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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中期NSCLC患者，外科手术根治性切除是实现肿瘤治愈的重要局部治疗手段。但尽管NSCLC患者接受了肿瘤完全切除术，所有术后患者仍都存在肿瘤复发转移的危险，且危险度随分期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需要在术后进行药物或其他形式的治疗，以进一步提高长期生存，这些术后的治疗手段统称为辅助治疗。   近日，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学组、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发布的《 Ⅰ~ⅢB期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指南（2021版）》对于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做了更新与阐述。本文重点讲诉一下辅助靶向治疗。   一、EGFR突变阳性的Ⅰ~ⅢB期NSCLC肿瘤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 治疗推荐意见： 1. EGFR突变阳性的ⅠA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定期随访，不推荐进行辅助化疗（1类证据，推荐）。 2. EGFR突变阳性的ⅠB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可考虑应用奥希替尼辅助治疗（1A类证据，推荐）。 3. EGFR突变阳性的ⅡA、ⅡB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推荐EGFR-TKI［奥希替尼（1A类证据），吉非替尼（1B类证据）或埃克替尼（1B类证据）］辅助治疗（一致推荐）。 4. EGFR突变阳性的ⅢA、ⅢB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推荐EGFR-TKI［奥希替尼（1A类证据），吉非替尼（1B类证据），埃克替尼（1B类证据）或厄洛替尼（2类证据）］辅助治疗，且优先推荐奥希替尼辅助治疗（一致推荐）。   推荐依据：   既往研究发现ⅠA 期患者接受辅助化疗并无获益，故而ⅠA期NSCLC患者术后不推荐进行辅助化疗。另外，大部分EGFR-TKI 作为辅助靶向治疗的研究中并未纳入ⅠA 期NSCLC 患者，目前并无充分循证依据支持在EGFR 突变阳性ⅠA 期NSCLC 患者中使用辅助靶向治疗。   全球多中心Ⅲ期研究ADAURA研究纳入了ⅠB~ⅢA期（入组时采用IASLC/UICC第7版分期标准）肿瘤完全切除术后的NSCLC患者（既往基于医生判断患者用/不用辅助化疗），研究显示对于EGFR突变阳性ⅠB期患者（相当于IASLC/UICC第8版分期中的ⅠB期和部分ⅡA期患者，见表3），肿瘤完全切除术后使用奥希替尼辅助治疗3年可降低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61%，对于此类患者可考虑采用奥希替尼辅助治疗。   对于EGFR突变阳性的Ⅱ~ⅢB期NSCLC患者，ADAURA临床研究显示EGFR突变阳性Ⅱ~ⅢA期NSCLC患者（相当于IASLC/UICC第8版分期中的ⅡB~ⅢB患者，见表3）术后使用奥希替尼辅助治疗3年可降低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83%~88%，且能显著降低局部及远处复发风险。此外，ADJUVANT临床研究显示EGFR突变阳性Ⅱ~ⅢA期NSCLC患者术后使用吉非替尼治疗2年能够降低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44%，且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长达75.5个月。EVIDENCE研究显示埃克替尼辅助治疗2年能够降低Ⅱ~ⅢA期NSCLC患者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64%，而EVAN研究为Ⅱ期研究仅入组ⅢA期NSCLC患者，研究显示厄洛替尼辅助治疗2年能够降低ⅢA期NSCLC患者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73% 。因此对于EGFR突变阳性的Ⅱ~ⅢB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推荐EGFR-TKI（奥希替尼，吉非替尼或埃克替尼）辅助治疗。需要注意的是，Ⅲ期NSCLC患者有较高的脑转移风险，而奥希替尼辅助治疗能降低脑转移或死亡风险82%，对于Ⅲ期患者优先推荐奥希替尼辅助治疗。     二、EGFR突变阴性的Ⅰ~ⅢB期NSCLC肿瘤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   治疗推荐意见：   1. EGFR突变阴性的ⅠA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定期随访，不推荐进行辅助化疗（1A类证据，推荐）。 2. EGFR突变阴性的ⅠB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常规不推荐辅助化疗，对于其中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推荐进行多学科综合评估，结合评估意见以及患者意愿，可考虑术后辅助化疗（1类证据，推荐）。 高危因素包括：低分化肿瘤（包括微乳头型腺癌、神经内分泌肿瘤等，但不包括分化良好的神经内分泌肿瘤）、脏层胸膜侵犯、脉管侵犯、气腔内播散等。 3. EGFR突变阴性的Ⅱ~ⅢB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推荐进行辅助化疗（1A类证据，一致推荐）。   推荐依据：   2008年NSCLC顺铂辅助协作组（LACECG）对IALT、JBR10、ANITA、ALPI和BLT等5项大型含铂（卡铂或顺铂，不包含奈达铂、乐铂、奥沙利铂）化疗方案随机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结果显示ⅠA期NSCLC患者化疗组与观察组比较，在OS指标上并不能获益，HR=1.40。故而，对于EGFR突变阴性的ⅠA期NSCLC患者，不推荐进行辅助化疗。   对于EGFR突变阴性的ⅠB期NSCLC患者而言，CALGB9633、JBR10等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和LACECG的荟萃分析发现，ⅠB期NSCLC患者术后化疗并无明显生存获益，因此该类患者不常规推荐辅助化疗。但在CALGB9633试验以及2013年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部分ⅠB期NSCLC患者可从术后辅助化疗中获益，因此存在高危险因素的患者，推荐进行多学科综合评估，结合评估结果和患者意愿后可以考虑术后辅助化疗。   另一方面，CALGB9633临床试验显示，对于肿瘤大小超过4 cm的N0 NSCLC患者，术后化疗仍能降低31%的死亡风险，且在该研究随访时间由74个月进一步延长至9.3年时，其死亡风险仍然能够下降23%（尽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JBR10研究中，ⅡA期NSCLC患者术后辅助化疗可降低死亡风险34%（中位随访9.3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对于EGFR突变阴性的ⅡA期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目前仍推荐进行术后辅助化疗。   对于ⅡB~ⅢB期NSCLC患者而言，2008年LACECG的荟萃分析显示，ⅡB~Ⅲ期NSCLC患者术后化疗死亡风险可下降17%，该研究组在2010年的亚组分析同样显示术后采用长春瑞滨+顺铂方案辅助化疗的Ⅲ期NSCLC患者5年生存率提高14.7%。而在2010年一项纳入26项临床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对于Ⅱ~Ⅲ期NSCLC患者术后化疗可升高5%的5年生存率，且在2010年JBR10临床研究中也发现Ⅱ期NSCLC患者术后化疗可降低32%的死亡风险。因此，对于ⅡB~ⅢB期EGFR突变阴性的NSCLC患者，肿瘤完全切除术后推荐常规进行辅助化疗。 […]

随着ESMO大会的完美落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试验的最新进展！也是基于这些最新数据，也为各种肿瘤药物带来更加科学有力的数据基础。FDA抢占先机，先后批准了固定剂量组合、Tivdak、CT-0508的上市申请；NMPA也毫不示弱，批准信迪利的新适应症，为中国广大癌症患者带来福音……别错过这些精彩信息，快来和小编一探究竟吧！ 1 FDA授予relatlimab与Opdivo固定剂量组合优先审评资格，治疗黑色素瘤 2021年9月20日，FDA授予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公司的LAG-3抗体relatlimab和抗PD-1抗体Opdivo（nivolumab，o药）构成的固定剂量组合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优先审评资格，用于治疗患有不可切除/转移性黑色素瘤的成人和儿童患者。如果获得批准，relatlimab有望成为首个获得FDA批准的LAG-3抗体。 该项审批结果是根据一项在202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上公布的2/3期临床试验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在实验中relatlimab/nivolumab组合疗法使黑色素瘤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获得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的获益。组合疗法组和安慰剂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0.12个月和4.63个月。relatlimab是首个在3期临床试验中证明对患者有临床获益的LAG-3抗体。 2 FDA加速审批Tivdak上市，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 2021年9月21日，FDA 就加速批准了由Seattle Genetics、Genmab 联合研制的tisotumab vedotin (Tivdak) ，用于治疗化疗期间或之后疾病进展的复发性或转移性宫颈癌成人患者，填补了这一类疾病治疗空白！ 申请是基于2020年ESMO年会公布的innovaTV 204 试验 (NCT03438396) 的第 Ⅱ 期数据，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单臂、全球性、多中心研究。试验共纳入101例复发性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患者均先前接受过双重化疗（联用或不联用贝伐单抗）但病情进展，或接受过至少2种疗法治疗复发性和/或转移性疾病。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50 岁，95% 是白人，58% 的 ECOG 体能状态为 0。此外，68% 的患者患有鳞状细胞癌，27% 患有腺癌，5% 患有腺鳞癌。几乎所有患者（或 94%）在基线时都患有盆腔外转移性疾病。患者每3周给药（tisotumab vedoti）一次，一次接受 2.0 mg/kg（最大剂量为 200 mg）的静脉注射。实验旨在评估其药物的疗效性和安全性。主要终点是盲法独立中心审查（BICR）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关键次要终点包括缓解持续时间（Do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安全性和耐受性。 中位随访时间为10.0个月（IQR 6.1～13.0），其中ORR达到24%（95%CI 16%~33%）；疾病控制率（DCR）为72%，包括7例（7%）完全缓解，17例（17%）部分缓解（图2）；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为 8.3 个月（95% CI，4.2–未达到）；中位PFS为4.2个月；中位OS为12.1个月；6个月的PFS率为30%；6个月的OS率为79%。tisotumab vedoti的中位反应时间 (TTR) 为 1.4 个月（范围，1.1-5.1），并且在前 2 个治疗周期内观察到活性。接受tisotumab vedoti治疗的人中有 4% 实现了疾病稳定，而 […]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我国国家癌症中心于2019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于恶性肿瘤首位，其年发病和死亡人数分别为78.7万和63.1万，是第二位恶性肿瘤的近两倍。在肺癌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占85%左右，是导致肺癌发病和死亡的主要病理类型，而其中约30%的NSCLC患者初诊时为可切除的早中期NSCLC。   近日，广东省人民医院终身主任、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名誉所长吴一龙教授称，最新研究发现，早中期肺癌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可以降低患者复发、脑转移风险。     多项临床研究数据显示，早期确诊治疗的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肺叶切除、纵膈淋巴结切除术是目前早中期肺癌患者常用有效的手术方式。 随着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广泛应用，高达30%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以在早期诊断出并进行潜在的根治性手术，尤其对于肿瘤小于1厘米的早期肺癌患者而言，在进行手术之后，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   虽然早期发现和手术是实现早中期肺癌的治愈性手段，但仍有近一半诊断为早期的患者、超过四分之三的诊断为晚期的患者在术后五年内经历了复发。   “早期肺癌术后一般有两种风险，一是局部复发，另一种是远处转移。”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所长钟文昭称，局部复发是指肿瘤所在位置的周围，包括同侧胸腔内的原发灶周围和引流区域的局部复发，这种局部复发很可能是由于手术没有切干净导致的；远处转移是指肿瘤已经离开了原发部位，向其他器官，包括脑、骨、肝、肾、肾上腺等器官扩散的复发。     吴一龙教授说：“复发转移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做完手术后，患者、家属以及临床医生面临的巨大问题，按照我们现在所有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如果是比较晚期的病人，例如Ⅱ期、Ⅲ期病人，约术后两年内，复发或者转移的比例高达60%至70%。因此如何控制两年内不让它复发转移，是我们要考虑的焦点问题。”   随着现代医疗的不断进步，对于确诊了早中期的EGFR基因突变阳性肺癌患者而言，辅助靶向治疗选择的出现，为中国早中期肺癌患者长期高质量生存带来了新希望。 “过去化疗对脑转移的治疗效果非常低，但是现在的第三代EGFR靶向药物入脑功能非常好，所以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吴一龙教授称，与辅助化疗、放疗不同的是，辅助靶向治疗可以特异性地作用于肿瘤细胞的某些特定位点，高度选择性的杀死肿瘤细胞而不杀伤或仅很少损伤正常细胞。   专家提醒，早中期肺癌患者除了规范治疗，在术后随访方面也要引起重视。患者要按照医嘱定期随访，并将腹部、颅脑、骨骼等容易发生全身远处转移的高发部位作为复查重点，及时采取合适的后续治疗方案。  

CIO会议已经连续5年在中国举办，通过组织和报导世界知名专家的学术交流，为临床医生带来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的最新进展，以指导临床诊疗、造福患者。 本次会议共分四个章节：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新进展、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聚焦真实世界肺癌治疗、肺癌临床诊疗：未被满足的需求。 01 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新进展 ▎韩宝惠教授：驱动基因阳性晚期NSCLC治疗进展 随着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临床上对于存在明确致癌基因的肺癌患者的管理越来越精准。除了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且已有三代靶向药物的EGFR和ALK靶点外，ROS1、BRAF V600E、MET、NTRK、RET、KRAS等罕见靶点也已有获批药物，而HER2和NRG1靶点目前还未获批相关药物，临床上还需要更多努力来让更多驱动基因阳性NSCLC患者接受到疗效更佳、副作用更小的靶向治疗。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Barbara Melosky教授：驱动基因阴性晚期NSCLC治疗进展 近年来，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尤其是PD-L1≥50%患者在一线免疫治疗中取得了很可观的获益。随后KEYNOTE-042、CheckMate-227等研究证明了PD-L1≥1%的患者同样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1,2]。免疫疗法和免疫联合疗法可以说是改变了NSCLC的治疗格局。 ▎广东省人民医院张绪超教授：肺癌肿瘤标志物检测年度进展 近年来肺癌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已经越来越成熟、规范，2021 版NCCN指南已经推荐对NSCLC患者进行EGFR、ALK、KRAS、ROS1、BRAF、NTRK/1/2/3、MET 14外显子跳跃突变、RET和PD-L1表达水平进行常规检测[3]。 ▎免疫及靶向治疗均有很多未满足需求，分子检测应全面且精准——圆桌讨论 虽然目前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已经成为了驱动基因阴性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但免疫治疗仍然只对一部分患者有效，临床需求仍未被满足。 KRAS将是未来靶向治疗继EGFR之后的“主战场”，BI的广谱SOS1::KRAS抑制剂（BI 1701963）不仅作用于KRAS G12C，其对G12V/F/A/D、G13C、G60可能均有效，能从源头上阻断KRAS信号通路，因此临床医生对其十分期待。 未来肿瘤分子检测的需求是“又全又准”。二代测序（NGS）、液体活检、单细胞测序都是有潜力的检测手段，但还需要等待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降低，达到时间、经济、技术的完美平衡。 02 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 ▎韩国成均馆大学三星医学中心Keunchil Park教授：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聚焦亚裔人群 第一、二、三代EGFR-TKI在抗EGFR突变活性、一线治疗疗效、安全性、药物相互作用等方面均有一定区别。LUX-Lung 7、ARCHER 1050、FLAURA等研究均证明了阿法替尼、达可替尼、奥希替尼等二、三代EGFR-TKI相比第一代具有更大的获益[4-8]，但所有EGFR-TKI都要面对靶向治疗耐药的问题——T790M突变是第一、二代EGFR-TKI耐药的主要机制[9-12]，而第三代EGFR-TKI奥希替尼的获得性耐药机制尚未完全清楚[13]。 为了延长患者的无化疗间期，我们需要选择什么样的EGFR-TKI治疗顺序呢？最近的一些真实世界研究（RWS）数据和回顾性分析表明，采用序贯治疗策略可延长EGFR-TKI治疗的有效时间，延缓耐药的发生——最新发表的UpSwinG研究是一个非干预性全球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阿法替尼序贯奥希替尼治疗队列共入组191例患者进行分析，其中118例亚裔患者，阿法替尼序贯奥希替尼的中位总生存期（OS）在亚裔患者中达到42.3个月，在亚裔EGFR Del19（Del19）患者的中位OS达到43.8个月[14]。 UpSwinG：阿法替尼序贯奥希替尼中位总生存时间[14] 与全球多中心的GioTag研究数据（亚裔Del19患者的中位OS为 45.7个月[15]）相互验证，均表明亚裔患者和Del19患者更能从阿法替尼序贯奥希替尼治疗中获益。 GioTag研究OS数据[15]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黄媚娟教授：EGFR非经典突变新进展 随着第二代测序（NGS）检测的广泛深入，EGFR的“非经典”突变并不罕见，占EGFR突变的10%-20%[16-18]。一、三代EGFR TKIs治疗非经典突变的有效率不高[19-21]，事后分析和RWS数据均显示，非经典突变（G719X、S768I、L861Q）患者对阿法替尼治疗应答良好：LUX-Lung 2/3/6的事后分析显示，阿法替尼治疗G719X、S768I、L861Q的ORR分别为78%、100%、56%，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OS分别为10.7和19.4个月[20]；真实世界UpSwinG研究表明，阿法替尼治疗的至治疗失败时间（TTF）为11.3个月，一代EGFR-TKI为8.8个月，并且阿法替尼对于主要非经典及复合突变的效果较好，TTF分别达到14.3个月和12.6个月[22]。 UpSwinG主要研究结局：TTF[22] ▎EGFR-TKIs顺序治疗方案应个体化考虑，阿法替尼在EGFR非经典突变证据最多——圆桌讨论 临床上应该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管理。阿法替尼具有不可逆性ErBb家族抑制作用，很少产生肝毒性。RWS数据表明“阿法替尼序贯奥希替尼（2+3）”的序贯治疗模式适用于亚裔和Del19患者。 EGFR非经典突变约占EGFR突变的10%-20%，可以分为主要非经典突变（G719X、S768I、L861Q）、Exon20插入突变、原发性T790M突变、复合突变、其他EGFR非经典突变[16]。 对于EGFR主要非经典突变（G719X、S768I、L861Q）而言，阿法替尼积累了EGFR-TKI药物中较多的临床数据，因此其一线应用目前没有争议，但临床医生仍要进行充分的NGS检测以探明患者合并了哪些突变位点。 03 聚焦真实世界肺癌治疗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宋勇教授：真实世界数据的重要性 RWS与随机对照试验（RCT）应为互相补充关系而非对立关系。临床上对于RWS数据的需求是存在的，因为RWS中会纳入通常被RCT排除的患者（例如，ECOG PS评分≥2，以及有合并症的患者）。RWS和RCT的一致性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作出决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峻岭教授：阿法替尼中国真实世界数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江苏省肿瘤医院开展了两项有关阿法替尼的RWS研究，均展现了与RCT一致的疗效和安全性[23,24]。在阿法替尼起始剂量为40mg/天的中国人群中，有10%-15%的患者需要降低剂量。在阿法替尼治疗期间发生疾病进展的患者中, 65.4%存在T790M突变, 多数T790M 突变患者使用了第三代 EGFR-TKI。 两项中国RWS数据[23,24] ▎韩国加图立大学首尔玛丽医院Jin […]

一人患癌，全家担忧！如果家庭中有人患了癌症，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会受到影响。不仅会为家人遭受癌症的折磨而担忧，也会为自身担忧。因为很多癌症有着遗传性、家族性，比如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家族史，是结直肠癌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之前已有研究发现，如果一级亲属（父母，兄弟，姐妹）中患有结直肠癌，则其他成员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将会增加；如果多个家庭成员患有结直肠癌，则风险更大。   近日，一项发表于《癌症流行病学》（Cancer Epidemiology）的研究则进一步显示，二级或三级亲属患有结肠直肠癌，也会增加一个人的结直肠癌风险。   图片来源：123RF   来自美国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University at Buffalo）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犹他州癌症登记处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500多名早发性结直肠癌（患结直肠癌时的年龄＜50岁）患者。   在调整了基本健康信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后，研究人员发现，早发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级、二级和三级亲属，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也会升高。   一级亲属包括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二级亲属包括叔伯、姑姑、姨、舅、祖父母、孙子、孙女、侄女和侄子；三级亲属包括表亲、曾祖父母和曾孙。   相比于没有早发性结直肠癌家族史的人群，早发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级亲属，患早发性结直肠癌的风险升高了500%；二级亲属风险升高了210%；三级亲属风险升高了56%。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早发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级、二级和三级亲属，在一生中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也会升高。相比于没有早发性结直肠癌家族史的人群，早发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级、二级和三级亲属，一生中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分别升高了160%、96%和30%。   图片来源：123RF   虽然该研究是观察性研究，只是显示了早发性结直肠癌患者与其一级、二级和三级亲属之间，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的关联，并未表明因果关系。   不过，研究第一作者、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Heather M.Ochs-Balcom教授表示：“我们的研究为早发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亲属，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提供了新见解，特别是对于50岁之前确诊结直肠癌的患者的亲属。鉴于全球早发性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早发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亲属做好防护措施，降低患癌风险，将变得尤为重要。”   研究最后指出，了解亲属的癌症史信息，并在体检或癌症筛查时，提供给医务人员，咨询相关建议，将对降低患癌风险产生有益的作用。   在收集亲属癌症史信息时，应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收集癌症家族史信息时，主要了解父母、祖父母、自己的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父母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孩子以及侄子和侄女等家族成员的患癌信息，包括谁患有癌症、癌症的类型、诊断时的年龄、过去和现在的健康状况。如果已经去世，还应了解去世时的年龄以及原因。   如果多位家族成员患有相同癌症，尤其是罕见的癌症；癌症的发病年龄比平均年龄要小；一人患有多种癌症，如家族有女性同时患有乳腺癌和卵巢癌；癌症发生在两个器官，如双眼，双肾或双乳中；癌症世代相传，例如祖父、父亲和儿子均患有癌症，则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情况下癌症遗传的风险更高，应尽早采取预防措施。   参考资料 [1] Heather M.Ochs-Balcom, et al.,(2021). Early-onset colorectal cancer risk extends to second- and third-degree relatives. Cancer Epidemiology, DOI: https://doi.org/10.1016/j.canep.2021.101973. [2] […]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ASCO）年会是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全球顶级临床肿瘤会议之一，2021年ESMO年会已于9月16日~21日以全球虚拟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其中，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势头猛烈，在这次大会上公布了5款ADC药物在乳腺癌上的研究进展共6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DS8201正面battle TDM1， 降低复发风险72%！ 本次ESMO会议最受关注的ADC研究：非DESTINY-Breast03莫属。DESTINY-Breast03研究是首个头对头对比ADC药物（DS8201和T-DM1）治疗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疗效与安全性的一项多中心、开放性、随机、Ⅲ期临床研究。 截至2021年5月21日，共有524例患者按1:1随机分组，DS8201组的中位PFS尚未达到，T-DM1组的中位PFS为6.8个月;DS8201组和T-DM1组患者12个月的预估OS率分别为94.1%(95%CI，90.3-96.4)和85.9%(95%CI，80.9-89.7),HR为0.5546（95%CI，0.3587-0.8576；P=0.007172，未超过预先设定的显著性界值）。T-DXd组的中位治疗持续时间为14.3个月（范围：0.7-29.8），T-DM1组为6.9个月（范围：0.7-25.1）。 两组观察到的TEAE发生率相似。两组均未发生药物相关死亡。10.5%的DS8201组患者（大多数[9.7%]为1/2级；0例为4/5级）和1.9%的T-DM1组患者（均为1/2级）发生了药物相关间质性肺炎(ILD)。 DS8201稳定持续发力， 超后线OS超过29个月！ DESTINY-Breast01 是一项单臂、开放、全球多中心2期临床研究，评估了 DS-8201（5.4 mg/kg）作为单药疗法治疗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纳入了T-DM1治疗过程中或治疗后进展的HER2阳性MBC患者184例，这些患者先前已接受过2种或多种HER2靶向方案，治疗转移性疾病的既往疗法中位数为6。患者均接受5.4 mg / kg DS8201治疗。主要终点是ORR， 其他终点包括反应持续时间，PFS和OS。本次报告了最终OS结果。 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3月26日，中位OS随访时间为31.1个月（95% Cl：30.7～32.0），更新的中位OS为29.1个月（95% Cl：24.6～36.1）。随着数据的进一步成熟，超过一半的患者有OS事件发生（95/184，51.6%）（Figure 2）。估计12个月的OS为85%（95% Cl：79～90），估计18个月的OS为75% （95% Cl：67～80），估计24个月的OS为58%（95% Cl：51～65）。 安全性方面，DS8201与先前报告的结果一致。 随着生存随访时间的增加，18个月和24个月mOS表现出显著和持续的获益。这些最新的结果继续表明，DS8201对以前治疗过的HER2阳性MBC患者仍有生存益处（中位数既往治疗线数为6）。目前，DS8201的疗效和安全性还在进行进一步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期待ing~ 新型ADC药物拯救晚期乳腺癌， PFS达7个月 曲妥珠单抗duocarmazine（SYD985,Byondis B.V.,NL）是一种新型HER2靶向抗体-药物偶联物，由曲妥珠单抗与含有duocarmycin的药物结合组成。TULIP研究评估了SYD985治疗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的疗效。 TULIP研究（NCT03262935）将既往接受过≥2种MBC治疗方案或既往接受过T-DM1治疗的HER2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MBC）患者随机2:1分配至SYD985（1.2 mg/kg，每3周一次）治疗组和医生选择（PC）化疗组。主要终点是盲态中心审查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PFS）。该试验具有在P<0.05显著性水平检测0.65风险比（HR）的把握度。次要终点为研究者评估的PFS、总生存期（OS）、客观缓解率（ORR）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 结果显示：来自11个国家的437例患者随机分配至SYD985组（n=291）或PC组（n=146），中位年龄为56岁，既往MBC治疗的中位治疗线数为4 [范围1~16] 。中心审查的SYD985组中位PFS为7.0个月 [95%CI 5.4~7.2] ，PC组为4.9个月 [4.0~5.5]（HR=0.64[0.49~0.84]；P=0.002）。研究者评估的PFS也显著改善（6.9个月 [6.0 ~ 7.2] vs. 4.6个月[4.0 ~ 5.6]；HR 0.60 [0.47 ~ 0.77]；P<0.001）。在首次OS分析中，HR为0.83 [0.62~1.09]；P=0.153。未观察到ORR或HRQoL存在显著差异。 SYD985组最常报告的不良事件是结膜炎(38.2%)、角膜炎(38.2%)和疲乏(33.3%)，PC组是腹泻(35.8%)、恶心(31.4%)和疲乏(29.9%)。接受SYD985治疗的患者中有7.6%（5.2%为1~2级）报告间质性肺病/肺炎，包括2例5级事件。SYD985组导致停药的不良事件（SYD985组35.4%，PC组10.2%）主要与眼部疾病（20.8%）或呼吸系统疾病（6.3%）有关。 TDM1亚洲人群获益率一致， 但增加血液病不良反应 EMILIA 是一项随机、开放标签、3 […]

近年来，维生素D逐渐成了研究热点。一些新兴证据提示，维生素D对癌症、尤其是消化系统肿瘤的防治有潜在作用。 近期，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者领衔、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耶鲁癌症中心等机构学者合作参与、发表在《胃肠病学》（Gastroenterology）的研究探讨了维生素D与早发性结直肠癌（Early-Onset Colorectal Cancer）发生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维生素D摄入量较高（主要来源于食物，如牛奶、鱼类、鸡蛋等）与早发性结直肠癌和结直肠癌前病变的风险降低相关。 截图来源：Gastroenterology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虽然结直肠癌的总体发病率在下降，但是年轻人的发病人数却在增加。先前有证据提示，维生素D的摄入量与结直肠癌的死亡风险之间存在关联。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新闻稿提到，这项研究是“首次观察到摄入维生素D与早发性结直肠癌风险下降有关”。 研究纳入了94205名年龄在25~42岁的女性。研究者每两年对受试者进行一次统计，通过问卷调查记录她们平时的饮食、生活方式、以及医疗和其他健康相关信息，以统计维生素D的总摄入量。并在后续问卷调查中记录受试者是否进行了结肠镜检查或乙状结肠镜检查。主要终点是受试者在50岁之前诊断出早发性结直肠癌或结直肠癌前病变的风险。 研究发现，在1991年至2015年期间，共发生了111例早发性结直肠癌和3317例结直肠息肉。进一步分析表明，与每天摄入维生素D＜300 IU相比，每天摄入维生素D≥450 IU与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降低51%相关（HR=0.49，P=0.01），维生素D每增加400 IU/天，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降低54%（HR=0.46）。每天400~450 IU的维生素D，大约相当于吃100g三文鱼、300g沙丁鱼、750g酸奶。 若每天摄入相同含量的维生素D（400 IU），从饮食中摄入的维生素D比补充剂与疾病风险降低的相关性更强：前者与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降低66%（HR=0.34）有关，后者与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降低23%（HR=0.77）有关。 在结直肠癌前病变中，也发现了相似的关系。维生素D每增加400 IU/天，结直肠腺瘤风险降低24%（HR=0.76），锯齿状息肉风险降低15%（HR 0.85）。 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并未发现维生素D的总摄入量与50岁后诊断出的结直肠癌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研究者表示，有必要对更大样本进行进一步研究以确定维生素D是否能降低早发性结直肠癌发生风险。 “我们的结果进一步支持维生素D可能对年轻人的健康和预防结直肠癌很重要。” 研究资深作者，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Kimmie Ng博士表示。 维生素D与结直肠癌的关联，此前也有多项研究登上顶级期刊。不过，这些发现也不完全一致。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JAMA Network Open的VITAL研究二次分析，超过2.5万名≥50岁人群的试验数据显示，服用维生素D与发生晚期（转移性或致死性）癌症总体风险降低17%有关，而且体重正常（BMI＜25）人群获益更明显。 2019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两项研究则探讨了维生素D在结直肠癌治疗中的作用。 在SUNSHINE研究中，139名晚期或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数据显示，相较于补充标准剂量（400 IU/天）维生素D，高剂量维生素D（4000 IU/天）将结直肠癌进展风险显著降低36%，两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分别为13.0个月和11.0个月。 在AMATERASU研究中，417名1-3期消化道癌症患者（结直肠癌占48%）数据显示，患者在肿瘤切除术后，接受2000 IU/天维生素D口服胶囊的患者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略高于安慰剂组（77% vs 69%），维生素D组复发和死亡风险降低24%，但未达到统计学差异。 在当时JAMA同期刊发的社论中，专家们认为整体而言，高剂量维生素D在研究中初步显示出的抗肿瘤作用，尤其是在胃肠道肿瘤中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 图片来源：123RF 无论是对于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结直肠癌预防，还是维生素D在治疗中的潜力，期待更多研究证据的积累来揭示维生素D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资料 [1] Kim, H., et al., (2021). Total vitamin D intake and risks of early-onset colorectal cancer and precursors. Gastroenterology, DOI: 10.1053/j.gastro.2021.07.002 [2] […]

子宫颈癌发病率居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第2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数据，全球每年有新增病例53万，约25万女性因子宫颈癌死亡，在中国，每年新增子宫颈癌病例约14万，死亡病例约有3.7万。子宫颈癌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治疗和放疗，复发或转移子宫颈癌的全身系统性治疗目前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其联合治疗。 日前，FDA 就加速批准了由Seattle Genetics、Genmab 联合研制的tisotumab vedotin (Tivdak) ，用于治疗化疗期间或之后疾病进展的复发性或转移性宫颈癌成人患者，填补了这一类疾病治疗空白！ Tivdak是一种首创的（first-in-class）靶向组织因子（tissue factor，TF）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在癌症生物学中，TF是一种参与肿瘤信号传导和血管生成的蛋白质，在绝大多数宫颈癌患者和许多其他实体瘤(包括卵巢、肺、胰腺、结直肠和头颈部癌症)中过度表达。该药旨在靶向癌细胞上的TF抗原，并将细胞毒制剂MMAE(单甲基奥瑞他汀E)直接递送至癌细胞内，至癌细胞凋亡。 申请是基于2020年ESMO年会公布的innovaTV 204 试验 (NCT03438396) 的第 Ⅱ 期数据，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单臂、全球性、多中心研究。试验共纳入101例复发性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患者均先前接受过双重化疗（联用或不联用贝伐单抗）但病情进展，或接受过至少2种疗法治疗复发性和/或转移性疾病。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50 岁，95% 是白人，58% 的 ECOG 体能状态为 0。此外，68% 的患者患有鳞状细胞癌，27% 患有腺癌，5% 患有腺鳞癌。几乎所有患者（或 94%）在基线时都患有盆腔外转移性疾病。患者每3周给药（tisotumab vedoti）一次，一次接受 2.0 mg/kg（最大剂量为 200 mg）的静脉注射。实验旨在评估其药物的疗效性和安全性。主要终点是盲法独立中心审查（BICR）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关键次要终点包括缓解持续时间（Do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安全性和耐受性。 中位随访时间为10.0个月（IQR 6.1～13.0），其中ORR达到24%（95%CI 16%~33%）；疾病控制率（DCR）为72%，包括7例（7%）完全缓解，17例（17%）部分缓解（图2）；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为 8.3 个月（95% CI，4.2–未达到）；中位PFS为4.2个月；中位OS为12.1个月；6个月的PFS率为30%；6个月的OS率为79%。tisotumab vedoti的中位反应时间 (TTR) 为 1.4 个月（范围，1.1-5.1），并且在前 2 个治疗周期内观察到活性。接受tisotumab vedoti治疗的人中有 4% 实现了疾病稳定，而 24% 的人经历了疾病进展。79% 的患者经历了目标病变的减少。 tisotumab […]

酸甜苦辣是味道，也是“胃”道。 味道故事天天在身边，而“胃”道的故事，今天由他来讲述。 81岁高龄的陈爷爷，走过了一段由苦到甜的晚期胃癌抗争路。今天，我们希望通过这位抗癌英雄励志故事的讲述，让更多的胃癌患者和家庭能够受到一些鼓舞，直面疾病，科学抗癌，给生命以时光。 再次站在炉灶前，看着面前林林总总的调味品，81岁的陈爷爷（化名）心里，涌出一股道不出的感动。 对陈爷爷来说，滋味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长于上海的他，即便已定居北京多年，也终归热爱着浓油赤酱的浓郁滋味。哪怕当初工作再忙碌，他也总要坚持每晚为妻女烧上一桌好菜。化糖、上色、慢炖、收汁，一盘甜丝丝的本帮红烧肉上桌，便是这个家庭一天里最富滋味的时刻。 若不是那场变故，陈爷爷也许就这样，和家人在甜滋滋生活中走完人生。 难以下咽的酸苦 命运的酸楚、苦痛，一瞬之间，汹涌而来。 “胃时好时坏，那段时间突然消瘦了不少。”做完胃镜后医生的匆匆反应，让陈爷爷意识到可能出了大问题。 胃癌。 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凝结成陈家空气中的酸味分子，一碰，便能让陈爷爷的妻子和女儿泪流满面。“我女儿每天辗转难眠，老伴也觉得天塌了。” 一系列检查和评估后，医生建议进行全胃切除手术，这可能意味着日后饮食起居的绝对改变，流食为主，少食多餐。  “我还是想争取保留一部分胃，不然生活也过得没有滋味。”奔着保留部分胃的目标，陈爷爷和家人一起，开启了艰难的征程。 “连我的小外孙女都说，只要能给外公用最好的药，她也能去打工赚钱。”一家人的全力以赴，成了这段艰难岁月中唯一的甜。 辣到极致终见甜 站在楼梯间喘粗气的那一刻，陈爷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沮丧。 传统治疗之下，陈爷爷经历了强烈的副作用，饱受身体上的苦痛。对于曾经爬山如履平地的他来说，连贯爬楼也成了奢望。 生活的苦，并没因为老人的努力而冲淡，甚至平添了几分毒辣。让他倍感“心凉和黑暗”的是，复查结果显示，病灶并未缩小。这也意味着，快些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遏制癌细胞生长，是保全陈爷爷生命的唯一出路。 好在，黑暗的帷幕背后，真的有闪闪光亮。 经过对疾病状况和免疫功能的综合评估，医生与陈爷爷及其家人进行了充分沟通。最终，陈爷爷一家决定，选择免疫治疗进行治疗。  “结果出乎意料的好，两次之后，病灶缩小了20%，十几毫米。”这让他和家人暂时松了一口气，也为他迎来了手术机会。后来陈爷爷接受了手术，成功保住了四分之一的胃。 如今，陈爷爷又站在了灶台前，烧着他浓油赤酱的菜。当家人围坐在餐桌前津津有味地吃饭、聊天，他总会暗自庆幸，生活的甜，终于被一点点寻回。 “伟大！”提及这个转机，这位儒雅的老人颇为感慨。 心有希望，眼里就能看到远方。生活的本味是甜的，陈爷爷始终坚信如此。 而随着胃癌治疗的进步，我们坚信，如今将见证越来越多像陈爷爷这样的圆满结局。毕竟这些年来，在研究者不懈努力之下，胃癌创新治疗已经取得了众多来之不易的成果—— 2020年3月，免疫疗法在中国获批用于晚期胃癌三线治疗。 2021年8月，免疫联合化疗在中国又获批用于晚期胃癌一线治疗。 …… 随着免疫治疗的不断发展，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晚期胃癌患者像陈爷爷一样迎来新的获益希望。 # 专家寄语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彭智副教授感叹：“陈爷爷当时患病的时候应该已经接近80岁的高龄，从他的整个治疗过程来看，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后来我们给他使用了单药的PD-1单抗，效果非常好。随着我们对于药物不断深入的理解和临床实验的进步，也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人能够从免疫治疗里得到获益。我们医生的目标其实跟患者和家属是一样的，就是要让病人能够从治疗里面获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教授谈起陈爷爷这位患者，也是感慨万千：“对于我们内科医生来讲，哪怕患者只有一线的希望，我们也要追求治愈的可能。有些病人即便已经发生了转移，或者是原发灶太大导致无法手术，我们通过免疫治疗、综合治疗，又使患者再次获得了根治的机会，这就是免疫治疗给我们带来的整个治疗领域里的改变，也为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我觉得陈先生的经历也能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信心。抗癌路上，你我同行。医生是你坚强的后盾和保障。”  

自从纳武利尤单抗撤回晚期肝癌二线治疗的适应症后，NCCN指南也将其除名，这也使得纳武利尤单抗在晚期肝癌中只剩下了一个适应症：联合伊匹木单抗二线治疗晚期肝癌。在这样的情况下，纳武利尤单抗将视线从单药转向联合，此次更是登上ESMO大会舞台，并以“重磅研究摘要”（LBA，Late-breaking Abstract）形式出现，成绩着实亮眼！ IMMUTACE： 武利尤单抗+TACE，长期生存超2年 基于免疫疗法的联合治疗最近彻底改变了晚期HCC患者的治疗，但其在早期阶段的意义仍有待确定。TACE通常被用作中期HCC的首选方案，但在现实世界中，TACE治疗的患者预后仍然较差，中位总生存期(OS)低于20个月。局部治疗后新抗原释放有望与抗PD-1抗体产生协同作用，为免疫治疗与TACE联合提供合理的途径。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纳武利尤单抗联合TACE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是一项II期试验，入组59名患者，接受2次TACE治疗，随后使用纳武利尤单抗治疗 (240 mg/ Q2W)，在第一次TACE治疗后2-3天开始，并持续至进展，最长治疗时间为2年。第一次进展时允许进行一次额外的局部治疗。主要终点为ORR (mRECIST；ORR超过55%，有望进行进一步研究)。次要终点包括PFS、TTFS、OS、QoL和安全性/耐受性。在基线时获取肿瘤组织，纵向采集血液样本并进行广泛的生物标志物分析。 49例患者(14.3% HCV和8.2% HBV)接受了至少一剂纳武利尤单抗治疗。研究结果显示，所有患者的ORR为71%。中位随访14.6个月时，mPFS为6.14个月(95% CI;5.16 – 7.56;41事件)。目前的mOS为28.32个月(95% CI;20.60~NR)。在安全性方面，≥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在34.7%的患者中。疗效与基因改变、基因表达特征和免疫细胞群的相关分析正在进行中。 总的来说，该研究满足了其主要终点，并为TACE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在未进行系统性治疗的中期HCC患者中的疗效提供了证据，且没有出现新的不良反应。这一发现支持进一步评估以纳武利尤单抗为基础的联合治疗用于中期肝细胞癌患者。 Y90放射栓塞联合纳武利尤单抗 治疗晚期肝癌患者，数据更新 其实，这也不是纳武利尤单抗在联合局部治疗在肝癌中的第一次尝试。此前，在2020年ASCO会议上就公布了CA 209-678研究的结果：ORR为31%，中位PFS和OS分别为4.6个月和15.1个月。在刚刚结束的ESMO会议上，提供了CA209-678研究更新的生存数据，并在中位随访24.8个月后对安全性和疗效结果进行了二次分析。 这是一项开放性、单臂、单中心、两阶段Ⅱ期临床试验，纳入了40名患者，其中36名可评估。符合条件的Child-Pugh A级晚期HCC患者接受Y90-RE治疗，随后接受纳武利尤单抗240mg，每2周一次。研究主要终点为总有效率(ORR) (per RECIST v 1.1)。次要终点包括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和安全性。 入组40例患者，其中36例可评估。基于mRECIST评估标准，ORR为41.7%，放疗视野内ORR为58.3%；基于RECIST标准的ORR为30.6%，放疗视野内ORR为36.1%；基于iRECIST标准的ORR为36.1%。中位缓解时间为3.8个月。更新的中位PFS为5.6个月，中位OS为16.9个月。最常见的进展模式是新的肝内病灶。81%的患者经历了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 (trAE)，其中14%是3/4级，没有发生5级trAEs。在比较治疗时和基线ALBI评分时，没有观察到显著变化。22例患者伴有乙肝(61.6%)，19例检测到HBV DNA VL的患者的中位HBV DNA VL为120IU/mL。所有患者均接受抗病毒治疗，未见HBV再激活病例。截至2021年1月31日数据截止日期，5名患者仍在接受治疗。 联合Y90-RE和纳武利尤单抗是一种有效的联合，可获得较高的ORR，尤其针对放疗视野内的病灶。同时，治疗是可耐受的，ALBI评分在治疗期间维持良好。即使在VL基线较高的患者中也没有发生HBV再激活。 可以看出，虽然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晚期肝癌的适应症被撤回，但这并不影响其在肝癌领域的研究。除了上述两项研究外，目前，纳武利尤单抗还在其他一些正在进行的试验中进行疗效和安全性评估：在CheckMate-9DX中单药作为肝癌辅助治疗(NCT03383458)，以及与伊匹木单抗(Yervoy)联合治疗经治的HCC患者(NCT01658878)。我们也期待纳武利尤单抗能早日“收复失地”，涅槃重生！ 参考来源： 2021 ESMO  

6月9日，国家医保局官网发布《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和《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的征求意见稿，2021年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 从2015年10月的原国家卫计委等16个部委（局）建立起部门协调机制，组织开展了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开始算起，国家医保谈判已经完成了五轮。今年9月至10月，第六轮国家医保谈判正在进行。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医保目录调整依然有进有出，而高价值的肿瘤创新药一直是医保谈判过程中备受关注的品种，许多癌症患者急需的抗癌创新药物已陆续被纳入医保范围。上海市胸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韩宝惠教授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医保对创新药及其治疗的支持，他从医保谈判的发展趋势、肺癌靶向治疗的进展与期望和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的角度，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读。 医保谈判的发展趋势 从2016年开始，医保谈判保持一年一谈的频率。谈及前五轮医保谈判和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医保谈判，韩宝惠教授认为未来医保谈判常态化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从最开始的注重价格，到现在更多地关注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公平性等不同维度，中国医保谈判经历了从量到质的改变。 从第一轮医保谈判中，3个涉及非小细胞肺癌的药品通过谈判进入医保药品目录，到第四轮中的22个高价抗癌药的纳入，去年的第五轮医保谈判更是有史以来入围谈判药品数量最多、惠及治疗领域最广泛的一年， 162种药品中谈判成功率高达73.46%。 前五轮医保谈判的部分品种数据 回顾医保谈判，新上市、竞争尚不激烈且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药品通过谈判纳入医保后，均能实现较快放量，给相应品种带来弹性空间。 韩宝惠教授认为，从药品纳入医院的速度、医保谈判价格、目录调整、谈判策略、医保分类目录下的国谈抗肿瘤药品来看，医保谈判规则与模式的不断变革，满足了广大患者持续增长的临床治疗需求，大大改善了中国各个疾病治疗领域的现状，更为“健康中国2030”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药品纳入医保的速度提升，惠民进程不断加快 随着研发技术的发展、药品审批及医保政策的革新，快速上市，进入医保已经成为了目前各个疾病治疗领域药物打开市场的敲门砖，尤其是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抗肿瘤治疗领域。 以罗氏制药研发的盐酸阿来替尼为例，进入中国后从优先审评程序到正式获批，仅用了不到 5 个月的时间，而以往的进口抗癌药在国内获批上市，一般要比欧美的上市时间延后 5 到 6 年。 在国家医保局的推动下，多项政策加速审评，大量海外及国产创新药品获批上市，进入医保周期也大幅缩短，2019年、2020年谈判药品的准入周期中位数分别为3.0年、1.8年，给病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和临床效益。而2021年的医保谈判更将医保谈判的药品目录评审范围扩大到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的所有新通用名药品。即当年6月30日之前上市的产品有机会在上市不到半年内即纳入医保目录，这对于过去在中国上市的药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火箭速度”。 作为阿来替尼上市后最早开出处方的专家之一，韩宝惠教授对于药物可及性提升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切身感受：“肿瘤治疗的创新药物与治疗方案、技术日新月异，加快推动抗肿瘤药物的快速上市，帮助中国癌症患者尽早用上新药好药，是临床医生与患者共同的期望。很多患者都会希望在国内能同步用上最新研发的进口药物，比如当年的阿来替尼，甚至还有患者会去海外代购，而现在药品上市及医保的‘中国速度’让患者可以无忧地在国内用上这些新药，医保加速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二、药品降价依旧是医保谈判的主旋律   韩宝惠教授认为，医保谈判就是为民砍价，大量救命救急的好药能否经过谈判降价进入医保，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家庭的稳定安宁。“让过去用不起药的患者可以用上药，让过去用上药的患者可以接受最新最优的治疗选择，同时还能减轻患者的负担，治疗药物进入医保是肿瘤患者及家属最期盼的消息。” 过去的几轮医保谈判中，哪怕是面对价格高昂、科技含量高的国际知名药品时，一分一厘国家医保局也“锱铢必较”。从历轮医保谈判的降幅中就可见一斑，从2017-2019年，随着谈判成功药品数量的指数式增加，成功药品价格的平均降幅依旧维持在“腰斩”的水平，2019年，70个新增谈判成功药品的平均降幅达60.7%，且续约产品平均的进一步降幅达到了26.4%。在2020年谈判成功的药品数量再创新高达到119种的同时，降幅依旧高达50.64%。 由此可见，医保谈判的降价力度仍然很大，推动药品在合理范围内进一步降价是医保谈判的主旋律。 前五轮医保谈判平均降幅 三、国家医保目录强化动态调整   韩宝惠教授认为，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日趋成熟，初步形成了“一年一调”的动态调整机制。并且在过往只有调入医保目录的基础上也纳入了动态调出的机制，使得医保资金的腾笼换鸟不断加速，为好药续约、新药纳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通过3次调整，医保目录新增调入248种药品，进一步保障了患者的临床用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实现常用药品全覆盖，当前目录内药品共2800种，西药覆盖52个治疗领域，中药覆盖31个治疗领域。特殊人群用药保障方面，近三年共准入35个儿童用药、14个精神疾病用药、14个罕见病治疗药品，覆盖6个罕见病种（以纳入国家《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为准）。 二是填补临床治疗空白，改变无药可用的困境。这既包含在重特大疾病领域可达到治愈效果的药物，如在肿瘤治疗领域，目录调整共新增74个药品品种。也包含针对目录内已有治疗药品但疗效较差、副作用较大，会对患者身体造成巨大损害的疾病领域，可有效降低副作用的药物。 三是丰富用药层次，增加用药选择性。目录调整关注药品代际更新情况，进一步丰富用药层次，以糖尿病用药（西药）为例，近三年目录调整新增20个品种，医保目录内共有70个相关品种（传统和新型），使医生和患者可根据疾病进程、患者个体差异和经济水平精准选择药物。 此外，韩宝惠教授表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还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他认为，随着我国医保大数据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与国际接轨程度进一步提高，医保动态调整机制今后将朝着更加精细、科学和系统方向发展。 四、构建更为完善的肿瘤防治体系   肿瘤治疗给患者、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带来极大临床及经济负担，一直是医保谈判关注的重点疾病领域。韩宝惠教授表示，从第一轮医保谈判至今，抗肿瘤药品的数量和种类逐年增加，为减轻肿瘤患者就医负担，提高用药可及性和生命质量提供了更多选择，充分体现了国家医保对创新药及抗肿瘤治疗的支持。 2016年仅有3个纳入国谈药品目录协议期内的药品，而2020 年，则高达221个，协议期内抗肿瘤药品总数也从 2016年的2个增至2020年的52个，在历年协议期内国谈药品中，抗肿瘤药品数量占比一直维持在 20%及以上。 近五年协议期内国家谈判药品种抗肿瘤药总数变化 图片来源：《肿瘤药学》 目前，我国医保谈判中的抗肿瘤药品品种覆盖面逐年变广，已涵盖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等多个癌种；各个癌种中不同类型抗肿瘤药物的覆盖度也在不断深化，由过去的化疗药纳入医保逐渐发展到靶向药，2020年医保谈判中更是将多个免疫疗法纳入了医保谈判，由此医保局对于全面保障肿瘤患者治疗的决心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抗肿瘤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变化也充分体现了医保局对于抗肿瘤治疗保障的决心。2020 年续约成功的14个抗肿瘤西药价格平均降幅达 14.95%，其中个别一线抗肿瘤药降幅超过 60%。经专家测算，续约成功的 14 种国谈抗肿瘤药品所降价格可为肿瘤患者节省约30余亿元。 韩宝惠教授认为，抗肿瘤药物快速进入医保已经是必然的行业趋势，在历年协议期内的国谈抗肿瘤药品大部分出现“历史最大降幅”，而随着抗肿瘤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多个大癌种及热门靶点中的竞争者逐步增加，抗肿瘤药物可能会更进一步地通过“跳楼价”换取医保中的一席之地。而随着医保纳入高新药物数量的不断增加，极大地提升了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也减轻了我国肿瘤患者的经济负担，为“健康中国2030”的愿景建立了基础。 肺癌靶向治疗的进展与期望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完善，肺癌已经进入靶向治疗时代，然而在患者眼中，进口靶向药物似乎意味着“贵族药”，靶向药刚上市时每月几万的治疗费用令不少患者家庭背负了极大的经济负担。第五轮医保谈判中有7种肺癌靶向药物纳入医保，这意味着临床医生的药物选择面更加广泛，把好药新药用在适合的患者中，抗癌药真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2021 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

日前，在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举办的世界肺癌大会（WCLC）期间，英国肺癌筛查试验（UKLS）结果发表，为明确支持高危人群肺癌筛查带来了又一项重要证据。研究论文也同步登上《柳叶刀区域健康-欧洲》（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 这项研究表明，仅单次低剂量CT扫描（LDCT）就能够大幅降低肺癌死亡率，降幅与肺癌筛查领域的几项主要试验的结果相似，包括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NLST）和荷兰-比利时肺癌筛查试验（NELSON）。 截图来源：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 这项研究从2011年10月-2013年2月纳入了4055名符合条件的肺癌高风险人群。这些人群年龄在50-75岁之间，5年内发展为肺癌的风险评分（通过LLP风险模型评估）≥4.5%。他们被随机分组接受单次LDCT筛查，或不进行筛查（常规护理）。同时，研究团队从国家登记处收集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肺癌病例和截至2020年2月29日的死亡数据。 共有1987名筛查组参与者和1981名对照组参与者接受了约7.3年的随访。LDCT组诊断出86例癌症，报告了30例肺癌死亡；对照组诊断出75例癌症，报告了46例肺癌死亡。统计结果显示，LDCT筛查组肺癌死亡风险降低35%，男性和女性获益相似（肺癌死亡风险降低37% vs 31%），但统计学上不够显著。 在随机分组后的第3-6年中，LDCT降低肺癌死亡率的好处最为显著。 ▲筛查组（橙色）和对照组（绿色）的肺癌累积死亡率（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随访期间共有512人死于任何原因（筛查组246人，对照组266人），全因死亡风险差异不明显，肺癌以外原因的死亡率也没有明显差别。 不过，在所有诊断出肺癌的161名参与者中，筛查组因任何原因死亡风险显著降低48%。共有100人因任何原因死亡，筛查组42例/86例，对照组58例/75例。 筛查组中早期肺癌的比例更高，晚期（III期或IV期）肺癌的发病风险比对照组降低57%。而肺癌筛查的基本依据正是及时识别早期肺癌，此时疾病有机会治愈。 两组之间的肺癌的组织学类型没有差异。 筛查组中，肺癌风险随着结节数量增加而显著升高。发现3个结节的患者，后续肺癌发生风险是1个结节患者组的6倍多，而4个结节的患者，风险更是1个结节患者组的12倍多。 此外，这项研究也评估了过度诊断的风险。这是所有癌症筛查项目的一个潜在问题。NELSON试验报告了8.9%的过度诊断率，NLST试验最初报告为18%，近期新发表结果则表明LDCT组中只有3%的过度诊断。论文指出，根据UKLS中位随访7.2年后的绝对发病率（75例 vs 86例），在最坏情况下，肺癌筛查组中潜在的超额诊断率估计为15%。 图片来源：123RF 为了进一步综合评估LDCT的效果和现有证据，研究团队还将此次UKLS结果与其他8项随机试验结果共同进行了荟萃分析，汇总结果显示LDCT筛查可降低肺癌死亡风险16%，全因死亡率略有下降3%。不同研究结果之间没有异质性，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不同性别的获益不同。 因此，研究团队指出，尽管UKLS单项研究的肺癌死亡风险改善在统计学上不显著，但结合其他试验的一致结果，为高风险人群肺癌筛查提供了明确的支持。 UKLS试验首席统计学家，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Stephen Duffy教授表示， “这些结果增加了国际证据，证明LDCT筛查可降低肺癌死亡风险。” 《柳叶刀区域健康-欧洲》同期刊发的社论文章也指出，看起来是“阴性”、“统计学不显著”的结果，实际上带来了筛查有益的积极信号。 研究主要结局（肺癌死亡率）统计学不显著，与试验在试点阶段过早停止有关。此外，尽管目前对于最佳筛查间隔尚无共识，但UKLS试验表明，尽管只进行了单次筛查，但在长期随访下，能观察到肺癌死亡率的变化，这提示了筛查在高风险人群中的力量。   参考资料 [1] John K. Field, et al., (2021). Lung cancer mortality reduction by LDCT screening: UKLS randomised […]

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数据显示，乳腺癌新增人数高达226万，取代肺癌成为全球发病率第一大癌症！在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也呈逐年增高趋势, 发病年龄越来越低。乳腺癌成为女性健康的第一杀手，不可忽视！ 乳腺癌确切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明确的是，雌激素升高可刺激乳腺癌组织的生长和抑制凋亡，增加乳腺癌的发病率！ 雌激素，又包括外源性雌激素和内源性雌激素。其中内源性雌激素是指身体自然产生的雌激素；而外源性雌激素则是指通过外界获取的雌激素。内源性雌激素一般可以通过药物来调节，但外源性雌激素则需要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多加注意，尽量避免摄入含有高雌激素的食物！ 学会辨别 那些真真假假的外源性雌激素食物 紫河车 ! 慎吃 紫河车（胎盘）含有多种抗体、干扰素、尿激酶抑制物和纤维蛋白溶酶原活化物等，药理作用和药用价值多有报道，临床应用也更加广泛。 在肿瘤治疗中，紫河车含有干扰素和肿瘤抑制因子，可以直接抑制肿瘤生长。但并不建议乳腺癌患者使用，因为其中含有多种雌激素，可导致乳腺癌细胞的进一步生长和恶变！ 蜂王浆 尚存在争议！ 蜂王浆是蜜蜂巢中培育幼虫的青年工蜂咽头腺的分泌物，能明显增强人体对多种致病因子的抵抗力，促进脏腑组织的再生与修复，调整内分泌及新陈代谢，还能有效地增进食欲，改善睡眠并促进生长发育，对人体有极强的保健功能和医疗效果。 但是，前几年关于“蜂王浆可致乳腺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人们便开始对蜂王浆“敬而远之”！有学者认为，蜂王浆导致乳腺癌从剂量-效应关系上来说尚缺乏说服力。因为蜂王浆作为一种保健食品，一般每日服用剂量为1-2克，即使长期服用，机体所吸收的激素量是否能产生导致乳腺癌的生物效还有待商榷[1]。 蜂蜜含有葡萄糖、果糖、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以及酶类等多种营养物质，可以放心喝。 其他保健品 ! 慎吃 很多肿瘤患者将改善营养，提高免疫力寄希望于保健品，这种做饭我们并不赞同！ 市面上的保健品种类繁多，有些甚至出自于一些小作坊的加工，很可能会添加雌激素相关的成分，乳腺癌患者长期服用，很可能会加重病情。 建议大家通过食物的方式摄入营养成分，如果真的需要额外摄入，也应该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服用，切不可自行服用！ 豆浆 可以喝！ 豆浆给大家的印象是含有大豆异黄酮，被称为植物雌激素，所有很多乳腺癌患者都对豆浆“敬而远之”！ 其实，大豆异黄酮不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和复发风险，反而其中丰富的蛋白和营养素对患者恢复非常有利。 另外，大豆异黄酮可能通过增加雌激素代谢向抗癌产物2-羟雌酮转化，从而发挥降低乳腺癌发病风险的作用。也可通过抗氧化、促进细胞凋亡、抑制细胞增殖等抑制癌症的发生发展。 牛奶及奶制品 可以喝！ 乳腺癌患友群里经常会有病友提问“牛奶到底能不能喝？”。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也并不奇怪，因为牛奶中确实含有一定量的激素（雌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１）。 有人对此做了一个研究，结果显示，牛奶及奶制品经吸收入血并发挥作用的雌激素类物质，与体内生产的雌激素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并不会导致乳腺癌风险的增加[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300克牛奶。 参考文献 1、王爱民，郭宁. 蜂王浆与乳腺癌关系的研究进展.江苏健康教育，2003. 2、杨月欣，葛可佑. 牛奶及奶制品与癌症的关系 Meta分析研究现状. 营养学报,2010,32(5):425-428.  

“90后年轻人肝癌离世”“20岁抗癌小伙骨瘦如柴”，每一条癌症新闻刷屏的背后，都有无数年轻人的内心一抖：“我会不会也患上癌？” 不同于“年龄大的人更担心患癌”的惯性思维，《中国“癌症焦虑”大数据报告》显示，25~34岁的年轻人更容易癌症焦虑，占比高达49%。 年轻人担忧患癌并非杞人忧天，近些年来，各类癌症年轻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9年中国最新癌症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恶性肿瘤发病人数约392.9万，死亡约233.8万。其中，每年新增的年轻癌症病人约30万。 在压力型社会环境下，年轻人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快生活节奏、高工作压力、熬夜、吸烟、喝酒、吃外卖等不良习惯，让年轻人的身体更容易出问题，也让他们对癌症的畏惧心理更甚。 羞于开口倾诉，担心被批评“矫情”，独自消化压力，陷入“恐癌焦虑-平复-再焦虑”的循环……那些表面平静的年轻人，经历过怎样的心理挣扎？今天，让我们来听听几位年轻人的“恐癌”心声。 尔雪（22岁，媒体人）：   “连续1个月观察便便，我急慌慌做了肛门指检” 我叫尔雪，今年22岁，刚毕业工作。 我从小“多灾多病”，做过心脏手术，出过车祸，犯过肠胃炎，最近刚入职工作，还不小心骨折了。按网上的话说，我有点”躺着也中枪”的体质。 因为很容易被糟糕的事情找上，所以我格外留意有风险的事情。今年1月份，我从手机刷到一篇肠癌科普文，里边说“现在肠癌年轻化，熬夜、吃辣、胃不好、有家族病史的人，风险更高”。 看完心里“咯噔”一下：我经常凌晨才睡，我无辣不欢，我家人得过癌症…..好嘛！文章里的高危因素，我全中了。 从此我觉得自己一脚踏进了肠癌高危队伍，这改变了我的生活。各种肠癌科普文让我仿佛惊弓之鸟，便秘、胃胀、甚至月经痛，都怀疑是肠癌的信号。以前我上厕所特别干脆，但后来为检查“大便性状”，我每次都会对着“便便”端详半天。 怕什么来什么，2月的时候，一顿辣火锅把我送进了医院。头天晚上刚吃完，第二天早上我腹痛，回头一看排便有血，吓得早饭没吃，赶紧去医院做肛门指检。 一张薄布帘隔住排队“长龙”，我略带尴尬地做完检查，医生下了诊断“没有问题，连痔疮都没有”，我如蒙大赦。 从10点腹痛发作到12点检查完出院，短短俩小时足以让我心惊胆颤，走出医院那一刻，我的症状全没了。 虚惊一场并没有让我更放松，到了6月，我的焦虑感达到顶峰，对“肠癌“的关注，逐渐超过了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具体表现在，一看到“肠癌”字样，就脑补自己患癌的场景。翻到“患病率上升”、“年轻的肠癌”这类话题，忍不住跟人念叨。 我朋友一开始戏称我是“肠癌播报员”，后来也忍不住了：“天天把肠癌挂在嘴边，你有点’魔怔’了。”她试图让我走出焦虑，可作用不大。 我怀疑自己可能早有肠道病变，上次的肠炎就是前期病发的表现。我想做个肠镜查清楚，可是不巧碰上骨折，计划延后了。 在这期间我也没闲着，我抵制一切增加患癌风险的事情，买了防癌神器“防辐射眼镜、电脑膜、手机膜”，戒了最爱的辣火锅，天天喝讨厌的牛奶，吃维生素胶囊，每吞一口寡淡青菜，我都感觉自己往健康迈了一步。 坚持了三周“苦行僧”生活，对吃喝玩乐的渴望冲淡了我的患癌焦虑。“爱咋咋地吧”我对自己说，又回归了熬夜刷手机吃辣的日子。我想这就是所谓的“间歇性抗癌，持续性混吃等死”吧。 不过，为了彻底去掉肠癌的隐忧，我还是打算做个肠镜，再攒笔钱，万一恐癌又犯了，去做个全身早癌筛查。 阿瓦（23岁，在读研究生）： “恐癌11年，我像侦探一样，把十几种癌症一查到底” 我叫阿瓦，是地质专业的研究生。 我可能是朋友圈里，了解癌症类型最多的人。我今年23岁，从12岁就抱着家庭医学百科全书看各类癌症。对于其他人来说，癌症只是个遥远的名词，对于我来说，它们是可能真切存在我身上，危及生命的疾病。 骨癌、胃癌、肝癌、眼癌、脑癌、卵巢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壶腹癌……这些都曾被列入我的疑似患病“榜单”。为排查我耗费了很多精力，仅胃癌、胰腺癌两项，我就跑过三四家医院，做了六次检查。 那是去年2月份，我照镜子突然觉得脸瘦了好多，称重发现，半个月减重7斤，可是我明明一直减肥减不下来的，联想到最近常发生的胃反酸，我的心“腾”一下到了嗓子眼儿，这是“无明显诱因消瘦”啊，妥妥的胃癌征兆。 我一下子慌了，赶紧挂了消化内科的号。先测幽门螺杆菌，结果是阴性。后查胃镜，确有胃炎，但排除胃癌。百度上说，胃酸也可能是其他上腹脏器癌，在我的坚持要求下，医生开了肝胆胰脾彩超检查。看着检查结果上的“未见明显异常”，我暂时放了心。 可是转念又想，超声往往看不清，特别胰腺这种器官，位置又深，个头还不大，还容易被前面的胃、肠子还有气体挡着，万一看差咋办？ 我又要求检查肿瘤标志物，仍然未见异常。我心想，万一我是肿瘤标志物不敏感的人，怎么办？于是又查了个上腹平扫CT，结果正常。这也没问题，那也没问题，可我的症状是怎么回事呢？ 我去查了很多医学文献，里边很多检查失误病例，比百度结果更吓人。小命要紧，不做增强CT绝对不行了。检查结果依旧正常，至此我查到了最后，终于彻底放下心来。 像这样的“一查到底”，我经历过很多次。因为头晕，我做过颅脑CT查脑癌。因为担心卵巢癌，我做过4次子宫及附件彩超。看见家附近医院做肠镜优惠活动，我比逛街商场打折还激动，正好我排便不成型，得去查查肠癌！ 经常检查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扰，一年中有几个月的精力，我耗费在跑医院上。我觉得自己有疑病症，在家人的建议下，我去看了精神科，跟医生聊了俩小时，他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我曾努力寻找这种焦虑的源头，我自己觉得可能跟童年经历有关。一方面我父亲、姑姑、外公都曾患癌，我觉得自己也可能被遗传癌，这让我总容易把身体不适往最坏的结果想。 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健康身体。小时候不好看、学习也差，我常被老师劈头盖脸骂，不敢告诉父母。虽然现在已经读到研究生，也有男朋友喜欢我，但每到重要考试前，我依然会焦虑、自卑、怀疑自己患癌。 小龙（30岁，博士在读） “是没钱，克制住了我的恐癌乱想” 我叫小龙，来自哈尔滨，目前在广州读书。 我第一次出现腿疼的症状是在2015年，当时疼到睡不着觉，程度已经很严重了，去了校医院，做了核磁共振CT检查，医生说：不用担心，可能是着凉了，注意休息保暖就可以。但我休息后也没彻底好，偶发腿疼，每次会持续一周左右。 从那时开始，我脑海里总冒出问题：我这病会不会是癌症？之所以这样想，有两方面原因： 我认为，医生给出的诊断，是建立在检查和推测上的怀疑型诊断，而非确诊，虽然这推测是合理的，但癌症是个捉摸不定的病，我的腿疼还是有可能是癌症的。 另一方面原因是，我确实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当时我学业压力很大，生活不算规律，熬夜较多，也常吃不健康的食物，常常担心身体撑不下去。 每次乱想的时候，我会用两种方式劝自己，一是理性克制，我会拿自己的症状跟骨癌早期症状对比，找它们不太像的地方。 二是经济劝退，我的医保不在当地，去做各种检查还挺费钱的，作为一个穷学生，验证这些胡思乱想会掏空我的钱包。 我其实挺乐观的，我想着，万一真得了癌症，我就不用上学了，剩下的日子不想在医院化疗，列个清单把自己想玩的，想吃的，都实现，就可以走了。   卢切（29岁，档案工作者） “肠镜检查的前一夜，我差点跟父亲留遗嘱”   我叫卢切，家是东北的，体制内工作。 我有过两年多恐癌经历，如果问我哪天最害怕，一定是做肠镜的前一夜。 2017年末到2019年，大约两年多，因为常常胸闷、肋痛、腹胀，我怀疑自己得了肠癌。 在遭受很长时间的心理折磨后，从小怵医院的我，决定去做肠镜。即使是最差的结果，我也需要一个答案。 […]

2021年4月21和22日，基于GARNET研究，Dostarlimab在欧洲和美国相继获得批准，用于单药治疗既往含铂化疗方案治疗时或治疗后进展的成人错配修复缺陷（dMMR）复发性或晚期子宫内膜癌（EC），成为首个被批准用于治疗EC的PD-1药物。2021年8月17日，基于GARNET研究的进一步数据，FDA批准将Dostarlimab的适应症从EC扩大到所有实体瘤。在近期召开的ESMO大会上，研究人员发现，无论MMR或微卫星稳定性 (MSI) 状态如何，高肿瘤突变负荷 (TMB-H) 子宫内膜癌患者对 dostarlimab-gxly (Jemperli) 单药治疗的疗效更佳。 Dostarlimab的主要数据来自1/2期、非随机、多中心、多队列、开放标签GARNET研究，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进行。 研究共纳入209例dMMR复发性或晚期实体瘤患者，此前未接受过PD-(L)1抑制剂或其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但曾经接受过其他系统抗癌治疗（接受过1线、2线、3线及以上治疗的患者比例分别为43%、36%、21%。 EC：患者在含铂化疗方案治疗时或治疗后进展 结直肠癌（CRC）：患者在氟嘧啶、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之后进展或不耐受 结果显示，Dostarlimab单药治疗ORR为41.6%（95% CI：34.9-48.6），其中完全缓解率（CR）和部分缓解率（PR）分别为9.1%和32.5%；中位DoR为34.7个月（范围2.6-35.8+），其中95.4%的患者缓解持续≧6个月。 本次大会进一步汇报了 GARNET 试验 (NCT02715284) 的进一步分析。 截止日期 2020 年 3 月 1 日，共有 129 名 dMMR/MSI-H 子宫内膜癌患者和 161 名 MMRp/MSS 患者入组并接受 dostarlimab 治疗。这些人群分别包括队列 A1 和 A2 的安全人群。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64 岁（30-86）。大多数具有 dMMR/MSI-H 状态；在组织学方面，队列 A1 中的大多数患者表现为子宫内膜样癌 1/2 级（67.6%），而队列 A2 中的大多数患者表现为浆液性病变（37.8%）。在队列 A1 和 A2 中，大多数患者至少接受过 1 […]

近年来，ADC药物发展迅猛，作为最早获批应用ADC药物的实体瘤——乳腺癌，在其治疗上更是迅猛发展并迅速占据了乳癌治疗的半壁江山。 2013年 FDA批准Trastuzumab Emtansine Kadcyla(T-DM1，赫赛莱)上市，用于治疗HER2阳性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的单药治疗实体瘤的抗体药物偶联物。2020年1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批准创新靶向药物赫赛上市。这是中国上市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HER2靶向与化疗偶联的ADC产品。 2019年12月21日 基于DESTINY-Breast01研究，FDA正式批准DS-8201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的后线治疗。 2020年 4月 靶向TROP2的ADC——IMMU132获得FDA正式批准,用于治疗三阴乳癌。这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FDA上市的Trop-2靶向药物。 2021年 1月4日 FDA授予ARX788快速通道，用于二线治疗晚期或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并在同年5月获得CDE官网突破性疗法认定。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到底都有哪些用于乳癌治疗的ADC吧~ 生物导弹ADC 化疗，可能是大多数患者抗肿瘤治疗过程中很难绕开的路，化疗药物的作用往往是广泛的，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对正常组织细胞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毒副反应。近年来，随着精准治疗理念的深入人心，靶向治疗迅速崛起，肿瘤靶向药在精准“击杀”肿瘤细胞的同时，还能有效避免正常细胞的损伤。 将靶向特定抗原的抗体，通过连接子（linker）与药物载荷（payload）连接在一起，被誉为能够精准靶向肿瘤细胞的“生物导弹”——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HER2强悍保底 低表达有效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阳性乳腺癌约占全部乳腺癌的 20%～25%，在过去的20年中，HER2+乳腺癌的治疗发生了巨大变化,HER2单抗、小分子抑制剂等大大改善了HER2阳性乳癌患者的治疗现状，但HER2阳性的乳腺癌的临床实践尚有巨大的治疗需求未得到满足，患者面临着复发和耐药等多重问题。近年来，ADC类药物迅速崛起并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1.T-DM1 2013年，FDA批准Trastuzumab Emtansine Kadcyla(T-DM1，赫赛莱)上市，用于治疗HER2阳性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的单药治疗实体瘤的抗体药物偶联物。2020年1月，罗氏制药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批准创新靶向药物赫赛用于接受了紫杉烷类联合曲妥珠单抗为基础的新辅助治疗后仍残存侵袭性病灶的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的辅助治疗。也是中国第一个HER2靶向与化疗偶联的ADC产品。 T-DM1由曲妥珠单抗、强效的毒素小分子DM1（美坦辛衍生物）通过硫醚连接体偶联而成。T-DM1机制独特，具有靶向、强效以及稳定的特点。 让T-DM1一炮而红的著名的KATHERINE研究是一项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共计纳入1486例采用含曲妥珠单抗方案进行新辅助治疗后non-pCR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这部分患者有多数单独应用曲妥珠单抗，少部分患者应用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入组患者1:1随机入组，分别接受T-DM1或曲妥珠单抗治疗。研究的主要终点是iDFS。全球ITT人群中，两组3年iDFS分别为88.3%和77.0%，绝对差异为11.3%，T-DM1组疾病复发、死亡风险较曲妥珠单抗组降低50%（HR 0.50；95%CI 0.39 ~ 0.64；P ＜ 0.001 ）。 2.DS8201 2019年12月21日，基于DESTINY-Breast01研究，FDA正式批准DS-8201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的后线治疗。2020年5月18日，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联合宣布，双方共同开发的靶向HER2的抗体偶联药物（ADC）DS-8201获得美国FDA授予的突破性疗法（BTD）认定，用于治疗HER2突变的铂类治疗中或治疗后疾病进展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DS-8201是一类ADC型药物，由抗HER2的IgG1单抗通过连接体，与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Dxd（效能比伊立替康高10倍）组成，既可靶向结合抑制，也可裂解化学抗癌。相比国内上市的ADC型药物T-DM1（HER2抗体+微管抑制剂），具有高细胞膜穿透性、高携带性优势。 DESTINY-Breast01是一项关键性、单臂、开放标签、全球性、多中心、两部分试验，评估了DS8201（5.4mg/kg）作为单药疗法治疗HER2阳性、不可切除性和/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安全性和有效性。该研究共入组了全球100多个临床地点的184例患者，这些患者先前已接受过2种或多种HER2靶向方案，治疗转移性疾病的既往疗法中位数为6。研究主要终点是总缓解率（ORR）。 截止2019年8月1日，中位治疗时间为10个月（0.7-20.5），中位随访时间为11.1个月（0.7-19.9）。有42.9%的患者仍在接受治疗。结果显示，DS8201治疗的ORR为60.3%，其中完全缓解率（CR）为4.3%（n=8）、部分缓解率（PR）为56.0%。疾病控制率（DCR）为97.3%、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为14.8个月（95%CI:13.8-16.9）、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6.4个月（95%CI:12.7-不可估计）。中位总生存期（OS）尚未达到，估计的一年生存率为86%。各亚组患者的结果一致。 DESTINY-Breast01研究也显示，DS8201导致的不良事件以恶心、疲劳、轻微脱发等为主，3级以上严重不良反应仅为2.7%，耐受性良好。 而且更为意义的是，DS8201在HER2低表达人群依然可以获益。 一直以来，HER2表达水平达不到HER2阳性程度（3+，2+FISH阳性）时，被成为HER2阴性患者，而不能接受HER2靶向治疗。DS-8201药物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历史规定，为HER2低表达人群也带来了HER2靶向治疗的机会。今年，JCO上发表了DS-8201治疗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的研究结果，几乎颠覆了HER2靶向治疗的历史定义。 研究显示，对于经治HER2低表达人群（HER2表达1+2+患者），DS8201可以产生37%的有效率。 3. ARX788 今年年初（1月4日），FDA已授予ARX788快速通道，用于二线治疗晚期或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除此之外，ARX788在胃癌中也有建设，于今年3月获得FDA授予孤儿药资格，用于治疗HER2阳性胃癌和胃食道结合部癌。 ARX788是Ambrx/浙江医药联合开发的HER2定点偶联ADC药物，ARX788的定点偶联工艺采用美国Ambrx公司的专有技术，首创利用非天然氨基酸插入蛋白质，p-acetyl phenylalanine（pAF），通过肟键偶联毒素AS269，实现毒素在单抗分子上的精确偶联。与TDM1相比，ARX788的工艺控制和药物稳定性、体内代谢等具有很好的优势。T-DM1有多个偶联位点，偶联率覆盖0-8，平均DAR为3.5。ARX788为定点偶联，DAR为2。更重要的是，pAF-AS269的肟键极其稳定，体内代谢产物仅有pAF-AS269，而无游离毒素AS-269。 在SABCS 2020年会上公布了的一项研究结果。在一项单中心、开放、计量递增的1a期临床研究中，共入组59例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94.9%的患者为HER2阳性，5.1%的患者为HER2低表达，所有患者均经历过曲妥珠单抗治疗，54.2%患者经历过拉帕替尼治疗，22.0%患者经历过拉帕替尼治疗。   接受1.5mg/kg ARX788的患者中，ORR达到了74% ，DCR更是高达100%，疗效媲美DS-8201。无DLT发生，既往使用过TKI治疗的患者ORR也达到了44.7%。 ARX788对曲妥珠单抗和拉帕替尼治疗失败的患者都表现出很高的响应率，DCR更是达到了100%，安全性较好，肺毒性和眼毒性可控。目前ARX788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II/III期研究正在进行中，静候佳音。 4.RC48 […]

近年来，针对肿瘤患者的治疗突飞猛进。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探寻更有效的治疗方式。除了各种细胞疗法外，肿瘤疫苗也是近年研究的热点之一，其原理将肿瘤抗原以多种形式如：肿瘤细胞、肿瘤相关蛋白或多肽、表达肿瘤抗原的基因等，导入患者体内，克服肿瘤引起的免疫抑制状态，增强免疫原性，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诱导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从而达到控制或清除肿瘤的目的。除此之外，“以毒攻毒”的溶瘤病毒也引起了专家的关注。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两款抗癌黑科技在肝癌领域的应用！ 肿瘤疫苗： 瞄准GPC3，I/II期研究数据可期 常见癌症抗原(CCAs)通常可分为三类:肿瘤相关抗原(TAAs)、肿瘤基因突变产生的抗原和病毒来源的抗原。在生理条件下，GPC3通过硫酸肝素链与生长因子结合，调节细胞分裂和生长调节。此外，GPC3在黑色素瘤、卵巢透明细胞癌、肺鳞癌、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卵黄囊瘤、肝细胞癌中均有高表达。重要的是，高水平的GPC3表达与HCC的不良预后相关。 此前，研究人员报道了GPC3多肽疫苗对晚期儿童实体瘤(包括恶性肝母细胞瘤)的I期临床试验的重要观察结果。在该临床试验中，18例患者中有7例表现为GPC3一致表达的肝母细胞瘤。在该队列中，2例患者未进行评估，其余5例患者表现完全缓解(CR)，且6年以上未复发。肝母细胞瘤患者的PFS和OS较其他儿童实体瘤患者更长。这些临床试验证明，以GPC3为靶点的肽疫苗是预防复发的适当疗法，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疫苗的作用机制。 目前，针对肝癌疫苗已经进行了几项临床试验。33名晚期HCC患者被纳入一项I期试验，研究肽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反应。应用多肽疫苗治疗33例晚期肝癌患者，第1、15、29天皮下注射多肽GPC3瘤苗递增剂量依次为0.3、1.0、3.0 mg，结果证实GPC3多肽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接受GPC3多肽疫苗治疗的肝癌患者中位生存期为9.0个月。根据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4例患者获得完全缓解、1例部分缓解、19例病情稳定在2个月内。获得部分缓解患者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病灶和肝内2个病灶明显缩小，并且胸骨转移病灶在第3次疫苗注射后1个月出现液化坏死。这些患者均诱导GPC3特异性CTL反应，应用酶联免疫斑点技术法观察疫苗注射后CTL频数变化，发现CTL频数≥50(n=15)，中位生存时间12.2个月，CTL频数＜50(n=18)，中位生存时间8.5个月(P = 0.033)。可见GPC3特异性CTL频数越多，中位生存时间越长并且总生存期也越长，特异性CTL频数可以作为GPC3多肽疫苗治疗后肝癌患者总生存期的预测指标。 射频消融术可增强针对HCC相关抗原或GPC3的特异性T细胞，基于此进行了单臂II期研究，41例患者在射频消融术后接受GPC3肽疫苗作为辅助治疗。研究结果显示，在GPC3阳性HCC患者中，接受手术并接种疫苗的患者比仅接受手术的患者有更长的无复发生存率。 可以看出，肿瘤疫苗在肝癌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一定疗效，未来期待其能够在除GPC3以外的抗原中也有突破。 溶瘤病毒亮相顶级盛会， 晚期肝癌也可“以毒攻毒” 早在20世纪早期，研究人员就发现，感染病毒的肿瘤患者病情居然得到缓解甚至痊愈，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随后经过了相关研究和探索，便诞生了“溶瘤病毒”的概念。溶瘤病毒是一类天然的或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能针对性地杀伤肿瘤细胞的病毒。在今年的ESMO会议上，就公布了溶瘤病毒治疗晚期肝癌的疗效。 OBP-301是一种新的、人类端粒酶逆转录酶基因(hTERT)启动子调控的复制能力腺病毒。它的复制、溶瘤和传播仅限于表达hTERT启动子的细胞，而hTERT启动子在包括肝癌在内的各种人类癌症中都有高表达。研究人员评估了肿瘤内注射OBP-301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对20例标准治疗后进展的晚期HCC患者进行了开放标签、I期剂量递增试验(3+3设计)。在超声引导下，在原发肿瘤处注射OBP-301。1×10^10病毒颗粒(VP)、1×10^11 VP、1×10^12 VP、3×10^12 VP分别为单剂量队列(队列1-4)。2×10^12 VP ×3次，每2周多次给药(队列5)。队列1-4中各有3名受试者接受单次递增剂量的OBP-301，队列5中有8名受试者，其中6名受试者按计划接受所有剂量。 研究结果显示，OBP-301单剂量和多剂量耐受性良好，最大耐受剂量(MTD)为> 6×10^12 VP/受试者。队列4-5患者与OBP-301相关的紧急治疗不良事件(TEAEs)发生率高于队列1-3。与OBP-301相关的TEAE报道最多的是流感样疾病(30.0%)，其次是发热(15.0%)、疲劳、血小板计数下降、腹胀和贫血(各10.0%)。在7名(39%)病情稳定(SD)和11名(61%)病情进展(PD)的受试者中观察到总体肝内mRECIST反应。14名SD患者(78%)和4名PD患者(22%)的靶反应最佳。多次注射OBP-301在晚期HCC中耐受性良好。 上述两款治疗手段在肝癌中的研究目前都处于初期阶段，确切的疗效数据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对肿瘤领域更深入的研究，相信未来对于肿瘤治疗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黑科技，造福更多患者! 参考文献： Peptide-Based Vaccine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Review of Recent Advances Dose-escalation trial of OBP-301, novel telomerase-specific oncolytic virus in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最常见的类型，占所有肺癌的85％，其中EGFR 20ins患者占转移性NSCLC的1-2％，除此之外，0.1% – 4%的肺癌患者也会发生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EGFR 20Ins），该突变对EGFR-TKI靶向治疗不敏感。这一治疗格局随着mobocertinib的上市，得到了改变！患者临床治疗不在受限！为广大患者带来了新的选择与希望！ 2021年9月15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了武田制药的mobocertinib上市申请，适应症为用于治疗在含铂化疗治疗期间或治疗后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的EGFR 20ins患者。Mobocertinib是武田研发的一种新型、高选择性、靶向 EGFR 20ins的口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作为EGFR 20ins第二款获批药物，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该决定是基于一项试验 NCT02716116 1/2 期的结果。 试验的第 1 部分采用剂量递增的 3+3 设计，纳入了 ECOG 体能状态低于2 的晚期 NSCLC 患者。其中6 名患者之前接受过铂类治疗。 在研究的第二部分，即扩展阶段，在以下 7 个队列中以 160 毫克的日剂量对莫博替尼进行了评估： 队列 1（n = 22）：既往接受过铂类治疗、患有难治性EGFR外显子 20 插入阳性疾病且没有活动性、可测量的中枢神经系统 (CNS) 转移的患者； 队列 2：患有难治性疾病和HER2外显子 20 插入或点突变且没有活动性、可测量的 CNS 转移的患者； 队列 3：患有难治性疾病和EGFR或HER2外显子 20 插入或点突变以及可测量的活动性 CNS 转移的患者； 队列 4：初治患者或患有其他EGFR突变（有或没有T790突变、罕见EGFR突变）的难治性疾病患者； 队列 5：先前对 EGFR […]

女性乳腺癌已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诊断类型，2020年确诊230万例，占新发癌症病例总数的11.7%，也就是说，每8名新确诊癌症患者中，就有一名是乳腺癌患者。中国是乳腺癌大国，2020年新发乳腺癌约42万例，并导致近12万人死亡。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主任Elisabete Weiderpass博士指出，乳腺癌发病人数增加的根本原因之一，可能是乳腺癌关键风险因素的持续变化，包括推迟生育、减少生育次数，超重和肥胖人数增多，以及缺乏体力活动等，这些变化在发生重大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国家中最为明显。 另外，乳腺癌的发病与个人雌激素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在乳腺癌的治疗中，抑制雌激素产生的一类药物，已经成为了临床治疗的主力军。下面，小编就跟大家讲讲雌激素与乳腺癌的中间的联系。 一、内源性雌激素   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是乳腺细胞生长繁殖的基础。乳腺癌危险度随着卵巢活动周期数量的累积而增高，月经周期、初潮年龄和停经年龄与乳腺癌发病危险有关。11岁或更小年龄初潮的女性比14岁或更大年龄初潮的女性乳腺癌危险度增高20%。月经来潮每推迟1年，乳腺癌危险度下降约15%。绝经晚的女性其乳腺癌危险度更高，停经每推迟1年，乳腺癌危险度增高3%。   内源性雌激素对乳腺癌发生风险的作用还表现在妇女生育对乳腺癌产生的影响。早期首次全产程生育可降低乳腺癌危险度。生育会短时升高乳腺癌的危险度，但会降低长期发生乳腺癌的危险，尤其是年轻女性。有一项研究指出，初产年龄小于20岁的女性发生乳腺癌的风险是初产年龄晚于35岁女性的一半。在30个国家开展的47项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哺乳可降低乳腺癌发生的风险，每哺乳1年可以降低4.3%的乳腺癌发病风险。    一些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的雌激素和雄激素水平高于正常女性。大量的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与病例-对照研究提供的结论并不一致，卵巢激素可能是乳腺癌的病因因素，也可能激素水平升高是由于患了乳腺癌导致的。   近10年来，分别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开展的9项大型前瞻性研究的结果显示，卵巢激素水平升高先于乳腺癌的发生，与雌二醇水平最低组（0%～20%）相比，最高组（80%～100%）的相对危险度为2.0；绝经后的妇女，特别是ER、PR阳性者，血液中雌二醇浓度与乳腺癌危险度直接相关。也有研究发现睾丸素和其他雄性激素可能升高乳腺癌危险度。卵巢分泌的激素在乳腺癌发生中的作用已经在人为干预卵巢激素水平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卵巢切除后女性乳腺癌发生的风险减少75%，尤其是年轻、体重轻和未生育的女性风险降低更多。切除一侧卵巢的女性，其乳腺癌发生的风险降低程度略低于双侧卵巢切除者。人工停经的作用与自然停经类似，甚至更具有保护作用。美国和意大利的研究提示与卵巢功能相关的诸多生理因素包括月经周期和生育史，可以解释人群水平中50%的乳腺癌发病病因。生育因素与基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从而增加发生乳腺癌的风险。   二、外源性雌激素   口服避孕药（OC）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广泛应用的外源性雌激素。OC对于乳腺癌危险度影响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比较肯定的是长期使用者的乳腺癌危险稍有上升。   对54项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正在使用者的RR=1.24（95% CI=1.15～1.33），与从不使用者相比，正在使用或最近使用过OC的妇女，乳腺癌危险度上升15%～25%。乳腺癌患病危险随着停药时间的增加逐渐降低，停药10年后降至不服用者的水平，而且与服用期长短无关。避孕药引起的乳腺癌危险度上升与家族史没有关联，也没有观察到乳腺癌危险度与OC的使用频率、使用时限或使用早晚有关。此外，病例-对照研究也没有发现注射或植入性孕酮与乳腺癌危险度升高有关。虽然在年轻妇女中使用十分普遍，但年轻妇女的乳腺癌发病率较低。因此，OC服用时以及之后乳腺癌风险短暂增高并无实际意义。   雌激素-孕酮联合（HT）的激素替代疗法（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与患乳腺癌危险增高有关，HT能提高侵袭性乳腺癌26%的危险。   对51项观察性研究资料的meta分析显示，绝经后使用HRT5年及以上女性的乳腺癌RR=1.35（95% CI为1.21～1.49）。著名的女性健康行动（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WHI）项目是一项有16万绝经后妇女参加的研究激素疗法的随机对照试验，因为发现研究对健康的危害超过了益处而被提前中止，原因是浸润性乳腺癌发生显著增加（RR=1.24, 95% CI=1.02～1.5，P<0.000 1），以及冠心病、脑卒中和肺栓塞危险度增加。2010年发表的证据还显示，HT相关的浸润性乳腺癌诊断时期别较晚，且肿瘤偏大，具有相似的分化程度和病理学类型，以及雌激素水平、孕激素水平、HER-2/neu受体表达及淋巴转移率更高等相似的临床表现。在英国的一项为百万女性提供雌、孕激素的前瞻性观察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由HRT所致的乳腺癌风险取决于HRT使用的时间，使用越长风险越高，而停用后风险下降，但停用5年以上仍高于不用者。单纯使用雌激素的HRT对乳腺癌危险的作用因为多项研究之间的一致性差而无法评价。WHI项目7年的跟踪随访结果提示，单纯使用雌激素组与安慰剂组的乳腺癌风险没有差别。   HRT与有家族史的女性乳腺癌危险度之间的关联不一致。一些研究提示，有家族史的女性危险度显著提高，还没有找到可以证实这些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证据。一项大型meta分析显示，乳腺癌危险度的增加与HRT使用的关联在有无家族史因素之间区别并不显著。WHI没有报道关于乳腺癌家族史的分层分析，也没有系统评估BRCA-1/2突变的影响。HRT对于BRCA-1或BRCA-2突变携带者乳腺癌危险度影响的研究，只能在双侧卵巢去势术后的人群中开展，短期替代的剂量没有降低卵巢切除术对于乳腺癌危险度的保护作用。为治疗更年期症状而短期使用激素被证实只有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增加乳腺癌危险度。最近的研究结果对OC和HRT引起乳腺癌危险度上升加深了认识，认为绝经状态和暴露时间是重要因素。绝经前使用会使危险性上升，绝经前同时使用OC和HRT者与长期使用HRT者的危险性上升明显；绝经后65岁以上的女性OC或HRT的相对危险度几乎为零。说明绝经后随着时间推移，有害效应逐渐减低。     雌激素是一把“双刃剑”，雌激素对女性生殖系统的发育，以及对蛋白质合成、水钠潴留、钙的沉积均有重要作用。同时，雌激素也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广大女性朋友一定要定期检查身体的雌激素水平。   另外，坊间还流传着”不能喝豆浆，豆浆含有雌激素会导致乳腺癌“的谣言，今天也跟大家讲一讲。 01 植物雌激素不致癌、还抗癌    大豆中的异黄酮类物质与人体内源性雌激素化学结构颇为相似，被冠以“植物雌激素”之名，其实植物雌激素和人体内的雌激素并不是一回事，它的效用也远不及内源性雌激素及合成雌激素，大概仅为合成雌激素的千分之一至几十万分之一。   从降低体内雌激素水平的角度讲，大豆异黄酮类物质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大大降低乳腺癌发生的风险，是不折不扣的天然防癌抗癌物质，还对乳腺癌患者病情的恢复有帮助。 但豆浆虽好，但也要科学饮用。由于豆制品中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肾脏功能不好的人最好控制食用量，以免加重肾脏压力，出现水肿等症状。 此外，由于豆制品中嘌呤含量较高，痛风患者也要尽量少食用。健康人群在喝豆浆的同时，要相应减少肉类的摄入。 02 动物性雌激素要谨慎摄入 需要注意的是，与植物雌激素不同，动物性雌激素食品一些女性要谨慎摄入。 医学研究证明，蜂胶、蜂王浆、雪蛤等补品，含有大量动物性雌激素，如果经常过量服用，对女性无益，尤其是患有乳腺疾病的女性。 03 富含雌激素的药物需谨慎 含有雌激素的保健品、避孕药也是外源性雌激素的主要来源，乳腺癌患者应该谨慎服用保健品，采用避孕套替代避孕药的方法，避免外源性雌激素的摄入。 […]

吃不下没胃口、咽不下肚子隐隐不适，以为是胃炎，却拿到了中晚期胃癌的确诊通知单，这应该是大多数胃癌患者的真实经历，胃癌除了发病隐匿之外，似乎对中国人/亚洲人有着“偏爱”。 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WHO IARC）发布的2020年最新全球癌症负担数据显示【1】： 去年，全球胃癌新发病例数达108.9万，位居第五；死亡病例数达76.8万，排在第四位；其中47.8万（43.9%）新发病例、37.3万（48.5%）死亡病例发生在中国。 这些数据既庞大，又陌生，却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在国内，每天约有1022人死于胃癌，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在你点开这篇文章浏览到这句话的小一分钟里，就有1名胃癌患者已经离世。新确诊的人数则更多了。 一线之后无药可用？ 二线后新星为胃癌带来新希望 多年以来，针对胃癌的治疗方式是手术联合化疗，难有突破。据统计【2】，进展期胃癌五年生存率常年只有30%，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有10个人确诊胃癌，5年后的今天可能只活下来3个人，甚至更少。 目前势头火热的分子靶向治疗，包括HER2、FGFR2、EGFR、MET等多个靶点，各领域的科研人员卯足了劲钻研，其中HER2方向受到的关注更多。 HER2是一种促进细胞生长的酪氨酸激酶受体蛋白，在胃癌患者中，15-25%可检出HER2过表达，其中胃食管连接癌患者检出率更高，每10个人就有3个是HER2阳性！另外，HER2胃癌的低生存率向来令人揪心，5年生存率仅有21.4%【3】。 针对这类HER2阳性的胃癌患者，国内外指南推荐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是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赫赛汀”。赫赛汀进入国内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了，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躺在功劳簿上的赫赛汀似乎再无突破性进展。一线治疗后耐药了、进展了的患者，赫赛汀已然是一种束手无策的态势，实在令人可惜。 此时，你是不是该问我，赫赛汀出现耐药后是不是真的无解了呢？不是的！ ADC就是我们期待的新希望。ADC，全名是抗体偶联药物，是由单克隆抗体、偶联链和细胞毒性小分子三部分偶联组成。简单来说，ADC是靶向药物和化疗药物的结合体，既实现了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的精准杀伤，又有效避免了化疗药的疗效因剂量效应关系带来的毒副反应【6】，可以说是一颗自带导航、可以精准扑杀癌细胞的“魔法子弹”。 而在国内就有这么一颗“魔法子弹”已经获批上市——维迪西妥单抗。荣昌生物自主研发的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是一款靶向HER2的ADC药物，获批用于至少接受过2种系统化疗的HER2过表达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癌（包括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的治疗【4】。 值得注意的是，维迪西妥单抗不仅是对出现耐药的HER2胃癌患者呈现明显的疗效，而且它的重要关键性研究纳入的都是HER2中高表达（IHC 2+/3+）人群，也就是说，无需FISH检测状态，只要是IHC 2+及以上的患者即可考虑应用维迪西妥单抗。 维迪西妥单抗在克服HER2胃癌耐药后无药可用难题之上，极大地拓展了HER2阳性胃癌的获益人群！ 免疫组化， 你我必不可少的HER2检测！ 根据指南【5】推荐，对HER2靶点建议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HC）和原位杂交法相结合的策略进行检测。 免疫组织化学（IHC）是一种临床病理诊断中常用的技术和手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IHC技术就已经应用于病理诊断，对诊断肿瘤、肿瘤分类、判断预后都非常重要。获取到的肿瘤标本一般可先经IHC检测，若IHC 2+，再进行ISH检测以明确是否有基因扩增。HER2阳性的定义是IHC 3+，或FISH阳性。 目前IHC检测在各大医院均已开展，据小编了解，单项IHC检测只需100~300元，相比价格高昂的基因检测，IHC检测兼具着费用低和痛苦小，更具备着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减轻了大多数胃癌患者的经济负担和身体耗损。建议每位胃癌患者都应该进行IHC检测，确定HER2靶点情况再进行下一步治疗！   参考来源： 【1】https://www.iarc.who.int/faq/latest-global-cancer-data-2020-qa/ 【2】Bang YJ, et al.Trastu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chemotherapy versus chemotherapy alone for treatment of HER2-positive advanced gastric or gastro-oesophageal junction cancer (ToGA): a phase 3, open-label, […]

随着医疗手段的不断发展，针对肝癌的系统治疗也逐渐从晚期转向早期期患者。而随着T+A联合方案的获批，免疫联合在肝癌中的研究愈加火热！国产和进口的组合“特瑞普利单抗+仑伐替尼”也开始崭露头角。但这次并未瞄准晚期肝癌患者的系统治疗，而是转向肝癌患者的新辅助治疗以及转化治疗。 早期新辅助： 拓益单药或联合仑伐替尼疗效可期 在一个正在进行的Ib/II期试验中，符合手术切除条件的HCC患者(pts)被纳入。在新辅助部分研究中，A组患者单次给予特瑞普利单抗480mg iv, B组患者同时给予特瑞普利单抗480mg iv +仑伐替尼12或8mg每日口服(根据体重)。所有患者在第21-28天接受预定的手术。术后4周病理分析及MRI证实R0切 除的患者可参与辅助部分研究。 结果显示，16例患者(8例在A组，8例在B组)按照计划进行了切除，1例切除标本未见明显肿瘤，在其他15名患者中未观察到病理完全缓解(pCR)。3例患者(20%)获得了主要的病理反应(MPR，残留肿瘤<50%)，其中2例在A组，1例在B组。这说明，PD-1抑制特瑞普利单抗无论是单药或是与仑伐替尼联合作为可切除HCC的术前新辅助治疗都是有希望的，具有抗肿瘤活性且未出现新的不良反应。 通过促进系统清除微生物残留疾病的辅助免疫治疗似乎对减少早期复发有效，同时具有预防作用，降低新生肿瘤的发生率。确定适合接受免疫辅助治疗的因素包括切除后的组织病理学高风险特征，如较高的肿瘤负担，分化差，多灶性，最重要的是微血管侵犯。由于同体移植物排斥率高，肝移植后复发的患者应避免使用免疫抑制剂。 晚期肝癌降期转化： 拓益联合仑伐替尼治疗后成功手术 2021年2月12日，一名52岁男性，体重76kg，在当地医院发现肝占位性病变。常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增强磁共振成像(MRI)显示肝右叶肿物，影像科考虑肝癌（HCC）。于2021年2月19日因“上腹不适3周以上”转院。病人在病程中没有特别的不适。患者有20年未经治疗的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近5年未作体检。 实验室检查：总胆红素(TBil) 16.9umol/L(正常0-26)，结合胆红素(DBil) 8.1umol/L(正常0-8)，血清白蛋白(Alb) 39.4g/L(正常40-55)，谷丙转氨酶(GPT)47u/L(正常9-50)，谷草转氨酶(GOT) 45u/L(正常15-40)，碱性磷酸酶(ALP) 211u/L(正常45 – 125)。凝血酶原时间(PT) 12.1 s(正常:10 – 14)，HBsAg (+)， HBeAg (+)， HBcAb (+)， HBV DNA定量:2.36*10 3IU/ml，甲胎蛋白(AFP):> 1210 ng/ ml(正常:0-7)。 上腹部增强CT示：肝右叶可见低密度肿块，最大横切面135mm×104mm（图a）；动脉期肿块增强不均匀，门静脉主干及右支低密度充盈缺损（图b）。 经多学科综合诊治，认为患者具有根治性切除指征，建议采用其他局部或全身治疗，以缓解病情进展。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病情和治疗方案，最终决定采用靶向联合免疫治疗。 2021年2月21日，患者首次接受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联合仑伐替尼8mg每日一次治疗，同时给予恩替卡韦片0.5mg每日一次抗病毒治疗。随后，患者分别于2021年3月12日、2021年4月02日、2021年4月22日接受相同方案治疗。治疗过程中AFP迅速下降，治疗过程中未发生不良事件。 2021年4月22日上腹部增强CT显示:右肝叶肿物较术前减少，最大横截面109mm×85mm（图c）门静脉低密度充血缺损缩小，局限于门静脉右支（图d）。 2021年5月6日，患者来医院复查。上腹部增强MRI示肝右叶肿物，T1、T2混杂微高信号，门静脉右支增宽，T2微高信号。患者及其家属强烈要求手术治疗，充分告知了手术的风险和可能的预后，并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 2021年5月12日，在全身麻醉下实施“右肝切除+胆囊切除+门静脉肿瘤血栓清除+肠粘连松解术”。术中发现轻度肝硬化，肿瘤局限于肝脏V、VI、VII、VIII节段，大小约140mm×100mm。术后病理报告显示，镜下(右肝)大块坏死，纤维组织增生，炎症细胞浸润，含铁血黄素，(肿瘤血栓)退行性坏死物质和少量纤维结缔组织大量炎症细胞浸润；(肝切除术边缘)未见恶性指征。术后给予抗生素、保肝等对症治疗，术后9天安全出院，无并发症。 狭义的转化治疗是指原发性手术无法切除的肿瘤，通过术前治疗，达到肿瘤缩小和降期的效果，从而在手术技术层面上达到根治性切除的目的。然而，肝切除术往往受到肝功能等要求的限制，因此肝癌的转化治疗不应局限于术前临床分期的下降，而应通过多学科综合诊断和治疗，采用个性化方案，使疾病朝着更有利于预后的方向发展。肝癌有多种特异性转化治疗策略，但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的应答率均较低，不能像结直肠癌肝转移那样达到高达70%的ORR，限制了肝癌转化治疗的发展。将不能通过原发性手术切除的晚期HCC转化为可手术的，对改善HCC患者的预后和OS具有重要意义。这例晚期HCC伴PVTT Ⅲ患者经仑伐替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后降为PVTTⅡ，并成功完成转化治疗，实现肿瘤R0切除。MTDs联合ICIs的良好疗效为晚期HCC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尽管在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中还有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但MTDs联合ICIs为晚期患者带来了更多的根治机会。 参考文献： Successful Conversion Surgery for Mass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Tumor […]

 # 小 细 胞 肺 癌 篇 # 抗血管/免疫方案进展不断 17.1657P ：安罗替尼+伊立替康/多西他赛治疗六个月内复发的SCLC：单臂 II 期研究的更新结果 安罗替尼是一种口服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有效抑制血管生成并增强肿瘤细胞对化疗的反应。在 ALTER 1202 试验中，探究了安罗替尼联合伊立替康/多西他赛一线治疗6个月内复发的 SCLC 的最新疗效和安全性。 在一线铂类治疗后 6 个月内复发的符合条件的晚期 SCLC 患者接受安罗替尼（12 毫克，从 21 天周期的第 1 天至第 14 天 QD）和伊立替康（65 毫克/米2，第 1,8 天，最多 4 个周期）或多西他赛（60mg/m 2，最多 4 个周期）直到进展或无法耐受的毒性。 截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招募了 26 名患者，其中 24 名患者（中位年龄：61.9 岁，男性：79.2%，ECOG PS 1：75.0%，脑转移：50%，肝转移：41.7%）符合条件功效分析。中位随访时间为 9.2 […]

近日，Leap Therapeutics宣布，其将在2021年ESMO大会上展示DisTinGuish试验的初步结果。   这一试验中，Dickkopf-1（DKK1）抗体DKN-01与替雷利珠单抗和化疗联合一线治疗胃癌和胃食管交界癌患者，接受全周期治疗的患者客观缓解率达68%。尤其是DKK1高表达的患者，客观缓解率达到了90%[1]。   近三十年来，胃癌的治疗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HER2靶向药虽然在胃癌中效果不错，但中国HER2阳性的胃癌患者仅约占10%[2]，应用范围太窄。而PD-1免疫治疗在胃癌中的表现也较为一般。DKN-01可能成为30年来胃癌治疗最大的进展。   此前，DKN-01就已经获得了FDA的快速通道认定和孤儿药认定。   Leap therapeutics公司向ESMO大会提交的摘要   骨骼在我们人体中起了支撑保护的作用，除此之外骨骼还有一定的内分泌功能。正常情况下，DKK1就是由骨骼所分泌的一种骨激素。它具有抑制wnt信号通路的功能，在胚胎头部发育和骨发育中都起了重要作用[3]。   在骨骼上，DKK1会抑制骨生成，促进骨溶解，这有利于在骨骼上形成便于肿瘤转移的转移前生态位[4]。DKK1也被发现确实能促进肿瘤骨转移的形成[5]。除了促进骨转移，DKK1的血清水平还被发现在多种实体瘤中升高，并独立于骨转移与不良预后相关[3]。DKK1对于肿瘤可能还有其它作用。   2016年时，MSKCC的Joan Massagué团队发现，潜伏期活性癌细胞会利用DKK1降低表面的先天免疫感受器，逃避NK细胞的免疫监视[6]。同年，华盛顿大学的Roberta Faccio团队发现，DKK1参与了肿瘤对骨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的募集，并增强了MDSC的功能[7]。   DKK1帮助肿瘤募集MDSC，形成免疫抑制环境，使用抗体结合DKK1可阻止此作用   这两项研究正是确定了DKK1参与了肿瘤的免疫逃避，那抑制DKK1是否能辅助肿瘤的免疫治疗呢？DKN-01就是一种抑制DKK1的抗体药物。此次试验中，DKN-01正是与免疫治疗药物替雷利珠单抗和化疗联合使用，治疗胃癌和胃食管交界癌患者。   研究一共纳入了17名晚期胃食管交界癌患者和8名晚期胃癌患者，中位年龄61岁，19男6女。其中19位患者检测了DKK1表达水平，10人为高表达，9人低表达。在中位治疗3个月后，19位患者仍在接受治疗，主要发生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都是1/2级的不良反应，包括贫血、血小板减少、疲劳、腹泻和恶心。   在纳入疗效分析的22位患者中，15人部分缓解，6人病情稳定，1人无法评估，无人病情进展，客观缓解率达68%，疾病控制率达100%。其中10位DKK1高表达的患者里9人部分缓解，客观缓解率90%。 Leap Therapeutics的首席医学官Cynthia Sirard博士表示：“来自 DisTinGuish 研究的初始数据非常有希望，因为它表明DKN-01联合替雷利珠单抗和化疗在患有胃和胃食管交界处癌的一线患者中具有高反应率。”   参考文献： [1]. https://oncologypro.esmo.org/meeting-resources/esmo-congress-2021/dkn-01-in-combination-with-tislelizumab-and-chemotherapy-as-a-first-line-therapy-in-unselected-patients-with-advanced-gastroesophageal-adenocarcino [2]. Shan L, Ying J,Lu N. HER2 expression and relevant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in gastric and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adenocarcinoma in a […]

前言#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淋巴瘤联盟从2004年起，将每年的9月15日确定为世界淋巴瘤宣传日。今天，是第18个世界淋巴瘤宣传日，主题是：未来可期，不再等待。 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在该治疗领域的飞速进展和巨大成功，淋巴瘤已经成为控制率、治愈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小编整理了近期发表在世界顶级医学期刊上的两项长期随访研究结果，分别在两大类淋巴瘤（惰性、侵袭性）患者中进行，一起来看最新的长期预后数据吧！ LR治疗惰性淋巴瘤初治/经治患者 ——ORR 82%，初治患者随访63个月OS尚未达到、经治患者OS 140个月 惰性淋巴瘤是一组恶性程度低、生长缓慢的非霍奇金淋巴瘤（NHL）。 以B细胞NHL（B-NHL）为主，包括I-II级滤泡性淋巴瘤（FL）、边缘区淋巴瘤（MZL）、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等多种常见亚型以及淋巴浆细胞性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LPL/WM）、毛细胞白血病（HCL）等少见亚型。 T细胞NHL（T/NK-NHL）相对少见，主要包括两种主要类型的皮肤T细胞淋巴瘤（CTCL）：蕈样霉菌病（MF）和塞扎里综合征（SS）。 虽然名字听上去比较温柔，惰性=低度恶性，患者生存确实更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惰性淋巴瘤很好治疗。相反，由于发展缓慢，肿瘤细胞对放化疗通常并不敏感，无法完全消灭，残存的肿瘤细胞就容易导致复发或进展。 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相继问世，为这类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近年来，惰性淋巴瘤的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由过去以单纯放化疗为基础的治疗，发展到以抗CD20单抗（例如利妥昔单抗）为基础的免疫化疗时代。 美国FDA已经批准来那度胺+利妥昔单抗的LR（也称R2）方案用于两种最常见的惰性淋巴瘤亚型：FL和MZL，主要基于的是两项多中心临床试验——AUGMENT研究和MAGNIFY研究，在复发或难治性FL和MZL患者中进行。 AUGMENT研究（随机、双盲，N=358） 与利妥昔单抗+安慰剂相比，LR方案显著改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中位PFS分别为39.4和14.1个月，HR=0.46（0.34-0.62），p<0.0001。 两组总缓解率（ORR）分别为77.5%和53.3%。 FL亚组：两组ORR分别为80%和55% MZL亚组：两组ORR分别为65%和44% MAGNIFY研究（单臂、开放，N=232） 患者接受LR方案治疗。 FL亚组：ORR为59%；中位随访7.9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未达到。 MZL亚组： ORR为51%；中位随访11.5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未达到。 可见，LR方案两种惰性淋巴瘤FL和MZL经治患者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是，长期预后尚未明确。 为此，来自加利福利亚大学的一群学者开展了两项2期、开放标签研究，在60例惰性淋巴瘤初治或经治患者中进行，采用LR方案治疗。主要终点是ORR，并进行了多种因素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日的《临床癌症研究（Clinical Cancer Research）》杂志。 初治或经治患者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63和100个月，两组ORR均为82%。截至分析日期初治患者亚组OS尚未达到，经治患者亚组OS 140个月。 这项对LR方案治疗的惰性淋巴瘤患者的长期随访和相关性分析表明，LR方案对惰性淋巴瘤初治或经治患者有效且毒性可控。该方案产生持续的缓解，即便是在此前曾接受过大量治疗的患者中也是如此，有些患者的缓解持续时间甚至超过10年。 CAR-T治疗侵袭性淋巴瘤经治患者 ——随访40.3个月ORR 53.0%、CR 39%、PR 14% 不同于惰性淋巴瘤，侵袭性淋巴瘤的恶性程度高、生长迅速。 主要包括了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Ⅲ级滤泡淋巴瘤（FL）、套细胞淋巴瘤（MCL）、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间变大细胞淋巴瘤（ALCL）等。 2017年，美国FDA批准全球首款CAR-T产品，即诺华的Tisa-cel（全称Tisagenlecleucel，商品名：Kymriah，研发代号：CTL019），由此开启CAR-T元年。 Tisa-cel目前获批的适应症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DLBCL，后者是最常见的侵袭性淋巴瘤，获批主要基于一项开放标签、多中心、单臂JULIET研究。 截至分析时这项研究共纳入160例至少接受过二线治疗的r/r DLBCL患者，其中106例接受了Tisa-cel单剂静脉输注，68例疗效可评估。 结果显示，Tisa-cel三线治疗DLBCL，ORR为50%。 2021年9月10日，JULIET研究的长期随访结果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Lancet Oncology）》杂志。 2015年7月29日至2017年11月2日，10个国家、27个中心共招募了。167例患者。截至2020年2月20日，115例患者接受了Tisa-cel输注，纳入全分析集。 中位随访40.3个月，ORR为53.0%，完全缓解率（CR）和部分缓解率（PR）分别为39%和13%。 最常见的3-4级不良事件主要包括贫血、血细胞计数降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低磷血症等。最常见的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则是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热、全血细胞减少症、肺炎等。未出现治疗相关的死亡事件。 对JULIET研究的长期随访结果表明，Tisa-cel在侵袭性淋巴瘤患者中显示出了持久的活性和可控的安全性。对于化疗免疫治疗难治或二线治疗后复发的DLBCL患者，Tisa-cel相对于传统治疗方法在风险收益方面具有优势。 # 结语 淋巴瘤是治疗新药最多、总疗效最好、最有希望被治愈的肿瘤之一。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中国淋巴瘤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仅为38.3%，远低于欧美国家的60-80%。 这背后存在的诸多原因中，个人能做的，主要是提高疾病认识度。为此，我们曾推出系列文章——千面肿瘤”的另一面：可防、可控、可治愈！以帮助读者认识这种复杂的肿瘤。 淋巴瘤患者从发病到就诊平均需要7.7个月，早期发现淋巴瘤这个潜伏者将显著提高生存。在身体的警示信号中，浅表淋巴结触摸自查、识别恶性淋巴结肿大，是一种特别简单易行、便于个人操作的淋巴瘤早期发现方法。 在世界淋巴瘤宣传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也再次呼吁，要重视无痛性、进行性淋巴结肿大，警惕淋巴瘤可能，正确自查、规范诊疗。 […]

美国NCCN乳腺癌指南已于9月13日更新至2021年第8版，本次更新要点较多、内容也相对重磅！ 罗氏PD1正式退出指南推荐； 云顶ADC新药成功挤入三阴乳癌“首选方案”； 葛兰素史克的PD1首次纳入指南等等 …… 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戈沙妥组单抗成为三阴乳癌后线治疗 “首选方案” ·戈沙妥组单抗(IMMU-132)由“其他推荐方案”移至“首选方案之一（用于三阴性乳腺癌） ·修改脚注g：对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两次治疗的成年转移性TNBC患者，转移性病变至少接受过一线治疗。 相关临床试验 云顶药业于2021年5月12日在中国正式提交了其TROP2-ADC药物—注射用戈沙妥组单抗 (IMMU-132)的上市申请，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2线治疗的转移性三阴乳腺癌患者。 此次上市申请是基于ASCENT研究结果。该研究纳入了既往至少接受过2种标准化疗进展复发的晚期三阴乳癌患者，以1:1的比例随机分配到戈沙妥组单抗（10mg/kg）组或其他标准化疗组（艾日布林/吉西他滨/卡培他滨/长春瑞滨）。 结果显示：戈沙妥组单抗组的ORR（客观缓解率）高达35%，远高于传统的化疗组的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5.6月vs1.7月（95%置信区间：4.3～6.3、1.5～2.6），将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减少59%（风险比：0.41，95%置信区间：0.32～0.52，P<0.001）；中位总生存时间为12.1月vs6.7个月（95%置信区间：10.7～14.0、5.8～7.7），总死亡风险减少52%（风险比：0.48，95%置信区间：0.38～0.59，P<0.001） 亚组分析表明，无论年龄、种族、既往治疗方案数量、地理区域、是否用过PD-1或PD-L1抑制剂、有无肝转移，戈沙妥组单抗组的进展或死亡风险都显著减少。安全性方面，与化疗相比，≥3级治疗相关主要不良事件为：中性粒细胞减少（51%vs33%）；白细胞减少（10%vs5%）；腹泻（10%vs<1%）；贫血（8%vs5%）；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6%vs2%）。 指南删除T药晚期三阴性乳腺癌 其他靶向治疗选择 ·删除选项：阿替利珠单抗+白蛋白结合紫杉醇 ·删除脚注：对于三阴性乳腺癌，测定肿瘤浸润免疫细胞的生物标志物PD-L1表达状态以确定适用阿替利珠单抗＋白蛋白紫杉醇的患者。 相关临床试验 2021 年 8 月，与FDA讨论后，罗氏自主撤回Atezolizumab (Tecentriq) 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 (Abraxane) 化疗作为治疗肿瘤表达 PD-L1 的三阴性乳腺癌 (TNBC) 患者的适应症。 T药乳腺癌适应症的获批是基于著名的IMpassion130研究结果，IMpassion130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试验，评估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作为 aTNBC 的一线治疗。 患者随机接受nab-紫杉醇（nP）100 mg/m2（28天周期的第1、8和15天）联合T药840 mg(a + nP)或安慰剂（P + nP；第1和15天）治疗，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接受的毒性。共同主要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意向治疗(ITT)和PD-L1 IC阳性人群]和OS（在ITT人群中分层检验，如果显著，在PD-L1 IC阳性人群中分层检验）。 结果显示：截至最终OS分析截止日期，有666例患者(73.8%)死亡（中位随访时间，18.8个月）。在ITT人群中，T药+ nP组的中位OS为21.0个月[95%置信区间(CI)，19.0-23.4个月]，安慰剂组为18.7个月（95%CI，16.9-20.8个月）[分层风险比(HR)=0.87；95%CI，0.75-1.02；P = 0.077]。在PD-L1 IC阳性人群的探索性分析显示，T药+ nP组(n = 185)的中位OS为25.4个月（95%CI，19.6-30.7个月），安慰剂组(n = 184)的中位OS为17.9个月（95%CI，13.6-20.3个月）（分层HR=0.67；95%CI，0.53-0.86）。 安全性与之前的报道一致。T药+ […]

每年的9月15日，为世界淋巴瘤宣传日，其目的是帮助人们识别恶性淋巴瘤的早期症状，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淋巴瘤是源于淋巴网状系统恶性肿瘤，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两类，是一种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疾病。 近年来我国淋巴瘤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目前发病率约为 6.68/10 万人，也就是说大概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位淋巴瘤新发患者。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生活节奏的加快，淋巴瘤发病率年轻化和城市化的趋势也日益加重。今天，是第18个世界淋巴瘤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淋巴瘤——这个“善于伪装”的恶性肿瘤。 容易“盯上”年轻人的恶性肿瘤 淋巴瘤是近10年全球发病增速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其发病率年增长达5%~7%，年死亡人数超过20万；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淋巴瘤每年新增发病约10万，在血液肿瘤领域超过了白血病，占肿瘤的第八位。 淋巴瘤发病年龄呈现两个高峰：一是80岁以上老年患者居多，可能与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和医疗水平提高有关；二是年轻患者多，可能与工作生活压力大和不良生活方式有关。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年轻人的淋巴瘤可以期望治愈，老年人淋巴瘤可以长期带瘤生存。 按照“WHO淋巴系统肿瘤病理分类标准”，目前已知淋巴瘤有80种左右的分类，大体可分为霍奇金淋巴瘤（10%）和非霍奇金淋巴瘤（90%）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虽然较为少见，但相对其他大多数恶性肿瘤，发病年龄较为年轻。患者平均年龄仅为32岁，是青年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且发病初期症状隐匿，非常值得警惕。 身体出现这些信号要引起重视 淋巴系统是人体很重要的免疫组织，青壮年时期的免疫系统处于不断发育过程中，在适应外界变化的过程容易恶变。另外，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以及过度疲劳等，也是淋巴瘤的发病诱因之一。 淋巴瘤是血液系统发病率最高的一种肿瘤，可以发生在身体任何一个部位，早期症状与很多常见感冒等‘小毛病’非常类似，其中一些早期信号特别值得重视，如：经常发热、盗汗、骨痛、体重下降、咳嗽、流鼻血、乏力和颈部、锁骨窝、腋窝、腹股沟淋巴结进行性肿大等。 淋巴瘤是治愈率相对很高的恶性肿瘤，哪怕是最晚的四期治愈率也很高，而且即便是复发了，还是有一定的治愈率。因此淋巴瘤不是不治之症，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 确诊淋巴瘤后需要做哪些检查？ 淋巴细胞、淋巴组织全身分布的特性，决定了淋巴瘤是一类全身性疾病。起病时往往多部位，除了毛发、指甲、角膜外，全身有淋巴组织和淋巴结的部位都有可能受到侵犯，包括血液和骨髓。因此，在淋巴瘤诊断明确后，还应对全身病灶的部位、数量、大小等进行全面评估，目的有两个： 对疾病进行分期：同种类型的淋巴瘤，如果分期不同，治疗原则、疗程和预后往往也有较大差别； 留存起病初期的基础数据，便于对治疗后的疗效进行评估，决定是继续原方案治疗还是调整剂量或更换更有效的方案。 PET/CT作为重要的影像学检查手段可以发现异常的淋巴结病灶，有利于全面评估疾病分期和治疗效果。NCCN建议PET/CT可用于淋巴瘤的初始分期和治疗结束后的残余病灶评价。 PET/CT不仅能够显示肿瘤病灶的大小，还可以显示肿瘤内部的代谢活性，尤其对于淋巴瘤，常规CT及B超有时候难以判断稍大的淋巴结是正常淋巴结、淋巴结增生、还是淋巴瘤侵犯，此时PET/CT就具有较好的判断价值。因此，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建议尽量选择行PET/CT检查。 友情提醒 预防先于治疗！劳逸结合、作息规律、合理膳食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淋巴瘤的预防有着积极作用。每年一次的定期体检则可以帮助上班族及时了解自身健康状况。早期淋巴瘤绝大多数可以通过规范的体检发现，大多数患者的主要临床特征就是身体不同部位的淋巴结肿大，完全可以通过正规的体检和影像学检查发现。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淋巴瘤 18F-FDG PET/CT及PET/MR显像临床应用指南(2021版)[J].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2021,41(3) : 161-169. [2]罗颖婉, 佟红艳. 霍奇金淋巴瘤诊治进展[J].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5, 35(2):89-95. [3]林宁晶, 朱军. 2019年度恶性淋巴瘤主要进展——遵循循证医学证据,持续推进淋巴瘤规范化诊疗[J]. 循证医学 2020,20(2): 65-71. [4]李亚明，赵晋华主编；王全师，吴华副主编. 淋巴瘤PET/CT影像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05.  

每个人体内都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两者平衡则相安无事；任何一方突变导致平衡的丢失，细胞的正常生长和凋亡程序被破坏，癌症就发生了。   一直以来，这个理论被认为是癌症发生的机制。然而最近发表在顶级医学杂志《Science》上的一个研究提出了颠覆性的理论，势必会改进肿瘤治疗现状。 研究者从黑痣与黑色素瘤发现了其中的奥妙，跟随洋葱一起看看，相信定能解开你心中关于癌症的需要疑惑。   半分钟读全文 黑色素细胞有三个发育期：发育早期的神经嵴期，发育中期的成黑色素细胞期，以及发育成熟的黑色素细胞。 BRAF基因突变会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和进展，但是仅限于在发育早中期的神经嵴细胞和成黑色素细胞，而发育成熟的黑色素细胞不会癌变。 基因突变不一定会导致癌症的发生，还与细胞对基因的转录反应有关。 基因转录能力与几种染色质修饰酶有关系，尤其是ATAD2，在黑色素瘤患者中过表达，促进了肿瘤发生，删除后可抑制肿瘤。 黑痣与黑色素瘤 黑痣，又称色素痣，几乎每个人都有，对健康没有影响。 黑色素瘤，是一种恶性肿瘤，处理不当会威胁生命。 有些黑痣长着长着就变成了黑色素瘤，有些黑痣受到激光、紫外线或反复摩擦刺激变成了黑色素瘤，有些黑痣生来就是黑色素瘤…… 无论是黑痣还是黑色素瘤，都与黑色素细胞密切相关。而黑色素细胞在发育过程中存在三个时期，分别是： 发育早期的神经嵴期； 发育中期的成黑色素细胞期； 发育成熟期的黑色素细胞。 初步发现： 基因突变不一定发展为恶性肿瘤 之前的研究已经明确：BRAF基因突变会引起黑色素瘤的发生。研究人员利用斑马鱼（颜色浅，容易发现皮肤改变）中设计了从不同生长时期驱动BRAF基因表达，结果如下图所示: 黑色素细胞的早期和中期（分别是神经嵴细胞和成黑色素细胞）对BRAF基因有强烈的转录反应，发展为恶性肿瘤； 成熟的黑色素细胞对BRAF基因的转录反应很弱，没有肿瘤发生而是形成了黑痣样细胞。 从左至右分别是：发育早期的神经嵴细胞、发育中期的成黑色素细胞、发育成熟期。 以上结果足以说明 基因突变不一定会导致癌症的发生，还要看细胞对基因的转录反应。 小鼠实验得到了相似验证：首先建立人类多能干细胞 (hPSC)靶向引入致癌基因BRAF，并分化为早期的神经嵴细胞、中期的成黑色素细胞和成熟的黑色素细胞。将这些细胞分别注射到小鼠皮下，结果与斑马鱼类似： 发育早中期的神经嵴细胞和成黑色素细胞很容易地发展成肿瘤，而成熟的黑色素细胞则几乎没有形成肿瘤。 那么这种不同分化程度导致的致癌能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关键蛋白： ATAD2赋予黑色素细胞致癌能力 对比了这三种不同发育阶段的细胞，研究人员发现发育早期和中期的细胞中，有几种染色质修饰酶显著上调，包括ATAD2、BPTF、BAZ1A、EZH2 等。 ATAD2促进黑色素瘤形成。进一步的研究和筛选表明，其中的ATAD2通常在黑色素瘤患者中被放大或过度表达，并且与较差的预后相关。 在斑马鱼模型中，携带正常的黑色素细胞没有发生增生和肿瘤；而在这个基础上过表达ATAD2时，10%的斑马鱼发生肿瘤，15%的斑马鱼出现增生性病变。 左边图无ATAD2，右图ATAD2过表达。箭头所指为肿瘤病变部位。 删除ATAD2可阻止肿瘤发生。利用一种电穿孔技术，对转基因的斑马鱼分成两组，第一组是对照组，不删除ATAD2，第二组是实验组，删除ATAD2，培养4周后观察发现： 对照组的斑马鱼身上已经出现了黑色素沉着和肿瘤早期病变； 实验组绝大多数没有形成肿瘤改变。 上图为没有删除ATAD2，下图删除了ATAD2。绿色的标记为肿瘤早期病变。 综合以上结果，肿瘤的发生不仅需要致癌突变，还需要能够转录的修饰酶。   如果把基因突变看做是一颗癌症的种子，把转录需要的蛋白质看做土壤。那么，这颗种子能否发芽，除了种子的活性，还要看土壤能不能提供给它生长的养分。 洋葱总结 曾经总是疑惑：都说吸烟致癌，可为什么有些吸烟者得了肺癌，而有些老烟民则可以幸免，难道只能交给无法控制的“概率学”吗？ 今天的研究或许能为解释这个难题提供思路，是否肺癌的发生除了基因突变，还与某些确定的蛋白质有无有关？就像本次研究的作者所说“基因突变就像火柴，如果火柴的木头是湿的，可能只会一闪而过；如果火柴的木头干燥，便会燃烧成熊熊大火。” 当然，这个研究结果对黑色素瘤的治疗有了更多的启发和切入点，相信这种思路也能沿用于更多的恶性肿瘤。 参考文献 Developmental chromatin programs determine oncogenic competence […]

近年来，我们在媒体上屡屡看到中年人或年轻人患结直肠癌去世的消息。   2020年8月，漫威电影宇宙中，超级英雄黑豹（Black Panther）的扮演者Chadwick Boseman，因患结直肠癌去世，年仅43岁。近日，抗癌博主阿健，在同结直肠癌抗争一年多后，也不幸去世，只有30多岁。   看到这些消息，在哀悼、心痛的同时，也不免疑惑，癌症大多数发生在老年人中，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结直肠癌？年轻人该如何早期发现结直肠癌？又该采取哪些措施预防呢？   图片来源：123RF 结直肠癌似乎有年轻化趋势 2017年，由美国癌症协会（ACS）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研究，曾对1974-2013年间美国结直肠癌发病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早发性结直肠癌（患结直肠癌时年龄＜50岁）的发病率正在上升，而老年人的发病率在下降，结直肠癌似乎有年轻化趋势：    与1950 年左右出生的人相比，1990年左右出生的人，患结肠癌的风险升高了140%，患直肠癌的风险升高了332%。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3年，20-29岁成年人结肠癌发病率每年增加2.4%，30-39岁成年人每年增加1.0%；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3年，40-49岁成年人发病率每年增加1.3%。 直肠癌的发病率上升幅度则更大。从1974-2013年，20-29 岁成年人直肠癌发病率每年增加 3.2%；自1980年以来，30-39岁成年人发病率每年增加 3.2%；而1990 年开始，40-49岁成年人发病率每年增加2.3%。 虽然这项研究的研究对象为美国人群，但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和警示。此外，一项发表于美国癌症协会旗下知名期刊《癌症》（Cancer）的研究，曾对2005-2014年中国结直肠癌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结直肠癌患者确诊时的平均年龄为59.3岁，低于全球68.8岁的平均确诊年龄；45至59岁时确诊的患者比例，从2005年的44.5%上升至2014年的52.8%。 图片来源：123RF 患结直肠癌的年轻人为何越来越多？ 结直肠癌在年轻人中发病率的上升，与多种因素有关。   2020年，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JAMA Network Open的研究认为，饮食不健康，包括蔬菜和水果食用量少，过多食用脂肪和加工肉类；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率增加；以及缺乏运动，是导致早发性结直肠癌发病率增加的潜在风险因素。   由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发表于《肠道》（GUT）的研究则提示，早发性结直肠癌与青春期（13-18岁）和成年期经常饮用含糖饮料有关。在成年期，相比于每周饮用含糖饮料不到1杯（约240ml）的受试者，每天饮用1杯含糖饮料，与早发性结直肠癌风险升高16%相关；每天至少饮用2杯含糖饮料，与早发性结直肠癌风险升高118%相关。而在青春期，每天饮用1杯含糖饮料，则与早发性结直肠癌风险升高32%相关。   年轻成人患结直肠还可能与早发性结直肠癌家族史相关。一项发表于《癌症流行病学》（Cancer Epidemiology）的研究显示，相比于早发性结直肠癌家族史的人群，早发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级亲属（父母、子女以及亲兄弟姐妹），患早发性结直肠癌的风险升高了500%；二级亲属（叔伯、姑、姨、舅、侄子、侄女、孙子、孙女等）风险升高了210%；三级亲属（表兄妹或曾孙等）风险升高了56%。   此外，早发性结直肠癌可能与一些遗传性疾病有关，如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MYH相关息肉病（MAP）、林奇综合征（Lynch syndrome）以及幼年型息肉病综合征（JPS）等。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几乎所有患者将在40多岁时患上结直肠癌；MYH相关息肉病患者在50岁以下就有可能患上结直肠癌；70%-90%的林奇综合征患者会发展成结直肠癌。   图片来源：123RF 如何尽早发现结直肠癌？ 尽早发现结直肠癌，有助于在早期就进行治疗，降低结直肠癌死亡风险。关注身体变化，及时发现结直肠癌早期症状，将有助于尽早发现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早期常见的症状有包括：   排便习惯改变，如原来规律的排便习惯发生了改变，排便次数增多，或者顽固性便秘，大便变细，甚至有时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 出现便血。便血是结直肠癌的明显症状之一，便血量不多，主要呈暗红色。 腹痛。持续的腹部不适，有时可出现餐后腹痛。当结直肠癌并发肠梗阻时，腹痛会加重或出现阵发性绞痛。 直肠及腹部肿块。大多数结直肠癌病人经指检可发现直肠肿块，此时预示着结直肠癌已进入中晚期。 全身症状。可能出现贫血、低热、体重减轻、虚弱或疲劳以及腹腔积液等症状。 需要注意的是，出现上述症状并不意味着一定患了结直肠癌；而是应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检查确认，是否是结直肠癌，找到病因，针对性治疗。   图片来源：123RF   进行结直肠癌筛查，是另一种有望早期发现结直肠癌的有效方法。   根据《中国结直肠肿瘤早诊筛查策略专家共识》建议，推荐40-74岁一般人群接受结直肠癌筛查，尤其是城市人群。 […]

乳腺癌化疗、靶向治疗过程中，为了对抗药物的不良反应，往往需要进行各种辅助治疗。 比如地塞米松常用于防止紫衫类药物的过敏反应，对于较为严重的恶心呕吐也有一定疗效，甚至还被用于改善食欲；辅酶Q10也被经常应用于化疗药的心脏保护、肝脏保护；对于有糖尿病的化疗患者，果糖注射液可作为替代溶媒用于补液或营养支持。 以上这些肿瘤科常见的辅助用药，在临床实践中已经应用了几十年，其自身固有的不良反应，比如潮红、失眠、脂肪肝等，往往在我们适量应用的前提下，显得不那么突出，故而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近1年内，多篇高影响因子的文献证实了以上药物可能促进乳腺癌的侵袭和转移，令人惊叹，并且有可能改变现有的临床实践。 1 地塞米松促进癌细胞转移？ 紫衫类化疗药是乳腺癌化疗的两大基石药物之一。 对于溶剂型紫杉醇和其半合成药物多西他赛，如未经过预先的抗过敏处理，其发生过敏反应的几率在25%-30%，而在应用地塞米松和抗组胺药物的预处理下，其过敏的发生率可以降低至2%-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20多年来的临床实践中，凡是应用多西他赛或紫杉醇化疗的患者，几乎都接受了地塞米松这类长效糖皮质激素的预先治疗。 紫衫类化疗药物过敏常发生于开始输注后的2-3分钟内，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呼吸困难、潮红、低血压、支气管痉挛、荨麻疹和皮疹。由于其发生的急迫性和严重性，地塞米松的推荐用量往往是较大的，比如目前的临床指南推荐在多西他赛前一天开始，地塞米松用量为每天16mg，连续给药3天，而紫杉醇的说明书也规定治疗前12h及6h给予地塞米松20mg口服。 高剂量的地塞米松，除了会带来类固醇激素特有的失眠、肿胀、脂肪堆积、皮疹等不良反应外，还有研究证实其可促进结肠癌的远处转移。那么它是否也能影响乳腺癌的肿瘤安全性？ 2021年7月，《自然（Nature）》旗下的《肿瘤基因（Oncogene）》杂志就在线发表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Yujing Zhang教授团队的相关研究，文章题为“地塞米松通过PI3K-SGK1-CTGF通路增强乳腺癌的肺转移”，探讨了地塞米松对小鼠乳腺癌转移模型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 该研究通过三阴性乳腺癌细胞系建立了4个小鼠的乳腺癌转移模型，通过Transwell、Western Blot、RNA interference等分子生物学技术，证实了地塞米松不论在细胞层面还是动物体内，均能够促进乳腺癌的转移。 研究还证实，地塞米松的这种促转移作用是由肿瘤细胞中GR-PI3K-SGK1-CTGF通路介导的。 具体来说，首先由地塞米松和糖皮质激素受体（GR）在肿瘤细胞上的连接激活PI3K信号通路，继而上调了血清糖皮质激素诱导激酶1（SGK1）的表达，最后通过酶-转录因子Nedd4l-Smad2增加了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的表达，以上一系列复杂的反应介导了乳腺癌的转移。 此外，研究还对实验动物应用了紫杉醇和地塞米松的模拟治疗，发现地塞米松联合紫杉醇组的肺转移发生率是最高的，是使用标准方案后肺转移的主要因素。相反的，使用以上通路的抑制剂GSK650394靶向SGK1显著减少了该方案的肺转移，正反验证了地塞米松的促肺转移作用。虽然这只是一项临床前研究，但仍然能够提示出目前标准治疗的潜在风险，未来还需要临床研究来证实。 临床中也意识到化疗过程应用地塞米松所涉及的类固醇相关不良反应不容忽视，所以目前可以检索到一部分药物量效关系的研究，以期能够减少地塞米松的用量。 2021年8月《临床肿瘤学杂志（JCO）》在线发表了最新的相关研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Lansinger OM教授团队回顾分析了该中心10年间应用紫衫类化疗的3181例患者，分析地塞米松的用法用量、紫衫类药物的剂量和类型、瘤种和性别对过敏反应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的影响，结果认为相较于说明书推荐的剂量，降低地米的用量是安全的（如紫杉醇前单次应用10mg），而不论是静脉还是口服给药，过敏反应的发生率也是相似的。 而一些新的药物剂型的研制和上市，比如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甚至可以在治疗前不需要地塞米松的预处理，可能也是解决这个问题更好的办法。 2 辅酶Q10增加三阴性乳腺癌复发风险！ 乳腺癌治疗过程中，蒽环类化疗药物、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都是极其重要的治疗药物。 蒽环类药物可能引起心肌坏死、凋亡，进而出现心律失常、充血性心衰或心肌炎等，这种心脏毒性呈蓄积性，而曲妥珠单抗等抗HER-2靶向药物，由于对HER-2信号传导通路的抑制，会引发心脏毒性。 辅酶Q10是线粒体呼吸链的主要成分，具有稳定细胞膜、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因此被认为具有心肌保护的作用。 有研究显示，辅酶Q10可以改善心肌线粒体能量代谢，对阿霉素心肌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辅酶Q10也被用于乳腺癌患者的心脏保护，并通常被认为是有益无害的辅助用药。 但是，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辅酶Q10对乳腺癌的影响，绝对是弊大于利！ 2019年《JCO》杂志发表的SWOG S0221研究相关数据就提示到，有辅酶Q10应用经历的乳腺癌患者，不论是复发转移风险，还是死亡风险都显著提高。 不久前，8月18日，美国《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杂志在线发表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江一舟教授等的研究，揭示了辅酶Q10促进三阴性乳腺癌转移的可能机制。 该研究利用中心数据库，筛选确定出三阴性乳腺癌转移的关键编码基因之一PDSS1。本研究证实，PDSS1促进三阴性乳腺癌转移是通过PDSS1→辅酶110→CAMK2A→STAT3致癌信号传导轴，其中第一步，就是需要提高细胞内的辅酶Q10水平触发反应开关。 所以，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辅酶Q10的应用还是应该谨慎，尤其是其心脏保护作用本身也不十分确切的前提下，可用的替代治疗还是比较多的。 3 果糖做溶媒也有风险！ 果糖是一种甜度高、口感好的天然糖分，广泛存在于水果、蜂蜜当中，由于水果、蜂蜜等本身具有较好的营养价值而被广泛推崇，果糖往往也被常识性认为是绝对安全的。 然而，2020年10月《自然（Nature）》旗下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在线发表了韩国首尔大学Jiyoung Kim教授团队的研究，认为果糖还可以促进乳腺癌的转移。 文章题为“酮己激酶-A作为核蛋白激酶，介导果糖诱导的乳腺癌转移”，探讨了果糖对小鼠乳腺癌转移模型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 文章指出癌细胞的代谢被重新编程以消耗大量的葡萄糖，导致肿瘤微环境中的葡萄糖耗竭。为了弥补葡萄糖不足，癌细胞使用果糖作为替代能源。例如，胰腺癌细胞中果糖流通量增加，通过非氧化戊糖磷酸途径加速核酸合成，促进胰腺癌细胞的增殖。除了促进细胞增殖，果糖还与肿瘤转移有关。果糖通过酮己激酶-醛糖酶B途径促进结肠癌向肝脏转移。 该研究表明，对乳腺癌来说，果糖主要通过酮己糖激酶（KHC-A/KHC-C）信号传导通路触发转移。研究者将乳腺癌小鼠分组进行喂养，结果发现，相较于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溶液，果糖溶液喂养的小鼠肿瘤生长显著较快。尤其是KHC-A高表达组，通过果糖喂养后肿瘤生长最快。 文章也对果糖促进肿瘤生长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和验证，总结为以下模式图，简单来看，右图的细胞有了果糖（Fructose，F）摄入后，细胞内的KHK-A与之结合并被转运至细胞核，介导了乳腺癌细胞的转移。所以，文章认为对于癌症患者，应该限制果糖的摄入，以减少转移的风险。 以上研究均是在最近1年内发表的临床前基础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乳腺癌相关辅助用药的肿瘤安全性风险。 当然，所有科学的、确定的观点，还是需要临床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来盖棺定论，所有的药物，也会根据用量的不同，在有益和有害之间微妙地转换。所以本文，也仅给感兴趣的同行或患者作为参考，有关的研究可能还会继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1]Zhang Yujing, Shi Gang, Zhang Hantao, […]

李大爷今年年初因为咳痰带血住进了医院，经检查后确诊了肺癌。医生建议他尽快手术，并做基因检测，便于确定后续的治疗方案。但李大爷并不认同，他认为战友也是得了肺癌，人家做了个手术就回家了，没有做基因检测，也没有再留院治疗，他认为医生是想“骗他多花钱”。 事实并非如此！肺癌在确诊时分型、分期不同，会导致治疗方案有所差异，这是情理之中的。 李大爷只知道跟老友得的都是肺癌，但却不知道他们的病情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建议在确诊肺癌后，必须了解以下6个问题，以便让肺癌治疗少走弯路！ 是哪种类型的肺癌？ 肺癌主要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根据病理分型主要包括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 非小细胞肺癌占所有肺癌类型的 80%~85%[1]，如在早期发现，经过治疗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但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因而需要采取综合方案进行治疗。 小细胞肺癌占肺癌类型的15%-20%，是起源于神经内分泌细胞的低分化肿瘤，其恶性程度高，相较于非小细胞肺癌，生存率更低。 肿瘤分期如何？是否有转移？ 肺癌确诊时的分期是决定预后好坏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是因为肿瘤的分期是根据肿瘤的大小、对周围组织器官的影响、淋巴结转移情况、远处器官转移情况等，将肿瘤分为I-IV期。 I 期为早期肿瘤，早期手术可将肿瘤组织全部切除，预后效果较好； II 期肿瘤，手术可以较大幅度地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III 期往往需要一些新辅助治疗，手术效果欠佳； IV期表示肿瘤已经发生了远处转移，不主张再进行手术治疗，预后也是最差的。 如何治疗？ 手术、放化疗是比较传统的治疗肺癌的方法，除此之外，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抗血管生成治疗等多种治疗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肺癌的治疗中。 临床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同样是肺癌，有的患者只需要做个手术就可以了，有的患者需要手术+辅助治疗，有的患者错过了手术时期就只能接受化疗。 那是因为，肺癌的治疗方案通常是综合患者的个人情况来制定的，在治疗开始之前，医生会跟患者或者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必要时候需要患者本人做出治疗决定。 5年生存率是多少？ 肿瘤分期与生存期的长短存在一定关联，早期患者5年生存率比晚期要好。美国统计报告显示[2] ：I期肺癌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为57%，IV期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为4%。 了解到自己的5年生存率之后，患者及家属可以对后续的经济状况、工作、生活等做出相应的安排。 治疗过程中会有什么副作用？ 患者除了要了解治疗的效果之外，还需要提前知道每种治疗方法所导致的不良反应。患者的耐受力不同，不良反应程度也不同。 如化疗可能导致恶心呕吐、脱发、腹泻、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手术可能导致身体某些机能受到不可逆的损伤；放疗则可能导致皮疹、身体虚弱无力等问题。那些治疗后仍要回到工作、学习或其他社会活动中的患者，需提前了解这些治疗的不良反应，提前做好安排并做好应对这些不良反应的心理准备。 是否有合适的临床试验可以参加？ 临床试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找到更多更好可以治疗患者疾病的手段和新药，以便帮助这类疾病人群接受更好的治疗，达到治疗疾病或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目前，临床试验项目成百上千，但入组条件各有差别，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患者在出现耐药后，可以先咨询一下主治医生是否有与自己匹配的临床试验，如果入组成功，很可能会为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周环,满凤媛,张卫红，等. 多层螺旋 CT 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J].癌症进展,2019,17(18):2131-2133. 2、Cancer treatment and survivorship statistics, 2019[J].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019, 69(5).