目前已经有了三代靶向药，对于突变情况比较理想的患者，多活3年不是梦。 ALK突变患者至少有60%患者生存可超过5年。 而PD-1/PD-L1单抗免疫治疗，则让很多晚期病人实现了临床意义上的治愈（晚期本身就意味着不可治愈）。 治疗：相信循证的选择 从欧美国家到东方国家，关于癌症治疗，都有一个叫“指南”的东西。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制定指南的都是最顶尖的癌症科学家和医生们，规范化的诊疗直接影响预后效果。 还需要记住一个词，叫循证医学。这是医生根据大量证据基础上得出的理论，指导诊疗实践。如果有人跟你说，他那里有个偏方、独门秘籍，要慎重对待。 因为，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会把最好的科学研究贡献到知识平台上，而不是只让是一小部分人知道。人类学术发展至今，“1+1＞2”已经成为一种生态。 不要相信偏方，首诊、治疗要找到一个规范的医院，专业的医生团队，全程规范化的治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患者的治疗效果。 而一个让你感觉说到心坎里的、容易至极的“偏方”反而会耽误治疗。 希望：抗癌路上的一缕光 患癌确实很不幸。但从纵向的时代长河中来看，又是幸运的。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抗癌手段进步最为飞速的年代。 手术正变得对人体伤害更小，一次微创手术只需三个孔甚至单孔；化疗正在变得低毒高效；放疗正变得日渐精准，不但已开始替代手术，还在向“精准打击癌细胞”进步；靶向药方兴未艾，一代一代更新；免疫治疗一旦有效、长期有效，出现了大量幸存者。 去认真和自己的主治医生聊一聊会发现他们一定有活了很多年的病人，有化疗几十次还像正常人一样的病人。在打败癌症之前，先别被传言吓跑，白白失去最佳治疗机会。 这句话，在抗癌时，请牢记于心。活着，就有希望。

CheckMate-459提供了迄今为止索拉非尼与纳武利尤单抗最高质量的比较数据，但仅包括Child-Pugh A肝硬化患者。纳武利尤单抗在OS上有改善趋势，但这一趋势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HR 0.85;p = 0.075）。也是因为这一研究结果，FDA撤回了对它的加速批准，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撤回了肝癌二线适应症。此次，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临床，旨在比较在真实世界中用索拉非尼或纳武利尤单抗治疗Child-Pugh B肝硬化HC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分析纳入了431例索拉非尼治疗患者和79例纳武利尤单抗治疗患者。与索拉非尼队列相比，纳武利尤单抗队列中 Child-Pugh B9肝硬化、肝性脑病、ECOG评分≥2、大血管浸润、肝外扩散、既往5年心肌梗死、既往5年静脉血栓栓塞、既往5年静脉曲张出血以及中位AFP水平较高的患者比例较高。在索拉非尼队列中，95名患者（22%）接受了随后的全身治疗（5%接受了酪氨酸激酶抑制剂;20%接受了免疫治疗），而在纳武单抗队列中，有9名患者（11%）接受了随后的全身治疗（10%接受了酪氨酸激酶抑制剂;1%接受了免疫治疗）。 单因素分析中，整个队列的中位OS为4.1个月（95%CI 3.6-4.8）。索拉非尼队列的中位OS为4.0个月，纳武利尤单抗队列为5.0个月（HR 0.86，95%CI 0.66-1.13;p = 0.3）。索拉非尼队列中的一年OS率为18%（95%CI 15-22），纳武利尤单抗队列中为23%（95%CI 14-34）。探索性、未调整的亚组分析表明，在体力状态较差的患者中，纳武利尤单抗治疗的获益可能增加。在多因素分析中，与索拉非尼治疗相比，纳武利尤单抗治疗与死亡风险降低31%相关(HR 0.69, 95% CI 0.52-0.91;P = 0.008)。 安全性方面，在未经调整的分析中，将接受纳武利尤单抗的患者与接受索拉非尼的患者进行比较时，因肝失代偿而住院（22% vs 16%;p = 0.25）、因消化道出血住院（9% vs  8%，p = 0.83），或因CVA或心肌梗死住院（0%vs 4%;p = 1.0） 的患者比例没有统计学上显着差异（表 3）。然而，与接受索拉非尼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纳武单抗的患者在第一次全身治疗期间更有可能因静脉血栓栓塞住院治疗（16% vs 9%;p = 0.04）。 在这项回顾性队列中，针对Child-Pugh B肝硬化HCC患者，与索拉非尼治疗相比，纳武单抗治疗与索拉非尼治疗相比降低了31%。索拉非尼队列中有36%的患者因毒性而停止治疗，而纳武单抗患者的这一比例为12%（p = 0.001）。 除了上述研究，此前，也有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一个大型的晚期HCC患者队列，其中包括大量的Child-Pugh B级患者，报道了纳武利尤单抗的临床结果和安全性的真实世界数据。71例Child Pugh B级患者中，41例Child Pugh评分为7分，其余30例Child Pugh评分为8或9分。在单因素分析中，Child Pugh评分为7的患者与Child Pugh评分为8或9的患者相比，OS略微延长(15.3周vs 7.4周；p = […]

2021年底《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已于2022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用。 2021年最新的医保目录中，新纳入多种抗肿瘤药物，覆盖范围颇广，包括非小细胞肺癌、淋巴瘤、乳腺癌、卵巢癌、肝癌、胃癌、骨髓瘤、前列腺癌、神经内分泌瘤等多癌种。对患者们来说，又有很多病友们等到了救命新药！ 小编整理了在肺癌靶向、免疫治疗领域，经FDA、NMPA获批及NCCN指南推荐的40余个药物（截止2022年6月5日），并附医保支付价格及医保适应症等相关信息。供大家参看！ 非小细胞肺癌 小细胞肺癌 备注： 1.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 MHLW：日本厚生劳动省 2. 医保支付价格来源浙江省医保药品目录，援助方案及费用来源网络；若有错误欢迎留言指正。

202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年会（ASCO-GU）于美国东部时间2022年2月17日-2月19日召开，ASCO-GU是泌尿肿瘤领域的年度盛会之一，本次大会上尿路上皮癌领域多项重磅研究结果公布。 1.戈沙妥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用于含铂化疗后、未经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mUC二线治疗的中期分析结果和安全性（队列3）。 戈沙妥珠单抗（SG）是一种ADC，由抗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抗体与 SN-38（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伊立替康的活性代谢产物）通过连接子连接而成。 II期TROPHY-U-01研究显示，SG单药治疗在mUC患者中表现出较好的抗肿瘤活性和可控的安全性，SG在含铂化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展后患者中的客观缓解率 （ORR）为 27%，中位总生存期（OS）为 11 个月。本次大会主要公布队列3的相关结果及安全性数据。 方法： 符合条件患者具有可测量病灶，ECOG PS为0-1，肌酐清除率≥30 mL/min。在安全性导入期（10例患者）确定2期研究推荐剂量（RP2D），并额外纳入患者在simon II阶段接受RP2D剂量治疗。主要终点为独立盲法中心评估的ORR；关键次要终点为研究者评估的 ORR、临床获益率（CBR；完全缓解[CR] + 部分缓解[PR] + 疾病稳定[SD]）、无进展生存期（PFS）和安全性结果。 结果： 数据截止时，41例患者接受至少1剂RP2D（10 mg/kg）戈沙妥珠单抗治疗，中位年龄为67 岁，男性占83%，ECOG PS 1分患者占61%，具有1个以上Bellmunt 风险因素占76%，中位既往抗肿瘤方案数为1。中位随访 5.8 个月时，63%患者出现肿瘤缩小，研究者评估的 ORR 为34%（95% CI，20.1–50.6），其中，1例患者达到CR，13例患者达到PR，CBR 为 61%，6 个月 PFS 率为47%。中位至缓解时间为 2.0 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未达到，中位OS未达到，中位PFS为5.5个月。 最常见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TEAE）为腹泻（76%）、恶心（59%）、贫血（56%）、中性粒细胞减少（44%）和乏力（41%）。59%患者发生与治疗相关3级或以上不良事件。任何原因引起的3级或以上TEAE包括腹泻（24%）、贫血（20%）、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10%）、疲劳（7%）和虚弱（5%）。2例患者因治疗相关AE而停止治疗。无治疗相关死亡事件发生。 结论： 戈沙妥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在未经免疫治疗、含铂治疗进展后的mUC患者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ORR和CBR，且联合方案安全性可控。研究数据支持进一步该联合方案可用于mUC患者。 2.TITAN-TCC 队列 2的结果，既往铂类化疗（2 线/3 线）进展后mUC患者序贯使用 nivo1/ipi3 加强剂量的结果。 背景： 纳武利尤单抗已获批用于铂类化疗后进展mUC患者的二线治疗。最近的研究表明，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尤其是较高的伊匹木单抗剂量时（纳武利尤单抗 1mg/kg + 伊匹木单抗 3mg/kg）（nivo1/ipi3）可改善mUC患者生存。 TITAN-TCC研究评估了4 […]

202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大会即将于当地时间6月3日-7日召开，本次会议中，多款PD-1抑制剂及联合疗法数据公布。其中，替雷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治疗高风险非肌层浸润性尿路上皮膀胱癌（NMIBC）的开放标签、单臂、Ⅱ期TRUCE-02研究（摘要号：4507）备受瞩目。医学界肿瘤频道邀请到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王海涛教授，及在患者入组和保留膀胱的微创治疗方面进行诸多工作的胡海龙教授分享对于该研究主题的相关见解并展望泌尿肿瘤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 治疗耐受性、可及性低，患者对生存质量要求高，如何攻坚？   尿路上皮癌（UC）是泌尿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包括膀胱尿路上皮癌和上尿路尿路上皮癌。据2020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男性新发恶性肿瘤病例中，膀胱癌占4.4%，位列第6位。其中，最常见的是NMIBC，占比达80％。 中高危NMIBC患者术后卡介苗（BCG）灌注治疗一直是标准治疗方案，但有部分高危患者BCG无应答或是BCG治疗后复发。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批准帕博利珠单抗用于不进行膀胱切除术的BCG无应答NMIBC患者。 谈及国内患者的现实问题时，王海涛教授坦言：“我国患者BCG耐受性相对较差，从生活质量角度出发，接受根治性切除的患者有限。因此，NMIBC患者治疗相对有限，学界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治疗策略以提高高危NMIBC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 胡海龙教授指出：“随着病理科医生对原位癌认识程度提升，原位癌检出率也大大提高。然而，我国BCG可及较性、应用率低，将近1/3的患者易出现进展。在KEYNOTE-057研究中，帕博利珠单抗显示出有前景的抗肿瘤治疗疗效，其用于BCG治疗无响应的原位癌伴或不伴乳头状疾病，拒绝或不适合接受膀胱切除术，可选治疗手段有限的患者，取得了较高的完全缓解（CR）率和较长的缓解持续时间（DoR）。另外，一部分患者病灶表浅，但数量多，面积广泛，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无法将病灶完全切除，且后续BCG灌注治疗效果不佳。这部分患者尚无静脉标准治疗方案，TRUCE-02研究便在这类患者群体中进行了探索。” 副作用小、治疗便捷、 可及性强的治疗方案   如何确定患者膀胱肿瘤数量多、范围广，且TURBT无法切除？胡海龙教授介绍道“设立的专家委员会中有2位专家认为无法通过TURBT进行完全切除，且需由3个及以上多点穿刺活检证实，同时通过脱落细胞学检查、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影像学检查判断，符合条件的患者入组。” TRUCE-02研究中符合标准的患者将接受替雷利珠单抗（200 mg，d1）联合小剂量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200 mg，d2）每3周1次，治疗3周期或4周期，随后进行包括病理、尿细胞学和影像学在内的综合评估。 “在进行评估之前，患者会再次接受脱落细胞和尿液FISH检查，将治疗前患者膀胱肿瘤情况及治疗3或4周期后的情况进行对照，接着在原肿瘤部位，包括可疑部位再进行电切，从而判断治疗疗效。针对达部分缓解（PR）、CR或疾病稳定（SD）的患者,需进一步评估及沟通，以确定保膀胱或是膀胱切除。如患者治疗效果良好，且坚持保膀胱，则予患者继续4个周期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和14个周期替雷利珠治疗一年，以延长患者无复发生存期（RFS）。”胡海龙教授强调。 2020年7月至2022年1月，这项研究共入组54例患者。42例已完成3-4周期治疗，达到初始终点。23例患者达到CR（56%，95%CI：43.6%-74.4%），客观缓解率（ORR）为60%（25/42，95%CI：45.2%-74.8%)。次要终点方面，33例患者未进行膀胱切除术（78.6%，95%CI：66.2%-91%)，且安全性良好，3-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2%。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治疗方案也大大缩短患者住院周期和治疗时间。 1-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 免疫联合治疗低剂量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的考量   免疫治疗已成为热门的肿瘤治疗方式之一，但免疫单药治疗有效率往往有限，如何扩大免疫治疗优势人群也成为了学界重点探索方向之一。在免疫联合治疗的探索中，既往研究显示，免疫联合化疗疗效更佳，其主要的机制包括化疗或通过增强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去除免疫抑制，调节免疫应答。 王海涛教授分析道：“既往PEANUT研究表明，含铂化疗失败的转移性UC患者接受帕博利珠单抗联合nab-紫杉醇二线治疗，3个月的PFS率为60.7％（95％CI：49.8％-74.1％）。确认的ORR为47.7％（95％CI：35.2％-60.4％）。结合在实体瘤领域，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联合免疫治疗协同增效的相关研究，TRUCE-02研究选择了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联合免疫这一方案。同时，该方案应用时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患者耐受性，因此本研究采用低剂量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进行联合治疗。临床前数据表明，巨噬细胞中的Fcγ受体结合之后会激活抗体依赖细胞介导杀伤T细胞，从而降低了PD-1抗体的抗肿瘤活性。替雷利珠单抗是一款人源化lgG4 PD-1单克隆抗体，设计目的是为尽量减少与巨噬细胞中的Fcγ受体结合。” 胡海龙教授从治疗副作用角度出发，指出：“以顺铂为基础的治疗方案，副作用相对较大，以胃肠道和造血系统副作用为主。免疫单药治疗也可能会带来皮疹、心肌炎和垂体炎等较为严重的副作用。所以，在探究疗效确切的免疫联合治疗方案的同时，降低副作用的发生也是一项重要议题。既往相关研究显示，晚期转移性UC患者接受标准剂量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联合免疫治疗，可能会出现胃肠道和造血系统等不良反应。结合相关临床经验，TRUCE-02研究中将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剂量降低到200 mg，以在一定程度减少治疗不良反应。” 不为“切”而“切”，MDT是关键   TURBT是目前临床治疗MNIBC的常规方案，尽管TURBT可及性较高，也是泌尿外科医生必须掌握的手术方式之一，但将TURBT付诸实践仍会面临一些实际问题。胡海龙教授分享了个人对于TURBT的实战经验：“临床中，很大比例的患者存在多发的膀胱肿瘤，通过TURBT无法完全切除，对于这类患者，不建议盲目地进行过长时间的TURBT。因为容易造成相对较大的创伤，或导致严重的尿外渗和下尿路刺激症状等，同时本局限于膀胱内的肿瘤细胞也可能随着外渗的液体进入膀胱周围组织。概括起来即，临床实践进行TURBT操作的过程中，应做到慎重，不能为了‘切’而‘切’，需采取手术和精准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治疗策略。” 此外，对于开展临床研究患者入组后的安全管理，王海涛教授和胡海龙教授表示，MDT环节至关重要，多学科团队早期识别、早期介入以尽量规避后续更严重的不良反应。 同样，特瑞普利单抗单药二线治疗转移性UC的POLARIS-03研究两年生存数据和生物标志物分析更新；派安普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作为局部晚期或转移性UC一线治疗的Ⅱ期临床研究；国内抗体偶联药物（ADC）在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UC的多中心临床研究；TRUCE-01研究保留膀胱的亚组分析；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新辅助治疗基层浸润性尿路上皮癌的多中心临床研究中期分析结果都将在本次ASCO大会亮相，期待造福更多尿路上皮癌患者。

一年一度的癌症研究盛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即将拉开帷幕。近日，ASCO官网发布了相关摘要，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肝胆领域都有哪些新进展。 口头摘要篇 DS-8201后线治疗晚期胆道肿瘤 ——HERB研究结果公布（摘要号4006） BTC具有侵袭性的肿瘤生物学特性，但治疗选择有限。在BTC中，HER2阳性率为5-20%。T-DXd（DS-8201）是一种由人源化单克隆抗HER2抗体。HERB试验是一项由研究者发起的、多中心、单臂的T-DXd治疗HER2表达BTC患者的II期临床试验。共有32例患者接受T-DXd治疗，其中HER2阳性24例，HER2低表达BTC 患者8例。22例HER2阳性患者可进行疗效分析。22例患者中，IHC3+和IHC2+/ISH+分别为45.5%和54.5%，原发部位胆囊/肝外/肝内/壶腹为11/6/3/2，既往方案中位数为2个。 HER2阳性患者的ORR为36.4%，其中2例完全缓解（CR），6例部分缓解（PR），ORR改善有统计学意义(P = 0.01)。DCR为81.8% (95% CI 59.7-94.8)、中位PFS为4.4个月(95% CI 2.8-8.3)、mOS为7.1个月(95% CI 4.7-14.6)。此外，在HER2低表达的患者中也能看到令人鼓舞的疗效：ORR、DCR分别为12.5%、75.0% (95% CI, 34.9 96.8)；mPFS和mOS分别为4.2个月 (95% CI, 1.3 6.2)和8.9个月(95% CI, 3.0 12.8)。在安全性分析中，≥3级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1.3%，常见的为贫血(53.1%)、中性粒细胞减少(31.3%)、白细胞减少(31.3%)。可以看出T-DXd在HER2表达的BTC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活性。 壁报展示篇 A+T vs 仑伐替尼/索拉非尼， 针对非病毒性肝癌患者谁更优？（摘要号：4069） 最近，一些证据表明，无病毒感染性肝细胞癌（HCC）患者可能对免疫治疗反应较慢，对仑伐替尼治疗反应较多。这是一项回顾性分析数据，纳入190例接受阿替利珠单抗加贝伐珠单抗（AB）、569例接受仑伐替尼（L）和210例接受索拉非尼（S）作为中晚期肝细胞癌的一线治疗的患者。主要终点是 AB vs L组的OS；次要终点是 AB vs S的OS。 在全人群中，接受仑伐替尼治疗的患者OS为17.8个月（95%CI：15.8-43.8），接受阿替利珠单抗加贝伐珠单抗治疗的患者为12.1个月（95%CI：11.1-16.8）（HR 0.71；p=0.1028），在伴有NASH / NAFLD的人群中，254名患者接受L治疗，82名患者接受AB治疗，接受仑伐替尼治疗的患者OS为21.2个月（95%CI：18.4-30.6），接受AB治疗的患者为12.2个月（95%CI：10.0-16.8）（HR 0.46；p=0.0181）。对大量非病毒性肝细胞癌患者进行的分析首次显示，与阿替珠单抗加贝伐珠单抗相比，仑伐替尼的生存获益明显，特别是在NAFLD/NASH相关肝细胞癌患者中。 替雷利珠单抗二线治疗晚期肝癌数据公布 （摘要号：4072） 截至2020年2月，纳入249名患者，235名患者之前接受过索拉非尼/仑伐替尼治疗，其中126名和109名患者之前分别接受过1或≥2种系统性治疗。之前接受索拉非尼/仑伐替尼治疗的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2.5个月，ORR为13.6% (95% CI: 9.5, 18.7)，包括2例CR和30例PR。中位PFS和OS分别为2.7个月(95% CI: 1.6~2.8)和13.5个月(95% CI: 10.9~15.8)。最常见的治疗紧急不良事件为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n=70;28.1%)和谷丙转氨酶(n=52;20.9%)。本分析表明，替雷利珠单抗在既往接受过索拉非尼/仑伐替尼全身治疗的晚期HCC患者中具有临床活性和良好的耐受性。 立体定向放疗（SBRT） 联合信迪利单抗征战晚期肝癌， ORR高达96%（摘要号：4071） […]

肺癌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一大危险因素，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我国均位居第一。 而诊断时的临床分期将影响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若诊断时结节小于1厘米的早期肺癌5年的生存率可达92%，原位癌和微浸润癌治愈率几乎100%，而晚期肺癌仅5.8%。所以，肺癌的筛查非常重要。 但是在临床工作中，如何去提高磨玻璃结节（GGO）型病变的诊断准确率，尽量避免将良性病变当恶性肿瘤治疗、避免将早期肿瘤当进展期肿瘤治疗以及避免延误早期肺癌的诊治呢？ 今天，“医学界肿瘤频道“就为大家总结了肺磨玻璃结节的12大误区。 误区一、发现GGO就意味着是肺癌 答：这可不一定，理由如下： 1.影像学表现为磨玻璃结节最常见的是炎症和早期肺癌，因此GGO常常被认为是早期肺癌的标志。一般来说，持续存在的GGO往往预示着恶性病变，但是少数良性病灶也可能持续存在，比如肺内淋巴结，瘢痕组织； 2.GGO型肺癌常见于年轻、女性和不吸烟人群； 3.鉴于实性结节中浸润性肺腺癌的比例远大于纯GGO，代表结节密度的CT值可能与病理浸润程度相关。 误区二、发现GGO，为了明确良恶性，全都做穿刺活检 答：一般不建议，理由如下： 1.参看2021.7版NCCN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实践指南建议：临床高度怀疑I或Ⅱ期肺癌的患者（根据危险因素和影像学表现）术前无需活检； 2.因为活检会增加时间成本、费用和程序风险，且不影响治疗决策； 3.如果强烈怀疑非肺癌诊断，术前活检可能是合理的，并可用空芯针活检或细针穿刺(FNA)活检确诊。如果术中诊断看似困难或风险很高，则行术前活检可能就是合适的。 误区三、GGO的良恶性做PET-CT检查可以明确诊断 答：更多时候，PET-CT对GGO的诊断价值并还不如CT，理由如下： 1.PET-CT对于直径大于1cm的肺结节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尤其是混合性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准确率在80%～90%；但是对肺小结节的诊断价值明显降低。对于直径＜8mm的肺微结节，多无18F-FDG摄取，PET-CT扫描多为阴性，对其性质的判定主要依赖于CT征象，因此PET-CT对直径＜8mm的肺微结节的诊断价值并还不如CT。 2.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Fleischner学会、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CCP）指南均认为，对于直径＞8mm的实性肺结节才需要行PET-CT检查。 误区四、GGO先抗炎治疗 答：因为良性的GGO是不需要开刀的，所以首次发现的GGO，一般要经过3个月以上的随访期，以确认结节的非短时性存在。在这段时间里，正常的机体免疫力即可自行消除或缓解如此小的感染、炎症病灶，无需抗生素治疗。 误区五、GGO手术前需要做气管镜检查 答：术前不需要进行骨扫描和支气管镜检查，部分患者也不需要脑部磁共振检查。 误区六、GGO建议越早手术越好 答：手术时机需要看具体情况，更多的时候是由患者自己确定时间： 1.对于高度怀疑浸润性肺腺癌的GGO以及随访过程中直径增大或者实性成分增多的GGO，积极的外科治疗是必要的； 2.原位腺癌和微浸润腺癌患者接受手术切除后，5年总生存率达到或接近100%，而一旦进展至Ⅰ期肺癌，其5年总生存率则降至73%～90%。所以，影像学考虑为AIS、MIA和贴壁亚型为主的浸润性腺癌是外科手术介入的最佳时机，患者能够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3.GGO是否需行手术治疗应结合患者的预期寿命。对于老年合并其它基础疾病的GGO患者，如果他们的预期寿命短于GGO的进展时间，建议随访即可。对于年轻的GGO患者，考虑到这部分患者预期寿命很长，因此推荐在不需切除过多肺组织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时间点进行手术治疗； 4.需结合GGO的具体位置，对于亚肺叶切除能够根治的周围型GGO，可以采取积极手术干预；对于因结节位置较深而必须行肺叶切除的GGO，则建议在安全期内随访，延长高质量生活的时间； 5.合理选择GGO型肺癌的手术时机，GGO型肺癌进展缓慢，是一种“懒癌”，和传统肺癌不同，外科处理窗口期长，疾病自然史研究表明，约20%的纯GGO和40%的部分实性结节将在随访期间进展。一些GGO进展迅速，而另一些GGO可以保持多年甚至几十年不变，因此手术时机的选择应以不影响人生轨迹和职业生涯为原则。除此之外，患者的心理因素也是决定GGO型肺癌手术时机的因素。部分患者可能由于存在GGO而患上焦虑症，影响生活质量，对于这种患者择期手术或许是较为合适的治疗方法。 误区七、GGO型肺癌需要肺叶切除加淋巴结清扫术 答：肺叶切除可能并不适用于周围型GGO肺癌患者。 1.术中冰冻指导亚肺叶切除的手术治疗策略，是国际上早期肺癌个体化外科治疗的重大进步； 2.结节大小和实性成分比例（CTR）是也能用于确定肺癌的手术方式。日本的JCOG080在2021年AATS年会上公布了部分研究结果：对于直径≤2cm而且CTR＞0.5的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肺段切除应成为标准治疗方式，不过这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去证实； 3.由于原位、微浸润和贴壁亚型为主型的腺癌患者不发生淋巴结转移，因此术中冰冻病理对淋巴结清扫也具一定指导作用。基于以上研究，GGO型肺癌患者无需系统性纵隔淋巴结清扫。 误区八、多发的GGO，手术切除大的病灶就可以 答：依然需要看具体病灶情况，如下： 1.同侧的多发GGO尽量通过单次手术进行切除。GGO的手术切除需以主病灶优先，同时兼顾次要病灶（但是考虑炎症结节就不需要切除）。手术方案的选择应该基于肿瘤直径、位置、CT表现、患者体力评分和心肺功能等，在肿瘤根治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保留肺实质； 2.术前定位可帮助术者确定多发GGO的具体位置，减小手术切除范围。 误区九、多发GGO手术后续需要化疗或者口服靶向药控制肿瘤 答：多发GGO手术后几乎都是多原发的早期肺癌，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作为晚期肺癌的治疗手段，不建议在多发GGO中采用。 误区十、冷热消融是治疗多发GGO的好办法 答：冷热消融并非是一种根治性的肿瘤治疗手段，但是慎重对多发GGO采用冷热消融治疗。 误区十一、脏层胸膜浸润是影响GGO的预后因素 答：传统观点认为，脏层胸膜浸润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并被纳入了肺癌的第8版TNM分期中，但是脏层胸膜浸润不是混合GGO的预后因素。 误区十二、GGO型肺癌的术后需要长期复查 答：GGO型的肺癌不需要像肺癌术后的复查时间那么频繁： 1.接受根治性治疗的肺癌患者应该在术后2年内每6个月接受1次术后随访检查，在2年后每年接受1次术后随访检查； 2.对于原位腺癌和微浸润腺癌以及纯GGO的浸润性肺腺癌患者，考虑到其5年无复发生存率接近100%，他们可能在术后3～5年内不需要术后随访复查。   专家简介 王昆 硕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安宁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 安宁医共体肺科中心主任 昆明市肺结节肺癌诊治中心负责人 […]

骨是乳腺癌患者最常发生转移的部位，发生骨转移往往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巨大影响，也影响着患者的生存期。因此许多患者在生活中，也会关注着自己身体哪里有不适，时刻警惕着疾病的进展。那么骨转移到底有什么征兆呢？来听小编捋一捋。 01 骨痛 骨转移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就是骨痛。然而早期骨转移，由于病灶较小，往往不会引起骨痛。而随着瘤体的生长，侵犯到骨膜或者周围组织，就会引起疼痛。这样的疼痛会随着病情进展逐渐加重，但并不一定是持续性的疼痛，而且很难与常见的腰腿疼痛区分开来。因此当我们出现骨关节的疼痛时，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入院检查。 图源自：摄图网 02 高钙血症 骨转移对骨质破坏的分类： 1.溶骨性骨破坏：即原有骨质被破坏，常见继发于肾脏、甲状腺、子宫、胃肠道恶性肿瘤。 2.成骨性（硬化性）骨破坏：即形成异常的骨，常见于前列腺癌。 3.混合性骨破坏：以上两种病变同时出现，常见于肺癌、宫颈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 而乳腺癌骨转移，以多发性溶骨性破坏最为常见，当溶骨性破坏发生时，骨骼在破骨细胞的作用下，会将钙离子释放到血液中，引起高钙血症的发生。 随着钙离子浓度的升高，可能发生嗜睡、谵妄、恶心呕吐、甚至昏迷的情况。因此在日常的随访复查中，也要关注钙离子浓度这一项指标。 03 碱性磷酸酶升高 碱性磷酸酶（ALP）：广泛分布于人体肝脏、骨骼、肠、肾和胎盘等组织，经肝脏向胆外排出的一种酶，可以用于骨骼、肝胆系统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当骨质破坏发生时，碱性磷酸酶就可能会升高，因此在随访中，也要关注ALP的数值。 04 其他异常 在乳腺癌的随访检查中，会检查到身体各个部位，对于这些部位出现的异常，也需要关注，有可能就是由肿瘤转移引起的。 那么针对可能出现的骨转移，可以做哪些检查呢？ 01 骨扫描（ECT） 相比X片，ECT对骨转移灶敏感度非常高，是骨转移初筛的常用检查，但有可能出现假阳性的情况，因此当检查发现异常浓聚灶时，往往还需要结合其他检查来确诊。 02 核磁共振（MRI） 相比其他检查，MRI的效果很好，尤其是在骨转移的早期。与CT相比，MRI敏感性更高，但特异性低。MRI更适合判断有无神经血管压迫、椎体累及范围等。 图源自：摄图网 03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 CT相较于MRI有更高的特异性，虽然敏感性不如MRI，但作为随访检查来说，价格较低，做起来也更方便。相比之下，我们常听到的PET-CT，则是价格高昂，并不适合作为常规检查进行。 当我们发现有可疑的骨转移灶，无法通过影像学进行确诊时，可以选择确诊的“金标准”——组织活检，无论是骡子是马，一探便知。 虽然骨转移在乳腺癌患者中经常发生，但只要通过这些症状和检查，密切积极地关注自身情况，做到早诊早治，就能够极大地改善预后情况。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微信公号公布了一个病例：2年时间，把炎症拖成“癌症”，后悔不已！   60多岁的方先生（化名）在2年多前总感觉恶心，于是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医生考虑到方先生已经60余岁，以前从未做过全面体检，建议他做了胃镜检查。   方先生的胃镜检查结果提示：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反流性食管炎；食管中段充血灶，性质待病理。   资料图 金鹏摄 严重的反流性食管炎部分解释了方先生为什么总是恶心。接诊的医生告诉方先生食管有糜烂和炎症，且伴“鳞状上皮轻度不典型”，其中有部分是早期食管肿瘤，有部分可能只是炎症，但无论哪一种都和他长期吸烟、大量饮酒是分不开的。然而对自己身体情况十分自信的方先生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2022年的3月份，方先生因为日渐显著的吞咽不适症状才终于下定决心再次就诊打算复查。而这次方先生自己也已不再如之前那么“倔强”了。但令人惋惜的是，方先生的胃镜和病理结果提示病变已经进展为食管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侵及黏膜下层，已经错过了内镜下治疗的最佳时机。①   资料图 金鹏摄 从炎症到癌症，可能只有两三步！   2015年刊发在《第二军医大学学报》的一项刊文“饮食营养与炎症－癌症危险性的关系”研究中谈到，体内炎症环境是导致各种癌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很多癌症是在慢性炎症的基础上发生的，比如：   吸烟→气管炎→矽肺与肺癌   胃炎→幽门螺杆菌→胃癌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结肠癌   慢性肝炎－肝癌   除此之外，持续的炎症反应，会导致体细胞坏死、增生，给癌症可乘之机。日常中的一些饮食种类，或可诱发机体持续性的炎症，甚至加速癌症的发展。②   四川省泸州市中医医院放射科医师刘彬2021年4月在人民日报健康号刊文介绍，“炎症，有时候是癌症的帮凶。研究显示，其实很多比较重大的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炎症反应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很多重大疾病的形成往往都伴随有炎症的改变。”   刘彬医生解释，“当我们人体的局部器官和组织受到了某些损伤的时候，身体本身的免疫细胞可能会被激活释放，从而让炎症因子也得到了释放，引起局部的炎性反应。这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对于病原体的抵抗力升高，也能够让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得到提升。但如果炎症没有办法得到有效控制，反反复复发作，让局部组织反复受到损伤，那么损伤的这些细胞就有可能发生癌变，形成癌症。”③   浙江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伯军2021年7月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刊文指出，慢性炎症是一种长期疾病，可以在几个月或几年内逐渐发展。一些疾病会对免疫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导致体内反复或持续的低水平炎症，而慢性低度炎症会造成DNA损伤，从而可能导致癌症，如结肠癌、肺癌、胃癌、食道癌等。④   医生提醒：这几种炎症需要特别警惕！ 1. 乙型肝炎——肝癌   清华长庚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李昕权2018年在健康时报刊文介绍，流行病学专家早已发现，凡是乙型肝炎流行的地区，大多数肝癌也高发。虽然并非所有的乙肝都必然演变成肝癌，但是大部分的肝癌患者是由感染乙肝病毒，患上慢性乙肝，进一步发展到肝硬化，最终成为肝癌的。⑤   四川省泸州市中医医院放射科医师刘彬2021年4月在人民日报健康号刊文介绍，对于乙肝，一旦发现一定要积极进行治疗，特别是急性期的乙肝患者，一定要积极抗病毒治疗，避免其进展成为慢性乙肝，因为慢性乙肝会反复损伤肝细胞，造成肝细胞纤维化，进而转化成为肝硬化，肝硬化又会继续进展，发展成为肝癌。在我国肝癌患者中，80%左右的人都有乙肝的病史，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肝癌都是由肝炎进展而形成的。所以对于肝炎，大家一定不要拖，否则很可能进展成为肝癌。③   2. 萎缩性胃炎——胃癌   清华长庚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李昕权2018年在健康时报刊文介绍，一般认为，幽门螺旋杆菌经过口到达胃黏膜后定居感染，数周或数月后引发慢性、浅表性胃炎，数年或数十年后发展成为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等，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是导致胃癌最危险的因素。⑤   四川省泸州市中医医院放射科医师刘彬2021年4月在人民日报健康号刊文介绍，引起萎缩性胃炎最为常见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是胃癌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虽然不能说患了萎缩性胃炎就一定会进展成为胃癌，但是有萎缩性胃炎的人确实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所以一旦查出是萎缩性胃炎，大家一定要积极进行治疗，特别是本身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群，防止萎缩性胃炎继续进展，发展成为胃癌。③   3. 慢性宫颈炎——宫颈癌   宫颈炎一般有急性宫颈炎、慢性宫颈炎之分，与宫颈癌有一定关系的是慢性宫颈炎。   清华长庚医院血液肿瘤科副主任医师于卓2018年在健康时报刊文介绍，慢性宫颈炎，大多是分娩、流产或手术损伤子宫颈后，病原体侵入而引起的感染，它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说宫颈糜烂、宫颈肥大、宫颈息肉、宫颈腺囊肿和宫颈外翻等。并不是说患有宫颈炎的患者一定会导致宫颈癌，如果慢性宫颈炎患者被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持续感染，则是容易发生宫颈癌病变的，其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是指HPV16和HPV18。⑤   4. 溃疡性结肠炎——肠癌   肠炎的分类也很多。四川省泸州市中医医院放射科医师刘彬2021年4月在人民日报健康号刊文介绍，首先要给大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肠炎都会发展成为癌症，但是如果是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因为研究显示，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他们患恶性肿瘤的风险是明显升高的。 […]

康复包括生理功能的恢复、心理状态的调整以及社会活动能力的恢复。 乳腺癌的康复治疗就是在乳腺癌正规治疗同时或结束后，帮助患者恢复机体生理功能、调整心理状态，并且使患者能够回归社会，重建被疾病破坏了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乳腺癌的治愈率是很高的，可是，术后生活护理应该注意些什么？提高康复率应该怎么去做？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患侧上肢功能的锻炼 功能锻炼对于恢复患者肩关节功能和消除水肿至关重要，但必须严格遵守循序渐进的顺序，不可随意提前，以免影响伤口的愈合。 循序渐进方法 术后1-2天，练习握拳、伸指、屈腕等。 术后3-4天，前臂伸屈运动。 术后5-7天，患侧的手摸对侧肩、同侧耳（可用健肢托患肢）。 术后8-10天，练习肩关节抬高、伸直、屈曲至90度。 术后10天后，肩关节进行爬墙及器械锻炼。 （1）功能锻炼的达标要求是：2周内患肢上臂能伸直、抬高绕过头顶摸到对侧的耳。达标后仍需继续进行功能锻炼。 （2）术后7天内限制肩关节外展。 （3）严重皮瓣坏死者，术后2周内避免大幅度运动。 （4）皮下积液或术后1周引流液超过50毫升时应减少练习次数及肩关节活动幅度（限制外展）。 （5）植皮及行背阔肌皮瓣乳房重建术后要推迟肩关节运动。 预防或减轻上肢水肿 一般认定患侧上肢周径比对侧上肢周径长小于3厘米为轻度水肿，3-5厘米为中度，大于5厘米为重度水肿。 （1）预防感染：保持患侧皮肤清洁。不在患肢手臂进行有创性的操作，例如抽血、输液等；洗涤时戴宽松手套，避免长时间接触有刺激性的洗涤液；避免蚊虫叮咬；衣着、佩带首饰或手表时一定要宽松。 （2）避免高温环境：避免烫伤；患侧手臂不要热敷，沐浴时水温不要过高；避免强光照射和高温环境。 （3）避免负重：避免提、拉、推过重的物品；避免从事重体力劳动或较剧烈的体育活动。 （4）其他：尽快恢复手臂功能；乘坐飞机时佩带弹力袖套。 （5）淋巴水肿的自我护理方法： a、轻度或中度淋巴水肿：抬高手臂；沿淋巴走向自下而上向心性按摩；做手臂功能恢复训练；佩带弹力套袖。 b、重度淋巴水肿：佩带弹力套袖；物理治疗。如手臂出现变红或异常硬等症状，或水肿严重时应考虑有感染发生，应抗感染及对症处理。  营养和运动 乳腺癌疾病本身的进展或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均有可能会导致患者营养不良，而饮食过剩造成超重，也是乳腺癌患者康复期所面临的问题之一。 癌症患者同时也是第二原发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的高危人群，合理的营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乳腺癌患者康复期显得尤为重要。 图片来源：摄图网 饮食营养 目前为止尚没有证据证明某一类食品的饮食与乳腺癌的复发或转移相关。 （1）可选用容易消化、高蛋白、高维生素、低脂肪的食物。 （2）需要禁忌的食物有： 胎盘及其制品； 未知成分的保健品。  运动 康复期应选择一项适合自己并能终身坚持的有氧运动。可以向患者推荐的运动有快走、骑车、游泳、打太极拳以及有氧舞蹈等。 均衡饮食几有氧运动可以增强人体免疫系统、有效减轻精神压力、改善睡眠、缓解有癌症及对其治疗而引起的疲劳症状，增加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保持正常的体重； 坚持日常锻炼； 减少酒精的摄入，不要抽烟； 慎用保健品  心理状态的调整 不良情绪的心理干预 医护人员和家属需要了解患者的心理变化特点及心理状态调整的过程，以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预。医护人员和家属可以在认知、决策、应对技能等方面提升患者自我控制能力，指导和开导患者合理的运用暗示、宣泄等应对技巧，以增加对于困境的忍耐力。 避免位于患者过多的同情与怜悯，向患者强调保持常态的重要性，帮助患者尽快摆脱患者角色，积极面对生活。 （1）提供充分信息，帮助患者理性接受患病事实。医护人员和家属可以参与患者的认知矫正，帮助她们进行适当的反思，减少错误的想法，减轻患者的恐惧。 （2）帮助患者寻找积极的生存目的，建立生活的信心。医护人员和家属必须及时且正确地评估患者当前的期望，包括患者与其亲属之间的依赖关系和程度。帮助患者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重要性，以增加其与疾病抗争的信心。 （3）激发患者的承担意识，协助其有效地控制自我。实施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护理和家庭关爱模式，帮助患者充分发挥她们的决策权，激发她们的自我承担意识。 图片来源：摄图网  生育指导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生育会影响乳腺癌患者的预后，但在选择是否生育，以及何时生育时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疾病复发和转移的风险以及治疗对后代的影响，与患者也要有充分的沟通。 （1）乳腺原位癌患者在结束了手术和放疗之后即可考虑生育； （2）淋巴结阴性乳腺浸润性癌患者在手术2年后可以考虑生育； […]

202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大会将在6月3-7日召开，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肿瘤学会议之一，本次会议展示了大量的新进展、新数据。会上，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胸科医院韩宝惠教授领衔开展AUTOMAN研究结果将会更新，初步证实双口服TKI——奥希替尼+安罗替尼一线治疗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疗效和安全性。对此，本文特介绍该研究的最新结果，并邀请韩宝惠教授进行精彩点评。 EGFR敏感突变晚期NSCLC一线治疗需求尚未被完全满足，如何更上一层楼？ EGFR突变在中国NSCLC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50%，随着EGFR-TKI的出现，这部分患者的生存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特别是以奥希替尼为代表的三代EGFR-TKI，给患者带来了长期生存的希望。 FLAURA研究显示，与一代EGFR-TKI相比，奥希替尼治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18.9个月，降低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54%（HR=0.46, 95%CI：0.37-0.57）；而且，奥希替尼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证实有总生存期（OS）获益的EGFR-TKI，中位OS达38.6个月[1]。 同样，奥希替尼在降低中枢神经系统（CNS）转移病灶进展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对于基线伴CNS转移或转移灶未经治疗的患者，奥希替尼能使患者的CNS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52%（CNS mPFS：NR vs. 13.9个月，HR=0.48），并减少新发CNS病灶的发生（奥希替尼 vs 对照组：12% vs. 30%）；且基线有脑转移的患者接受奥希替尼治疗也具有更长的中位PFS（15.2个月 vs. 9.6个月，HR=0.47）[2]。 目前，奥希替尼已成为EGFR突变晚期NSCLC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并获得了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等国内外权威指南的一致推荐。 然而，虽然目前EGFR-TKI已经呈现“三代同堂”的局面，治疗选择日益丰富，但EGFRm患者仍存在巨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因此，如何进一步改善此类患者的生存获益，仍是当前的焦点问题。 AUTOMAN研究初步结果将亮相2022 ASCO，奥希替尼+安罗替尼或成一线新选择 为了进一步改善EGFR突变晚期NSCLC患者的预后，延长其生存时间，研究者进行了不同联合治疗策略的探索，比如EGFR-TKI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A+T”）的治疗模式。既往多项研究如JO25567、NEJ026、ARTEMIS等均证实“A+T”治疗模式可为患者带来PFS获益，但未取得OS获益[3-5]。那么奥希替尼联合安罗替尼的一线治疗EGFR敏感突变晚期NSCLC的疗效与安全性如何呢？AUTOMAN研究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6]。 AUTOMAN是一项 Ib/IIa 期开放标签研究，纳入EGFR敏感突变阳性的晚期或转移性肺腺癌初治患者，并允许稳定的CNS转移患者入组。患者接受奥希替尼（80mg）联合安罗替尼（8mg、10mg或12mg）治疗。主要终点为使用RECIST v1.1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次要终点包括疾病控制率（DCR）、缓解深度、中位PFS、12个月OS率和安全性。 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6月，共25例患者被纳入研究并开始治疗。中位年龄为59岁（38-77岁），11例（44%）为女性，24例（96%）ECOG PS评分为1分，24例（96%）患者为IV期，6例（24%）患者基线伴CNS转移。 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11月23日，18例（72%）患者仍在接受治疗。在23例疗效可评估的患者中，总体ORR为65.2%（95%CI 42.7%-83.6%），DCR为95.7%（95%CI 78.0%-99.9%），中位缓解深度为-40.7%（范围：-70.6%至49.7%）。 安全性方面，在21例（84%）患者中观察到不良事件（AE）。其中最常见的AE为血小板计数减少（56.5%）、促甲状腺激素增加（39.1%）和腹泻（30.4%），未发生预期外的AE。5例（20%）和2例（8.0%）患者分别经历了≥3级AE和严重AE。8例（32%）患者出现了与安罗替尼相关的剂量调整。无致死性AE事件报告。 该研究结果表明，奥希替尼联合安罗替尼作为初治EGFR突变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和安全性。 韩宝惠教授：奥希替尼联合安罗替尼疗效初显，期待后续PFS结果进一步夯实获益 奥希替尼是三代EGFR-TKI，基于FLAURA研究中PFS和OS双重获益，其已成为EGFR突变晚期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标准治疗方案。抗血管生成药物安罗替尼作为⼀种新型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目前在国内已经获批用于晚期NSCLC的后线治疗。两款药物的服用方式均为口服给药，便于患者长期用药。 在2021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上，AUTOMAN研究结果首次亮相，并证实了奥希替尼联合安罗替尼的耐受性良好[7]。在2022年ASCO大会上，AUTOMAN研究再次入选，并更新了疗效和安全性数据。这项小样本的探索性研究初步显示，奥希替尼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EGFR突变晚期NSCLC具有良好的疗效，ORR为65.2%，DCR为95.7%，中位缓解深度为-40.7%；该联合方案的总体安全性良好，无新的安全性事件发生。 目前AUTOMAN研究仍在随访中，期待后续PFS结果的公布进一步夯实奥希替尼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的获益，从而让更多EGFR突变晚期NSCLC患者能够实现长期生存。 *截止时间：2022-5-28 专家简介   韩宝惠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呼吸内科名誉主任 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国务院津贴获得者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执行委员 CSCO肿瘤血管靶向前任主委 卫生部呼吸内镜培训基地主任 中国医师学会肿瘤专委会常委 中华医学生物免疫学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肿瘤靶向分子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上海市医师协会呼吸内科医师分委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1].Ramalingam […]

肝细胞癌（HCC）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多数患者初诊时已为中晚期，系统治疗为其主要治疗方法。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中晚期HCC系统治疗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打破了分子靶向药物的单一治疗格局。为了更好指导临床合理、有效、安全地应用免疫治疗药物，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委会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形成《肝细胞癌免疫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版）》，供国内同行参考。 一、临床治疗推荐 推荐意见1：HCC的一线免疫治疗首选方案为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Ⅰb，A）、信迪利单抗+IBI305（Ⅰb，A），可考虑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Ⅱb，B）、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Ⅱb，B）。如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存在禁忌，建议使用纳武利尤单抗（Ⅰb，B）（表1）。   表1  HCC一线免疫治疗方案 推荐意见2：HCC的二线免疫治疗方案为卡瑞利珠单抗（Ⅱb，A）、替雷利珠单抗（Ⅱb，A）、纳武利尤单抗（Ⅱb，A）、帕博丽珠单抗（Ⅱb，A）、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Ⅱb，B）、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Ⅱb，B）（表2）。   表2  HCC二线免疫治疗方案 推荐意见3：对于不适合手术切除的CNLC-Ⅱb、Ⅲa和局限性转移的Ⅲb期HCC，通过免疫转化治疗后行根治性手术，可以使患者生存获益。关于手术时机和术后辅助治疗建议多学科诊疗团队共同决策（Ⅰb，A）。 推荐意见4：ICI作为HCC术后高危复发患者的辅助治疗尚无成熟的Ⅲ期临床研究数据，基于目前尚无有效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案，建议患者参加ICI辅助治疗临床研究（Ⅲ，I）。 二、免疫治疗生物标记物 推荐意见5：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HCC免疫治疗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可结合临床实际情况对患者进行组织学或血清学等检测，探索免疫治疗有效的分子标志物（Ⅲ，C）。 三、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 推荐意见6：采用动态增强MRI或CT为影像检查进行疗效评估，免疫治疗疗效评估可采用RECISITv1.1标准或者mRECIST标准，如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优选mRECIST标准（Ⅰb，A）。ICI治疗前6个月内每6周左右复查影像学，后续可结合肿瘤标志物每9~12周复查。   四、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 推荐意见7：ICI治疗前需完善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和影像学等检查，对肿瘤病情和基本器官功能进行评估（Ⅰb，A）。 推荐意见8：ICI治疗中需评估临床症状体征，定期和不定期复查实验室指标和脏器功能评估，复查影像学检查，治疗后进行随访，警惕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包括治疗结束后延迟出现的毒性（Ⅰb，A）。 推荐意见9：对于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性HCC，只要HBV-DNA可检测到，均应抗病毒治疗；对于HBsAg阳性的HCC，即使HBV-DNA阴性，也应接受核苷（酸）类药物抗病毒治疗。对于病毒载量过高的患者，免疫治疗前应先进行抗病毒治疗降低病毒载量，建议治疗前HBV-DNA<2000 U/ml；免疫治疗期间，每1~2个月复查HBV-DNA（Ⅱb，A）。 推荐意见10：ICI治疗的再挑战需要从风险和获益两个角度出发，结合初始免疫治疗irAEs的类型、严重程度和疗效，有无其他肿瘤替代治疗方法等综合考虑（Ⅲ，A）。 五、特殊人群应用免疫治疗 推荐意见11：鉴于较高的移植排斥和致死性风险，对于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患者，临床治疗不常规推荐ICI治疗（Ⅲ，D）。如无其他治疗选择时，是否启动ICI治疗需与患者及移植外科医师充分沟通。 推荐意见12：在相对较好的Child-Pugh B级肝功能的HCC患者中可考虑谨慎使用ICI治疗（Ⅱb，B），Child-Pugh C级的患者推荐最佳支持治疗。 推荐意见13：对于纤维板层样HCC和混合型肝癌的系统治疗缺少循证医学证据，包括免疫治疗（Ⅲ，I），未来可以通过篮子试验或伞式试验探索这些少见病理类型肝癌的靶向 、免疫治疗方案。 推荐意见14：对于轻度活动性或不需要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AD）的患者，ICI治疗不是绝对禁忌，但需慎用（Ⅲ，C）。自身免疫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或危及生命的AD的患者，尤其是免疫抑制药物不能控制或需要大剂量控制病情的患者，不适合ICI治疗。 推荐意见15：由于缺少大样本研究数据和充分临床应用经验，对重度肾功能受损患者进行免疫治疗需慎用（Ⅲ，C）。 推荐意见16：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下，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肿瘤患者接受ICI治疗可能是潜在可行的，但HCC患者相关报道极少，但还需积累更多的临床数据和经验，临床慎用（Ⅱb，C）。 推荐意见17：对于合并门静脉癌栓（PVTT）的患者，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是系统治疗的优选。由于PVTT累及范围和肝内肿瘤负荷差异、肝外转移与否以及肝功状态都造成PVTT患者之间存在较大异质性，建议参加多学科讨论（Ⅰb，A）。  

全球每三人当中，就会有一人曾经被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而其中约有2.4亿-3.5亿人会转变成慢性肝炎，临床上约有95%的肝癌患者是由于乙肝导致肝硬化、再进一步发展为肝癌。 我国为肝癌大国，一般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术治疗、肝移植、消融治疗、介入治疗、放射治疗、化学疗法、靶向疗法及免疫疗法。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周军教授本期给我们带来了一例原发性肝癌治疗并取得接近完全缓解（CR）的经典病例。 Ⅳa期原发性肝癌细胞患者 基本情况患者病史 PTCD术后腹部MRI影像学资料 2020年1月10日，患者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肝穿刺活检，病理结果（肝右后叶结节）示：支持肝细胞肝癌，III级。 免疫组化示：CK7（-），CK19（-），AFP（＋），Arginase（-），Hep（＋），TTF-1（-），CK8/18（＋），CDX2（-），GPC-3（＋）。 临床诊断： 原发性肝细胞癌III级IVa期肝门区、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 PTCD术后。 抗血管治疗后出血， 切换免疫＋抗血管治疗 由于疫情，患者没有条件进行T+A治疗和胃肠镜检查。 2020年2月3日，患者开始仑伐替尼8mg qd口服治疗，用药第10日出现发热、PTCD引流液色红，停药1周后恢复治疗。 2020年2月22日、2020年3月13日行卡瑞利珠单抗+仑伐替尼治疗2周期，具体为：卡瑞利珠单抗200mg d1，仑伐替尼4mg/8mg交替每日服用，q21d。 甲胎蛋白（AFP）：3872ng/ml（2020年2月4日）；4859ng/ml（2020年3月13日）。 AFP显著上升，患者是否从治疗中获益，还是疾病进展（PD）？考虑到患者初始治疗后PTCD引流液色红，仑伐替尼4mg/8mg的交替使用是否会造成疗效明显降低？ 在2周期治疗后，为了评估疗效，患者进行MRI检查，然而成像结果令人困惑。 PTCD术后，肝左叶占位较前略微缩小，原约87×67 mm，现约80×62 mm；门脉左支瘤栓增大，横断面直径约20 mm；肝S6占位明显增大，原约26×23 mm，现约40×37 mm；肝门区、腹主动脉旁多发淋巴结部分缩小，较大者原约19×14 mm，现约17×11 mm。 2020年4月1日2周期治疗后腹部MRI影像学资料 2020年1月31日基线腹部MRI影像学资料 一个病灶缩小，一个病灶明显增大，右肝病灶增大是否为疾病引起尚不明确，2周期后疗效综合评判为待证实的疾病进展（iuPD）。 下一步治疗该怎么选？经团队综合讨论，予以患者： 继续原方案药物治疗； 继续原方案药物治疗+介入治疗； 更改新方案药物治疗； 局部放射治疗； 手术或其它治疗。 介入治疗加入或增强免疫治疗效应 针对右肝病灶真进展的情况，经与介入科充分讨论，予患者在介入治疗的前进行肝穿刺活检。 2020年4月7日至2020年4月27日行第3-4周期卡瑞利珠单抗（卡瑞利珠单抗200mg d1）+仑伐替尼（4mg qd），q21d治疗。 期间于2020年4月23日行肝动脉化疗栓塞：载药微球（表柔比星）+奥沙利铂+氟尿嘧啶。2020年4月23日（肝穿刺)病理示：送检的少量肝组织，部分区域为纤维化，组织边缘可见少量异形细胞巢（仅半个高倍视野），结合病史考虑为肝细胞肝癌；免疫组化CD3，CD4，CD8显示肿瘤内浸润淋巴细胞不丰富。 该病理活检结果支持：PD。 2020年5月18日、2020年6月15日行第5、6周期卡瑞利珠单抗（200mg d1）+仑伐替尼（4/8mg qd），q21d治疗。 2020年6月15日复查AFP：12.64 ng/ml 介入治疗后，AFP变化 可看出，在介入治疗之后，AFP呈断崖式下跌，病情迅速缓解。周军教授所在团队认为，介入治疗“启动”并加强了前期免疫治疗的效果。 MRI结果显示，经过介入治疗，肿瘤出现了显著缩小。PTCD术后，肝左叶见多发占位，相互融合，整体范围缩小，原约80×62 mm，现约50×38 […]

目前，乳腺癌已经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肿瘤[1]，严重危害女性身体健康。开展乳腺癌筛查有助于肿瘤的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从而改善预后，降低死亡率[2,3]。 乳腺癌筛查的办法有多种，其中钼靶X线是目前早期发现乳腺癌的重要手段，也是欧美国家的首选筛查手段[4]。 然而，关于乳腺癌钼靶筛查的最佳频率一直存在争议。 近期，发布在JNCI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年龄区间在为40-74岁的大多数女性患晚期乳腺癌的风险较低或一般，乳腺癌钼靶筛查频率可以减少到2年1次。 【研究发表截图】 筛查不必过频繁，2年1次即可！ 该研究数据来源于美国乳腺癌监测联盟（BCSC）乳腺钼靶检查登记处，选取常规筛查的女性（排除有乳腺癌病史、乳房切除术后及小叶原位癌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其年龄、种族、民族、直系亲属乳腺癌家族史、良性肿瘤史、乳腺密度、身体质量指数（BMI）、绝经状态及既往乳腺活检结果等信息，按照筛查频次分为每年筛查1次（年度筛查组）和每2年筛查一次共两组，每次筛查后分别随访12个月和24个月，共随访6年。 运用开发的乳腺癌风险预测模型，对两组6年后晚期乳腺癌（解剖分期IIB及以上或预后病理II期及更高）的平均累积风险进行预测，分为5个风险等级（高，＞95%；中，≤95%且＞75%；平均，≤75%且＞25%；低，≤25%且＞5%；非常低，≤5%），根据筛查间隔将其合并为3个风险等级，以计算各风险组的患病率。 大部分女性晚期乳腺癌的风险低，普通风险人群没必要筛查过频 研究显示，无论筛查间隔如何（每年1次或2年筛查1次），69.1%的女性患晚期乳腺癌的风险为低或一般，17.4%的女性为中等或高，详情见图1-2； 图1                              图2 在每年1次的筛查和2年1次的筛查中，无论筛查间隔如何，具有中等或高晚期乳腺癌风险的女性占比相近； 研究显示，与每两年筛查一次的女性相比，筛查频率为每年1次的女性年龄更大，且有乳腺癌家族史和乳腺活检史。 有研究显示，无论筛查频率为每年1次或2年1次，50-74岁女性的乳腺癌死亡率均降低了20%，而每年进行筛查的人群中乳腺癌假阳性率和良性活检率增加了近2倍。 这些人乳腺癌风险高！ 研究显示，肥胖、致密型乳腺、乳腺非典型性增生与晚期乳腺癌密切相关，且高BMI和乳房致密程度对乳腺癌风险具有累积效应，即肥胖且乳房致密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更高； 绝经前妇女的乳腺癌家族史、乳腺致密度与晚期乳腺癌的关联性强于绝经后妇女，而绝经后妇女的超重/肥胖、黑人、非西班牙裔种族者与晚期乳腺癌的关联性更强； 良性乳腺疾病与晚期乳腺癌的关联强度不因筛查间隔及绝经状态而变化。 乳腺钼靶筛查中外指南的异同 不仅在全球，乳腺癌也是中国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5]。随着中国防癌教育的开展及两癌筛查工作的进行，参与乳腺癌早期筛查的女性比例逐年提高，但由于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在乳腺癌发病特点上存在明显差异，且我国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和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故西方国家以乳腺X线（即乳腺钼靶）为主的乳腺癌筛查模式不适合中国女性[6]，我国指南中相关内容如下：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2022年版）》[6]： “乳腺X线检查，对女性乳腺癌筛查敏感度约85.0%；然而对致密型腺体的敏感度低，约为47.8%～64.4%。亚洲女性乳腺普遍为致密型，体积较小，乳腺X线检查的敏感度和准确度低。” 美国放射学会影像网络（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Imaging Network,ACRIN)6666研究，对比乳腺超声及X线检查的筛查效率发现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超声检出的浸润性乳腺癌比率为91.4%，较乳腺X线检出比率（69.5%）更高。乳腺X线检查漏诊的乳腺癌多为浸润性癌，而超声漏诊的大部分是仅表现为钙化的原位癌。原位癌不一定会发展成浸润性癌，可能终生无症状；而浸润性癌的后果较严重。 《中国乳腺癌筛查与早期诊断指南》[7]中筛查部分的推荐意见如下：“推荐40岁~69岁的一般风险女性人群接受乳腺X线摄影筛查（中等质量证据，强推荐）。筛查适宜频率为每2年1次。”   参考文献： [1]SUNG H,FERLAY J,SIEGEL R L,et al.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GLOBOCAN […]

转化治疗是将不可切除肝癌转为可切除肝癌，然后切除肿瘤。国内许多研究中心已积累了肝癌转化治疗经验。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转化治疗是改善中晚期肝癌病人生存的重要途径。但转化治疗及其相关领域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临床和科学问题。目前，针对转化治疗已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肝癌转化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版）》。 因此，鉴于HCC系统治疗的进步，随着反应率的增加，系统治疗后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数量将在未来增加。现有的转化治疗方案多倾向于多学科的诊疗，关于单药用于转化的疗效和安全性暂未有相关性研究。本研究旨在明确一线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治疗后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的特征，并判断该策略是否可用于晚期肝细胞癌。 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共有364名患者入组，其中292名和72名患者分别接受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作为一线TKI治疗。Child-Pugh A级患者人数为320人（87.9%），B级患者人数为44人（12.1%）。总体而言，165例（45.3%）和192例（52.7%）患者分别为BCLC B期（中级）和C期（晚期）。研究的终点为总生存期（OS）。 研究结果显示，6例患者在TKI治疗后接受手术切除，其中4例（1.4%，4/292）和2例（2.7%，2/72）患者分别接受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作为一线TKI治疗。与未转化成功的患者相比，转化治疗的患者更年轻（P = 0.019），其病因包括病毒性肝炎，特别是HBV（P = 0.049）。 根据患者是转化成功（n = 6）还是未成功转化（n = 358），中位OS分别“未达到”和14.9个月，两组患者的3年生存率分别为80.0%和20.5%。 对接受TKI治疗后成功转化的人群进行了分析。TKI引入时，患者的最大肿瘤直径为93.5 mm(范围为16-134)，中位肿瘤数为5个(范围为1-10或更多)，TKI治疗的中位时间为278.5天(56 ~1513天)。与开始接受TKI治疗时相比，分别有2例和3例患者术前mALBI评分得到改善和维持。接受TKI但未转化成功的患者的ORR为24.0%，在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中，有4例(66.7%)患者出现了放射学部分缓解（PR）。6例成功转化患者的病理表现中分化3例，低分化3例。 基于上述结果，相对年轻，对TKI治疗有反应，肝功能或维持或改善的患者更容易成功转化，接受根治性手术。 这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证据，证明一线TKI（索拉非尼/仑伐替尼）转化治疗在晚期HCC患者预后的获益。基于患者特征的比较，转化成功的患者相对年轻，对TKI反应良好，其肝功能得到维持或改善。6例患者在TKI治疗后接受手术切除，其中4例（1.4%，4/292）和2例（2.7%，2/72）分别接受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作为一线TKI治疗。虽然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但接受仑伐替尼后手术切除的患者比例在数字上高于索拉非尼。这也与两款靶向药物ORR之间的差异相吻合。 总的来说，TKI治疗后的成功转化是晚期肝细胞癌的有用策略。当患者开始系统治疗时，如果观察到抗肿瘤作用和良好的背景肝功能，应考虑进行转化治疗。转化治疗的应用可能导致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在更长生存期方面获得更好的预后。当然，本研究作为一项回顾性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未来需要对更大的队列进行后续研究以进行进一步分析，包括转化治疗后的预后因素。 参考资料： Conversion surger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reatment

提到肺肉瘤样癌（pulmonary sarcomatoid carcinoma，PSC），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问：PSC到底是癌还是肉瘤呢？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命名本身带有疑惑性。其实，肺肉瘤样癌本质是上皮来源的癌，但是含有肉瘤样成分，实质是来源于上皮组织的癌细胞经上皮间质转化过程及完全性间叶表型关闭后形成的一组转化性癌[1]。 PSC是一组罕见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具有6种不同的病理类型：癌肉瘤、梭形细胞癌、多形性癌、巨细胞癌、肺母细胞瘤及混合型[2]。PSC的治疗原则与NSCLC相似，早期患者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模式。但PSC对放化疗不敏感，且容易复发和转移，相比其他NSCLC亚型预后更差[3]。本文汇总了这个“肺癌之王”的治疗进展，一起看看目前都有哪些抗癌利器。 图：肺肉瘤样癌占总体肺癌比率＜1% 早期PSC，手术优先 众所周知，根治性手术是早期NSCLC的最佳治疗方法，对于PSC这一点同样适用。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了手术对于早期PSC的价值。一项研究回顾分析了国家癌症中心262例PSC患者，发现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与接受非手术治疗的患者相比，中位生存时间显著获益(23.0个月 vs 11.0个月)[4]。 传统放化疗，不尽如人意 尽管新辅助化疗和辅助化疗均提高了可切除NSCLC患者的生存率，但围手术期化疗对PSC的影响存在争议。妙佑医疗国际（Mayo Clinic）的一项研究提示围手术期化疗并不能为PSC患者带来额外的生存获益[5]。辅助化疗在PSC中的作用在不同研究中有不同结论，尚需要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进一步探究。 对于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患者，虽然PSC对化疗有耐药性，但一些研究也显示了晚期PSC患者可一定程度从化疗中获益。含铂联合方案是驱动癌基因阴性的不可切除NSCLC一线化疗方案，然而在接受化疗的NSCLC患者中，PSC对化疗的应答明显差于其他类型[6]。 与化疗类似，尽管有研究称：放疗对PSC患者有益，但其围手术期放疗的效果同样不乐观。一项基于SEER数据库的研究得出：与未接受特殊治疗的PSC患者相比，放射治疗改善了I-III期PSC患者的总生存期（OS） [7]。而另一项研究中证实，虽然手术加辅助化疗/放疗延长了PSC患者的生存期，但单独手术与手术加辅助治疗的中位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由此看出，传统放化疗在PSC治疗中，获益差强人意。 针对基因突变进行靶向治疗， 生存获益现曙光 靶向治疗在NSCLC治疗中取得了里程碑式成功，近年来，科学家致力于PSC靶向治疗可行性的探索工作。中国PSC患者中，98%的患者存在至少一种基因突变，TP53是最常见的突变基因(78.6%)[8]，尽管突变基因普遍存在，但关于有效靶向药物的研究有限。 除了TP53，中国PSC人群中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发生率也很高，可达31.8%。鉴于既往研究中MET抑制剂在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NSCLC患者中的良好应答，近年来科学家们聚焦MET抑制剂，期望找到晚期PSC治疗的突破口。 MET作为一种原癌基因，突变会导致肿瘤发生发展。由 MET 基因编码的蛋白 c-MET 作为受体与其配体 HGF 结合后，会激活一系列下游信号通路，进而促进细胞增殖、迁移及血管生成[9]，MET突变通常与NSCLC患者预后不良相关。正所谓，上帝关上一扇窗又会打开一扇门。MET突变的PSC虽然严重程度更甚，但是也给了患者进行靶向治疗的机会。 在针对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靶向治疗研究中，赛沃替尼的表现尤为亮眼。2019年报告了第1例应用赛沃替尼治疗的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PSC案例[10]，该患者是NCT02897479研究的参与者之一。NCT02897479研究是目前MET抑制剂在PSC中规模最大的临床研究，共纳入70例局部晚期或转移性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阳性，组织学类型为PSC或其他NSCLC亚型的患者，患者均接受过至少一线系统性治疗。研究包括25例PSC患者，客观缓解率（ORR）达到40.0%（10/25），8例患者病情稳定。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为17.9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5.5个月[11]。该数据是令人鼓舞的，要知道，即使是早期接受手术的PSC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也仅23个月。同时基于该研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6月批准赛沃替尼用于治疗铂类化疗后进展或无法耐受的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转移性NSCLC。 另外，II期VISION研究显示，在疗效可评估的152例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NSCLC患者中，Tepotinib治疗的总体ORR为44.7%，其中初治（n=69）和经治（n=83）患者的ORR分别为44.9%和44.6%[12]。GEOMETRY mono-1研究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队列数据显示，Capmatinib在初治患者（n=28）中的ORR为67.9%，在经治患者（n=69）中的ORR为40.6%[13]。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其他MET抑制剂治疗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NSCLC具有一定的疗效，但这些研究均未纳入PSC人群，因此仍需进一步探索。 此外，EGFR-TKIs在EGFR突变NSCLC中疗效肯定，是PSC潜在的治疗药物，但其临床效果尚未得到验证。相关的文献主要为个案报道，EGFR突变在PSC中极为罕见，临床推广价值有限。 免疫疗法上阵来， 小荷才露尖尖角 目前免疫治疗在实体肿瘤的应用如火如荼，那在PSC中表现如何呢？研究表明，PD-L1在PSC中的表达普遍较高，且PD-L1在PSC中的阳性率高于其他NSCLC。在一份来自两个大型回顾性肺癌队列的报告中，PSC中的PD-L1水平比常规NSCLC高约40%[14]。PD-L1与KRAS突变存在密切相关性，大部分PD-L1阳性病例伴有KRAS突变。PD-L1的表达不仅与PSC侵袭性病理特征如N2侵犯、转移相关，而且与PSC患者总体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的降低也有一定的相关性[15]。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PSC中初步观察到抗肿瘤疗效。一项回顾性分析研究纳入了37例含铂化疗进展后接受抗PD-1免疫治疗的PSC患者，其中40.5%的患者获得了临床缓解，但遗憾的是，虽然OS有改善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16]。免疫治疗在PSC中的应用及优势人群筛选仍需要进一步临床研究证实。 综上，与其他类型的NSCLC相似，手术是可切除PSC的最佳治疗选择，但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已处于晚期，错失手术时机。放疗和化疗的效果存在争议。同时，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进展为晚期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是针对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PSC患者，MET-TKI靶向治疗为其带来了长期生存的希望。其他靶向药物及ICIs药物，已被报道具有抗肿瘤作用，但尚未在前瞻性临床试验中得到验证。我们也期待更多的高质量临床研究为我们揭晓答案。 参考文献： [1] Ouziane I , Boutayeb S , Mrabti H , et al. Sarcomatoid Carcinoma of the Lung: A Model of […]

本文对肺癌的潜力靶点和靶向药物进行了全面梳理，这里面包括了近两年全球范围内首次进入临床试验的“First in class”靶点，和近两年中国开始追逐海外脚步展开临床探索的“Fast follow”靶点，并结合最新临床试验进展梳理。 1 ALK靶点机制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与众多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共享信号传导途径，异常激活后引起细胞向恶性转化并无序增殖。 2007年，日本肺癌患者中首次报道了ALK基因与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EML4）基因融合的现象。该融合基因编码产生的嵌合蛋白，含有EML4氨基端和ALK羧基端，后者包括ALK的整个胞内酪氨酸激酶结构域，该结构域的异常表达通过自身磷酸化活化下游RAS/MAPK、PI3K/AKT和JAK/STAT3等通路。 ALK融合基因存在不同变异，对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ALK TKI）的敏感性可能因此存在差异。ALK融合与数十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研究进展较快的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领域。 相比于EGFR经典突变，ALK阳性（多表现为ALK重排）在晚期NSCLC中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占3%~5%，属于相对罕见的靶点，但却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靶点。随着ALK抑制剂的研究越来越成熟，ALK阳性晚期NSCLC正在逐步实现“慢病化”。 第一、二、三代针对ALK-TKI上市，极大地延长了ALK融合晚期NSCLC患者的总生存期。 已在中国上市的该类药物有第一代克唑替尼、第二代塞瑞替尼、阿来替尼及2022年3月刚刚获批的布格替尼，适应证为ALK阳性晚期NSCLC的一线及后线治疗。 首个国产的恩沙替尼已于2020年底获批作为二线治疗药物，近期又获得了一线治疗的适应证。美国TurningPoint Therapeuti治疗公司研发的第四代ALK抑制剂Repotretinib（TPX-0005）和TPX-0131正处于研究开发阶段。该药对ROS1、NTRK和ALK阳性的实体瘤显示出强大的抗癌活性，能够较好地克服多种ALK耐药突变，包括ALK复合突变，并且具有优越的脑渗透性。 2 BRAF靶点机制 BRAF基因是一种原癌基因，位于染色体7q34，编码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是RAF家族的成员之一。 BRAF蛋白与KRAS蛋白同为RAS-RAF-MEK-ERK信号通路中上游调节因子，使MEK、ERK蛋白相继磷酸化，是激活参与细胞增殖和生存的相关基因。突变的BRAF蛋白增强了激酶的活性，其中具有致癌及治疗价值的是BRAF V600突变，主要包括V600E和V600K突变，引起下游信号活化而致癌。 BRAF突变一般与EGFR、KRAS等突变相互独立和排斥，并且不同时出现。按照作用靶点的不同，BRAF抑制剂可分为多靶点激酶抑制剂和BRAF V600E（单靶点）特异性抑制剂两类。特异性BRAF V600E（单靶点）抑制剂，达拉非尼（Dabrafenib）对BRAF尤其是BRAF V600E有很高的抑制活性，可联合MEK抑制剂曲美替尼用于BRAF V600E突变的肺癌患者。 3 CD39靶点机制 CD39是一种细胞膜蛋白，是由胞外核苷酸三磷酸盐二磷酸水解酶（ENTPD）基因编码的一种胞外核苷酸水解酶，属于ENTPD1家族，具有三磷酸腺苷（ATP）酶和二磷酸腺苷（ADP）酶活性，可将胞外ATP和ADP水解为单磷酸腺苷（AMP）。 CD39其参与催化产生的细胞外腺苷（ADO）在肿瘤微环境中具有重要的免疫抑制作用。ATP-腺苷（ATP–adenosine）途径是TME中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的关键调节剂。应激或死亡细胞释放的ATP可提供炎症信号，这对有效的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至关重要。 相反，细胞外ATP（eATP）水解成胞外腺苷则限制了免疫反应。eATP水解成胞外腺苷的过程主要通过CD39和CD73两种外切酶的级联反应发生，其中CD39是eATP水解中的关键限速酶。CD39可结合eATP并将其转化为细胞外腺苷，抑制免疫反应。 研究表明，CD39在各种人类肿瘤中均呈现高表达现象，CD39主要表达于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其在淋巴瘤、肉瘤、肺癌、胰腺癌、卵巢癌等人类肿对肿瘤微环境（TME）起着至关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 CD39靶向药在肿瘤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达到抗肿瘤作用，一方面是阻断CD39 ATP酶活性，可提高肿瘤微环境（TME）中有促炎和促细胞增殖作用的ATP水平，另一方面是抑制下游产物ADO的累积，进而降低调节性T细胞的免疫抑制功能并长期建立免疫抑制性。 4 CD70靶点机制 正常组织中CD70是一种Ⅱ型跨膜糖蛋白，仅短暂地表达在活化的T细胞、B细胞及成熟的树突状细胞（DC）中。CD70受体为CD27，CD27作为一种协同刺激的T细胞受体，与0X40、4-1BB的共刺激还促进活化T细胞的存活，是T细胞启动和记忆分化的关键；CD70与CD27的作用可以促进T细胞和B细胞的活化、增殖及分化，调节免疫应答。 正常情况下CD70主要在活化的淋巴细胞表达，病理情况下CD70高表达于多种肿瘤组织，肿瘤细胞通过表达CD70结合T细胞受体CD27，慢性的共刺激导致T细胞表达PD-1、TIM-3等免疫检查点，从而导致免疫功能耗竭，可以诱导免疫逃逸。 因此，CD70可作为肿瘤治疗的潜在靶点，给肿瘤的免疫治疗带来新的方向。鉴于CD70在肺癌、肾细胞癌、血源性肿瘤、中枢神经系统胶质瘤等多种恶性肿瘤中均异常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及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可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的新型生物标志物、临床诊断治疗及监测疾病预后的新靶点。 5 FGFR靶点机制 肿瘤微环境重要的组成之一，即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其与正常纤维细胞相比，是体积较大的纺锤形间充质细胞；活性受肿瘤细胞分泌的生长因子调控；同时，其自身还可以分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 FGF作为FGFR的配体家族，由22个功能不同的配体组成，其中18个配体通过4个高度保守的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FGFR1-4发挥作用，配体与受体结合可促进受体二聚化，激活下游信号传导通路，如PLC-γ/Ca2+、RAS/MAPK、FRS2/PI3K/AKT及PLC-γ/PKC等通路。这些信号传导途径在多种生理过程如细胞增殖、分化、迁移和凋亡中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FGFR在多种细胞类型上表达。当FGFR发生突变或过表达时，会引起FGFR信号通路过度激活，并进一步诱发正常细胞癌变。 研究发现，多种肿瘤的发生中伴随着肿瘤组织的FGFR过表达和激活，它们可促进肿瘤血管形成和肿瘤细胞分裂增殖等。 FGFR作为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超家族的一员，几乎在各种恶性肿瘤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发生率较高的恶性肿瘤有尿路上皮癌、胆管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鳞状上皮癌等；同时，在肺癌、肝癌及乳腺癌等肿瘤中也发现了FGFR的异常激活。 因此，FGFR已经成为全球制药公司开发新型抗肿瘤药物的重要靶标之一，引起各国药物学家广泛关注。 6 FLI1靶点机制 Friend白血病病毒插入位点1（FLI1）是E26转化特异性因子转录因子家族的成员，主要在造血干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中表达，作为转录因子，与多种基因启动子或增强子结合，参与多种基因与蛋转录与激活，如激活原癌基因BCL-2，抑制抑癌基因p53活性。 此外，FLI1还具有抑制造血细胞向红系分化的作用，降低红系相关转录因子GATA-1/2和TAL-1的表达。 FLI1最初是在Friend病毒诱导的小鼠红白血病细胞中发现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显示FLI1在许多恶性肿瘤表达，如尤文肉瘤、小细胞肺癌、嗅神经母细胞瘤、恶性血管瘤、膀胱癌、白血病及淋巴瘤等恶性肿瘤，参与其病理生理过程。 7 FRA1靶点机制 FOS相关抗原1（FRA1）属于FOS蛋白家族，主要与JUN家族蛋白形成AP-1复合物，从而发挥作用。 转录因子复合物AP-1是在生物过程中调节基因转录的关键因素，多种肿瘤相关基因表达受AP-1调控；作为转录因子AP-1家族成员之一，原癌基因FRA1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方面逐渐受到关注。FRA1的调节发生在转录和翻译后修饰的水平，主要修饰方式是磷酸化。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针对PD-1通路的免疫治疗在胆道肿瘤（BTC）患者中有潜在的作用。而随着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肝癌的III期临床获得了积极结果后，关于免疫联合的试验也在胆道肿瘤中火热开展。既往有研究显示，抗PD-1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和局部治疗可增强内源性免疫应答。仑伐替尼加抗PD-1抗体与局部治疗在实体肿瘤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抗肿瘤活性。然而，这一联合疗法晚期胆道癌(BT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不清楚。 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以评估仑伐替尼+特瑞普利单抗联合或部联合立体定向治疗晚期胆道癌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55例晚期BTC患者符合资格标准。37例(67.3%)患者为肝内胆管癌（ICC），8例(14.5%)为肝外胆管癌（ECC），10例(18.2%)为胆囊癌（GBC）。所有患者都接受了≥1线的抗肿瘤治疗。 31例患者接受了仑伐替尼+特瑞普利单抗+立体定向治疗（放疗，HAIC, TACE或RFA），24例患者接受了免疫联合治疗。研究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OR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疾病控制率(DCR)和安全性。 本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21.1个月(IQR, 14.5-26.4)。联合立体定向治疗组的中位PFS为9.6个月(95% CI: 4.7-14.5)，而仑伐替尼+特瑞普利单抗治疗组的中位PFS为4.6个月(95% CI: 2.5-6.6) (HR 0.50；p=0.035）；中位OS分别为13.7个月(95% CI: 9.4-17.9)和9.2个月(95% CI: 7.9-10.4) (HR 0.45；p=0.023）。 仑伐替尼+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组的ORR为25% (6/24;95% CI: 6.3 ~ 43.7)，DCR为75% (18/24;95% CI: 56.3-93.7)。而在联合立体定向治疗组中，ORR为35.5% (11/31;95% CI: 17.6-53.3)，DCR为87.1% (27/30;95% CI:74.6-99.6)。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队列中，4例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达到部分缓解（PR）并进行手术，其中3例患者在联合立体定向治疗组，1例患者在仑伐替尼+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组。 共有28份样本可评估PD-L1的表达，PD-L1阳性(≥1%)的患者占29.1%。PD-L1阳性表达阳性的亚组PFS高于PD-L1阴性的亚组(14.7 vs. 5.9个月，P=0.007)。在OS、ORR、DCR中，PD-L1表达阳性的亚组与PD-L1表达阴性的亚组无明显差异。 安全性方面，最常见的不良反应（AE）是ALT或AST升高(74.5%)，其次是疲劳(72.7%)。最常见的3-4级AE是胆红素水平升高(12.7%)。 总结 接受全身抗肿瘤治疗的晚期BTC患者治疗选择有限，整体预后较差，需要新的有效治疗策略，尤其是对于化疗后病情恶化的患者，后续的治疗选择是有限的。在这项回顾性研究中，尽管所有晚期BTC患者都接受了一种或多种全身抗肿瘤治疗，但研究结果表明，添加立体定向治疗可能导致更长的OS和PFS。预先确定的亚组分析显示，在PD-L1阳性患者中，添加立体定向治疗的mPFS明显更好(9.6个月vs. 4.6个月，p = 0.035)。 与免疫联合治疗组相比，添加立体定向治疗患者的mOS更长(13.7个月vs. 9.2个月，p = 0.023)，表明立体定向治疗有改善长期生存的潜力。添加立体定向治疗的ORR和DCR也更好(ORR: 35.5% vs. 25%， DCR: 87.1% vs. 75%)。另外，3例患者在仑伐替尼+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局部治疗后接受手术治疗。结果表明，仑伐替尼联合抗PD-1抗体和局部治疗是一种可能的转化治疗，可以成功地将不可切除的BTC转化为可切除的状态，并有提高长期生存的潜力。 总的来说，立体定向治疗和仑伐替尼+特瑞普利单抗具有抗肿瘤活性。立体定向治疗对于曾经治疗过的晚期BTC患者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选择，这种治疗可能会在抗肿瘤活性方面提供显著的临床相关改善，并有可能提高曾经治疗过的晚期BTC患者的长期生存。同时，一部分患者可能获得临床收益，有机会转行手术，可以通过免疫联合立体定向治疗实现无瘤生存。PD-L1表达的回顾性分析显示，PD-L1表达与临床疗效的改善相关。但作为回顾性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设计良好的临床试验中评估其确切的疗效和安全性。 参考资料： Lenvatinib plus toripalimab […]

胃癌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全球第三大最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据2020年全球相关数据统计，新增胃癌病例超过100万例（约占所有癌症诊断人数的6%），新增死亡人数约76.8万例（约占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8.2%），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较大的健康负担。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手术，仅适用于早期胃癌，但这种疾病诊断时往往已是晚期，治疗选择有限，而且大多数患者对这些药物并不特别敏感，这强调了发现新的治疗模式的紧迫性。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CAR-T）疗法是细胞过继治疗（ACT）的方法之一，其主要原理是从患者身上分离T细胞，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为T细胞插入一个能够识别肿瘤细胞并同时激活T细胞的嵌合抗原受体（CAR），然后将扩增好的CAR-T细胞回输到患者体内并攻击表达相关抗原的目标细胞，而不依赖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限制。作为一种活性药物，CAR-T细胞免疫治疗正迅速成为一种有前途的治疗血液和非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创新治疗策略。2017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诺华公司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Kymriah 上市，用于治疗难治或至少接受二线方案治疗后复发的25岁以下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是人类历史上批准的首款CAR-T细胞产品，被FDA授予“突破性治疗”称号。   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取得初步成功后，CAR-T细胞治疗现在被广泛研究用于治疗实体恶性肿瘤的难治性和复发病例，许多研究表明，CAR-T细胞疗法在胃癌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本综述将系统介绍CAR-T疗法在胃癌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CAR-T的生物学基础、临床应用、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一、CAR-T治疗原理 T细胞要识别不同的细胞，需依靠T细胞表面的T细胞受体（T-cell receptor，TCR）与细胞表面的MHC分子递呈的抗原相结合，才能发挥识别作用。而肿瘤细胞可通过调低或者丢失MHC的表达以逃脱T细胞对它的识别和杀伤作用。细胞过继治疗方法如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疗法和T细胞受体工程化T细胞（TCR-T）疗法，均仅能识别MHC提呈的抗原，可能因肿瘤细胞下调或突变其MHC分子而逃避免疫监视，临床上有一定局限性。为了避开MHC的限制作用，一个极具前景的方法就是对T细胞进行改造，利用CAR对T细胞进行修饰，使T细胞获得针对某个靶点抗原表位的特异性，从而增强T细胞识别抗原信号与活化的功能，相较于天然T细胞表面受体，CAR赋予T细胞人淋巴细胞抗原（HLA）非依赖性方式识别肿瘤抗原的能力，具有传统细胞过继疗法无法比拟的优势。目前，CAR-T细胞疗法药物被批用于治疗B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以及多发性骨髓瘤。   二、CAR-T治疗过程及检测技术   CAR-T治疗过程可以分为不同的步骤： 1）医师从患者体内提取血液。 2）将提取的血液分离出非特异性的T细胞，在体外常使用病毒载体转导技术或基因组编辑技术，在T细胞表面插入可特异性识别肿瘤抗原的CAR。 3）经过一定程度的扩增后产生的T淋巴细胞，随即再回输回患者体内以对抗肿瘤细胞。   尽管这种自体CAR-T细胞不会引起排斥反应，但它也有一些众所周知的缺点如高昂的费用成本（约35～40万美元）和制备时间较长（约2～3周），且多数患者在接受CAR-T细胞治疗前均需使用放疗或者化疗进行淋巴耗竭预处理，这可能导致自体CAR-T细胞的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制备失败。   “现货型”（off-the-shelf）CAR-T细胞是指同种异体来源的T细胞制备而成的CAR-T细胞，其制备过程分为以下步骤： 1）从健康供体内分离出T淋巴细胞。 2）通过病毒载体将CAR基因转导入T细胞中并进行T细胞扩增。 3）经严格质检、分装、冷冻储存后，理论上可以如同“药品”一般，随时可供患者使用，无需等待。   同种异体CAR-T细胞治疗有许多潜在的优势，例如由于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实施而降低了成本，生产成批的低温保存的T细胞，使患者可以立即获得治疗。但现货型”CAR-T细胞存在2个问题： 1）可能危及患者生命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为避免GvHD的发生，制备“现货型”CAR-T细胞应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会引起GvHD和免疫系统排斥的相关基因（如HLA等）； 2）异体T细胞可能被宿主免疫系统迅速清除，为增加T细胞持久性可通过基因编辑给予更多的共刺激信号，延长T淋巴细胞的持续时间，而不影响CAR-T细胞活性。 CAR的结构和演化的示意图 CAR-T治疗效果若要得到保障，高效的检测技术必不可少。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FCM）是一种能够对单个细胞或生物微颗粒生物学性质进行定量分析和分选的检测手段，在整个生产、治疗过程中监控CAR-T细胞群体组成，并评估体内细胞的持久性和治疗效果发挥重要作用。如制备过程中，FCM可分析患者分离血液的成分，筛选与预后更好的供体T细胞特定群体以及评估CAR-T细胞的表型和功能，Fraietta等对自体来源CAR-T细胞进行基因组、表型和功能评估，发现CD27+CD45RO-CD8+T细胞的比例增高，与抗CD19CAR-T细胞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持续缓解有关。Salem等采用FCM和免疫组织化学（IHC）检测多发性骨髓瘤肿瘤细胞中BCMA表达的发生率和强度。FCM检测的阳性率显著高于IHC检测（97% vs. 72%，P<0.01）。值得注意的是，目的抗原的表达百分比和强度可能受到是否进行IHC或FCM、使用的抗体克隆、偶联荧光团或染料以及仪器设置和校准的影响。   三、CAR-T治疗在胃癌中的应用 晚期胃癌生存期短，治疗效果不理想，迫切需要新的治疗方法。目前，全球范围内针对胃癌的CAR-T细胞治疗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发现了一些胃癌的肿瘤标志物，现依据靶点对CAR-T细胞进行分类介绍。   1. HER-2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是具有酪氨酸蛋白激酶活性的跨膜蛋白，属于EGFR家族成员之一，其高表达可启动多种信号通路导致细胞增殖和肿瘤发生。正常人体组织中其表达量极低，HER-2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过表达，并可作为肿瘤预后的评估指标。在胃癌中，10%～20%的确诊病例中HER-2过表达。 曲妥珠单抗（赫赛汀）是一种靶向HER-2的单克隆抗体，并常联合化疗治疗HER-2阳性胃癌，但在治疗约1年后通常出现耐药导致治疗失败，因此，采用新的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必要的。Han等将共刺激因子CD137加入到HER-2CAR-T细胞中构建的chA21-4-1BBz CAR-T细胞，可在体外特异性地消除HER-2细胞，在体内研究中能够抑制皮下移植肿瘤模型和腹膜转移模型中HER-2的过表达。Song等将CD137-anti-HER-2 ScFv CAR通过慢病毒载体转染到T细胞中，能有效杀伤HER-2阳性胃癌细胞系和患者来源的原代胃癌细胞，还可以有效抑制胃癌干细胞的生长。Luo等设计一种双特异性T细胞激动剂 （bispecific T-cell engagers，BiTEs），由两个ScFv组成，可同时靶向TCR的CD3分子和肿瘤表面抗原HER-2，使T细胞和癌细胞之间形成免疫突触，从而介导肿瘤细胞死亡，这表明HER-2靶向CAR-T细胞治疗是治疗HER-2阳性进展期胃癌的潜在治疗策略，但其毒性仍需验证。   2. EpCAM 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

如果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灵魂人物，那这个人一定是“妈妈”。 从2020年开始，乳腺癌跃升成为第一大癌。在中国，乳腺癌的发病率低于西方国家，但近年来我国乳腺癌发病率的增速飞快，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发病率已接近发达国家。 而且，乳腺癌的发病出现一种年轻化的趋势。数据显示，美国乳腺癌患者中60岁以上居多，而中国女性发病高峰在50岁左右，甚至40岁及以下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还在持续增加。 是因为当代社会对女性要求太高吗？ 是因为女性生活工作压力太大吗？ 是由于饮食的变化让我们面临更高的癌症风险吗？ …… 让这种本应发生在一半人群的恶性肿瘤，竟然超过其他癌种，其原因可能是综合的，但乳腺癌确实容易发生在一些人群中，这类女性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 乳腺癌容易盯上这3类女性 01 家族遗传 乳腺癌具有明显的家族遗传性。研究证实，与乳腺癌遗传相关的基因突变大约有10多个，其中，BRCA1、BRCA2、TP53和PALB2是较常见的乳腺癌易感基因，携带这些突变基因，可增加至少5倍的乳腺癌风险。 注意：如果家族一级至三级亲属中有多个原发性乳腺癌和/或卵巢癌患者，则要注意定期筛查乳腺癌，做好乳腺健康管理。 02 激素相关因素 乳腺癌患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分型是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需要控制体内的雌激素水平。雌激素本身无害，也是女性离不开的激素，但有些与雌激素相关的生理变化和药物的使用却会增加乳腺癌风险。 月经初潮早或绝经晚 研究显示，月经初潮早于12岁或绝经年龄超过55岁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会增加30%～50%。 未哺乳或未怀孕 从未怀孕或首次生育年龄大于30岁的女性，其乳腺癌患病风险约是20岁前生育女性的2倍；母乳喂养12个月相较于未哺乳女性乳腺癌风险降低4.3%。 口服避孕药及使用雌激素类产品 口服避孕药都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一些绝经后女性服用“抗衰”保健品或使用雌激素类化妆品，也会显著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 注意：大豆及各种豆制品、豆浆豆奶等植物性雌激素可放心食用，不会增加乳腺癌风险，同时还能改善绝经后骨质疏松、抗氧化。 03 乳腺增生 一般来说，乳腺增生属于常见的乳腺良性疾病，不必过于恐慌。然而，临床数据证实乳腺增生确实与乳腺癌发生相关，尤其是乳腺非典型性增生，可使女性乳腺癌的总体患病增加约4倍。因此，虽然约90%的成年女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表现，但不可轻视定期的乳腺健康检查。 除了以上三种情况，一些处于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以及经常熬夜、生活作息不规律等为常态的女性朋友，也需要警惕包括乳腺癌在内的疾病发生。 如何降低自己患乳腺癌的风险？ 如果不希望被乳腺癌盯上，一定要做好以下几点： 保持健康的体重，坚持运动，远离腹型肥胖；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 适龄生育，尽量选择母乳喂养； 做好情绪调节，及时排解压力； 戒烟酒，慎用保健品； 定期做乳腺健康检查，及时发现隐患。 如何正确对待乳腺结节？ 在常规体检或其他检查时，偶然发现了乳腺结节，该怎么办？首先应明确一点，乳腺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但仍需要排除恶性可能。 乳腺B超（彩超）是最常用的乳腺结节检查方法，报告中通常也会体现乳腺的BI-RADs分级。等级越高，恶性程度越高，具体如下： 当BI-RADs为4级及以上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尽快到医院就诊，进一步检查或接受相应的治疗。当然，如果对检查结果有疑惑时，可选择更高级别医院再次检查后选择治疗方案。  

近日，河南一女子在体检时发现自己患有肺癌，而她本人却并无吸烟史，经医生询问后发现，该女子的丈夫因抽烟而患有肺鳞癌，而该女子长期生活在吸二手烟、三手烟的环境下，也患上了肺癌。 图源微博 看到这则新闻，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自己也深受身边烟民的荼毒，对于抽烟行为非常反感，但大多数情况都无可奈何。 图源微博 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你真的了解吗？电子烟有没有危害？如何预防肺癌呢？ 越来越多不吸烟的女性患上了肺癌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张真发教授表示，在不吸烟的中国女性中，二手烟暴露率高达70%左右，这部分人大概占女性肺癌患者的1/4。这一数据表明，尽管大多数女性不吸烟，但被动吸烟的现象十分严重！导致越来越多不吸烟的女性患上了肺癌，而在一个家庭中，不吸烟的女人和孩子则是最大受害者。 2022年出版的《NCCN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实践指南》中指出，“吸烟已经被明确认为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也同样很大”。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绝不亚于一手烟。 所谓二手烟，即被动吸烟，指非自愿吸取其他吸烟者喷吐的烟雾。三手烟是指，烟民“吞云吐雾”后附着在衣服、墙壁、地毯、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烟草残留物。 一个惊人的事实是，被动吸烟吸进的有害物质比主动吸烟更多。 张真发教授提到，与吸入的烟相比，暴露在空气中的二手烟致癌物质的含量更高，这些物质被不吸烟者经鼻吸入呼吸道后，一样可损害气管上皮细胞，诱发癌变。烟草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69种已知会导致癌症。烟草烟雾可在空气中徘徊长达5个小时，使接触者面临肺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肺功能降低的风险[1]。 对于遭受二手烟暴露的不吸烟者来说，会被动吸入烟草中的有害物质，长期可能危害健康。目前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二手烟暴露会影响婴幼儿发育、青少年成长，加重呼吸疾病患者病情，甚至会导致肺腺癌发病率上升，并且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升高[1,2]。 而三手烟可谓是“无孔不入”，这些烟草残留物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被消散，即便是香烟熄灭后仍然如此，甚至可在室内停留200天。 三手烟同样会影响儿童，特别是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另外也可能加重本身有哮喘、慢阻肺或肺功能不好者的病情。而且相比一手烟和二手烟，三手烟的致癌率甚至更高。 下图为吸烟肺和正常肺的对比图，看完你手中的烟还香吗？ 吸烟者的肺vs正常人的肺标本图 不吸卷烟，吸电子烟行吗？ 很多人的烟龄长久，对香烟有所依赖造成戒烟困难。近年来，电子烟作为一种尼古丁替代品应运而生，火速占领市场。但电子烟就没有危害了吗？ 电子烟中本应燃烧的是尼古丁替代品，但经检测发现，很多电子烟的尼古丁含量都超标超量[3]。因此，电子烟同样对身体有害！ 除此之外，为了增加电子烟的口感，生产厂家还会在电子烟中添加巧克力、薄荷等香料，不仅没能帮助戒烟，反而增加了电子烟的成瘾性。 预防肺癌，防癌筛查必不可少 我们无法掌控身边所有可能导致自己患癌的因素，但我们必须心存警惕，预防癌症。 真正能够把肺癌“扼杀在摇篮里”的方法只有：早筛查，早治疗。 目前，肺癌可筛查性高，可以用低剂量螺旋CT进行筛查。低剂量螺旋CT比X光胸片看得清楚，比PET-CT辐射低，性价比高。推荐年龄≥40岁，至少合并以下一项危险因素者至少筛查1次： 吸烟≥20包年（每天1包持续20年或每天2包持续10年），其中包括戒烟时间不足15年者； 被动吸烟者； 有职业暴露史（石棉、铍、铀、氡等接触者）； 有恶性肿瘤病史或肺癌家族史者； 有慢阻肺或弥漫性肺纤维化病史者。 何时开始戒烟都不晚！ 有的人觉得，我还年轻，再抽个十几年也没什么问题；有的人会举例标榜那些吸烟一辈子也没得肺癌的人；有的人觉得，我都抽了大半辈子了，说戒烟也为时已晚了。 然而，与年龄无关，你完全可以选择查出癌症之前选择戒烟。 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全面的检查，认识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于戒烟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戒烟才能更专业有效地进行。作为烟民的家人，也应当及时给予戒烟者的鼓励和支持。 “吸烟有害健康”，真的不是每包烟上的一行无意义的字罢了。希望还在抽烟的你，能让家人、身边的人尽早远离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 吸烟吞云吐雾的样子很酷，但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认真戒烟的你会更酷。   参考文献： [1]董际鼎,邵安春,郑光群,杨焕宁,王钧.香烟的危害与二手烟的防治研究[J].制冷与空调(四川),2020,34(05):619-625. [2]Matthew B.Schabath,Michele L.Cote.Cancer Progress and Priorities:Lung Cancer.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 1 October 2019;28(10):1563–1579.https://doi.org/10.1158/1055-9965.EPI-19-0221 [3]Czogala J,Goniewicz M L.,Fidelus […]

乳腺结节的发病率现在越来越高，大部分实性的乳腺结节主要是超声检查发现的低回声病灶，经常良性比较多。但也有一部分是乳腺癌，所以，乳腺结节分级尤为重要。 乳腺结节的分级是什么？ 一旦彩超发现乳腺结节，就会根据乳腺结节的形状，进行一次面试进行评级，也即是对其的危险度进行评分，BI-RADS分级法将乳腺病变分为0～6级，一般来说，级别越高，恶性的可能性越大。 边界比较清楚的、漂亮规整的会归类 2 级或 3 级，考虑为比较好的结节，危险性不高； 边界没那么清楚、不漂亮的、形状没那么规则的可能归为 4A 级，表示这个结节有点轻微的怀疑，需要进一步检查证明它是不是好结节。当然随着形态的不好，危险度的升高，还有 4B 级，4C 级，5 级，6 级的评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BI-RADS分级。 BI-RADS是美国放射学会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的缩写。BI-RADS 分级标准是由美国国家癌肿研究所、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医学会、美国外科医师学会和美国病理学家学会、美国放射学会共同努力制定的。这一标准的建立使描述乳腺病灶的特征性术语和评价病灶恶性程度的报告术语趋于标准化规范化，降低了解读乳腺影像学报告中出现误差和不确定性，尤其对乳腺癌复查诊断更为重要。 该分级主要从形态、方位、边缘、内部回声、后方特征、与周围组织关系、钙化等几方面描述乳腺肿物。 形态不规则、纵横比大于1、边缘模糊(成角、微小分叶、“蟹足状突起”)、不均质低回声、后方回声改变、结构紊乱侵犯周边组织、钙化均考虑为恶性标志。 正常乳腺组织 BI-RADS分级标准 1级：阴性 无异常所见（如有发现乳内、腋前正常形态淋巴结，亦属于1类）。 建议 常规体检（每年1次） 2级：良性病变 单纯性囊肿、积乳囊肿；乳房内移植物； 稳定的术后改变； 随访后无变化的纤维腺瘤。 如果把乳腺比作一串葡萄，乳腺囊肿就像里面有一颗葡萄全是葡萄汁，没有果肉了。 建议 定期随访（每6个月至1年1次） 3级：良性可能大 包括边缘光整、呈圆形或椭圆形、横径大于高径的实性肿块，很可能是纤维腺瘤； 触诊阴性的复杂囊肿和簇状微囊肿。 乳腺纤维腺瘤相当于发现一颗葡萄里面失去了原本的正常结构，只有干了的果肉了 建议 短期随访（每3-6月一次），2年随访无变化者可降为2类 4级：可疑恶性 相当于我们发现有一颗葡萄坏掉了。 建议 行病理学检查以明确诊断 4A：低度可疑恶性（≥2%-≤10%）。病理报告结果一般为非恶性，在获得良性的活检或细胞学检查结果后应进行6个月或常规的随访。例如可扪及的、局部界限清楚的实质性肿块，超声特征提示为纤维腺瘤；可扪及的复杂囊肿或可能的脓肿。 4B：中度可能恶性的病灶（＞10%至≤50%）。需综合影像学检查与病理学结果。部分界限清楚部分界限不清的纤维腺瘤或脂肪坏死可进行随访，但乳头状瘤则可能需要切除活检。 4C：恶性可能较大（＞50%至≤95%），但不像5级那样典型的恶性。例如边界不清的不规则实质性肿块或新出现的簇状细小多形性钙化。该级病灶很可能会是恶性的结果。 5级：高度可疑恶性     […]

肺癌，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在初次确诊罹患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患者中，约有10%~15%已经发生脑转移，在肺癌的完整病程中，更有高达20%-65%的患者会发生脑转移。尽管在晚期NSCLC患者中，ALK+仅占5%-7%，但有赖于该靶点较高的治疗价值，为ALK+NSCLC患者带来了较为显著的生存获益。使得ALK-TKI成为ALK+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首选方案。 1 二代ALK-TKI——显著降低 无脑转移NSCLC患者脑转移风险 NSCLC患者一旦出现脑转移，不仅生存时间大大缩短，伴随而来的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症状，会使得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因此，如何降低ALK+NSCLC患者脑转移发生率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针对于尚未发生脑转移的ALK+NSCLC患者，阿来替尼能否进一步降低或延迟脑转移的发生呢？2018年首次亮相的ALEX研究[1]相关数据给出了答案。 在ALEX研究中，纳入研究的303例患者经1:1随机分组，接受阿来替尼和克唑替尼治疗。在基线期和随后的每8周对所有患者进行脑部影像学检查。研究终点（按亚组分析：有/无基线中枢神经系统转移；有/无既往放疗史）包括无进展生存时间（PFS）、中枢神经系统（CNS）客观缓解率（ORR）、CNS转移进展时间。 图1 研究设计 研究数据显示，在基线无脑转移的ALK+NSCLC患者中，阿来替尼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达到了38.6个月，远高于克唑替尼组。同时，患者12个月CNS转移发生风险降低86%。上述结果足以证明，阿来替尼能够显著延缓患者脑转移的发生。 图2 ALEX研究PFS数据（基线无脑转移患者） 图3 基线无脑转移患者发生CNS进展情况 2 二代ALK-TKI—— NSCLC脑转移患者的靶向治疗选择 与此同时，ALEX研究还证实，阿来替尼不仅对基线无脑转移的患者效果显著，对于基线合并脑转移的患者，同样能控制颅内病灶、显著延缓CNS进展。对于临床医生而言，面对脑转移NSCLC患者，一款能够有效穿透血脑屏障进入颅内，长效控制脑转移，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药物是非常完美的。 在ALEX研究中，对基线存在CNS转移病灶的ALK+NSCLC患者接受阿来替尼与克唑替尼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进行了头对头比较。研究终点包括：PFS、CNS ORR和CNS进展时间。研究数据显示，阿来替尼治疗组患者的mPFS高达25.4个月，远超过克唑替尼治疗组的7.4个月。基础研究显示，与一代ALK-TKI相比，阿来替尼可以更好的穿过血脑屏障，在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较高，因此临床上对患者颅内病灶的疗效更好。 图4 ALEX研究PFS数据及亚组分析结果（基线脑转移患者） 在2019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上亮相的ALESIA研究[2]，是由21个医疗中心共同参与完成的一项随机、多中心、开放标签的大型III期临床研究，旨在头对头比较亚洲人群中阿来替尼和克唑替尼一线治疗ALK+NSCLC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 研究结果显示，阿来替尼组和克唑替尼组分别随访16.2个月和15.0个月后，克唑替尼治疗组的mPFS为11.1个月，而阿来替尼组中mPFS尚未达到，阿来替尼与克唑替尼相比显著延长了患者的PFS。同时，亚组分析显示，阿来替尼组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了89%（HR 0.11，95% CI：0.05-0.28），且在所有亚组中，阿来替尼均为患者带来获益。 图5 ALESIA研究患者PFS情况 图6 ALESIA研究患者亚组分析 在CNS病灶客观缓解率（ORR）（IRC评估）方面，阿来替尼组125名患者中，不论基线是否存在可测量的CNS病灶，ORR与CNS病灶完全缓解率均明显高于克唑替尼治疗组。其中，对于基线存在可测量CNS病灶患者，阿来替尼治疗组ORR更是高达94.1%，显著高于克唑替尼组的28.6%。同时，阿来替尼组的缓解持续时间比克唑替尼组更长（HR 0.22，95% CI 0.12-0.40；p<0.0001)。 图7 ALESIA研究两治疗组患者CNS治疗反应 3 阿来替尼—— 治疗ALK+NSCLC的中国真实世界研究[3] 在上述两项研究中，阿来替尼依托其较好的血脑屏障穿透效果，在ALK+NSCLC患者的全面脑保护方面展现出较好的疗效与安全性。但现有研究中，依托我国患者的真实世界治疗数据极为缺乏，为探究二代ALK-TKI在我国ALK+NSCLC患者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李峻岭教授领衔开展了基于我国ALK+NSCLC脑转移患者的真实世界研究。 与既往阿来替尼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不同，该项真实世界研究所纳入的65例ALK+NSCLC患者在接受阿来替尼治疗前均已存在基线脑转移，其中也包括经其他ALK抑制剂治疗后出现CNS进展的患者，且未排除存在CNS症状的患者。 研究者将患者分为三个队列：队列1为既往未接受ALK-TKI治疗的患者（n=20）；队列2为一线克唑替尼治疗后颅内病灶进展，伴或不伴颅外病灶进展的患者（n=32）；队列3为其他二代ALK-TKI治疗后仅CNS进展的患者（n=13）。 图8 阿来替尼在三个研究队列中的颅内病灶缓解情况 图9 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症状改善情况 该研究结果显示：在基线具有可评估CNS病灶（病灶直径≥1cm）的患者中，队列1颅内总缓解率（ic-ORR）为81.8%，这与先前ALEX研究中81%的CNS ORR保持一致。而在克唑替尼治疗后脑转移以及其他二代TKI治疗后脑转移患者中，阿来替尼亦具有较好的表现。队列2患者ic-ORR为76.5%，队列3患者ic-ORR为42.8%。CNS转移相关症状显著改善的患者比例分别为75%、78.6%和83.3%，且阿来替尼治疗组中，需要使用甘露醇或糖皮质激素以降低颅内压控制脑转移症状的患者的数量明显较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9例脑膜转移患者颅内疾病控制率高达100%，所有患者CNS转移相关症状均得到明显改善。 相对于脑实质转移，ALK+NSCLC患者发生“脑膜转移”的概率较低但患者预后更差。相关研究证实，脑膜转移患者如果不做治疗，mOS仅4-6周，放疗可以改善脑膜转移患者的症状，但并不延长生存时间。如何有效延长脑膜转移NSCLC患者的生存时间，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李峻岭教授领衔开展的该项基于我国患者的真实世界研究，第一次报道了阿来替尼在ALK+NSCLC脑膜转移患者中的疗效。研究结果显示共有9例患者基线存在脑膜转移，其中7例患者确诊时有典型的脑膜转移症状。经阿来替尼治疗后，100%患者脑膜转移症状有显著改善，其中7例（75%）患者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评分改善至少1分。中位随访时间为16.8个月，脑膜转移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病灶进展时间（TTP）为408天。   图10 脑膜转移患者经阿来替尼治疗前/后特征 该项真实世界研究，证实了阿来替尼在真实世界脑转移患者中，具有强大的中枢神经活性。不管有症状和无症状的ALK+NSCLC脑实质及脑膜转移患者均能从阿来替尼治疗中获益。 总结 上述研究中，共同探讨了ALK+NSCLC脑转移患者ALK-TKI靶向治疗的药物选择。其中，ALEX研究结果展现了对于基线无脑转移ALK+NSCLC患者，阿来替尼具有降低脑转移发生风险的优秀保护作用，HR达0.14；对于基线有脑转移患者，具有显著控制脑转移的治疗优势，PFS达25.4个月。在ALESIA研究中，阿来替尼对ALK+脑转移肺癌患者则显示出更为明显的疗效与安全性优势。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阿来替尼具有全面脑保护的效果。为临床ALK+NSCLC患者治疗提供了循证依据。 专家简介   王慧娟 […]

晚期/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a/mTNBC）患者的治疗选择通常以化疗为主，但生存获益有限，急需改进治疗策略。一线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改善预后，但仅适用于PD-L1+的a/mTNBC患者。近年来，抗体偶联药物（ADC）在TNBC领域崭露头角，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 2022年ESMO BC大会上报道的Ⅰb/Ⅱ期BEGONIA研究显示，新型TROP2-ADC药物Dato-DXd（datopotamab deruxtecan，DS-1062）联合抗PD-L1抗体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一线治疗晚期TNBC成绩亮眼！这位对标戈沙妥珠单抗（Trodelvy）的TROP2-ADC新秀交出了什么样的答卷，我们赶紧来看~ 1 一线治疗a/mTNBC ORR高达74%，无视PD-L1表达 BEGONIA（NCT03742102）是一项正在进行的2部分、开放标签研究，旨在评价度伐利尤单抗（简称D）联合其他疗法（包括ADC）用于a/mTNBC一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这项研究纳入了至少18岁的不可切除a/mTNBC患者，ECOG体能状态为0或1，器官功能可接受，并根据 RECIST v1.1 标准可测量疾病，距上一次接受紫杉烷治疗至少12个月。此外，患者既往未接受过IV期疾病的治疗，也未经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基于TOPO I的ADC治疗。 在研究的第一部分，患者被随机分到5个开放队列： ● 紫杉醇（P）+度伐利尤单抗（D）（n=20）； ● Dato-DXd＋D（n=30）； ● Capivasertib（AKT抑制剂，AZD5363）＋P＋D（n=30）； ● Oleclumab（CD73单抗，MEDI9447）＋P＋D （n=30）； ●T-DXd（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nxki，Enhertu）＋D（n=30）。 主要终点是安全性和耐受性，次要终点是ORR、PFS、DoR和OS。 ESMO BC会议期间分享的为研究第一部分中Dato-DXd＋D队列的初步结果。该队列患者接受Dato-DXd 6 mg/kg + D 1120 mg静脉给药，每3周一次，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耐受的毒性。此次分析的数据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仍有83%患者接受治疗。 此次分析的29例患者均接受了Dato-DXd+D治疗。中位年龄为51岁（范围33-72）。31%患者既往未接受过治疗。接受过早期疾病治疗的患者接受过放疗（59%）、细胞毒性化疗（66%）、紫杉烷（48%）、蒽环类药物（55%）、铂类化合物（17%）、激素治疗（21%）或靶向治疗（7%）。超过一半患者有内脏转移（69%）和淋巴结转移（76%）。在PD-L1表达方面，72.4%为低表达（小于5%）、17.2%为高表达（大于或等于5%）、10.3%数据缺失。 在中位随访3.9个月（范围，2-6）时，双联治疗在27名可评估反应的患者中获得了74%的确证客观缓解率（ORR）（95%CI，54%-89%）：20例达到PR（部分缓解）/CR（完全缓解），其中CR 2例（7%），PR 18例（67%）。值得注意的是，无论PD-L1表达如何，均观察到缓解。 在安全性方面，所有参与者都经历了任何级别的不良反应（AEs），28%患者为3或4级。此外，93%的患者经历了任何级别的治疗相关AE（TRAE）；28%患者发生3或4级TRAE。17%的患者出现严重毒性反应。 最为常见的报告毒性包括口腔炎、脱发、恶心、便秘、疲劳、皮疹和呕吐。值得注意的是，该组合腹泻率较低，仅14%患者发生，所有病例均为1级。未观察到间质性肺疾病/肺炎或中性粒细胞减少病例。 4例（14%）患者因口腔炎接受1次Dato-DXd剂量降低，4例（14%）发生1次Dato-DXd给药延迟，4例（14%）发生1次度伐利尤单抗给药延迟。没有患者因腹泻调整剂量。毒性导致3%患者死亡，7%患者发生导致所有治疗停止的AE。 研究的第二部分为Ⅱ期扩展阶段，包括Dato-DXd＋D和T-DXd＋D两个治疗组；主要终点是ORR，次要终点是PFS、DoR、PFS6和OS，目前正在进行中。 BEGONIA试验的初步结果表明，TROP2-ADC Dato-DXd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在未筛选生物标志物人群中，一线治疗a/mTNBC表现出强大的治疗效果，且组合用药具有与单药一致的可管理安全性，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期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早日为TNBC患者更多带来好消息~ 关于TROP2-ADC TROP-2（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是一种跨膜糖蛋白，在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转化以及迁移、侵袭中有重要作用。TROP-2在正常组织中表达极低，而高表达于多种肿瘤中，并与肿瘤预后较差相关，这些特征无不预示着Trop-2会成为一个肿瘤治疗的良好靶点。而TROP-2在乳腺癌的表达率可达78%以上，TNBC甚至高达95%。 目前，市场上仅有一款获得批准上市的TROP2靶向药物——戈沙妥珠单抗（Trodelvy）。戈沙妥珠单抗是一款First in class抗TROP2-ADC，活性药物成分为 saciuzumab govitecan，由靶向TROP2抗原的人源化 IgG1 抗体与化疗药物伊立替康（一种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的代谢活性产物 […]

2021年中国肿瘤学大会（CCO）妇科肿瘤分会场于2021年4月16日-17日线上召开。在宫颈癌诊疗规范专场会议上， 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杨文涛教授为我们带来了《宫颈恶性肿瘤病理新进展》的专题报告。 一、病理形态到发病机制及预后的重心转移——以HPV相关性分类 宫颈鳞癌 2014年WHO指南根据形态学对宫颈鳞癌进行分类，而新版指南更注重发病机制及预后，将宫颈鳞癌分为HPV相关性、HPV非相关性、非特指类型*。更新要点如下： * 当病理科实验室没有条件进行HPV相关性检测，可使用非特指类型这一诊断。 宫颈鳞癌中绝大部分都是HPV相关性，其癌前病变为鳞状上皮内病变（SIL）；HPV非相关性鳞状细胞癌较少见，其癌前病变尚未确认。 虽然目前HPV相关性和HPV非相关性宫颈鳞状细胞癌的治疗尚无差别，但HPV非相关性鳞状细胞癌的预后较差，多数患者诊断时分期较晚，淋巴结转移率高。 宫颈腺癌 与上述宫颈鳞癌总分类变化相似，新版指南将宫颈腺癌分为HPV相关性及HPV非相关性。更新要点如下： 浸润性腺癌占宫颈恶性肿瘤的25%，发病率还在上升。 大部分宫颈腺癌为HPV相关性，其中最常见的HPV亚型为18型，16型和45型。 HPV相关性腺癌患者更年轻，肿瘤相对小，分期早，淋巴血管侵犯（LVI)（+）、淋巴结转移更少见，对传统辅助治疗方案的反应更好，患者DFS、PFS和OS更佳[1]。 二、宫颈HPV相关性腺癌silva pattern浸润方式 近年来，病理学家们逐步推进HPV相关性宫颈腺癌silva pattern浸润方式分类法，以指导临床预后。silva pattern分类方法如下： 从Pattern A至Pattern C，宫颈腺癌患者预后逐渐变差，各浸润方式的临床特点如下[2]： 三、预后差的HPV非相关性宫颈腺癌——胃型腺癌亚型 宫颈胃型黏液性病变分为良性病变、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其中恶性肿瘤包括胃型腺癌和微偏腺癌。 胃型腺癌作为HPV非相关宫颈腺癌中的一种亚型预后很差：与HPV相关宫颈腺癌相比，胃型腺癌晚期患者所占比例高，发生转移的比例高，总体生存情况差。此外，宫颈胃型腺癌伴卵巢环状小管性索瘤（卵巢正常大，双侧多灶），常常提示Peutz Jeghers综合征。 杨文涛教授结合病例，讨论了宫颈胃型腺癌读片要点。 该病例中，宫颈病变镜下表现为形状不规则粘液腺体浸润性生长，肿瘤性腺体由黏液细胞组成，胞浆丰富，呈泡沫状，细胞边界清楚。左图形态温和，接近于微偏腺癌，右图形态异型，呈明显的浸润性腺癌，病理诊断为HPV非相关宫颈腺癌胃型腺癌亚型。患者双侧附件切除后，送检双侧卵巢大体正常，但镜下出现肿瘤病灶： 卵巢中可见大小不等的圆形巢状病灶，病灶由环绕透明基底膜样物质的简单/复杂小管组成。肿瘤细胞呈高柱状，胞质苍白，胞核圆形且位于基底。病理诊断为卵巢环状小管性索瘤。综合上述表现，提示Peutz Jeghers综合征可能。反问临床病史，患者自述自小因多部位斑点就医，几年前肠镜下多枚肠息肉摘除术，进一步佐证Peutz Jeghers综合征诊断。 Peutz Jeghers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大部分患者存在STK11基因的胚系突变，临床上以胃肠（尤其是小肠）错构瘤性息肉和黏膜皮肤黑色素沉着为主要病变特点。一般来说，Peutz Jeghers综合征预后较好，但一旦发生宫颈胃型腺癌则预后差。 由此可知，妇科肿瘤可能是某些遗传综合征的首发肿瘤，常见病例除宫颈胃型腺癌/卵巢环状小管性索瘤与Peutz Jeghers综合征外，还有宫颈胚胎性横纹肌肉瘤/卵巢性索间质肿瘤与DICER1综合征，了解这些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和免疫组化特征有助于尽早筛选出这些患者。 四、宫颈神经内分泌肿瘤 新版指南简化了宫颈神经内分泌肿瘤分类。WHO专家组希望通过神经内分泌肿瘤（NET）、神经内分泌癌（NEC）两个术语对各部位的神经内分泌肿瘤进行涵盖。NET形态学温和，NEC异型性明显，包括了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和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此外还有混合性神经内分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 妇科神经内分泌肿瘤在妇科肿瘤中的占比≤2%，其中发生于宫颈占54%，发生在宫体占24%，发生在卵巢/输卵管占16%，发生在阴道占5%，发生在外阴占1%。 宫颈是分化差的NEC最常见的发生部位，宫颈NEC高度侵袭性，易发生淋巴道和血道播散，就诊时常已有淋巴结及远处转移，死亡率高。 五、宫颈癌生物标志物进展 宫颈癌预测预后主要标记物包括了KRAS、HER2及PD-L1： 对于临床关心的PD-L1检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批准应用22C3 pharmDx （Agilent）试剂盒及配套的Autostainor Link 46（Agilent）全自动染色机进行PD-L1的免疫组化检测，作为抗PD-L1药物帕博利珠单抗使用的伴随诊断[3]。其染色评分采用联合阳性分数评分体系（CPS），阳性阈值为≥1[3]。而可惜的是，上述试剂盒及药物在我国尚未获批。 六、NTRK1重排基因突变，或将指导新型靶向治疗 已知的妇科NTRK1重排肿瘤均发生在宫颈，该类肿瘤虽然少见，但有对应的靶向药物，如拉罗替尼、恩曲替尼等[4]。其检测方法包括： 1. NGS检测（RNA-seq） 2. 免疫组化Pan-TRK抗体 操作便捷，价格低廉，仅需少量肿瘤样本。 NTRK1和NTRK2敏感性好，NTRK3敏感性略差；特异性佳（排除平滑肌分化和神经分化）。 3. […]

随着肺癌免疫治疗时代开启，患者实现生存获益的同时，治疗模式也逐渐发生转变。其中免疫新辅助治疗逐渐成为潜在可切除肺癌患者的重要治疗模式之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肿瘤中心吴芳教授团队带来一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新辅助治疗术后达病理完全缓解（pCR）病例。 ⅢA期驱动基因阴性 肺腺癌患者基本情况 40岁男性患者，咳嗽咳痰伴胸痛3月余，于2020年8月25日来院就诊。 患者自诉2020年5月初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咳痰，咳嗽为阵发性叠声咳，夜间为甚，痰为白色粘液痰，量少，不易咳出，偶有痰中带血；伴右侧胸痛明显，咳嗽时加重，无明显缓解因素；无明显发热、盗汗、咯血、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患者自起病来、精神食纳睡眠欠佳，体重近3月来下降约3Kg。 患者吸烟20余年，20-30支/天，戒烟1月；无饮酒史。 肺功能检查示：中度通气功能障碍，肺弥散功能正常。 PET-CT示：右肺上叶尖段和前段糖代谢增高团块影，考虑周围型肺癌；右肺门、纵隔（2R、4R）多发糖代谢增高的淋巴结影，考虑淋巴结转移可能性大。 PET-CT影像学资料 右上肺穿刺肺活检示：（右上肺）支持分化较差的腺癌。 免疫组化示：CK（+），CK5/6（-），P40（-），TTF-1（+），NapsinA（+），CK7（+），Syn（-），CD56（-），P63（-），Ki-67（40%+），P53（60%+）。 基因检测示：CDKN2A、CYLD、GRM3、TP53突变；EGFR、ALK、ROS1、MET、HER2、RET、BRAF、KRAS均为阴性。 TMB-L：4.6个突变/Mb；MSS。 PD-L1（免疫组化）示：PD-L1（+），TPS 30%+。 临床诊断：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右上肺周围性分化较差的腺癌，cT2bN2M0 IIIA期驱动基因阴性，PD-L1 TPS 30%）。 免疫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 术后免疫维持治疗 经胸部肿瘤多学科讨论，建议该患者先行新辅助治疗（免疫联合化疗），再决定手术时机。 2020年9月9日至2020年12月10日行4周期免疫治疗（帕博利珠单抗200 mg，d1）＋TP方案（培美曲塞900 mg d1，卡铂500 mg d1）新辅助治疗。 4周期新辅助治疗后，于2021年1月5日复查PET-CT，达部分缓解（PR）。 治疗前后PET-CT影像学资料 2022年1月15日在全麻下行胸腔镜下右上肺肺癌根治术+胸膜粘连松解+肺修补+喉返神经探查术。 术后病理评估达pCR。（右上肺）2×1×2 cm大的灰白灰褐质硬区。镜下见质硬区为增生的纤维和渗出物，局灶较多淋巴细胞、浆细胞和组织细胞浸润，切片未见癌残留，支气管残端切片未见癌；淋巴结（12枚）均为阴性。 术后，予以患者免疫维持治疗。于2021年2月25日至2022年3月1日进行帕博利珠单抗（200 mg d1 Q3W）治疗。 2022年3月2日，胸部CT评估示患者达完全缓解（CR）。 胸部CT影像学资料 患者治疗经过总结 新辅助免疫治疗和辅助免疫治疗探索 目前多项荟萃分析显示，辅助化疗及新辅助化疗对Ⅰ-ⅢA期NSCLC患者5年总生存（OS）率提高非常有限，仅达5％左右。 得益于免疫治疗时代的到来，现阶段潜在可切除的肺癌患者辅助免疫治疗也成为了临床实践探索的重点方向。目前，公认的辅助免疫治疗机制包含：激活效应T细胞，杀伤肿瘤微转移灶，降低复发可能性；调节肿瘤手术后的免疫抑制状态。新辅助免疫治疗可以增强针对肿瘤抗原的全身性T细胞应答，缩小肿瘤的同时，增强对微转移肿瘤的检测和杀伤，从而减少术后复发。 既往有多项Ⅱ期临床研究发现，相较于免疫单药新辅助治疗，免疫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在pCR率和主要病理缓解（mPR）率层面均有显著提升。 新辅助治疗探索方面，CheckMate-816研究是全球首个肺癌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Ⅲ期临床研究，该研究是一项随机、开放标签、多中心的Ⅲ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用于可切除NSCLC患者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术前接受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组的pCR率达24%，而单用化疗组仅为2.2%。在次要终点方面，纳武利尤单抗+化疗组的mPR率是单用化疗组的4倍（36.9%vs 8.9%）。在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中，纳武利尤单抗+化疗组的mPR率显著高于单用化疗组（46.8%vs 12.7%）。 辅助治疗探索方面，IMpower010研究是首个在早期肺癌辅助免疫治疗中获得阳性结果的Ⅲ期临床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接受根治性切除术的PD-L1 TC≥1%和所有随机化的Ⅱ~ⅢA期NSCLC患者，辅助化疗后使用阿替利珠单抗相比最佳支持治疗（BSC）可显著改善无病生存期（DFS）。 KEYNOTE-091研究是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主要评估帕博利珠单抗vs安慰剂联合或不联合辅助化疗作为手术切除（肺叶切除术或肺切除术）后ⅠB-ⅢA期NSCLC患者辅助疗法的疗效和安全性差异。中期分析结果表明，无论PD-L1表达情况，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手术切除后ⅠB-ⅢA期NSCLC患者的辅助治疗，相比安慰剂，均显著改善了患者的DFS。 且现阶段专家共识建议： Ⅲ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期需要多学科讨论； Ⅲ期可从新辅助治疗中获益，驱动基因阴性Ⅲ期患者倾向于新辅助免疫治疗； 新辅助免疫治疗推荐使用2-4个周期，每2周期复查评估以制定后续治疗计划； 新辅助免疫治疗后非进展患者，术后可继续维持免疫治疗至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