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

乙肝、丙肝等肝炎病毒慢性感染，大量食用含有黄曲霉素的食物，酗酒导致的脂肪肝和肝硬化——这一系列以及其他未知的因素，导致中国成为了肝癌大国。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一半的肝癌患者，在中国；而且，大多数肝癌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失去根治性手术的中晚期。   中晚期肝癌的治疗，以介入、射频消融、微波消融、放疗、粒子植入等局部微创治疗，联合全身药物治疗为主。全身药物治疗方面，最近几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十多年前，肝癌的药物治疗只有索拉非尼一个靶向药，被证实是真实有效的治疗药物。最近几年，PD-1抗体、PD-L1抗体、仑伐替尼、卡博替尼、瑞戈非尼、雷莫芦单抗等药物轮番上市，改写了中晚期肝癌药物治疗的指南。   同时PD-1抑制剂联合靶向药，成为全新的首选治疗，比如PD-L1抗体T药联合贝伐单抗，已经获得欧美国家药监局的正式认可，这样一个强强联合的组合拳疗法，可以让中晚期肝癌的中位总生存期突破1年，并让一部分患者获得长期生存、临床治愈的可能。   不过，谈到治愈，对于肝癌而言，最可靠、最高效的方式，还是根治性手术和肝脏移植。   但是肝脏移植，不是对任何病友都合适的。   举一个极端的案例：已经有肝脏之外的地方，发生了转移，那么哪怕把整个肝脏切掉，移植一个正常的肝脏，那么也是于事无补，因为远处的转移病灶还在，移植上去的肝脏很快就会重新长癌；况且，肝脏移植需要配型、价格不菲且移植后需要长期使用抗排异的药物。   因此，全世界对肝脏移植手术，都有严格的标准，符合标准的病友，才有机会接受肝移植、并且有较大的机会从肝移植中获得临床治愈的潜能。   肝移植，最通用的标准是“米兰标准”：只有单个病灶，直径不超过5cm；或者，肝脏内有2个病灶，但是直径都不超过3cm；同时，还需要满足没有大血管侵犯、没有肝脏之外的转移灶。   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癌病人，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早期肝癌，做了肝移植手术后，5年生存率高达75%以上。   但是，符合米兰标准的病友太少了，大多数病友疾病都已经不是早期，确诊的时候不符合这个标准了。那么，有没有办法通过前期的治疗，让肿瘤缩小、减少，从而符合米兰标准呢？这类通过前期的综合治疗，让肿瘤降期符合米兰标准的病人，是否适合接受肝脏移植呢？   近期《柳叶刀.肿瘤学》公布了一项重磅研究成果。   从2011年3月到2015年3月，意大利的9家顶尖肝癌中心一共招募了74名处于中期的肝癌患者，这些患者一开始肿瘤都不符合米兰标准，无法接受肝脏移植，但是这些患者尚无脉管侵犯也没有肝脏以外的转移灶。   这些患者，先接受积极的综合治疗，包括手术、介入、消融、粒子植入以及索拉菲尼治疗，将肝脏内的肿瘤大小缩小、个数减少，并且疗效至少维持3个月以上，然后重新复查MRI等影像学，重新判断肿瘤是否符合米兰标准。   然后对其中经过积极治疗后有幸符合米兰标准的患者，1:1分组，实验组接受肝脏移植，对照组继续接受传统的、不包括肝脏移植在内的综合治疗。   74名患者入组，在第一阶段的降期治疗过程中，13人治疗无效，出现了疾病进展，更不符合米兰标准了；3人由于并发症等原因，不适合接受肝脏移植；2人临时退出了临床试验；2人死亡。   剩下来54名患者，经过积极的降期治疗，成功转化为符合米兰标准的“早期肝癌”，接下来就和每个患者去谈第二阶段临床试验的事，结果只有45人愿意参与随机分组：23名患者分到了肝脏移植组（21人顺利接受了肝移植，另外2人因故又临时退出）；22名患者分到传统治疗组。两组基线特征、疾病严重程度基本均衡。   中位随访71个月（接近6年），两组的生存数据出炉： 两组5年无疾病复发进展的概率分别是76.8%和18.3%——言外之意，接受了肝脏移植的患者，有超过75%的病人，5年后肿瘤没有复发进展，一直都是无瘤状态。 两组5年生存率分别是77.5%和31.2%。 接受肝脏移植这一组，生存率和临床治愈率均大幅度提高。 尽管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2期临床试验，但是结果非常震撼，也给广大一开始不适合肝脏移植、但病情相对局限的肝癌患者，带去了生的希望：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让肿瘤缩小、减少，从而符合肝移植的标准，积极接受肝移植，从而获得临床治愈、长期生存的机会。 毕竟只要有机会接受肝移植，5年的无瘤生存率都可以超过75%！ 参考文献： [1]. Livertransplant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tumour downstaging (XXL): a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

隐居山林，他活出了所有人想要的诗和远方 一处小院，一袭布衣，日出而起，日落而息。 2007年，癌症患者陈老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山林中钓鱼种菜，打猎演出，他把自己的抗癌生活过成了诗，而虎视眈眈的癌细胞也在这样闲适的生活里偃旗息鼓。 抗癌十五年，陈老面临了一次又一次“悬崖间”的抗癌抉择。生死一线间的治疗并未打垮他，十五年后卷土重来的病魔同样未能击败他。 他把病魔的阴霾彻底驱散出生活，活成了所有癌症患者想要的样子。   这些年陈老收获了很多美食，还有胖孙子 自述｜陈老 编辑｜咚咚癌友圈 1 晴天霹雳，“恶魔”降临 我是老陈，目前已经罹患肝癌十五年了。这一次意外的当上“网红”实在非我意，但想到能为其他病友们“加油打气”，我又充满了斗志。 所谓的隐居生活，其实我并不想这样定义它。自己种菜钓鱼，食五谷杂粮，远离纷纷扰扰，本就该是人类最纯粹的状态，我也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我相信我的身体也能感受到这份纯粹，让癌细胞久久不能得逞吧。 这一次再与它对上，我相信我最后仍然会是胜利者，但我不是唯一的胜利者，希望所有对抗癌症的患者都是胜利者。 说说我的故事吧，明天与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我曾是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作为阳光底下最光荣的职业，我的生活却不是那么一切顺意。   1985年应该算作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就在这一年，我在体检中被检查出患有乙肝，这为我后续人生罹患肝癌埋下了最大的祸根。同样是这一年，我爱人临盆，生了个胖儿子。   为了照顾家庭，我需要同时兼顾工作，照顾患病的妻子，同时照顾儿子和父母。生活的重担压了下来，整个人如同一个被不断抽打的陀螺，一旦停下来整个家庭就垮了。   就这样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压下，我每天处在亚健康状态，很快被确诊肝脏纤维化，没过几年又确诊肝硬化。   2005年12月8号，在学校安排的体检中，我被检查出肝部有一片阴影，随后马上到肿瘤医院进行复诊，最终被确诊为肝癌。从1985到2005，时间刚好20年。乙肝-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就这样发生在了我头上。   2005年，我才53岁，在肿瘤医院进行了小肝叶切除治疗。那时候手术没办法完全切除所有病灶，只能切除主病灶。休息一个月之后，对小病灶进行了一次介入治疗（那时候国内的介入治疗条件很简陋，插管很粗）。     2 时间不到半年，恶魔卷土重来 2006年的8月，孩子们都在放暑假，我突然觉得肝的位置疼得厉害，家人立刻带我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仿佛晴天霹雳，我身上已有多处病灶转移，最大的肿瘤已经有七八厘米了，就算是在右肾上的小病灶，也有2-3厘米了。面对这样的病情，医生们近乎给我判了“死刑”，让我好好提高生活质量，完成一下没完成的梦想。 我不甘心，于是又跑了多家医院，得到的结果却都大同小异。我的主治医师也说没办法再进行治疗了。医生问我还有什么想完成的梦想，我告诉他：我想看2008年的奥运会！然而医生却隐晦的告诉我这不太可能。 3 转机来临，我坚持了14个 痛苦的化疗疗程 命是自己的，我还是决定再想办法问诊，毕竟我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 2006年的冬天，我再次去了一趟当地的省肿瘤医院。这一次我找到了化疗科主任并要求全身化疗，而主任却直接否定了我的想法：你这样的病情，连1%的希望都没有！ 最终，经不住我的反复恳求，主任终于同意让我以不住院的方式化疗。 冬季的寒风下，我就坐在走廊里，看着这些充满希望的“毒药”打进我的身体。化疗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最常发生的就是呕吐，没胃口。就这样，我前前后后我进行了14个疗程，每个疗程21天左右。 化疗第二个疗程后，我做了CT复检，发现腹腔内的肿瘤都停止发展了，部分肿瘤还有缩小的现象。这对我而言已经是非常值得庆幸的结果了，但医生仍然持相对保守的态度。毕竟如此大的一个肿瘤在身体里，确实是一个充满隐患的“定时炸弹”。 4 为了手术，医院医生 吵“炸锅”了 为了获得治疗机会，我决定继续问诊。在我第五次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时候，一直不走运的我终于迎来了转机。 这一天，我挂了浙大肿瘤外科刘剑主任的专家号，经过刘剑主任详细的诊断后，刘剑主任说：能手术治疗！听到这话的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刘剑主任说我的肿瘤是种植转移可以进行切除，可以剥离。 在经过了全身系统性检查后，刘剑主任给我安排了2007年6月2号的手术日程。 但是，手术准备过程并不顺利，医院吵“炸锅”了。这也让充满希望的我迎头被泼了一盆凉水。 2007年6月1号下午，肿瘤外科专门为我的手术进行了专家论证会，我在公室门口等待签字。结果医生们全“吵翻天”了，全科室其他医生全不同意手术，原因很简单：我的病情已是晚期，并且最大的肿瘤已开始液化风险大，随时有破裂的可能。 我的态度很坚决：坚持手术！ 刘主任和其他医生们争论了整整一天，最后选择了遵照他的判断，也尊重我的意见。他对我说：“我冒着那么多医生的反对给你手术，如果你相信我，同意明天手术那就签字，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我拿起笔赶紧签，我相信刘主任的判断！这也可能是我人生做的最成功的一个选择。 2007年6月2号早，我进入手术室。手术进行了8个小时，成功切除了所有肿瘤，切除了1/3的胃，十二指肠也切除一些，手术很成功，但非常惊险。切除的肿瘤在离体后不久便破裂了。 事后回想，如果手术再晚一点，很有可能就在体内破裂了，那就真的回天乏术了。 手术后我一个星期就出院了，一个月后做核磁共振（MRI），还有微小病灶存在，刘剑主任建议我化疗，并给我安排了8个疗程的巩固性化疗（我的身体原因只完成了5次，后面的3次没有进行）。 之后我就每2个月复查一次，过了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刘主任去西北支边了，我就变成半年复查一次，再之后就1年复查一次。 […]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肝脏有病，营养的消化吸收都成问题。对于肝癌病人来说，科学、合理的营养治疗是手术、放化疗等综合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肝癌多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常被称之为“中国特色癌症”，预防肝癌要从控制乙肝入手，而治疗肝癌也要选择更适合中国肝癌患者的药物

继REFLECT研究证实HBV相关肝癌患者经仑伐替尼治疗有显著疗效后，APPLE大会上公布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最新荟萃分析结果提示仑伐替尼或将成为HBV阳性肝癌患者的优选治疗方案！

33岁遭遇“癌中之王”，奇迹抗癌20年

一定要引以为戒！

癌症没那么可怕，乐观的心态很重要

一胖毁所有

真的不麻烦

肝癌药物一二三线，通通捋一遍。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

编译：肿瘤资讯来源：肿瘤资讯这期内容改编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仑伐替尼+TACE序贯治疗，为高肿瘤负荷的中期肝癌治疗打开新思路

肝癌（HC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全球位于癌症死亡的第2位。2017年，全球肝癌发病人数为953000例，死亡人数为819000例

阿司匹林不愧一代神药

“瑞艾同行”慈善项目解读

近日，2020 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再度更新，此次更新信息量较大，在肝癌一线领域新增了免疫联合方案，包括免疫联合化疗、免疫联合靶向都有不同等级的获批，其中特别亮眼的就属“可乐”组合和“A+T”组合了，此外，国产新药多纳非尼也荣登CSCO指南；在肝癌二线治疗领域，国产药物阿帕替尼首登指南，首款双免疫联合治疗方案继登上NCCN指南后也再度闪耀CSCO指南！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癌（ICC）和 HCC-ICC混合型3种不同病理学类型，其中HCC占85%～90%。临床中大多数HCC病例来自亚洲，其中几乎一半来自中国，给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HCC的治疗手段沿革中，我们经历了从手术、放疗、化疗到靶向治疗，再到免疫治疗的过程，如今，免疫联合方案正在走向成熟，在临床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晚期HCC治疗多轨并行，免疫联合方案独树一帜 在晚期HCC一线治疗策略选择中，经典药物是索拉非尼。2008年，索拉非尼的问世打开了肝癌分子靶向治疗的大门，被SHARP和Oriental研究证实可以显著延长晚期肝癌的总生存。目前索拉非尼作为标准疗法治疗晚期HCC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整体疗效有限，并存在耐药的问题。 从2015年开始，若干PD-1、 PD-L1单抗被应用于肝癌二线治疗。近年来，以免疫治疗为基础的多种药物联合方案逐渐成为肝癌治疗新的热点。 多种疗法、不同药物有计划、合理地联合治疗将会是未来肿瘤治疗的主流。这是因为肿瘤是多基因、多阶段演变的一类疾病，发病机制非常复杂，不能期望一个药物或者一种治疗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联合治疗，以获得协同作用。比如，全球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IMbrave150的数据显示，作为一线用药，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T+A”方案）在中位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方面优于索拉非尼。这是十多年来第一项显示HCC患者OS显著改善优于索拉非尼的III期随机试验。 IMbrave150研究：联合治疗不是“杂合治疗”，组合有道方能获益 联合治疗及其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合理的联合，不是简单、随意地把数个药罗列在一起。 与传统的免疫治疗不同，IMbrave150研究中采用了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和新生血管抑制剂贝伐珠单抗的联合治疗方案，即“T+A”方案。“T+A”组合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除了抗血管生成，贝伐珠单抗还可以通过抑制VEGF相关免疫抑制，激发T细胞对肿瘤抗原的反应，加强阿替利珠单抗修复人体自身抗肿瘤免疫能力。两者间形成了显著的协同机制，可实现1+1大于2的效果。 IMbrave150试验的初步结果，最早公布在2019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亚洲大会（ESMO Asia）上。初步数据显示，与目前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索拉非尼单药相比，“T+A”方案使患者死亡风险相对下降了42%[风险比（HR）= 0.58；95% CI：0.42～0.79；P=0.0006]。在疾病进展风险方面，“T+A”组患者的中位PFS从4.3个月提升到了6.8个月。 在5月14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IMbrave150的完整研究数据得到了正式公布：与目前的标准治疗索拉非尼相比，“T+A”免疫联合治疗方案显著延长了患者OS和PFS两项数据，备受关注的患者12个月生存率（12 Month OS%）数据方面，“T+A”免疫联合治疗组患者12个月生存率达到67.2%，更是突破了肝癌治疗十多年来的瓶颈。预计缓解时间超过6个月的患者，在“T+A”组占87.6%，远高于索拉非尼组的59.1%，随着今后长期随访带来的数据成熟，免疫联合治疗在晚期肝癌上的持续获益也会更明确。 中国亚群结果表现更出色，“T+A”在本土患者中可发挥更大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Mbrave150试验共纳入501名既往未接受过系统性治疗的不可切除HCC患者，其中中国患者就有194例（137例来自IMbrave150全球研究，57例来自中国扩展研究队列），133例患者随机接受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治疗，61例患者接受索拉非尼治疗。在今年初的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肝癌峰会上，IMbrave150试验中国亚群的数据也提示“T+A”可能会更适合中国患者。 具体数据显示，在患者整体有着更高的乙肝感染率、大血管侵犯/肝外转移、甲胎蛋白≥400ng/ml等多种预后不良因素的状态下，中国亚群患者OS的HR值为0.44，患者6个月生存率达到86.6%，意味着疗效比试验整体人群更出色。同时，中国人群的安全性数据与全球人群一致，与两种药物已知的安全特性一致，可以被中国人群良好耐受，药物毒性可以管理。 3月24日，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肝病指南更新，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首次纳入一线推荐优选方案。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指南也即将正式更新相关推荐。“T+A”方案用于晚期肝癌治疗已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指南列为一线推荐疗法。2020年新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也已经将“T+A”方案列为1A类专家推荐，作为最新的一线治疗策略供临床选择，不久将正式公布。罗氏中国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提出在中国获得肝癌适应证的申请，已被列入“优先审评审批”，预期将于今年获批，造福广大肝癌患者。 希望是坚韧的拐杖，吾辈更应奋勇向前，迎接更大挑战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肝癌领域的研究之路渐行渐宽，前方的希望也愈加明晰。广大临床和科研工作者们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能够实现HCC患者长期生存和更高生活质量的治疗策略。这其中，免疫疗法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近两年肿瘤研究领域的焦点，被寄予厚望。作为一种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治疗方式，肿瘤免疫疗法也逐步从单药向联合发展。期待这一领域涌现出更多疗效与安全性俱佳的临床应用方案，为肝癌诊疗的发展带来更多革新，为广大患者创造更多希望。   秦叔逵 教授 南京金陵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医师 南京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副理事长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临床肿瘤学杂志》主编    

目前晚期肝癌一线用药选择至少有5种，靶向/免疫/靶向+免疫

目前肝胆肿瘤领域层出不穷很多免疫治疗相关的临床研究，但是大多集中在肝癌的一线和二线治疗，对于多线治疗耐药后的治疗还有待开垦！

5月10日下午15:00—16:30，不见不散！

给大家汇总靶向+免疫疗法应用在十大肿瘤达到疗效新高的研究

不久前，NCCN官网发布了2020年V1版《NCCN肝胆癌临床实践指南》。

对于肿瘤，我依然恐惧，不是恐惧于死亡，而是无法选择

国内一项研究分析了中国患者使用PD-1引起超进展的情况及原因

众多保肝药该如何抉择？

当肝癌遇上免疫，希望在前，未来可期！

重磅：仑伐替尼联合免疫治疗，再次刷新了肝癌治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