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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在我国已成为一种慢性疾病。这不仅因为癌症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还因为现今有越来越多的治疗手段，使得患者的生存时间逐渐延长。然而，当我们为癌症患者能够活得更长而庆幸时，我们也需要警惕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特别是涉及心脑血管问题。 历经治疗、复发的癌症幸存者 手术室候诊室里静悄悄的，只有医疗器械发出清脆的碰撞声。35岁的迈克尔躺在监视器和输液器之间，平静地等待轮到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心脏搭桥手术在心脑血管领域属于一种重大手术，然而迈克尔不得不接受这个手术。 迈克尔是一位战胜癌症的幸存者。年轻的他已经不再畏惧大手术，因为他已经经历了三次淋巴瘤的复发和治疗。当他20岁的时候，他首次被诊断患有胸部淋巴瘤，最初通过化疗取得了成功的治疗效果。然而，两年后淋巴瘤再次复发，他接受了进一步的放射治疗。 经过5年时间，癌症再次复发。他不得不接受骨髓移植来进行再次治疗。目前，迈克尔的病情已经缓解，但他面临着新的问题。两条心脏主动脉严重狭窄，限制了心脏的血液供应，因此他不得不面对即将到来的心脏搭桥手术。 癌症治疗的心脑血管问题 研究证据显示，癌症幸存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较高，尤其随着癌症患者生存时间的延长和治疗时长的增加，心脏疾病变得越来越常见。以澳大利亚为例，过去25年间，该国的癌症存活率提高了18%，新确诊的癌症患者有70%的机会存活超过5年。 然而，在庆祝癌症存活率提高的同时，也引发了其他问题，如心脏疾病。根据澳大利亚于2021年对3.2万名癌症幸存者进行的研究，心脏病是癌症幸存者死亡的首要原因。如果癌症患者在癌症发病后存活超过13年，这些病人死于心脏疾病的风险将超过死于癌症的风险。 尽管对于70岁或80岁的癌症患者而言，活10年已经是一种福气，但对于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被诊断出癌症的人来说，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权衡的问题。因此，一个新的学科逐渐崭露头角：心脏肿瘤学，这个学科专注在应对不断增加的癌症患者或幸存者所承受的心脏负担。 根据最新方面的信息，癌症治疗期间或治疗后，患者已开始接受心脏病专家的援助。心脏肿瘤学服务在北美和欧洲已得到广泛应用，而澳大利亚也正快速发展这一领域。心脏肿瘤学主要为患者提供心脏保健服务，重点关注心脏疾病的预防。 现在您需要引起重视 关注我们的用户多数是病人或家属，在咱们国家，能够治疗癌症已经十分不易。然而，大家对心脏疾病的重视可能是相当不足的。来自澳大利亚的统计数据显示，患有癌症病史的人不太可能因为高血压、高胆固醇和糖尿病等心脏疾病而接受治疗。医生认为一旦确诊为癌症，这些慢性疾病就不再是医疗保健的重点。重要的是采取各种治疗措施，让患者先活下来，至于后续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然而，上面的迈克尔故事提醒我们要关注心脑血管疾病。战胜癌症是一项重大考验，如果癌细胞被成功消灭，却因治疗引发的心脏病而不幸离世，我们历经的种种艰辛又为何而付出呢？ 提醒大家要关注相关的检查结果，并注重自己的饮食和运动锻炼。在治疗的早期阶段，就应该关注治疗对心脑血管系统的潜在危害，并通过辅助用药等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近期我们进行了一项调研，旨在了解早期肺癌患者的整体治疗过程。调研结果令人意外，发现存在各种治疗方式。其中包括使用直接靶向药进行新辅助治疗以降低分期，或者在手术后使用PD-1抑制剂进行辅助治疗等。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治疗理念，即在手术前使用PD-1抑制剂免疫治疗来处理尚存肿瘤病灶的情况，却鲜为人知并且鲜有患者使用。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最近刊登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报道。该报道研究了在肺癌手术之前使用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效果，结果显示，与不使用该治疗方案相比，患者出现2年内无进展的概率增加了约20%。 了解肺癌的新辅助治疗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辅助治疗在肺癌中的应用。新辅助治疗与手术后的辅助治疗有所不同。新辅助治疗指的是在患者进行手术之前的一段时间内，通过药物治疗或其他治疗方式来减小肿瘤的大小或控制其生长。这种治疗方法的目的是在手术前减轻肿瘤的负担，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并可能改善患者的预后。 在肿瘤治疗中，新辅助治疗通常适用于可切除的肿瘤，如乳腺癌、肺癌和食管癌等。新辅助治疗包括化疗药物、靶向治疗药物、放疗或免疫疗法等。其目标是在手术前减小肿瘤的大小，控制肿瘤的生长并降低转移的风险。这样做有助于更容易切除肿瘤，同时减少手术的创伤和风险。因此，提高新辅助治疗的应答率，降低手术后复发的风险成为近期研究的焦点之一。 免疫治疗在新辅助治疗中的应用背景 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和PD-L1抑制剂，已成为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标准治疗方法。这些免疫治疗药物的潜在益处在肺癌早期阶段首次在PACIFIC临床研究中得到证实，该研究表明，对于无法手术切除的三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同步放化疗后使用PD-L1抑制剂度伐利尤单抗，可以改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和总生存时间。此外，其他几个二期临床试验的结果也显示，单独应用PD-1和PD-L1抑制剂，或与化疗联合使用，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新辅助治疗中都具有益处。 一项名为CheckMate 816的三期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治疗方案的益处。该研究比较了新辅助治疗中使用PD-1抑制剂纳武单抗（O药）联合化疗与单独进行新辅助化疗的效果，并发现前者改善了患者的无事件生存期（即在治疗期间没有出现进展的时间）。此外，还进行了一项名为KEYNOTE-671的临床试验，该试验招募的是可手术的二期或三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研究比较了以顺铂为基础的化疗与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K药）联合化疗进行新辅助治疗后再进行手术的效果，以评估是否能够改善患者的生存期。以下是该研究的中期分析结果。 K药用于早期肺癌新辅助治疗，2年无事件生存率提升20% 一项随机、双盲的三期临床试验对可切除的II期、IIIA期或IIIB期（N2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了研究。入组患者以1比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接受每3周一次的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200mg）或安慰剂，然后进行4个周期的基于顺铂的化疗，随后进行一次手术，手术后进行辅助治疗，用药分别是帕博利珠单抗（200mg）或安慰剂，辅助治疗最多进行13个周期的治疗。 该临床试验的主要观察指标是无事件生存期，该指标不仅包括复发和死亡情况，还包括局部进展导致手术困难或不可切除的情况。此外，还评估了患者的总生存期、主要病理反应和安全性等方面。 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用于早期肺癌改善无事件生存期 根据刚刚发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第一次中期分析结果，帕博利珠单抗组的24个月无事件生存率为62.4%，而安慰剂组为40.6%，两组之间相差约20%。帕博利珠单抗组的估计24个月总生存率为80.9%，而安慰剂组为77.6%。帕博利珠单抗组中有30.2%的参与者和安慰剂组中有11.0%的参与者出现主要病理反应（手术后可见的存活癌细胞不足10%），病理完全缓解率（手术后没有可见活的癌细胞）分别为18.1%和4.0%。 PD-1与化疗用于早期肺癌改善总生存期 另外，在所有治疗阶段，帕博利珠单抗组的44.9%的参与者和安慰剂组的37.3%的参与者发生了3级或更高级别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其中有1.0%和0.8%的参与者发生了5级事件。 启示和讨论 在早期可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研究结果显示，在手术之前使用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并在手术后继续辅助治疗使用帕博利珠单抗，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手术后获益。因此，建议早期肺癌患者在决定手术前先与主治医生讨论这种治疗方式，而不要着急进行手术，因为手术容易，但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还有残留的癌细胞，以及如何降低术后复发的风险。因此，在手术前使用PD-1抑制剂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此外，希望PD-1抑制剂在手术前、手术后的治疗能够纳入医保范围，或者有药企推出慈善赠药方案，以确保患者能够负担得起这种治疗。因为即使药物的治疗效果再好，如果没有人能够负担得起，那么就没有意义。 参考文献： H. Wakelee, et al, Perioperative Pembrolizumab for Early-Stag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3).

2020年全球新增肺癌病例约为220万例，其中大约有180万人因肺癌而丧生。非小细胞肺癌占据了肺癌总数的80%，其中30%的患者在被诊断时已处于局部晚期肺癌阶段。对于被诊断为IIIA期肺癌的患者来说，虽然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但后续的复发风险较高，只有55%的患者能够活过2年，36%的患者能够活过5年。 如何提高患者的手术成功率，避免术后复发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表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实现病理完全缓解的比例非常低，大多数患者不得不冒险接受手术，并开始了后续的不安和担忧。 ALK阳性肺癌的新辅助治疗研究 新辅助治疗，也被称为诱导治疗，指的是在手术之前通过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等手段，在短期内降低肿瘤的负荷，减轻肿瘤引起的各种临床症状，并提高手术的完整切除率。 为什么会有新辅助治疗的概念呢？因为目前的手术治疗后没有人敢保证不会出现复发，即便是1A期肺癌，也有20%的患者在手术治疗后出现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ALK基因融合突变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比例约为3%到5%。对于早期肺癌中存在ALK基因融合突变的患者，关于在新辅助治疗中应用ALK靶向药物降低病情进展的研究还比较有限。而且令人担忧的是，ALK阳性晚期肺癌对免疫治疗效果不佳。那么，对于ALK阳性肺癌早期患者，在手术前能否应用免疫治疗以降低肿瘤分期后的复发风险呢？下面的案例故事将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让ALK阳性肺癌患者受益的三种治疗方法 让我们以2019年8月的一个案例为例，一个50岁男性因咳嗽、胸闷和咯血就医后被确诊为肺癌，临床分期为IIIB期肺腺癌，这个阶段通常无法进行手术治疗。经过多学科团队的讨论，患者接受了新辅助治疗，并进行了第二代基因测序，因为发现了纵膈区域淋巴结转移、咯血和肿瘤过大等情况。 手术之前的病理检查结果 第一步，新辅助治疗前的病理学检查：经过培美曲塞、卡铂和帕博利珠单抗治疗一个周期后，患者的咯血、咳嗽和胸闷等症状明显缓解。由于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第二个治疗周期中减少了卡铂的剂量，并将帕博利珠单抗降低为100毫克。经过两个周期的治疗后，PET-CT显示原发灶和转移淋巴结的代谢活性降低，肿瘤病灶缩小了37%，达到了临床部分缓解。 新辅助治疗前后的放射学评估 第二步，新辅助治疗前后的影像学评估：2019年11月6日，患者接受了外科手术治疗，包括右下肺叶切除手术、肺门和纵膈淋巴结切除术以及胸膜粘连松解术。手术后的病理检查结果显示肿瘤病灶和淋巴结中没有发现活跃的癌细胞，而是存在大量的肉芽肿和坏死组织。手术清除的淋巴结未见转移癌，术后病理分期为T0N0M0，即完全病理缓解。 第三步，手术后的病理检查：在手术前的第一个治疗周期中，免疫组化显示为ALK阳性突变，并高表达PD-L1（TPS评分为60%）。后来的第二代基因测序证实了ALK基因融合突变和TP53基因突变。 手术之后的病理检查 手术后，患者接受了克唑替尼靶向药物作为辅助治疗，持续用药3个月，每天两次，每次剂量为250毫克。截至2022年9月的随访显示，患者没有疾病进展或复发，无病生存已经达到了3年，并且没有发生三级以上的不良反应事件。 通过以上治疗方案，这位ALK阳性肺癌患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个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可以进一步探索如何在ALK阳性肺癌患者中利用新辅助治疗方法，以提高治疗效果和预防复发。 启示和讨论 这个病例确实非常励志，展示了对于IIIB期的ALK阳性肺癌患者，通过免疫和化疗新辅助治疗的降期效果，以及手术后辅助治疗克唑替尼的积极作用。这个案例中的治疗理念对于其他ALK阳性肺癌患者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包括用药剂量、用药逻辑和手术方式等方面。 如果您对更详细的信息感兴趣，我建议您下载本文的参考文献进行阅读，以获取更全面的肿瘤诊疗知识。同时，您也可以关注癌度，了解更多关于肿瘤诊疗的信息。 希望这个病例能够给其他患者带来希望和启示，让更多人了解和应用这些治疗方法，提高治愈的机会和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Qi Song, et al., Neoadjuvant immunotherapy plus chemotherapy and adjuvant targeted therapy in ALK-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Immunotherapy (2023).

肺癌的非小细胞肺腺癌是一个拥有许多靶向治疗机会的亚型，尤其是对于EGFR基因突变的肺腺癌患者来说，我国有50%的病例存在这一敏感基因突变。针对这种类型的肺癌，存在许多可供选择的靶向药物，例如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埃克替尼等第一代靶向药物，以及阿法替尼和达克替尼等第二代靶向药物，还有奥希替尼、阿美替尼和伏美替尼等第三代靶向药物。 对于接受靶向药物治疗的肺癌患者来说，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是耐药性的出现。无论在使用靶向药物期间有多么舒适，我们总是担心肿瘤会产生耐药性，而且我们也知道耐药性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我们都期待第四代和第五代药物的问世，但并不是所有患有靶向药物耐药性的患者都有机会使用这些药物。此外，这些药物的获批时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武器，最大限度地延长靶向药物的耐药时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项独特的研究，针对EGFR基因敏感突变的肺癌患者，我们将第二代和第三代靶向药物交替使用，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呢？ EGFR靶向药物耐药问题的概述 第一代和第二代靶向药物的主要耐药问题是由EGFR基因中的T790M突变引起的，该突变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会降低上述靶向药物的治疗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代靶向药物问世。奥希替尼是第三代靶向药物，它能够与EGFR激酶的ATP结合位点形成共价结合，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它对野生型EGFR的抑制作用相对较低，从而降低了其毒性。研究结果显示，在携带T790M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奥希替尼的缓解率约为70%。对于之前未接受治疗的晚期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来说，与第一代靶向药物相比，奥希替尼还展示出更好的无进展生存期。 然而，尽管奥希替尼在T790M阳性肿瘤中有效，但在持续使用后，最终还是可能产生耐药性。耐药后的肿瘤可能发生多种基因组变化，如C797S继发突变等，这些突变阻碍了奥希替尼与EGFR激酶的结合。除了EGFR的二次突变外，EGFR靶向药物的疗效还可能受到其他HER家族受体的限制，这些受体可能通过基因组扩增或依赖性配体激活的方式发挥作用。 在所有的EGFR靶向药物中，第二代靶向药物阿法替尼在临床前显示出可以抑制广泛的HER家族受体，并且在EGFR及其他HER家族受体被激活的癌症中显示出抗癌作用。正是基于这些早期的问题和结果，研究者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探索奥希替尼和低剂量阿法替尼（交替给药）的联合治疗方案，用于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出现EGFR及其他基因的扩增等多样化的耐药突变。 奇葩的轮替给药，患者后续耐药突变变得简单了 这项研究包括了46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他们携带了EGFR基因的某些突变，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治疗。这些患者进行了奥希替尼和阿法替尼的交替治疗，每8周给药一次。 奥希替尼和阿法替尼交替用药的治疗逻辑 治疗逻辑是患者在第一个周期接受奥希替尼（80毫克/天，持续8周），然后在第二个周期接受阿法替尼（20毫克/天，持续8周）。然后重复相同的治疗周期，直到疾病进展、不可接受的毒性或病人主动退出。 研究结果显示，在46位参与者中，平均无进展生存期为20.2个月（比奥希替尼的单药治疗效果更好），总体治疗反应率为69.6%。在耐药血浆样本中，MET基因拷贝数增加的有3份样本，出现BRAF突变的有1份样本，但没有发现EGFR的二次突变。 阿法替尼和奥希替尼交替治疗的生存期 尽管入组患者数量有限，这种交替治疗可能有助于防止导致耐药性的EGFR二次突变的出现，例如EGFR基因扩增。然而，为了更好地确定治疗的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启示和讨论 这项研究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如果后续耐药性出现的是BRAF基因突变或MET基因突变，而不是令人无法治疗的EGFR基因二次突变，我们仍然可以使用组合靶向药物来治疗，并使患者受益。相比于期待遥远的第四代和第五代靶向药物，这种方法更可行。 这个治疗方案非常简单，阿法替尼和奥希替尼都已在国内获批上市，并纳入了医保，药物很容易获得。20毫克剂量的阿法替尼还可以减少一些严重的副作用，这无疑是患者们非常期望的治疗结果。 参考文献： Kimio Yonesaka , et al., Alternating therapy with osimertinib and afatinib blockades EGFR secondary mutation in EGFR-mutant lung cancer: A single-arm phase 2 trial, Clinical Lung Cancer (2023).

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来说，如果是早期，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或放疗实现治愈。然而，对于晚期患者，手术可能无法进行，此时我们的目标是以最大化生活质量为导向，延长生命。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最担心的是脑转移。如果脑膜受到侵袭，情况更加危险，患者的生存时间往往受到严重挑战。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治疗措施和理念。 脑转移的癌症患者生存期很差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存在脑转移病灶的情况，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药物通过静脉输注或口服途径很难有效进入大脑。尽管有些药物具有较强的脑内渗透能力，但其在脑部的浓度往往还不足以发挥有效作用。 以黑色素瘤为例，当癌细胞转移到大脑时，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时间通常只有四到六个月。尽管在黑色素瘤治疗中，有很多药物获得了上市批准，包括PD-1抑制剂等。一些研究也表明，大分子的PD-1药物能够进入脑部，从而缩小脑部肿瘤病灶。然而，目前来看，脑转移患者的生存期仍然很短。 最近，美国麻省总医院布里格姆医疗保健系统的研究人员在《科学转化医学》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开发的一种新的免疫治疗方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工程化的“双胞胎干细胞模型”，攻击脑膜癌细胞 美国哈佛医学院和哈佛干细胞研究所布里格姆学院的Khalid Shah教授介绍了他们开发的一种新的免疫治疗方法，该方法通过可持续的局部递送方式改变了治疗脑转移瘤的未来。 科学家们设计了工程化的“双胞胎干细胞模型”，其中一个干细胞释放出一种杀癌细胞的病毒（溶瘤病毒）。通过溶瘤病毒杀死癌细胞的方式已被证实有效。通过使用干细胞传递病毒，可以增加释放的病毒数量，并确保病毒在释放到癌细胞之前不会被循环抗体降解。 然而，溶瘤病毒的释放同时会导致释放病毒的细胞被破坏，这使得治疗不可持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创建了第二个干细胞，该干细胞不会受到溶瘤病毒的靶向攻击，而是释放出增强免疫系统的蛋白质（也称为免疫调节剂），以帮助对抗癌症。 这两种双胞胎干细胞通过鞘内注射的方式输注，鞘内注射通常被用于治疗脑膜转移。与其他免疫疗法不同，这种双胞胎干细胞输注无需重复给药，只需进行一次输注即可。研究人员还表示，这种治疗方法还可用于其他存在脑转移的癌症，如肺癌和乳腺癌等。 在目前公布的研究结果中，通过对临床前动物模型进行测试，证实了这种神奇的免疫疗法在存在脑膜转移的小鼠模型中的疗效。研究人员希望不久后能够启动临床试验，他们对此表示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动物模型试验真实地复制了人体临床试验的环境。 启示和讨论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呼吁大家关注一些新颖的临床试验。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当现有的临床治疗选择有限时，积极参与新药临床试验是最好的选择。这并不仅仅因为临床试验中的药物通常是免费的，更重要的是，新的治疗措施往往在临床试验阶段。一旦获得批准上市，往往可能会成为昂贵的天价药，而普通老百姓可能难以负担得起。 此外，我们也应关注国外进行的临床试验，特别是对于国内没有治疗办法的癌症类型，如胰腺癌和肉瘤等。可以通过海外会诊的方式了解海外新的治疗措施，并有机会参与海外临床试验。因为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和理念往往最先在海外进行研究和应用。这也是获取重要治疗信息的途径之一。 . 参考文献： Nobuhiko Kanaya et al, Gene edited and engineered stem cell platform drives immunotherapy for brain metastatic melanomas,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3).

PD-1/PD-L1抑制剂和CTLA-4抑制剂都属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虽然它们在多种肿瘤治疗中能显著提高总生存期，但只有少部分患者对治疗有应答。而对于那些没有可用靶向药物的癌症患者来说，免疫治疗就成了他们最关键的治疗机会。 为了预测和研究免疫治疗的效果，我们研究了很多生物标志物，如PD-L1蛋白表达、肿瘤突变负荷(TMB)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MSI-H)等。然而，我们仍然无法准确预测免疫疗法会对哪些患者有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篇最新发布的文献，它讨论的是染色体缺失对免疫治疗效果的影响，这个指标在常规的基因检测报告中可能不会被检测到。 基因和染色体是什么？ 我们经常听到基因这个词，但对染色体可能不太熟悉。实际上，人体的细胞中有数万个基因，它们分布在23对染色体上，每个基因都是染色体上的一段序列。如果一个基因发生突变或缺失，那只是一小段受影响，但如果发生了染色体缺失，那就失去了一大段，相当于一群基因都丢失了。 相比于我们人体正常细胞，癌细胞常常出现染色体数量的异常，可能是某个染色体多了一段或者少了一段。最近的研究表明，染色体数量的异常与免疫治疗效果不佳有关。下面这篇文章就详细阐述了当9号染色体的一段缺失时，患者使用免疫治疗的疗效会大打折扣。 为什么肿瘤细胞发生染色体缺失？ 这项研究是在两个学术中心进行的，研究了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的染色体状态和疗效的关系。通过基因检测技术分析这些患者肿瘤细胞的22条常染色体是否存在异常。如果发现一段染色体的70%区域发生了增加或删除，就认为该染色体的这一段发生了变化，量化这种变化的评分被称为FAA (chromosomal arm alterations)。 在研究中的2293名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发现FAA的数值随着癌症分期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随着肿瘤进展到晚期，癌细胞的染色体变得更加混乱。这可以理解，因为癌细胞往往通过异常突变来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以求生存和转移的机会。 另外，研究还发现，如果肿瘤细胞中PD-L1蛋白的表达量越高，FAA的数值就越低，也就是说癌细胞的染色体混乱程度降低。这意味着癌细胞通过过量表达PD-L1来抑制免疫系统，不需要进一步的异常变化来逃避免疫系统的压力。此外，研究结果显示肿瘤突变负荷（TMB）与FAA之间关系较弱。 染色体缺失，影线免疫治疗疗效 在这些患者中，有765人接受了免疫治疗。研究发现，随着染色体异常分数FAA的降低，治疗的应答率逐渐增高。应答率从最低的15.1%增加到28.4%，增幅接近一倍。此外，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中位总生存时间也逐渐延长。这意味着染色体异常程度越高，免疫治疗的疗效就越差。 染色体改变分数影响免疫治疗效果 当肿瘤突变负荷（TMB）和PD-L1指标与染色体异常分数FAA结合时，它们能很好地预测免疫治疗的效果。例如，当PD-L1表达水平较低并且伴随染色体数量异常时，治疗的应答率仅为8%，这个治疗应答率甚至低于化疗的效果。 免疫治疗预测指标和染色体异常效果叠加 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1号染色体和9号染色体的异常与免疫治疗的疗效相关。当9号染色体发生缺失时，治疗的应答率仅为7.8%，而没有缺失的情况下，治疗的应答率为28.1%，相差超过3倍。同样，治疗的中位总生存时间也相差了1倍多，分别为18个月和9.6个月。 有时候患者肿瘤PD-L1高表达，但免疫治疗疗效仍然不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可能在9号染色体上。在肿瘤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如果存在9号染色体缺失（154名患者），治疗的应答率仅为6%，而没有9号染色体缺失的患者（452名患者）的治疗应答率为43%，相差超过6倍。中位总生存时间也相差了1倍多，分别为30.2个月和14.3个月。 9号染色体异常严重影响PD-1治疗应答率 当药物治疗的效果相差一倍以上时，这代表着一种新药的治疗差异，因此上述数据的差异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怎么检测染色体缺失？ 如何检测染色体异常呢？我们可以直接咨询可靠的基因检测公司，向他们的技术人员了解他们的检测原理和方法。通常情况下，检测染色体异常需要进行RNA测序。 对于那些PD-L1蛋白高表达的患者，如果治疗效果确实不理想，建议与癌度或基因检测公司联系，咨询染色体异常的检测方法。如果确实存在癌细胞染色体异常，例如9号染色体的缺失，那么就需要尽快寻找其他治疗方案，而不是一味坚持PD-1/PD-L1抑制剂治疗。 此外，不要认为PD-L1高表达就必然会有良好的免疫治疗效果，我们对免疫治疗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从上述数据对比可以看出，452名患者中没有9号染色体缺失，而154名患者存在9号染色体缺失，这个比例接近3：1，并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希望本文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及时调整治疗措施。 . 参考文献： Alessi JV, et al., Impact of aneuploidy and chromosome 9p loss on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and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efficac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Journal of […]

曾经有个新闻报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个患有癌症的年轻人在空地上架起了一口大锅，锅里装满了热水，下面堆着柴火。如此离奇举动，是因为他听说可以通过高温煮沸来消灭癌细胞。这则新闻让人感到心酸，也反映出目前肿瘤治疗困境和普通民众治病的艰难。 不过，癌细胞真的能被加热杀死吗？ 认识光热疗法 实际上，用加热的方法杀死癌细胞并非空穴来风，光热疗法就是这样一种治疗方式。它通过将光能转化为热能，然后利用这种热能对肿瘤进行高温消融，直接杀死癌细胞。这种疗法无创伤性，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可控性，因此具有很大的治疗潜力。 然而，和其他治疗手段一样，癌细胞也可能逐渐对光热疗法产生抗性，这主要是因为一种名为ATP依赖性热休克蛋白（HSP）过量表达。 另外，为了杀死癌细胞，通常需要将肿瘤部位的温度提高到50度以上，这种局部高温可以杀死肿瘤，但不可避免地会对周围的正常组织造成伤害。 此外，光热疗法所引发的皮肤灼热效应可能会触发长期炎症和高度的免疫原性反应，从而带来较为严重的副作用和慢性损伤修复问题。为了改善这个状况，研究者开发出了温和光热疗法，即将疗法所需的温度降至45度以下。这样做可以减少对正常组织的伤害，然而，由于治疗激光的穿透力有限，并且血液的散热效应较快，因此处于较深部位或靠近血管的癌细胞往往难以被彻底消灭，这就为肿瘤的复发留下了隐患。 毒气不毒，硫化氢来助攻 近期，基于气体信号分子的气体疗法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种疗法被认为无副作用。尽管过量的硫化氢会产生毒性，导致我们窒息，但是微量的硫化氢没什么毒害。在人体细胞内，微量的硫化氢具有保护细胞的作用，可以帮助修复过度活跃的炎症，促进伤口愈合，并维持细胞内环境稳定。而且，硫化氢可以阻断热休克蛋白HSP90的生成，从而逆转肿瘤对光热疗法的抗性。 重塑肿瘤能量，使肿瘤对轻度光热疗法 (mPTT) 敏感 简而言之，光热疗法可以从内到外”煮沸”癌细胞，然而，癌细胞会通过增加热休克蛋白（HSP）来产生抗性，从而降低治疗效果。我们可以通过适量的硫化氢来干扰肿瘤细胞，抑制其产生热休克蛋白，借此联合两种机制，将癌细胞彻底煮死。 研究团队选择了已经获得美国FDA批准的茴香脑三硫酮作为光热疗法的辅助药物。茴香脑三硫酮是一种治疗口干和刺激胆汁分泌的药物，在细胞分解的过程中，它能够持续释放硫化氢。研究者在将茴香脑三硫酮与光热疗法结合使用后，能有效地将近红外光转化为热能。经过单次治疗，实验小鼠的肿瘤在短短几天内便被彻底根除。而且，由于这种联合治疗使用的光热疗法温度较低，对周围健康组织的损害也大大降低了。 讨论和分析 分享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向大家介绍一种治疗理念：治疗肿瘤并不仅仅需要依赖药物和输液，光照也能有效地杀灭肿瘤细胞。当前，茴香脑三硫酮与光热疗法的组合治疗还未开展临床试验，但这值得大家去关注和了解，尤其是那些现在无有效临床治疗药物的肿瘤患者，如胰腺癌、软组织肉瘤等。我们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来探索跨适应症的药物治疗方案，与此同时积极寻找和尝试新的治疗理念。 . 参考文献： Junjie Cheng et al, Gas‐Mediated Tumor Energy Remodeling for Sensitizing Mild Photothermal Therapy,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23).

近期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公布了一系列关于肿瘤诊疗的重要研究，为患者和家属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我们从入选口头报道的200个左右的研究筛选出来几个备受关注的进展，以及相关的研究数据和展望： 一、DS-8201在HER2表达实体瘤患者中的新进展 德曲妥珠单抗（DS-8201/T-DXd）是一种针对HER2的靶向药物，已被批准用于HER2表达的乳腺癌和胃癌。HER2的表达在其他实体瘤中也很常见。目前对这些患者的治疗效果仍有限，包括针对HER2的治疗的研究揭示了迫切的医疗需求。一项1期研究发现，在表达HER2的肿瘤中，DS-8201也具有临床意义的活性。DP-02则是一项开放标签的2期研究，针对表达HER2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者给予DS-8201治疗（剂量为5.4 mg/kg，每3周一次），这些患者在至少一次全身治疗后进展或无治疗选择。这项研究纳入了胆道、膀胱、宫颈、子宫内膜、卵巢、胰腺或其他肿瘤（不包括乳腺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的队列。 DS-8201在不同实体瘤的治疗应答率 截至2022年11月16日的中位随访时间为9.7个月，共有267名患者接受了治疗（中位先前治疗次数为2次，范围为0-13次）。在所有267例患者中，治疗的应答率ORR为37.1%，中位反应持续时间为11.8个月；在免疫组化显示HER2高表达（3个加号）的患者中，治疗应答率ORR高达61.3%，中位反应持续时间为22.1个月。有58.4%的患者发生了3级以上的不良事件，有11.6%的患者因不良事件停药。18例患者发生了与药物相关的间质性肺病/肺炎（6.7%）。这些中期结果表明，对于HER2表达的实体瘤患者，DS-8201确实是一种潜在的新治疗选择。也希望大家多给予相关关注。 二、PD-1加化疗作为术后辅助治疗的3期研究结果 我们国家是胃癌大国，如果胃癌手术之后大家会考虑辅助治疗以降低术后复发风险。PD-1抑制剂纳武单抗加化疗已显示对晚期或复发性胃癌患者的生存获益。然而，对于临床III期的胃癌患者，标准辅助化疗效果有限。ATTRACTION-5研究是首个评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辅助化疗治疗III期胃癌的研究。该研究招募了接受过胃切除手术的III期胃癌患者，随机分配至纳武单抗加化疗组或安慰剂加化疗组。主要终点是无复发生存期（RFS），次要终点包括研究者评估的RFS和总生存期。 共有755名患者参与研究，目前的数据看没有达到主要终点RFS的统计显著性。纳武单抗加化疗组的3年无复发概率为68.4%，安慰剂加化疗组3年无复发概率为65.3%。两组的安全性相当，但纳武单抗加化疗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略高。也就是说III期胃癌患者中，纳武单抗加化疗作为术后辅助治疗未达到预期效果。这个也为大家治疗提供了参考依据。也就是不需要在胃癌术后辅助治疗里添加PD-1了，这可能增加经济负担但是受益不好，最好还是在手术之前使用PD-1进行新辅助治疗。 三、英飞凡联合化疗和靶向药物改善晚期卵巢癌患者的预后 卵巢癌里PARP抑制剂应用的很广泛了，奥拉帕尼和贝伐珠单抗已显示对卵巢癌患者的预后改善。那么能不能强强联合，把PD-L1抑制剂也用到卵巢癌患者里呢，尤其是没有BRCA基因突变的卵巢癌患者。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设想。通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剂和PARP抑制剂来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ASCO报道的III期DUO-O试验评估了在非BRCA基因突变的新诊断卵巢癌患者中，Durvalumab与化疗和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注意新诊断的卵巢癌患者就是还没做任何治疗。 四药组合治疗改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患者随机分为三组，分别接受不同的治疗方案。主要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1130名患者参与了研究，观察到PD-L1抑制剂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和靶向药物的组与仅化疗和靶向药物的组相比，无进展生存期PFS有显著改善（四药组合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达到了37.3个月）。安全性方面与已知概况一致。大家可以留意这个方面的临床试验，以及更新的指南，这个办法对BRCA突变阴性的卵巢癌患者尤其是有帮助。不过这四个药的治疗费用估计是不低的。 四、AZD3759一线治疗可改善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 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常伴有中枢神经系统转移，治疗选择有限，预后不佳。AZD3759是一种有效的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具有高血脑屏障穿透性，并显示出希望的颅内和全身抗肿瘤活性，且安全性良好。今年的ASCO报道了一项研究，招募的患者是具有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的病人。入组的患者以1:1的比例随机分配接受AZD3759（每天200毫克，两次）或第一代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照组，吉非替尼每天250毫克或厄洛替尼每天150毫克）。 AZD3759一线治疗脑转移肺癌数据良好 共有439名患者参与了研究，其中220名分配至AZD3759组，219名分配至对照组。截至2022年7月12日，两组的中位随访时间均为20.4个月。AZD3759组的中位PFS显著优于对照组（9.6个月对6.9个月）。AZD3759组的客观缓解率为68.6%，而对照组治疗应答率仅为58.4%。AZD3759组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有延长的趋势（8.2个月对6.8个月）。也就是不管是从哪个标准评估，AZD3759组在颅内无进展生存期、客观缓解率和缓解持续时间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两组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且预期可控。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在AZD3759组为65.9%，对照组为18.3%。主要的不良事件包括皮肤和皮下组织反应、胃肠道系统事件和肝功能异常。未观察到新的安全问题。如果存在脑转移的患者，其实能使用AZD3759，也不要着急使用第三代靶向药，这也许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 五、钱的问题，经历财务困境的癌症患者面临较高的死亡风险 癌症患者比非癌症患者更容易面临财务困境，而且这种困境与存活率下降有关。2023年ASCO一个研究旨在确定严重财务困境是否增加癌症患者的死亡风险。通过分析确诊有实体肿瘤的患者的记录，并将其与信用报告相关联，研究调查了经历严重财务困境的癌症患者与未经历此类事件的患者之间的比较。研究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来检查财务困境与总生存期之间的关系，并针对不同癌症类型进行单独分析。 共有64637名患者被纳入研究，经历过严重财务困境的患者与未经历的患者相比，调整后的死亡风险比为1.22。年龄超过65岁、亚洲/太平洋岛民种族、更高的区域剥夺指数和更严重的癌症分期与增加的死亡风险有关。在不同的癌症类型中，前列腺癌患者经历过财务困境的风险最高，这个让我们很意外，要知道前列腺癌的恶性程度并不是很高。但总体上这个研究告知我们大家癌症对一个家庭的压力，提议大家关注相应的保险，另外是癌症患者被称之为唐僧肉，所以大家很多时候花费了没有必要的钱，可以多加入患者社区学习相关知识，避免走弯路和没有必要的经济开支。

在癌症的各种转移中，脑转移是最为严重且难以治疗的一种。今年的ASCO年会上就出现了一种针对脑转移的抗癌药——AZD3759（zorifertinib）[1]。 AZD3759是一个一代EGFR抑制剂。在EGFR突变且有脑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AZD3759相比同为一代EGFR抑制剂的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从6.9个月延长到了9.6个月，客观缓解率也从58.4%提高到了68.6%。 EGFR突变型NSCLC是肺癌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类群，自首个EGFR抑制剂吉非替尼诞生以来，EGFR突变型NSCLC的预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三代药奥希替尼诞生以前，脑转移一直是EGFR靶向治疗的一个难点。 本身EGFR突变型NSCLC就比较容易发生脑转移，但吉非替尼、厄洛替尼、阿法替尼等一代、二代靶向药透过血脑屏障的能力都比较差[2]。接受一代靶向药治疗的EGFR突变型NSCLC患者，平均生存时间可以达到33.1个月，但诊断脑转移后的预期寿命只有5.1个月。 虽然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可以解决脑转移的，但价格比较昂贵。而且有研究显示，先用一、二代再用三代可以有更长的生存时间[3]。而AZD3759的诞生，让脑转移的EGFR突变型NSCLC患者多了一个选择。 三代EGFR靶向药 本次ASCO会议上公布的III期临床研究共招募了439名脑转移的EGFR突变型NSCLC患者，其中220人被随机分配接受AZD3759治疗，另外219人接受一代靶向药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治疗，中位随访20.4个月后： AZD3759组患者客观缓解率68.6%，中位无进展生存期9.6个月；而对照组患者客观缓解率58.4%，中位无进展生存期6.9个月。相比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AZD3759可减少28%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 AZD3759组无进展生存期显著长于对照组 研究中，两组患者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类似，但AZD3759的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更高，达到了65.9%，而对照组只有18.3%。主要的不良反应包括皮肤和皮下组织问题、胃肠道问题和肝功能异常。 目前，研究的总生存期数据仍在进一步随访之中，希望将来AZD3759上市后价格能便宜一些，也希望随着使用经验的增加，AZD3759的副作用能得到更为有效的控制。 参考文献： [1]. https://meetings.asco.org/abstracts-presentations/218106 [2]. Nardone V, Romeo C, D’Ippolito E, et al. The role of brain radiotherapy for EGFR-and ALK-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with brain metastases: A review[J]. La radiologia medica, 2023, 128(3): 316-329. [3]. Ito K, Morise M, Wakuda K, et al. A […]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化疗联合PD-1/PD-L1抑制剂免疫治疗被寄予厚望，尤其是没有检测到驱动基因突变从而没有靶向药可用的癌症患者。对这类患者而言，免疫治疗似乎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如果免疫治疗无法有效发挥作用，那么只能依赖传统的化疗和放疗等，患者的预后可能就不太理想。 在网上搜索时，人们会看到各种标题党式的文章，声称已经找到了免疫治疗奏效的秘诀，宣称某种方法非常有效等。然而，这些结论往往都是相对片面的。最近，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人体免疫T细胞存在多种状态，在某些状态下，它们无法有效杀死癌细胞。 多种癌症的T细胞图谱揭示了肿瘤微环境的复杂 该研究包括16种癌症类型和多种RNA测序数据的集合，绘制了迄今最详尽的肿瘤微环境中T细胞异质性图谱。该图谱能揭示这些免疫细胞的表型状态及其相对比例，这些比例对免疫治疗的有效性具有重大影响。 此外，研究揭示了一种以前未被描述过的T细胞应激反应状态（TSTR）。这些T细胞在早期的研究中常被忽视，但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就像压力过大的人工作效率下降一样，这些压力过大的免疫细胞的抗癌能力降低了。 “躺平的”免疫细胞 看看研究的图示，尽管它看起来很美，但这并不是世界名画。这是肿瘤微环境中免疫T细胞的高分辨率空间分析图像，其中处于应激反应状态的T细胞用白点标记。这意味着压力过大的免疫T细胞数量相当多。这些TSTR细胞的特征是热休克蛋白高度表达。那些对免疫治疗没有反应的癌症患者，其CD4+和CD8+ T细胞中，这些压力过大的T细胞比例显著提高，这意味着这些T细胞可能是造成免疫疗法无效的重要因素。 我们输注PD-1/PD-L1抑制剂，有时还得结合化疗并承受其不良反应，都是希望治疗能产生效果。然而，影响免疫治疗起效的因素繁多。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了解到肿瘤病灶中的免疫细胞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可能推动了肿瘤的发展，或影响了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应答。 比如，这些“压力过大”免疫T细胞，就像是流行词汇“躺平”一样，从击杀癌细胞的主力军变成了摸鱼捣乱的角色。但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免疫细胞为何“躺平”，以及这些“躺平”的免疫T细胞如何与其他细胞交流，影响整体治疗效果。这些研究的进展将为癌症治疗带来新的启示。 讨论和分析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对治疗不要钻牛角尖，不要过于执着于特定的治疗方式，比如常常懊恼：“为何他人用药有效，而我无效？”治疗效果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一条道路走不通，我们可以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或许过一段时间后，肿瘤病灶的微环境发生改变，您再进行免疫治疗可能会产生惊人的效果。 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现在无效的药物未来可能会起效，因为那些“躺平”的免疫细胞也许会再次振作起来。 . 参考文献： Linghua Wang, et al., Pan-cancer T cell atlas links a cellular stress response state to immunotherapy resistance, Nature Medicine (2023).

吃了甜食，心情大好！ 但是，甜食吃多了 心情好了，健康还好吗？ 如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含糖饮料、香甜诱人的糕点不断刺激我们的味蕾和神经，用甜蜜的诱惑让我们放弃抵抗。 但在放纵自己享受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在悄然地变化。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魏强教授/曹德宏副教授/柳良仁副教授团队在四大医学期刊之一The BMJ（IF：93.333）发表文章“Dietary sugar consumption and health: umbrella review”。 该研究利用伞形评价的循证医学方法对现有证据进行了全面的质量评估，从而发现，膳食糖摄入与18种内分泌、代谢结局、10种心血管结局、7种癌症和10种其他结局（神经精神、牙科、肝脏、骨科和过敏性疾病等）之间存在明显的有害关联。 近几十年来，糖作为人类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证明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主要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尿酸血症、痛风、异位脂肪堆积、龋齿和某些癌症。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其他卫生健康组织建议将游离糖或添加糖的摄入量控制在每日总能量摄入量的10%以内。 尽管近几十年来在膳食糖摄入领域已有大量的观察性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的meta分析，但由于研究设计的缺陷、膳食糖摄入定义和测量方法的差异以及结果的不一致性，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该研究旨在通过伞形评价（umbrella review）的方法，全面评估膳食糖摄入与各类疾病风险的证据质量，为制定准确、全面的限糖政策提供最新、最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研究人员共纳入了73项荟萃分析（包括67项观察性研究的荟萃分析和6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共涵盖了83项健康相关结局。 证据分类标准（class I-IV） 研究发现，膳食糖摄入与糖尿病、痛风、肥胖等18种内分泌代谢疾病风险显著相关，与高血压、卒中等10种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相关，与肝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等7种癌症风险显著相关。 总的来说，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膳食糖的摄入与任何健康结果之间存在有益的联系，真正的百害而无一利！ 研究数据显示 与不吃糖相比，任何糖摄入量与肝脏脂肪沉积及肌肉脂肪堆积有关；高糖饮料消费与儿童肥胖风险增加55%相关。 此外，与糖消费最低组相比，糖消费最高组与痛风风险增加35%、高尿酸血症风险增加35%显著相关。 每天增加355ml含糖饮料，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增加14%，每天增加250ml含糖饮料，肥胖风险增加12%，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27%。 每天多摄入250 ml含糖饮料与冠心病风险增加17%相关，与中风风险增加7%相关，还与心肌梗死风险增加相关。   含糖饮料摄入与高血压发病率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联。每天多摄入355 ml含糖饮料与高血压的风险增加11%相关。   含糖饮料摄入与包括肝癌、胰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在内的多种癌症风险增加有关；   含糖饮料消费与总体癌症风险之间存在正线性剂量反应关系。每天多摄入一份含糖饮料和总体癌症风险增加4%相关。   每天多摄入250ml含糖饮料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相关；   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增加与抑郁症风险增高相关；   高糖摄入与儿童哮喘风险增加26%相关；   含糖饮料和总糖消费量都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风险增加有关；   成人含糖饮料摄入量与骨密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含糖饮料消费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呈正相关。   根据研究的结论和WHO、WCRF以及AICR等卫生健康组织的数据，研究人员建议将游离糖或添加糖的摄入量控制到每天25克以下（大约每天6茶匙），并将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控制在每周1份以内（大约200-355毫升/周以内）。 由于各类糖的甜味不同，糖的摄入也有一定的讲究，可以选择性地多吃一些水果但又不会让果糖摄入量超标。水果中的糖分主要有三类：果糖、蔗糖、葡萄糖，其化学结构有差异，甜度也各不相同。甜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果糖（1.7倍蔗糖甜度）＞蔗糖＞葡萄糖（0.7倍蔗糖甜度）。因此，水果中果糖含量的占比越高，则味道越甜。 如果喜欢吃甜，又担心糖分高，可以选择草莓、甜瓜、杏、西瓜、木瓜等，它们的含糖都不到10%。而且，选择少糖还有一种方式，即食用糖少还有点酸的水果，如白柚、红柚、杨桃、杨梅等。而不甜还含糖多的水果有人参果（含糖高达18%）、山楂（含糖量22%），以及既甜又糖多的水果，如鲜枣、柿子、无花果、荔枝、香蕉、榴莲、菠萝蜜等，就需要考虑这些水果的摄入量了。 不过，控制游离糖的摄入主要还是控制甜食、奶茶和各种甜饮料，如可口可乐，少吃少喝这类饮食饮料，才有可能控制糖的摄入量。 这项研究的发现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卫生健康组织制定更准确、更全面的控糖政策提供了最新、最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黄引博士、陈泽昱主治医师、陈波博士和李金泽博士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魏强教授、曹德宏副教授和柳良仁副教授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该项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的经费支持。 论文链接： https://www.bmj.com/content/381/bmj-2022-071609 参考文献： […]

在肝癌的治疗中有一个“王炸”组合，指的是免疫治疗的K药与抗血管生成的贝伐单抗两张王牌的组合，疗效优异。与之类似，T药、信迪利单抗等其它PD-(L)1抑制剂与贝伐单抗联用治疗肝癌，也都有不错的疗效。 今年的ASCO年会上，PD-(L)1抑制剂+贝伐单抗的组合又迎来一次大升级： 在T药+贝伐单抗的基础上，添加另一类免疫治疗药物TIGIT抑制剂Tiragolumab，可将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胞癌患者的客观缓解率从11.1%提高到42.5%，中位PFS从4.2个月延长到11.1个月[1]。 而且，与以往副作用剧烈的双免疫治疗不同，TIGIT抑制剂的加入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副作用。研究中两组导致治疗终止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近，Tiragolumab组的3/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还要略低一点。   TIGIT抑制剂曾经也是寄予厚望的一类免疫治疗药物。它在T细胞、NK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中都有表达，肝癌、肾癌、肺癌等多种常见癌症也会利用TIGIT通路逃避免疫监视[2]，然而TIGIT抑制剂在临床试验中却接连遭遇滑铁卢[3]： 2022年5月，基因泰克宣布旗下TIGIT抑制剂Tiragolumab与T药联合一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Skyscraper-01未能达到主要终点，PFS与单独使用T药无显著差异； 2023年3月，默克承认其TIGIT抑制剂Vibostolimab与K药联合治疗PD-(L)1耐药非小细胞肺癌时，无进展生存期与化疗无显著差异； 吉利德的TIGIT抑制剂Domvanalimab联合PD-1抑制剂Zimberelimab，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中确实相比Zimberelimab单药提高了客观缓解率和无进展生存期，但相比K药单药治疗的历史数据并没有优势；   不过TIGIT的滑铁卢主要集中在非小细胞肺癌领域，在其它癌种中，TIGIT的表现是否会有不同呢？   癌细胞通过TIGIT逃避免疫监视 Morpheus研究比较了在T药+贝伐单抗基础上，添加TIGIT抑制剂Tiragolumab、IL-6抑制剂托珠单抗、PPARα抑制剂TPST-1120等多种不同药物的效果。其中，Tiragolumab组数据在本次ASCO会议上公布。 研究共纳入了58名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胞癌患者，其中40人进入Tiragolumab组，接受T药+贝伐单抗+Tiragolumab治疗；18人进入对照组，接受T药+贝伐单抗治疗。加入Tiragolumab的获益十分明显： ● 在全部患者中，Tiragolumab组和对照组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42.5%和11.1%，中位PFS分别为11.1个月和4.2个月。Tiragolumab的加入降低了患者58%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   ● 在PD-L1阳性患者中，Tiragolumab组和对照组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56.3%和14.3%，中位PFS分别为13.6个月和2.8个月。Tiragolumab的加入降低了患者54%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   ● 在PD-L1阴性患者中，Tiragolumab组和对照组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27.8%和0%，中位PFS分别为9.1个月和4.2个月。Tiragolumab的加入降低了患者64%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 而且Tiragolumab的加入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副作用。Tiragolumab组3/4级治疗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7.5%，略低于对照组的33.3%；导致治疗中断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2.5%，与对照组的22.2%十分接近。 不过目前这一研究的对照组数据，相比同一疗法的历史数据（ORR 27.3%，mPFS 6.8个月）有较大差异[4]，Tiragolumab的疗效究竟如何，或许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加以证明。 参考文献： [1]. https://meetings.asco.org/abstracts-presentations/219773 [2]. Florou V, Garrido-Laguna I.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Anti-TIGIT Antibodies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J]. Current Oncology Reports, 2022, 24(9): 1107-1112. [3]. https://www.evaluate.com/vantage/articles/events/company-events/three-tigit-players-look-surprise-2023 [4]. Finn R S, Qin S, […]

对于恶性肿瘤，如果是早期可以通过手术或放疗实现治愈。然而，如果是晚期，没法进行手术，目标便是保证生活质量并延长生命。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最为担忧的是脑转移，特别是脑膜转移，这将极大地威胁患者的生存。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新的治疗措施和理念。 脑转移的癌症患者生存堪忧 对于存在脑转移的晚期癌症患者，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静脉注射或口服的药物往往无法有效地进入大脑。尽管有一些药物的入脑能力较强，但进入脑部的药物浓度往往还是不够。 以黑色素瘤为例，如果癌细胞转移到大脑，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往往只有四到六个月。尽管在黑色素瘤治疗中有许多药物获得了批准，包括PD-1抑制剂在内的许多药物被用于治疗黑色素瘤，然而，目前脑部转移的患者的生存期仍然堪忧。 最近，来自美国麻省总医院布里格姆医疗保健系统的研究人员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开发的一种新的免疫治疗方法引起了广泛关注。 工程化的“双胞胎干细胞模型”，攻击脑膜癌细胞 美国哈佛医学院和哈佛干细胞研究所布里格姆学院的Khalid Shah教授介绍，他们开发的这种新的免疫治疗方法是可持续的，通过局部递送的方式改变脑转移瘤治疗的未来。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工程化的“双胞胎干细胞模型”，一个干细胞释放出一种杀癌细胞的病毒（溶瘤病毒），这种通过溶瘤病毒杀死癌细胞的方式已经被证实有效。通过使用干细胞传递病毒可以增加释放的病毒数量，并且可以确保病毒在被释放到癌细胞里之前不会被循环抗体降解掉。 然而，现有的免疫治疗方法存在一个问题：溶瘤病毒在释放的同时会破坏释放病毒的细胞，这导致治疗效果无法持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采用基因编辑技术创建了第二种干细胞，这种干细胞不会成为溶瘤病毒的攻击目标，而是释放一种增强免疫系统的蛋白质（也称为免疫调节剂），以帮助抗击癌症。 这两种双胞胎干细胞通过鞘内注射的方式进行输注，而鞘内注射常用于治疗脑膜转移。与其他免疫疗法不同的是，这种双胞胎干细胞的输注无需重复给药，仅需进行一次输注即可。研究人员还表示，这种治疗方法还可应用于其他存在脑转移的癌症，如肺癌和乳腺癌等。 在已公布的研究结果中，研究人员在临床前动物模型中测试了这一创新的免疫疗法，并证实其对脑膜转移的小鼠模型具有疗效，希望不久后能够启动临床试验。研究人员对此充满信心，因为他们的动物模型试验已成功复制了人体临床试验的环境。 讨论和分析 提醒大家关注一些创新的临床试验。对于晚期癌症患者而言，当现有的临床治疗选择有限时，积极参与新药临床试验是最佳选择。新药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时，如果能入组就可以免费使用，而新药一旦获得批准上市，往往会价格昂贵，不一定是普通老百姓负担得起的。通过参与临床试验，患者有机会使用最新的治疗手段，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治疗效果。 此外，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和理念通常首先在海外开展。因此，对于国内缺乏治疗方法的癌症，例如胰腺癌和肉瘤等，可以通过海外会诊的方式，了解海外的新的治疗方法，并有机会参与海外临床试验。我们将为大家密切关注海外临床试验，为患者寻求最新治疗方案的机会。 . 参考文献： Nobuhiko Kanaya et al, Gene edited and engineered stem cell platform drives immunotherapy for brain metastatic melanomas,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3).

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统计，新确诊的肺癌中有42.9%是局限性肺癌，有望通过治疗性手术达到治愈的目标。通常情况下，患者在手术后会接受辅助化疗，以消除残留的微小肿瘤并降低手术后复发的风险。然而，术后辅助化疗对五年总生存率的改善效果并不显著。 近期，研究者开始在手术后的辅助治疗中使用靶向药物。ADAURA研究显示，如果患者的肺癌携带EGFR基因突变，那么在肿瘤切除后使用奥希替尼进行三年治疗，可以显著延长无病生存期。正因为这些研究成果，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经批准将奥希替尼用于EGFR阳性突变肺癌的术后辅助治疗。 然而，在使用奥希替尼进行治疗时，我们常常会担忧一点：如果肺癌复发，奥希替尼是否还能起效？由于在术后辅助治疗期间已经使用了第三代EGFR靶向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药可用？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个案例，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启示。 确诊三期肺癌，术后靶向药辅助治疗 2015年11月，一名有吸烟史的74岁女性被确诊为非小细胞肺腺癌。全身计算机断层扫描确认左肺上叶存在局限性病变，大小为6.3厘米×4厘米。她在2016年1月接受了肺叶切除手术，组织学检查发现同侧肺门和纵膈淋巴结有转移，是IIIA期肺癌。基因检测显示存在EGFR基因的L858R突变。 在接受顺铂和长春瑞滨的辅助治疗后，患者参加了ADAURA临床试验，并在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接受靶向药物治疗，总共的辅助治疗期为3年。 出现复发和转移，能用之前用过的靶向药吗？ 然而，到了2020年8月，CT影像学检查发现右肺结节生长，6个月的时间里，从5毫米增加到了8毫米。PET-CT检查显示示踪剂摄取有所增强，于是患者进行了立体定向放疗。但在2021年1月的随访检查中发现了脑部转移，增强脑核磁检查发现5个转移病灶，最大的达到了3.9厘米×3.7厘米，并且患者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精神错乱。考虑到治疗的紧急性，选择了奥希替尼作为一线治疗，而未进行脑部放疗。 在使用奥希替尼治疗时，医生并无十足把握，因为她之前参加的临床试验在揭盲后发现，她已经使用奥希替尼治疗了三年。另外，液体活检也未发现EGFR常见的突变，这可能是因为患者血液中肿瘤细胞裂解的碎片浓度太低。于是问题来了：已经用了三年的奥希替尼，那么对于复发的脑转移再使用奥希替尼是否还有效果呢？ 复发的脑转移再使用奥希替尼，仍然有效 让人惊喜的是，2021年2月的复查结果表明，在使用奥希替尼30天后，患者的脑部病灶显著缩小，达到了临床部分缓解的状态。到2022年4月，核磁检查显示转移灶发生了变化，此后进行了立体定向放疗。直至现在，患者仍在接受每日80毫克的奥希替尼治疗，且在2022年11月的评估中，病情仍然处于稳定阶段。 脑转移病灶在奥希替尼治疗前后对比 讨论和分析 通过这篇文献，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即使在前期辅助治疗中使用了靶向药，复发后的治疗中靶向药可能仍然有效。当然，这需要进行密切的监控，一旦发现某个病灶对靶向药无反应，可以通过放疗进行治疗，然后继续使用靶向药，以最大程度地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这里，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在术后使用奥希替尼，因为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目前只有第一代靶向药埃克替尼被纳入医保，如果患者术后使用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是不能进行报销的，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国内的病友了解和关注的。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大胆地在术后辅助治疗中使用靶向药，对于后期可能出现的耐药问题，我们自然会有其他的应对方法。 . 参考文献： Alessandro Di Federico, et al., Effective retreatment with osimertinib in CNS-relapsed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mut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 following resection and adjuvant osimertinib, Anticancer Drugs. 2023 Apr 14;

骨转移是肺癌的一个严重问题，造成患者相当大的痛苦。据统计，40-48%的肺癌患者在初始阶段就有骨转移。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来控制骨转移，避免其加重并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痛苦。骨转移病灶的发展会引发一系列骨骼相关的并发症和对应的治疗，如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骨骼手术和骨骼放射性治疗，这些被统称为骨骼相关事件（SRE）。 预防骨相关事件的药物 为了预防肿瘤患者出现骨骼相关事件（SRE），现有两种药物，双磷酸盐和地诺单抗。双磷酸盐，如唑来膦酸（ZA），是无机焦磷酸盐的类似物，它能通过附着在骨内来抑制破骨细胞的骨吸收功能。此外，双磷酸盐还能通过抑制破骨细胞祖细胞的成长和聚集，促进破骨细胞的自然死亡，从而减少破骨细胞的活性。地诺单抗（Denosumab）是一种单克隆抗体类药物，通过抑制骨重塑过程中的骨吸收，从而增加骨密度并减少骨折的风险。 双磷酸盐和地诺单抗已在我国获得批准，用于治疗骨转移患者，以防止骨相关事件的发生。然而，任何药物都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如下颌骨坏死、肾脏毒性、类似流感的症状、胃肠道反应、非典型股骨骨折等。尽管双磷酸盐已被证实能减少骨相关事件的发生，但缺乏长期治疗影响的证据。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的临床实践指南建议持续治疗，直到大量证据显示患者的健康状况下降或出现过度毒性。 随着新的治疗方法延长了患者的生命，我们也需要有效的措施来减少和预防骨相关事件，同时保持患者的生活质量。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研究探讨了降低双磷酸盐给药频率（即增加用药间隔时间）是否会影响其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2个月一次和1个月一次，疗效无区别 这是在日本进行的一项研究。八家医院共同开展了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二期临床试验，将出现骨转移的肺癌患者随机分组，每四周或每八周接受4毫克双磷酸盐的治疗。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观察首次骨相关事件的发生时间，以及一年后骨相关事件的发生率和种类。 2012年11月至2018年10月的六年时间里，共招募了108名患者。其中54名患者每四周接受一次双磷酸盐注射（每月一次），55名患者每八周接受一次双磷酸盐注射（每两月一次）。 延长双磷酸盐注射时间不影响骨相关事件的发生 由于骨相关事件的发生率较低，首次骨相关事件发生的中位时间无法计算，但是所有患者首次骨相关事件的发生时间并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将双磷酸盐注射的频率调整为每两个月一次，并不会影响首次骨相关事件的发生时间。一年后，两组患者的骨相关事件发生率分别为17.6%和23.3%，但差异并不显著。 在六个月的骨相关事件发生率、疼痛评估、镇痛药物的使用情况、血清N-端肽水平、毒性和总生存期等方面，两组患者也没有显著差异。因此，研究者建议在临床实践中可以考虑将双磷酸盐注射的频率延长至每两个月一次。 双磷酸盐注射时间延长不影响总生存期 讨论和分析 对许多患者而言，去医院接受骨转针治疗（如双磷酸盐注射）是一项挑战，尤其是在体力状态较差的情况下。将双磷酸盐注射的频率调整为每两个月一次，不仅能节省费用，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这些不良反应包括下颌骨坏死、肾脏毒性、类似流感的症状、胃肠道反应、非典型股骨骨折等，这些都会影响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希望本文能为广大癌症患者提供启示，您可以与主治医生讨论，考虑延长双磷酸盐的注射间隔时间。当然，我们更希望广大的患者能避免遭受骨转移的困扰。 . 参考文献： N. Katakami, et al.,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 of zoledronate dosing every four versus eight weeks in patients with bone metastasis from lung cancer (Hanshin Cancer Group0312), Lung Cancer (2023)；

宫颈癌是20岁至39岁美国女性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该癌症的主要诱因是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在成年女性中，HPV感染非常普遍，大约有80%的女性在一生中至少感染过一种类型的HPV。任何生殖器HPV感染的患病率约为40.3%，而高危型HPV病毒的感染率为19%。大多数HPV感染是逐渐发展的，大约有80%的HPV感染通常会在两年内自行清除，但有些感染会持续存在并引发宫颈癌。 HPV疫苗和HPV感染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接种HPV疫苗来预防HPV感染，但许多女性已经错过了最佳接种时机，因此仍面临较高的HPV感染风险。根据2019年的数据，美国女性青少年的HPV疫苗接种率仅为57%，而中国的接种比例估计更低。 HPV病毒的电镜照片 对于宫颈癌的筛查一般进行常规检查如巴氏涂片检查和HPV检查等。目前尚无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可治疗或清除HPV病毒感染。如果不幸感染了HPV病毒，是否有方法可以缓解呢？ 答案是肯定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某些食物如蔬菜和水果，以及食物来源的抗氧化剂（如维生素A、B2、C和D、叶酸）可以有效清除HPV病毒感染并预防宫颈癌。然而，这些结果仍需进一步验证，因为之前的研究仅限于小样本数据。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饮食的作用，科学家进行了更多的研究。 上万名女性的研究：健康饮食习惯降低HPV感染风险 2003年至2016年，研究人员对10543名符合条件的18至59岁女性进行了调研。其中，63.2%的女性已婚或与伴侣同居，12.9%的女性在过去一年有两个以上性伴侣。 这项研究发现，19.2%的女性感染了高危型HPV，21.5%的女性感染了低危型HPV，59.3%的女性未感染HPV。其中，18至26岁的未婚女性中，感染风险更高，比例达到了30.1%。而未婚的吸烟的女性如果有多个性伴侣，感染高危型HPV的可能性会高达40.2%，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比例。 对于如何降低HPV感染的风险，该研究提出了一些办法。研究人员发现，不吃水果、深绿色蔬菜和豆类的女性，感染高危型HPV的风险更高。相反，摄入大量全谷物和乳制品的女性，感染低危型HPV的概率则会降低。 饮食习惯能降低HPV病毒的感染风险 这项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以往的发现，即食物中的抗氧化剂对人体具有众多益处。这些抗氧化剂主要存在于深绿色蔬菜（如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豆类（如利马豆、豌豆、大豆、黑豆）和水果（如橙子、葡萄、蓝莓和芒果）中。这些食品可以通过增强免疫反应和降低炎症来抵抗HPV感染。 讨论和分析 一个人感染HPV的风险可能高达80%，这可不是小数字。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人体能够慢慢清除HPV，但如果女性不常食用绿色蔬菜和水果，且有吸烟、多性伴侣的生活方式，那么HPV感染的风险就升高，而持续性的HPV感染是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原因。 如果要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尽量远离癌症，那么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关键。从我们自己做起，照顾好自己和家人，首先要建立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 参考文献： Hui-Yi Lin et al, Impact of Dietary Quality on Genital Oncogenic HPV Infection in Women,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23).

对于大多数肠癌患者，主要治疗策略通常是化疗。然而，很多患者对基因检测的意义存在疑问。除了KRAS基因突变，肠癌患者可能还有BRAF基因的突变，而BRAF基因的V600E突变是否能从靶向药物治疗中受益呢？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深入了解。 BRAF基因V600E突变 在实体肿瘤中通常会发现驱动基因突变，因为恶性肿瘤本质上是由基因突变引发的细胞恶性增殖。大约8%至12%的肠癌患者存在BRAF基因突变，其中V600E是最常见的突变位点。 如果肺癌里存在此突变，可以用达拉非尼和曲美替尼这些靶向药物治疗，但这种治疗目前并不能直接应用于肠癌。那么它们对于肠癌的效果如何呢？ 一项临床试验对142名肠癌患者进行了评估，所有的患者都存在BRAF基因的V600E突变。他们分别接受了三种不同的组合疗法，治疗效果如下： A组接受了达拉非尼、曲美替尼和EGFR靶向药物帕尼单抗的三联疗法，治疗反应率为21%，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4.2个月； B组接受了达拉非尼和帕尼单抗的联合疗法，治疗反应率为10%，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3.5个月； C组接受了曲美替尼和帕尼单抗的联合疗法，治疗反应率为0%，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2.6个月。 在这项研究中，曲美替尼治疗组的疗效较差可能是因为它靶向的MEK是BRAF基因的下游。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个病例。这位患者从三种药物组合中获益很大，但其使用的EGFR抗体药物是西妥昔单抗，而不是帕尼单抗。 三药联合，52岁的她获得新生 2017年2月，一名没有明显病史的52岁女性因为便秘、腹痛、恶心而就医，检查发现腹部肿胀，左侧有轻度压痛，并且存在贫血的状况。CT检查显示肝脏有一个3厘米的疑似病灶，下结肠有一个可疑的肿块。后面的诊断性结肠镜检查中，在结肠后部发现一个5厘米的非阻塞性肿瘤，活检证实为结肠腺癌。 同年2月，患者接受了初始半结肠切除手术和非典型肝切除术。手术后的分子检测显示，她的结肠腺癌是低分化的，微卫星稳定型，HER2阴性，而且有BRAF基因的V600E突变。检测还显示，淋巴管和周围神经受到了影响，肝脏后方确诊为转移病灶。手术后，她接受了为期6个月的辅助化疗。然而，手术后3个月的复查发现，肝部出现了转移。 治疗过程中临床反应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扫描） 在2017年6月至9月期间，该患者接受了FOLFIRI和贝伐单抗的治疗方案。然而，仅仅三个月后，她的病情再次恶化，CEA指标也持续上升。二线治疗采用的是FOLFIRI和西妥昔单抗的联合治疗，但是随后的检查结果显示肝部转移病灶的体积增大，同时在肺部也出现了新的转移灶。由于这些情况，患者的体力状况恶化。尽管患者非常希望能继续治疗，但此时几乎没有可用的临床治疗方案。 然而，基于之前的一篇研究报告，患者开始尝试超适应症用药，同时接受达拉非尼、曲美替尼和西妥昔单抗的联合治疗。从2017年12月开始治疗后的两个月，CT检查结果显示肺部、肝部以及腹膜后淋巴结的病灶有部分缓解。又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这三个部位的病灶已经无法再检测到，达到了完全缓解。 患者的治疗过程 因为出现了3级丘疹脓疱性皮疹的皮肤毒性，患者每天都需要使用类固醇乳膏和100毫克的米诺环素，并且暂时中断了西妥昔单抗的使用。此外，由于粘膜毒性，她反复出现尿路感染，因此需要进行抗生素治疗以预防尿脓毒性。尽管她经历了这一切，2018年8月的影像学检查并没有显示病情恶化。从2018年10月开始，她停止了西妥昔单抗的使用，只继续接受达拉非尼和曲美替尼的联合治疗，这样的治疗方式的耐受性明显更好。 到了2022年2月，应患者要求，达拉非尼和曲美替尼的治疗也被中断。此后，她每三个月进行一次CT扫描和血液检查。到2023年1月，她仍然处于完全缓解的状态。 整个治疗过程CEA的变化情况 讨论和分析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患者患有微卫星稳定型肠癌，并存在BRAF基因的V600E突变。在我们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这种情况，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可能并未对自身的基因突变进行明确的了解和诊断，这是比较可惜的。 上述患者从2017年的无药可治到2023年仍然处于完全缓解状态，相信这样的病例能为许多类似情况的病人提供参考，同时也期望更多的人能达到这样的治疗效果。 最后，我们再次介绍一下：达拉非尼是针对BRAF基因的靶向药，曲美替尼是靶向BRAF基因下游的MEK，西妥昔单抗则是针对BRAF基因上游的EGFR蛋白的抗体药。这三种药物在三个不同的位置共同作用，共同遏制了癌症的发展。 大家可以关注癌度，我们可以为您解读和分析相应的基因检测报告，并提供关于是否存在此类相关的临床试验项目的信息。 . 参考文献： Gudrun Piringer, et al., Ongoing complete response after treatment cessation with dabrafenib, trametinib, and cetuximab as third-line treatment in a patient with advanced BRAFV600E mutated, microsatellite-stable colon cancer: A […]

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占所有恶性肿瘤的20.4%。在肺癌亚型中，非小细胞肺癌约占85%至90%，而且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无法接受手术治疗。许多患者和家属可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治疗这种疾病需要多少费用？ 一般来说，我们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平均数值。另外，除了医疗相关费用外，还存在非医疗相关费用。 非医疗相关费用是如何产生的？ 药物治疗晚期肺癌所需的高昂费用给个人及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大部分研究都在评估肺癌患者的直接医疗开销，因为相较于非医疗开销，这些费用在总经济负担中的占比更大。近期，靶向疗法和免疫疗法显著延长了晚期肺癌患者的存活时间。尽管许多药物已被纳入医保，但患者在频繁的治疗中依然需要支付一部分费用，而这些费用并不在公共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内。 另外，癌症患者的不良预后和抗癌治疗的副作用也让他们不得不经常就医，这还涉及到家人的护理，包括住宿和交通费用在内的开销。若遇到专家难以预约的情况，还不得不找黄牛，这也会进一步提高非医疗相关花费。考虑到癌症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是治疗的主要目标，那么这些非医疗相关的开支是否与这一关键指标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研究解读中为大家解答。 数万元对普通家庭来说仍是高支出 这是由上海复旦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目标对象是那些没有EGFR或ALK驱动突变的局部晚期和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参与者必须年满18岁，且其照护者必须是患者的亲属。 在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期间，这项研究在全国13个医院进行。总共有607名患者参加了这项研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63.5岁，其中56.3%的患者来自农村。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年收入较低，且没有稳定的工作。 这些纳入调研的患者多数为肺腺癌，多数患者已经出现转移。208名患者接受了免疫治疗，包括单药免疫治疗和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或放化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确诊后的平均病程为15.44个月，平均住院频率是6.47次，平均住院时间是8.79天。有433名患者健康状况尚可，而174名患者健康状况不佳。 肺癌患者非医疗相关支出 从患者被确诊后算起，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相关的直接非医疗花费约为2951美元（大约2万人民币）。在这些费用中，住宿、饮食和营养费用占据了总费用的75%以上，其中营养费用最高（占31%）。健康状况较好的患者亚组的人均非医疗成本为2505美元（约1.75万人民币），而健康状况较差的患者亚组的非医疗成本人均高达4060美元（约2.84万人民币），而且健康状况较好的患者护理成本更低。 另外，城市地区的患者承担的直接非医疗负担较低，这可能与他们能够省去住宿费用有关。患者如果住院频次较高或住院时间较长，这也会导致较大的非医疗经济压力。比较起肺腺癌患者，鳞癌患者的直接非医疗成本较低。 讨论和分析 要强调的是，这些费用都是非医疗相关的支出，即不包括药物和检查等在医院因治疗而产生的费用。此外，这个费用是根据平均病程15.44个月计算的，也就是说，在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一个癌症病人的平均非医疗相关支出就达到了2万元，若是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费用会增加至3.84万元，对于大多数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此外，我们注意到患者在营养方面的支出也相当高。这里癌度提醒大家，要避免无谓的开支，例如，对于像灵芝孢子粉这类并无显著效用的产品，不要浪费钱。如果患者的营养状况不佳，应选择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营养保健品。 参考文献： Yu Xia, et al., Measuring direct non-medical burden among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China: is there a difference in health status?, Front Public Health. 2023 May 4;

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肺癌都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肺腺癌是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亚型，这类肺癌患者能从靶向药物治疗中受益。然而，部分非小细胞肺癌找不到驱动基因突变，没法使用靶向药，对这类患者来说，只能选择免疫治疗。 然而，有许多患者不愿接受化疗，只希望使用PD-1/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但如果PD-L1的表达水平不高，单独使用PD-1/ PD-L1抑制剂的效果并不好。如果患者的免疫治疗未能起效，那么后续的治疗将会变得十分被动。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个案例报告，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罕见的BRAF基因突变肺癌 一名63岁的男性患者，没有既往病史。在入院前一个月，他出现了左胸痛、干咳和声音嘶哑等症状。他是一位重度吸烟者，吸烟史长达20年。对他进行的胸部CT检查显示左肺有一肿块（3厘米×4.5厘米），同时，双肺还有散在结节，最大的达到了2.5厘米。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未发现脑部转移的迹象。 患者肿瘤PD-L1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即TPS评分小于1%。此外，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患者没有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只检测到BRAF基因的E501Q突变，突变频率高达45%。然而，这种基因突变没有靶向药物治疗，只有BRAF基因的V600E突变才有靶向药。至此，患者的情况不太乐观，没有靶向药的治疗机会，而且PD-L1表达为阴性，用免疫治疗的获益可能也不大。 PD-1抑制剂联合化疗，患者病灶显著缩小 研究显示，如果PD-L1表达为阴性，单用免疫治疗效果不太好，但如果联合化疗的话，能增加患者获益的可能性。于是，这位患者开始接受培美曲塞、卡铂和帕博利珠单抗的综合治疗。经过三个治疗周期后，肿瘤病灶显著缩小，达到了部分缓解。在完成6个治疗周期的联合用药后，治疗方案中去除了卡铂，用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进行了35个周期的治疗。 在2022年2月进行第27个治疗周期时，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表现出咳嗽、呼吸困难、高烧等症状。患者此前已经接种了辉瑞公司的新冠病毒疫苗。经过抗生素、皮质类固醇和预防性抗凝治疗后，患者的病情逐渐稳定。一个月后的胸部CT显示，肺部损伤已有所改善。 一直到2022年4月的第35个治疗周期，患者的病灶始终保持在部分缓解的状态。在最近的随访中，他的病情一直稳定，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已经存活了38个月。 新冠期间和治疗后影像学检查结果 讨论和启发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患者和家属拒绝化疗而选择盲试靶向药，又或者患者不愿意接受化疗而选择使用PD-1单药治疗，结果会是怎样呢？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而且，在经历了一次次治疗失败的尝试后，患者的身体状况可能会日益恶化，也不大可能从治疗中获益。 因此，我们在此提醒大家，一定要按照当前的循证医学证据来选择治疗方案。例如，除非PD-L1达到80%的高表达水平，否则使用PD-1单药效果不会很好，得联合化疗才行。尽管化疗过程可能会很艰难，但只有通过有效的治疗，我们才能赢得长期生存的机会，才能超越化疗带来的痛苦。在这方面，家属也需要做好对患者的心理辅导。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在癌度群组中进行交流。 参考文献： Kien Hung Do et al, PD-L1-negativ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harbouring a rare BRAF mutation with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first-line pembrolizumab plus chemotherapy: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the literature, Respirol Case Rep. 2023 May 3.

靶向药物与免疫治疗是癌症治疗的常见策略。然而，许多患者在使用一种治疗手段后，如果发现效果不佳，或者疾病进展，常常急切地更换其他治疗方案。但是这种做法需谨慎，因为之前的治疗药物可能会在体内停留一段时间，两种治疗措施一起，可能会出现不耐受或者严重的副作用。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分享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对于携带KRAS基因G12C突变的肺癌患者，如果最初使用PD-1抑制剂进行治疗，在出现耐药之后，不要着急马上使用AMG510这种靶向药物，要至少间隔30天，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肝毒性。 KRAS基因G12C突变的治疗措施 根据统计，KRAS基因的G12C突变存在于13%的非小细胞肺癌中，而针对这个突变位点很长时间都没有靶向药。Sotorasib（AMG510）是第一款针对KRAS基因G12C突变的靶向药。 CodeBreak200三期随机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在先前接受过治疗的肺癌患者中，使用AMG510的生存获益大于化疗，无论是在无进展生存期、治疗应答率、治疗应答时间以及安全性等方面都展现出明显的优势。 因此，AMG510已成为肺癌患者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失败后新的治疗标准，并成为二线治疗方案的优选药物。 免疫治疗后马上用AMG510，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如果患者在初期使用化疗和PD-1/PD-L1抑制剂进行治疗，然后在疾病进展后转用AMG510靶向药物治疗，这种治疗顺序看似无害，但事实上却观察到了各种不良反应，如肺炎、过敏反应和肝炎等。 例如，有些患者在使用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后转用Sotorasib（AMG510），肝活检结果显示有免疫治疗诱导的肝炎。研究者因此提出假设：AMG510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免疫治疗介导的肝炎。 当然，假设是不够的，得有临床试验证据支持。一项涵盖16个法国医疗中心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包括了102例接受AMG510治疗的患者，并设定了序贯治疗和对照组。 在序贯治疗组的48名患者中，他们在接受PD-1抑制剂治疗后立即开始使用Sotorasib（AMG510）。而在对照组中，许多患者在开始靶向治疗前没有接受PD-1抑制剂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序贯治疗组的相关不良反应率非常高，达到了50%，而对照组的相关不良反应率仅为13%。序贯治疗组中有50%的患者出现了严重的靶向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其中16名患者经历了与AMG510相关的严重肝毒性。与对照组相比，序贯治疗组患者出现肝毒性的比例高出三倍。 间隔PD-1抑制剂和靶向药的治疗时间可以避免严重不良反应 而且比较奇怪的是与AMG510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往往发生在刚刚结束免疫治疗不久的患者身上。如果结束免疫治疗还不到30天就使用AMG510，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概率很高很多。30天后再使用AMG510，不良反应发生率大幅降低。 这一结果表明，免疫治疗后，等待一段时间后（至少30天）再接受靶向治疗，会大大降低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可能性。 讨论和启示 药物的相互作用很复杂，有时候两种药物一起会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因此我们要小心避免。如果一种药物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很久，那么得多等一段时间，等到药物都代谢掉，再使用另一种。 我们建议在使用免疫治疗后的30天内不要使用AMG510这款靶向药物。尽量将两种治疗的间隔时间拉长，这样可以降低不良反应，提高药物的效果，从而使患者获益更多。 参考文献： Chour A, et al., Severe sotorasib-related hepatotoxicity and non-liver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sequential anti-PD(L)1 and sotorasib therapy in KRASG12C-mutant lung cancer,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2023),

胃癌是全球第五大恶性肿瘤，在癌症相关的死亡原因里排名第三。在我国，胃癌也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局部晚期且无法手术切除的胃癌患者，经过标准一线化疗后，平均存活时间仅为一年。 尽管结合使用靶向药物和化疗能够延长胃癌患者的生存期，但实际能获益的人数却相当有限。这是因为只有约15%的胃癌是HER2阳性，只有这类患者接受曲妥珠单抗与化疗联合治疗的效果才可以。 在一些国家，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和化疗的联合使用已被采用作为胃癌的一线治疗方案。然而，这种疗法的使用需要患者PD-L1的CPS评分大于5，这一要求实际上排除了许多晚期胃癌患者的获益可能。 对于胃癌，有什么其他的药物吗？ 针对CLDN18.2的新药 首次听说CLDN18.2时，大家可能会感到相当陌生。这是一种通常在胃粘膜细胞中表达的连接蛋白，也常在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细胞中出现。当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时，细胞会失去其极性，这使得CLDN18.2这种蛋白被暴露在癌细胞表面，为抗体药物提供了攻击的目标。 Zolbetuximab（佐贝欣妥昔单抗）是一种免疫靶向药物，它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可以结合到癌细胞表面的CLDN18.2，将细胞毒性药物引导至癌细胞，从而有效地消灭癌细胞。这一工作原理与大家可能听说过的DS8201药物相似，区别在于它针对的是CLDN18.2这种蛋白。 十年来的第二款新药面世了 这项研究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柳叶刀》上，是一项名为”SPOTLIGHT”的随机化、安慰剂对照、双盲的III期临床试验。这个试验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215个研究中心的患者参与。要求参与者年龄超过18岁，患有不可手术切除的晚期肺癌，胃癌细胞中CLDN18.2呈阳性（即有75%以上的肿瘤细胞显示中度或强染色），HER2呈阴性，且先前未接受过系统性治疗。 参与研究的患者被分为两组：一组患者接受佐贝欣妥昔单抗治疗（首次剂量为每平方米体表面积800毫克，之后的剂量降至每平方米体表面积600毫克），同时联合mFOLFOX6化疗方案；另一组则接受安慰剂加化疗的治疗方式。 佐贝欣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改善胃癌患者生存期 在2018年6月21日至2022年4月1日期间，565名患者被随机分入两组进行研究。每组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大约为12个月。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安慰剂组，接受佐贝欣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其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明显降低。如上图所示，接受佐贝欣妥昔单抗加化疗的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达到了10.61个月，而接受安慰剂加化疗的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8.67个月。同时，患者的总生存期也得到了显著的延长。在接受联合用药治疗的患者中，有21%的患者生存期超过了3年，相比之下，只有9%的接受安慰剂和化疗的患者生存超过3年。 在治疗的不良反应方面，接受联合治疗的患者中有87%的患者出现了三级以上的不良事件，在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有78%的患者出现了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三级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和食欲减退。 讨论和启示 虽然佐贝欣妥昔单抗这款药物在国内尚未上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积极寻求使用它的机会。例如，我们已经发布过相关的临床招募信息，符合条件的胃癌患者可以免费使用这款药。此外，这款药物的研究和应用并不会止步于此，未来可能还会有与其他药物的组合治疗的临床研究，我们也鼓励大家积极去报名参加。 同时，我们也提醒患有胃癌或胃肠道结合部腺癌的病友，可以与主治医生讨论并检测CLDN18.2这个指标，而不仅仅是HER2和PD-L1的表达情况。这样或许会为您提供新的治疗机会。 参考文献： Kohei Shitara et al, Zolbetuximab plus mFOLFOX6 in patients with CLDN18.2-positive, HER2-negative, untreated, locally advanced unresectable or metastatic gastric or gastro-oesophageal junction adenocarcinoma (SPOTLIGHT):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hase 3 trial, The Lancet (2023).

在过去的十年中，两大重要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肺癌治疗的进步：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靶向药物的出现显著延长了许多肺癌患者的生存期。然而，不是所有患者都有接受靶向药物治疗的机会，那些不能使用靶向药物的患者通常选择免疫治疗。免疫治疗的相关标记物PD-L1的表达成为了主要的检测指标。PD-L1高表达的肺癌患者可以使用PD-1/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但是，PD-L1的表达是否会影响靶向药物的效果呢？ PD-L1高表达，EGFR靶向治疗效果不好 有些研究探索了PD-L1表达与EGFR靶向药物的原发性耐药性之间的关联（原发性耐药指的是EGFR靶向药物从一开始就无效）。这些研究发现，如果PD-L1高表达，那么使用EGFR靶向药物的生存获益相对较差。 为什么PD-L1的表达会影响靶向药物的效果？可能有多种原因，今天暂且不谈。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PD-L1的表达是否会影响其他靶向药物的效果呢？最近的一篇论文研究了ALK基因突变患者的靶向治疗疗效是否会受到PD-L1表达的影响。ALK基因突变的患者使用免疫治疗的效果通常较差，如果PD-L1的表达还会影响靶向药物的效果，这也是大家不想看到的。 PD-L1表达不影响ALK靶向药疗效 在肿瘤治疗中，我们强调循证医学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治疗方案都必须基于临床试验的相关证据。在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期间，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纳入了225名肺癌患者，这些患者都有ALK基因融合突变。有56名患者首次使用了第二代ALK靶向药阿来替尼，并通过免疫组化检测了这些患者肿瘤组织的PD-L1表达情况。 其中，30名患者的PD-L1表达为阴性（占53.6%），19名患者的PD-L1表达为弱阳性（TPS分数在1%-49%之间），而7名患者的PD-L1表达TPS分数超过了50%。 通过持续跟踪和随访，我们发现这些患者使用ALK靶向药阿来替尼的治疗效果差不多，也就是说，患者是否从靶向药物中获益与PD-L1表达无关。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果患者PD-L1表达较高（TPS指标超过50%），他们使用阿来替尼的无进展生存时间反而更长。这一发现确实很令人惊讶。然而，目前这种差异的具体程度还没有被精确统计。 讨论和启示 我们编译这篇文章，目的是希望能及时给大家参考。很多时候我们进行基因检测时，会检测许多指标，包括驱动基因突变和PD-L1表达。在帮助患者解读基因检测报告时，我们发现许多人都担心相关指标对治疗的影响。一些较小的基因公司有时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歪曲基因检测报告的解读，这可能会影响大家的治疗决策。 通过今天的讨论，大家知道了肺腺癌较常见的两个驱动基因的靶向药和PD-L1表达的影响。对于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如果PD-L1高表达，靶向药物治疗可能会受到影响，他们在后期可能需要考虑参加一些临床试验，以获得新药物治疗的机会。然而，对于携带ALK突变的肺癌患者，在使用靶向药物治疗期间，他们不必过于关注PD-L1的表达情况。如果患者能从ALK的各种靶向药物中获益很长，那么他们的预期生存期还是相当长的。 参考文献： Yingying Pan, et al., Association of PD-L1 expression with efficacy of alectinib in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with ALK fusion, Lung Cancer (2023)

在人体正常细胞转化为恶性肿瘤细胞的过程中，一些分子会呈现异常表达，其中包括α-叶酸受体 (FRα)。在卵巢癌、三阴性乳腺癌、子宫内膜癌、间皮瘤和肺癌等多种癌症中，FRα都有高度表达的现象。特别是在卵巢癌中，高达90%的肿瘤组织有FRα的表达，而在非恶性组织中，FRα的表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FRα成为了重要的抗癌药物研究靶点。 有许多抗癌药物研发都聚焦于FRα，包括蛋白抗体类药物和抗体偶联药物等。早期的临床试验结果令人振奋。 FRα靶向抑制剂艾曲塞 CT900，也被称为ONX-0801和BCG945，有时被译为艾曲塞（idetrexed），是一种新型的FRα靶向抑制剂，基于环戊喹唑啉。这种药物与FRα结合后能够特异性地进入癌细胞，破坏癌细胞并促进其死亡。 英国伦敦癌症研究所，图片来自网络 艾曲塞是由英国伦敦癌症研究所开发的抗癌药，首次在卵巢癌等实体瘤的一期临床试验中亮相。在去年发表的《临床癌症研究》的一篇研究显示，艾曲塞对卵巢癌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包括对于铂类化疗耐药的卵巢癌患者。由于FRα在90%的卵巢癌中异常表达，因此艾曲塞首个挑战的癌种就是卵巢癌。 艾曲塞彰显卓越治疗潜力 最新公布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艾曲塞展现了明显的治疗潜力。这项试验包括109名晚期癌症患者，其中42人被分配到剂量递增组，另外67人被划入剂量扩展组。剂量递增组可以帮助寻找药物的最佳治疗剂量，确定安全性；然后最佳治疗剂量会被用于扩展组的更多的患者，以收集更多关于药物安全性和初步疗效的数据。 在剂量递增组中，患者按照每平方体表面积1至6毫克的艾曲塞进行注射，每周进行一次治疗。如果每两周进行一次治疗，则剂量将增加一倍，达到每平方体表面积2至12毫克。 艾曲塞的药效学研究 注射艾曲塞后，我们可以观察到药物在肿瘤病灶中聚集。在安全性方面，每两周一次，每次12毫克的艾曲塞用药剂量对患者来说是基本可耐受的。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疲劳、恶心、腹泻、咳嗽、贫血和肺炎。 在临床前的试验中，艾曲塞抑制癌细胞所需的浓度为600nmol/L，若每次注射的剂量为每平方体表面积12毫克，药物能维持抑制癌细胞增殖的浓度达65小时。临床试验显示，总体缓解率为21.9%，因此研究者决定在二期临床试验中选择每两周一次，每次每平方体表面积12毫克的艾曲塞。 艾曲塞的治疗应答情况 FRα的表达量更高可能意味着艾曲塞的治疗响应率也更高。值得一提的是，12名剂量递增组中的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患者中，有4名患者疗效明显，治疗应答率达36.4%。虽然剂量扩展组的应答率略低，但有部分患者在接受艾曲塞治疗前已使用过FRα靶向抗体偶联药，并且已产生治疗效果。即便是如此，她们也能从艾曲塞的治疗获益。 值得关注这款即将到来的抗癌药 对于上面我们介绍的内容，大家只需要记得，一种新的针对FRα的抗癌药物艾曲塞即将问世，其二期临床试验可能将在中国同步进行。鉴于FRα在多种实体瘤中都存在高表达，因此，对于已对靶向药物和PD-1抑制剂产生耐药性的患者来说，这种新药物的临床研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艾曲塞的首席研究员表示，艾曲塞治疗效果可以与FRα抗体偶联药相媲美，对于卵巢癌有极大的治疗潜力。不仅如此，如果艾曲塞与其他靶向药物或PD-1抑制剂联合应用，可能会产生更优的效果。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个治疗方向的最新进展，并及时向大家报道，也请大家关注我们最新的临床试验招募信息。 参考文献： Susana Banerjee et al, A Phase I Trial of CT900, a Novel α-Folate Receptor–Mediated Thymidylate Synthase Inhibitor,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with Expansion Cohorts in Patients with High-Grade Serous Ovarian Cancer,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22).

2018-2022年，是肝癌病友们迎来的“梦幻五年”。 在这五年间，肝癌的治疗药物仿佛被按下了快进按钮，从“十年药荒”到抗癌新药争相面世，原本被视为绝症的肝癌早已丢下了“无药可救”的帽子，即便是晚期患者也有实现临床治愈的机会。 在2018年以前，肝癌唯一可选的靶向药是索拉非尼，客观缓解率3.3%，中位生存期10.7月（安慰剂是7.9月）；虽然疗效差强人意，但医生和患者都别无选择。 而在这些年间，多个靶向/免疫药物横空出世，仑伐替尼、仑伐+PD-1的王炸组合、国产药多纳非尼和T+A组合，在有效率、无进展生存期、总生存期等指标上纷纷超越索拉非尼。 更多的药物的联合数据出炉，不断刷新着患者的最长生存期，我们的癌症治疗“天花板”越来越高。 最近，又一项肝癌新药TPST-1120横空出世，完美诠释了抗癌新药+免疫治疗+血管抑制剂“三联豪华方案”在肝癌治疗中的优秀疗效。 横空出世！肝癌新药TPST-1120登场 此次我们要给大家科普的新药叫做TPST-1120。 TPST-1120是一种作用于PPARα靶点的拮抗剂。药理机制实质上较为复杂：PPARα的全称叫做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在很多癌症中都有高表达，尤其在消化系统癌症中较多（以肝细胞癌和胆管癌为代表）。 通过TPST-1120对PPARα靶点的拮抗作用，这款肝癌新药具备直接杀灭肿瘤细胞的双重作用机制，一是可以直接靶向癌细胞PPARα通路，实现对病灶的直接杀伤。而另一方面，它可以诱导肿瘤特异性免疫，优化利于免疫治疗的肿瘤微环境（TME）。 药理机制领先，带来的是临床效果的优异。 近期，TPST-1120的研发公司Tempest公布了一项早期临床数据，展示了TPST-1120在肝癌患者中的优异数据： 通过TPST-1120与阿替利珠单抗（Tecentriq）+贝伐珠单抗（Avastin）的联合方案，对肝癌一线治疗的患者展现出了优异的临床数据。 TPST-1120联合治疗方案：肝癌患者ORR提升达74.4%！ 本次临床研究中，纳入临床的患者标准为年满18岁，并且患有未接受过全身治疗的肝细胞癌（即一线治疗）。临床实验纳入患者的范围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共25个地区，共70位肝癌患者纳入TPST-1120+阿替利珠单抗（Tecentriq）+贝伐珠单抗（Avastin）的临床实验。临床分实验组和同期对照组，参与临床的患者接受了TPST-1120联合治疗或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的标准治疗方案。 在TPST-1120一线治疗肝癌的联合方案中，未经证实ORR达到了30%，与临床对照组的OOR 17.2%相比，ORR提升达到了74.4%。 在经证实的数据中，TPST-1120三联治疗组ORR为17.5%，与对照组经证实的ORR 10.3%相比，相对提升了69.9%。 截至临床数据公布时间，TPST-1120三联治疗组中仍有47.5%的患者仍在接受治疗，对照组由23.3%的患者仍在接受治疗。同时，安全性方面，TPST-1120三联治疗临床数据与对照方案一致，并未观察到明确的副作用增加。 除了此次临床以外，在既往的临床中，TPST-1120还进行了与PD-1抑制剂O药的联合治疗，ORR达到38%。 如此优异的数据，在PD-1抑制剂后是难得的一款新药，并且取得了如此优异的临床数据，确实非常不容易。当然，它目前仍处于临床试验的前期，希望它能顺利走完临床过程，造福广大肝癌患者！  

尽管恶性肿瘤的治疗已经进入了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时代，但是放疗仍在肿瘤的治疗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放疗会引发一些不良反应，其中很多让癌症患者感觉不舒服，比如急性放射性皮炎。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应对。 认识急性放射性皮炎 急性放射性皮炎（ARD）是放疗的一种常见的不良反应，其症状包括皮肤发红、疼痛、发痒或脱皮。在严重情况下，患者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和疼痛，还有皮肤溃疡，这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尽管95%的接受放疗的患者都会出现急性放射性皮炎，但我们对其发生原因了解很少，也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法。长期以来，我们普遍认为放射性皮炎是皮肤受到辐射灼伤导致的，因此无法预防。 然而，5月4日发布在《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JAMA oncology）的两篇论文发现，许多急性放射性皮炎都涉及一种常见的皮肤细菌。并且，我们有可能通过简单实惠的办法来预防该不良反应的发生。这可能成为接受放疗患者的新的护理标准。 小细菌竟是放射性皮炎的元凶？ 金黄色葡萄球菌（SA）常被简称为葡萄球菌，这些细菌通常以无害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皮肤上，主要在鼻子和腋窝等部位。然而，当我们的皮肤发生割伤时，这些细菌就有可能引发感染。放疗中使用的辐射线会削弱治疗部位皮肤的结构，从而可能使葡萄球菌穿过皮肤的外层而导致感染。由于放疗通常需要持续多天，这进一步增加了皮肤感染的风险。 考虑到金黄色葡萄球菌与导致皮肤破裂的常见皮肤病（比如湿疹）存在关联，研究人员推测这些细菌也与放射性皮炎有关。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招募了76名接受放疗的患者，并在放疗前后从三个不同的身体部位收集细菌培养物，包括鼻子内部、放疗区域和未暴露于放射线的身体另一侧皮肤。 在放疗之前，大约20%的患者的细菌培养物检测结果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呈阳性，但没有活跃的感染。然而，在治疗之后，48%的患者出现了严重急性放射性皮炎的症状，其细菌培养物中检测到了葡萄球菌。 抗菌处理降低发生严重放射性皮炎的概率 另一项研究涉及77名癌症患者，其中包括两名乳腺癌患者。这些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常规的卫生和保湿治疗，另一组接受抗菌治疗。抗菌治疗包括使用身体清洁剂氯己定和2%莫匹罗星软膏，在治疗期间每天使用两次，连续进行五天后间隔一周。这种治疗方案在整个放疗过程中持续进行。 接受抗菌治疗的患者中，一半的患者出现了轻度或中度的急性放射性皮炎症状，但没有出现最严重的症状，即皮肤破裂和溃疡。此外，没有患者因抗菌治疗而出现不良反应。相比之下，没有接受抗菌治疗的患者中有23%出现了严重的急性放射性皮炎症状。 简单、省钱，何不用起来？ 研究人员表示：“我们的治疗方案简单、价格便宜、使用方便，适用于每位接受放疗的患者，而且无需先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 同时，这种治疗方法将影响接受放疗的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方案。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治疗方法，而且相应的软膏很容易获得。您可以与主治医生进行沟通，或在一些在线药店咨询药剂师以获得使用该药物的指导。希望这篇文章的相关信息能帮助肿瘤患者减少一些痛苦，为家属分担一些忧虑。 参考文献： Staphylococcus aureus colonization predicts severity of acute radiation dermatitis” and “Bacterial decolonization for prevention of radiation dermatiti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Oncology (2023).

2020年全球新增了1930万例癌症病例，1000万人因癌症而去世。预计到2040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将达到2840万。不断上升的癌症发病率对当前的癌症治疗提出了挑战。 在各种治疗方法中，免疫治疗在多种实体瘤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效果，特别是PD-1抑制剂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 然而，总体而言，PD-1抑制剂的治疗应答率并不高，大多数肿瘤的治疗应答率只有20%至40%。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包括PD-L1的表达水平、肿瘤突变负荷（TMB）和微卫星不稳定性（MSI）。此外，一些研究报道显示肠道微生物也会影响肿瘤的治疗效果，这其中就包括胃幽门螺旋杆菌。 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全球一半人口 胃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是一种常见的能感染人类胃部的细菌，呈螺旋形状，耐酸，可以在胃酸的环境下存活和繁殖。 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最常见的慢性细菌感染之一，估计全球有一半的人口感染了这种细菌。感染途径主要是通过口腔-口腔传播、食物或水源的污染以及近距离接触等。由于咱们国家分餐和公筷使用不太普及，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总体是比较高的。 大多数感染者并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然而，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一些胃部疾病相关，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的主要致病原因之一，也与胃炎和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 有研究指出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可能会抑制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活性，从而导致CD8+免疫T细胞的活化水平下降。此外，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可能引起调节性T细胞标志物的上调。这些发现表明胃幽门螺旋杆菌可能对免疫治疗产生负面影响。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现了更多的证据。 （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来源摄图网） 胃幽门螺旋杆菌竟然影响免疫治疗疗效 研究者对目前已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搜索，纳入了三项研究，共包括263名接受免疫治疗的肿瘤患者。分析结果显示，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的缩短相关。 胃幽门螺旋杆菌影响患者的总生存期 在接受免疫治疗的胃癌患者中，感染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6.2个月，而未感染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7.5个月，相差约三倍。在黑色素瘤患者中，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阳性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44.1个月，而阴性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尚未达到。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感染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6.7个月，而未感染的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5.4个月。总体而言，汇总分析结果显示，感染胃幽门螺旋杆菌会缩短接受免疫治疗患者的总生存期。 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影响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同样地，对于无进展生存期（PFS），相关的数据也差别显著。在胃癌患者中，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和阴性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2.7个月和8.4个月；在黑色素瘤患者中，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和阴性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22.2个月和尚未达到；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一组患者间的差异不显著，而另一组则有明显的差异，分别为1.57个月和9.13个月。因此，综合分析来看，感染胃幽门螺旋杆菌会缩短接受免疫治疗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至于治疗应答率，研究结果并不明确。尽管在胃癌患者中，感染胃幽门螺旋杆菌可能导致病情进展，但治疗应答率、疾病控制率和病情稳定情况的差异似乎并不明显。然而，根据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差异，我们需要非常重视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 讨论和启示 在我们国家，大多数患者对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并不重视。患者在确诊癌症后开始相应的抗癌治疗，但很少考虑对胃幽门螺旋杆菌进行额外处理。希望本文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其实清除胃幽门螺旋杆菌是相对容易的，通常使用联合抗菌治疗，即同时使用两种或更多种抗生素来消灭感染。在进行免疫治疗之前，我们可以进行相应的检查，并使用相关药物治疗胃幽门螺旋杆菌，这很可能会提高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Maryam Noori et al, Impa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on the efficacy of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for cancer treatment: a meta-analysis, Immunotherapy. 2023 May 4.

常识or误区 运动有助于骨骼发育，还能预防老年骨质疏松是一个公认的常识。但骨折后，大多数人往往都认为这个时期身体非常脆弱一定要静养至少100天，不可做任何运动。 其实不然，骨折后2周内就需要开始做肌肉静态收缩，而后逐渐增加主动活动和负重活动，以促进消肿和骨骼愈合。 对待肿瘤，也是一样。 我们都知道合理膳食和规律运动有助于抗癌，而肥胖、不良生活习惯的长期积累会增加患癌风险，癌症患者在康复期或者稳定期也一直被倡导运动、营养膳食等生活方式。然而在肿瘤治疗期间，患者们应该如何从这些方面获益一直缺乏科学的指导。 最近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对包括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在内的文献报道进行系统综述，并设立随机对照试验，旨在为成年人在癌症治疗期间的运动、饮食和体重管理提供指导，解决了三个主要的临床问题。   1. 肿瘤治疗期间的锻炼是否能改善与生活质量、治疗毒性或癌症控制相关结果？   建议肿瘤患者在治疗期间进行有氧和抗阻力运动，以减轻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证据质量：中等，推荐强度：强） 建议接受肺癌手术的患者进行术前锻炼，以减少住院时间和术后并发症。（证据质量：低，推荐强度：弱） 注意：治疗期间的运动干预可减少疲劳，保持心肺健康、身体机能和力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活质量，减少焦虑和抑郁。此外，治疗期间的运动干预发生不良事件风险的概率较低。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推荐在治疗期间进行锻炼可以改善癌症结局或治疗完成率。    2. 肿瘤治疗期间某种特定的饮食模式或特定食物是否能改善与生活质量、治疗毒性或癌症控制相关结果？   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推荐或反对膳食干预措施，包括生酮或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低脂饮食、功能性食品或禁食，能够改善与生活质量、治疗毒性或癌症控制相关结果。 不推荐使用中性粒细胞减少饮食（烹饪所有原材料，包括水果和蔬菜，也就是不吃生的）来预防癌症患者在治疗期间的感染。（证据质量：低，推荐强度：弱）    3. 肿瘤治疗期间进行有意减肥或避免体重增加的干预措施是否能够改善与生活质量、治疗毒性或癌症控制相关结果？   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推荐或反对在治疗期间进行有意减肥或采取防止体重增加的干预，可以改善与生活质量、治疗毒性或癌症控制相关结果。 注意：专家小组强烈认为，饮食和体重管理能够带来健康益处。因此，并不应该阻止临床医生与病人进行这方面的讨论。考虑到目前仍然缺乏关于癌症治疗期间饮食和体重管理干预的证据，尚不能提出具体的建议。   总结来看，治疗期间的肿瘤患者应定期进行有氧和抗阻力运动，并建议接受肺癌手术的患者在术前进行运动；不建议使用中性粒细胞减少饮食来预防治疗期间的感染。 关于特定饮食和减肥干预措施目前不推荐也不反对。 即便有了ASCO指南的推荐，相信还有很多患者朋友存在以下的疑虑，让小编来一一解答。   有氧和抗阻力运动有哪些？ 有氧运动包括散步、快走、慢跑、上下楼梯、骑自行车、广场舞、太极拳、八段锦、游泳等，患者们可自行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运动最好养成规律，运动时间以每次20~30分钟为宜。 抗阻力运动难度相对高一些，需要调动肌肉收缩来对抗外部阻力，可通过弹力带、杠铃、哑铃等器械来完成，也可从简单的下蹲、仰卧起坐等对抗自身重力的运动入手，一定注意量力而行。 中性粒细胞减少饮食是什么？ 一些肿瘤治疗具有骨髓抑制等副作用，造成患者中性粒细胞减少，而这里所说的不推荐中性粒细胞减少饮食主要指的是，为了减少治疗期的感染风险而过度加工食物，以追求无菌，例如把所有的蔬菜和水果等食材全部进行煮熟才食用。 晚期和进展期的患者也建议运动吗？ 关于晚期癌症患者运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及潜在益处的文献相对有限，但是一项涉及约100例晚期肺癌患者的荟萃分析报告显示，运动确实能够改善6分钟步行测试（6MWT）能力和生活质量。因此，建议晚期患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做一些身体活动。 写在最后 肿瘤患者在确诊后，近75%都会主动改变饮食和运动习惯，这些改变也的确能帮助他们保持健康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和其他慢性疾病风险。 虽然肿瘤治疗期间的积极改变不一定能确保我们收获健康，但能在生命天平的健康端多增加了一个砝码。 参考文献： [1] Ligibel JA, Bohlke K, May AM, Clinton SK, Demark-Wahnefried W, Gilchrist SC, Irwin ML, […]

肺癌里，80%是非小细胞肺癌。过去十年里，靶向药和免疫治疗的出现显著延长了肺癌患者的生存时间。其中，非小细胞肺腺癌有大约一半可以使用EGFR靶向药治疗。如果没有靶向药的治疗机会，患者可以选择免疫治疗，这样也可以显著控制疾病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但是，使用免疫治疗需要检测一些相关指标，其中PD-L1蛋白表达是其中之一，但是基于这个指标预测免疫治疗疗效并非很准确。癌度的上一篇文章就讲过，只有PD-L1的TPS评分大于80%时，单独使用免疫治疗才能获益显著。 基因突变和肿瘤微环境 免疫微环境是指肿瘤周围的免疫细胞和其他细胞的组成和状态。在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可以被肿瘤细胞操纵，从而抑制它们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肿瘤微环境对患者是否对免疫治疗应答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如何评估肿瘤微环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肿瘤病灶中有多种类型的细胞，包括癌细胞和免疫细胞。 人们发现，EGFR基因突变肺癌的肿瘤微环境里缺乏细胞毒性T细胞；CDKN2A基因突变的肿瘤中，肿瘤免疫炎性途径仅仅是弱表达。因此，基因突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免疫治疗的疗效。 今天癌度给大家解读的研究报道，是关于肺癌里的另一个基因突变：STK11基因突变。肺癌患者肿瘤里如果存在这种基因突变，会对免疫治疗疗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STK11基因突变影响免疫治疗 研究者选择研究STK11基因是基于之前的研究成果。共19名尚未接受任何治疗的IA期至IIIB期肺癌患者参加了研究，他们携带KRAS基因突变或者ERBB2（HER2）基因突变。此外，研究者还检测了这些患者肿瘤组织中500个基因的突变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的肿瘤病灶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而肿瘤病灶内PD-L1的表达异质性较小。换句话说，如果对一个肿瘤病灶的不同部位进行穿刺，检测到的PD-L1表达情况差不多。然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STK11基因突变与肿瘤的免疫微环境的“热”或“冷”有关。 冷的免疫微环境是指肿瘤周围免疫细胞数量较少，且这些细胞的活性较低，无法有效地攻击肿瘤细胞。如果STK11基因发生突变，患者的肿瘤病灶更有可能属于冷的免疫微环境，这可能导致免疫治疗效果不佳，并使肿瘤对免疫治疗产生逃逸现象。 至于基因检测套餐里的其他基因，如KRAS、TP53、LRP1B、MTOR、U2AF1等则与肿瘤免疫微环境的“热”或者“冷”无关。 讨论和启示 总体来说，这项发表在《肺癌》期刊上的研究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如果患者没有靶向药治疗的机会，只能选择免疫治疗。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STK11基因突变，应该怎么办？难道就不能使用免疫治疗了吗？ 这其实这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结合其他治疗方式来改善肿瘤的免疫微环境，例如联合应用抗血管生成靶向药、化疗、放疗等治疗方法，这样有可能改善肿瘤的微环境，增加肿瘤免疫治疗起效的概率。 如果患者没有机会接受靶向药治疗，免疫治疗是至关重要的选择。否则，仅依靠单独的化疗或放疗等传统治疗方法，很难控制癌症，实现长期生存。 参考文献： H. Goldschmid, et al., Spatial profiling of the microenvironment reveals low intratumoral heterogeneity and STK11-associated immune evasion in therapy-naïve lung adenocarcinomas, Lung Cancer (2023)

肺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一旦癌细胞扩散转移，治疗选择很有限。晚期肺癌患者的整体生存期较短，仅有5%的患者能够存活超过五年。 PD-1/PD-L1抑制剂的出现为许多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机会。但是，患者往往不希望接受化疗，而是希望尝试单药免疫治疗。至于单药PD-1/PD-L1抑制剂治疗是否可行，通常通过PD-L1的表达进行判断。 PD-L1表达水平 对于免疫治疗，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指标来判断患者是否适合单药治疗：通过免疫组化检测肿瘤组织样本的PD-L1蛋白表达；通过基因测序技术分析肿瘤突变负荷(TMB)；以及通过PCR或基因测序技术分析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MSI)。 如果患者存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MSI-H），则可以使用PD-1抑制剂单药治疗，但这类患者较为少见。肿瘤突变负荷指标往往缺乏具体的高低标准，相比之下，PD-L1表达是多数患者会进行的检测。 之前的研究表明，如果PD-L1表达大于50％，患者就可以选择PD-1抑制剂单药治疗，从而免于接受化疗。然而，最新的报道指出，只有当PD-L1表达水平高达80％时，患者才能够单独使用PD-1抑制剂治疗。 PD-L1表达高达80%才能免于化疗 这项研究包括了141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平均年龄62.5岁，66%的患者患的是肺腺癌，51.1%的患者吸烟。肺和中枢神经系统是最常见的转移部位。这些患者的肿瘤里EGFR和ALK基因没有突变，但PD-L1的TPS评分大于50%。这些患者以前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首次接受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的一线治疗。药物剂量为每三周一次，每次200毫克。 根据肿瘤组织中PD-L1表达的TPS评分，这些患者被分成三组：PD-L1表达的TPS评分小于60%、大于80%以及处于60%至80%之间。 三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研究显示，这些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26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为30个月。其中PD-L1 的TPS评分小于60%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是14个月（上图红色曲线）。PD-L1表达处于60%-80%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26个月（蓝色曲线）。如果PD-L1表达大于80%，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更长，目前还没统计到（绿色曲线）。此外，对PD-L1表达小于60%和处于60%-80%之间的患者进行统计学分析，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未见显著差异。 三组患者的总生存期情况 如上图所示，红色和蓝色曲线的患者的总生存期也没有显著差异，而PD-L1表达大于80%（绿色曲线）的患者则明显更长。 在多元分析中，无论PD-L1表达在60%以下还是60%至80%之间，疾病进展的风险都没有差异。但如果PD-L1表达大于80%，则肿瘤进展风险和死亡风险都较低。总生存期的数据也是如此，只有PD-L1表达大于80%的患者，生存期高于其他两组患者。 讨论和启示 这个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如果PD-L1表达的TPS评分仅略高于50%，使用PD-1抑制剂单药治疗并不够，必要时应该考虑联合化疗，以提高治疗的响应率。只有当PD-L1表达的TPS评分大于80%时，单独使用PD-1抑制剂可能才能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通常情况下，如果患者没有靶向药的治疗机会，只能使用免疫治疗，因此我们得尽量让免疫治疗发挥作用。如果免疫治疗没有起效，后续的治疗选择将很受限制，只能考虑参加一些新药的临床试验，如TILS免疫细胞治疗等。 参考文献： Nikolic Nikola , et al., Brief Report: Predictive value of PD-L1 expression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 cer – should we set the bar higher for monotherapy?, Clinical Lung Cancer (2023)

如果肿瘤能够在早期就被发现，患者可以通过手术实现根治性治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然而，也许大家不相信，肿瘤手术的时间也是很有讲究的。如果患者在不同的时间进行手术，那么预后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患者在早晨进行手术，其预后往往会比较好。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解读这一研究。 胃癌和手术 胃癌是全球第五大常见肿瘤，也是我国发病率非常高的恶性肿瘤，42%的胃癌发生在中国。每年全球新发的胃癌超过100万例，大约80万人因胃癌而死亡。 胃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不足40%。一般来说，全胃切除或者胃大部分切除是主要的治疗方法。医院的外科医生每天进行两到三次手术，手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需要高超的手术技能和专注度。 一些早期的研究表明，相比起早上进行手术，如果患者是晚些时候进行手术，死亡率会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工作量的增加导致了医生注意力下降，或者也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因素。以下这项在中国进行的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一结论。 图片来源摄图网 早晨进行手术，治疗效果更好？ 这项研究包括2728名胃癌患者，其中大多数为男性，中位年龄为60岁。这些患者被分为三个时间段进行手术，这三个时间段的患者在年龄、性别、肿瘤位置和病理学分期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患者的手术时间分组 如上图所示，胃癌患者手术时间的三个时间段分别为：早上8点至9点29分；9点半至下午1点半；下午1点半至晚上9点半。 对这些患者进行了长达三年的随访，结果显示，与早上手术的患者相比，中午和晚上手术的患者的三年全因死亡率略有增加。特别是对于接受腹腔镜手术的胃癌患者和二期肿瘤患者来说，如果在早上进行手术，则可能获得更好的长期生存率。 胃癌患者的手术时间和生存数据 上图显示了胃癌手术患者的生存曲线。蓝色曲线表示早上手术的患者，红色和黑色曲线分别表示中午和晚上手术的患者。对于接受腹腔镜手术的二期胃癌患者来说，早上手术的生存优势是显著的。 讨论和启示 虽然对于很多患者来说，能够找到知名专家进行手术已经很不容易，而挑选手术时间也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些事情，比如为医生提供一些咖啡（如果医院允许的话）、在手术前与医生进行交流、在手术后积极配合做好复查以及辅助治疗等，以降低术后复发的风险。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尽力而为，以求无愧于心，无任何遗憾。 . 参考文献： Yunhe Gao, et al., Surgical starting time of the day and survival in gastric cancer, Scientific Reports,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